1.
从十年前开始，我就像一个收藏家一样搜集各种各样的万花筒，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拥有了一百多只万花筒。这些万花筒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最远的来自欧洲腹地比利时，最近的来自我老家门口的小摊儿。自从我江南古镇的家乡成为旅游区以后，住在小街边的人家都破墙开店了。我所有的老邻居都成了卖小玩意儿的摊贩，竹制工艺品店的老板阿调送给我一只万花筒，它是用竹筒做的，我叫它“笛子”，我没有花一分钱就让“笛子”来到了我家。
最远的那只巧克力底色撒着很多东倒西歪的木偶的万花筒，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小店买的，我叫它“布鲁塞尔小子”。我还记得，那只万花筒的价格是9.9欧元。我没有花方舰的钱，我自己掏钱买下了“布鲁塞尔小子”。
那是一个夏天，八月的欧洲正遭遇上世纪以来百年不遇的热浪袭击，布鲁塞尔当然无以躲避。我和方舰，我们在如同江南古镇弄堂般的欧洲中心无聊地穿梭。阳光迂回穿越众多巴洛克风格的老建筑，照射到鹅卵石或者砖块排布着的街面。游人们穿着短裤背心，以袒胸露肩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炎热天气的反应。广场上的露天酒吧生意兴隆，肤色各异的客人坐得熙熙攘攘，音乐连续不断地飘逸而出。四人小乐队穿着蒙住全身的黑色长袍，在太阳热烈的照射下，他们把优雅的巴赫《G大调小步舞曲》演奏得激情腾跃。
方舰拉着我拐进一条小巷，一个衣衫破旧的流浪汉抱着一架手风琴跟在我们身后，他一边走路，一边意兴阑珊地拉着琴。风箱在他有气无力的拉动下像折扇一样缓慢地打开，又缓慢地合拢，一开一合之间，《土耳其进行曲》象残兵败将一样溃然流泻。方舰指着流浪汉和他的手风琴问我：苏，你的手风琴呢？我已经十年没听你拉手风琴啦。
我笑了笑：一百二十八个贝司键钮，坏了九十多个，五年前就送到店里去修了。
修好了吗？方舰问我。
我说：娜塔莎等不到瓦西里回来，她妈妈把她嫁给了伐木工人伊凡诺维奇。
方舰歪着脑袋看我，然后咧嘴一笑：怎么不告诉我？我可以为你买新手风琴。
我看了他一眼：没有必要了。
那架手风琴被送回专卖店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把它取回来。如果方舰不提，也许我不会想起来，我还拥有过一架天津产的一百二十八贝司的百乐牌手风琴。在我十六岁的时候，那架手风琴从上海金陵路上一家著名的乐器店移居到了我家里。手风琴让我成为当时学校里最著名的女生，我因此而赢得了方舰、阿调等等男生们的注视。方舰出国那一年，阿调能赚钱养活自己了，他在古镇上开出了属于他的竹制工艺品店。
后来，手风琴终于坏了。它不是发不出声音，它能发声，并且依然很响，只不过，它发出的是噪音。当一只乐器不能奏出音乐，而只能发出噪音时，这只乐器就不能叫乐器了。
乐器专卖店像一口擅于生产的母猫的子宫，它养育出各种各样的乐器，然后就把它们送到四面八方的陌生家庭中去了。当乐器们垂垂老矣的时候，它又变成了一所养老院。它收容了它们，它让它们在店后仓库里一个巨大的木架子上休憩，并且在它们身上挂一张写着姓名地址的标签，以表示它们的来源。它们中的很多乐器，从送进去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将在木架子上寂寞地安度晚年。我的手风琴，也是如此命运，现在，它正在属于它的养老院里缓慢而安静地度过它善始善终的一生。它的主人，我，却差一点忘了，在我与方舰的关系中，它曾经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当然，还有摊贩阿调。
《土耳其进行曲》继续疲软无力地跟踪着我们，我们已经走进了布鲁塞尔纵横阡陌的小巷，狭窄的街道像蜘蛛网一样连接着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两边的小店铺飘出一阵阵巧克力香味或者奶酪的膻味。方舰对沿街众多的巧克力商店充满了兴趣，走在街上，可以看见玻璃橱窗里的商品陈列，以及站在柜台后面的营业员女孩。每经过一家巧克力店，方舰就拉着我进去。小店里全都打着充足的冷气，我想，这是因为巧克力需要足够低的温度来维持它们固体的形状。
进入小店，方舰就会伸出他细长的手指，从营业员递过来的小托盘里，捏出一粒不规则的巧克力碎块，然后优雅地笑笑，道一声“谢谢”。接下来，巧克力就进入了他宽阔的嘴巴，再然后，他会无一例外地扭过头来对我说话：你尝尝？味道不错，去年我回上海时，在第一食品商店专卖柜买过一种巧克力，味道和这个差不多，就是淮海路上的那一家。
方舰没有要买巧克力的意思，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我表达，虽然他这个人一直在德国，但他的心脏里还流着中国人的血，他关心中国，他对中国依然相当的了解。或者，他只是在和我套近乎。
方舰冲我说完那些话，就把他戴着网球帽的脑袋转回营业员，再次向她们表示了感谢。然后，他伸出他猿猴一样的长胳膊，一把搂住我的肩膀，转身，推开玻璃门，然后，我们就从冷气充足的店里扑到了热浪翻腾的小街上。
欧洲八月的阳光以绅士般明朗无邪的方式逼迫着路人的体力，我的嘴巴里还留有巧克力的余香，方舰的长胳膊已经离开了我的肩膀。他走在前面，他的背影一如十年前那样修长而健硕，宽阔的肩膀上还保存着两隆肱二头肌的轮廓。他站在巴洛克式圆形门洞和廊柱投下的阴影里，像所有欧洲青年一样，他站在街头点燃了一根烟。当我走到他身边时，阳光把烟雾分解成细微的尘埃，烟草气息的尘埃落到我的额头上、鼻尖上、嘴唇上，与此同时，我嘴里最后一丝巧克力的余味终于消失殆尽。于是，我抬起头看着方舰，我说：吻我！
方舰的嘴里正吐出一大团烟雾，我想我的脸庞一定淹没在白棉花般的烟雾中了，我看到他眯缝起眼睛看我，好像看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又好像在射击时瞄准远处的靶心。他看着我，然后，他偏了偏脑袋，躲过那团正袅袅上升的烟雾。再然后，他那两片像失水的树叶一样干涩的嘴唇，就堵在了我的嘴巴上。
布鲁塞尔街巷里的阳光充足得四溢横流，我们在泛滥的阳光中接吻。游人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他们大多对我们熟视无睹，只有一个背着巨大的双肩包的大胡子白人走过时，用赞赏的眼光看着我们，并且朝我们拍了好几下他多肉的巴掌。方舰的棒球帽帽檐卡在我的额头边，这使我们的接吻受到了一定的干扰。方舰使劲抓着我的双肩，像一个正在努力工作的苦力一样埋头亲吻着我。他低垂着的脑袋稍稍歪斜，这使我的视线并未被他阻挡。我睁大眼睛看着从方舰背后走过的大胡子白人，我看到他鼓掌的双手背部长着浓密的黑色毛发。他对着我的眼睛笑，我慌忙躲掉他的目光，我的视线移到了他的身后，我看到了市政大厅的哥特式屋顶正遥远而尖锐地矗立着。
这个城市最高的建筑物正俯瞰着我们，它不需偷偷摸摸，就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对中国男女旁若无人却又三心二意的接吻。那时刻，我发现，我的嘴巴里充满了某种烟味、焦味、香味和酸味交相混合的气味。我不知道这是巧克力的原因，还是烟的问题，或者，是方舰的吻已经变质。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在继续着这个突如其来并且颇有戏剧性的回光返照般的接吻。
我们就这样站在布鲁塞尔游客众多的街上，肤色各异的人们方向却一致，这条巷子的深处，是布鲁塞尔最著名的景点——布鲁塞尔小子——撒尿小孩于连。我的目光越过方舰的肩头，看着人们正接踵而去的方向。就在那时，我发现了一只万花筒。巷子拐角口一家很小的礼品店，它竖立在柜台的一个角落里，它以假乱真地躲在众多巧克力中，正黯然神伤地表现出它与众不同的美艳姿态。
我让我的嘴唇迅速脱离方舰的嘴唇，我拔腿奔向那家礼品店。然后，我就在一堆像巧克力一样的小玩意儿中挑出了它。肥胖的当地女营业员用带着法语腔的英文告诉我，它的价格是9.9欧元。
我双手交错握着万花筒，我把它凑到我的鼻子底下闻了闻，我可以清晰地闻到它身上浓重的奶油和巧克力香味，相比“笛子”，它是一只条件优越而自我感觉良好的万花筒。我拿出一张十欧元的纸币交给胖女人，然后，我把胖女人找给我的一毛硬币塞进钱包的夹层，那里还孤零零地躺着一枚马克时代的5芬尼硬币，现在它们可以作伴了。
接下来，我就抱着万花筒走出了礼品店。我站在台阶边向方舰挥了挥手中巧克力色的圆柱体，我说：你知道的，我喜欢万花筒。
它是我所有万花筒中的第一百零九只，在八月酷暑的布鲁塞尔，我买下了它。
2.
从欧洲回来后，我就去金陵路上的乐器专卖店把我的手风琴取了回来。我把它的背带绑在肩膀上，它依然沉重，但不是壮实的沉重，而是，一种因衰老而不再灵活的死死的沉重。我用中指按下左手边的贝司键钮，并且拉动风箱，“嘎——”的一声，它发出一个C大调长音，粗哑但准确。它很老了，但它依然音准良好。128个贝司键钮已经恢复正常，不再是按一个倒下整排。但是它明显老态龙钟，最显著的就是右手键盘中的白键部分，如同使用了一辈子的老牙齿，发黄并且釉质脱落，和布满刮痕的黑色键交错排列在一起，整个键盘如果用一个圆形套子框住，就像老年人残缺不全的口腔。
我想试试左右手的配合，方舰说，他已经十年没有听我拉过手风琴。事实上，这架手风琴在被我送去修理之前，我曾经用它在那一年的元旦联欢会上表演过，我没有预感到它会让我出洋相。那天，我穿着宝蓝色天鹅绒拽地长裙，我还化了淡妆，我背着它走上舞台，就像背着一份沉甸甸的荣耀。然后，我在一张罩着紫红丝绒套子的靠背椅上坐了下来。我的双肩、双手，以及十根手指相互配合，手风琴启动了，转动的风车般的乐曲“吱吱嘎嘎”地流泻而出。那是一首薛范改编的俄罗斯乐曲，不，我记得，是组曲。
我看到俄罗斯郊外的晚上，姑娘羞答答即将向她中意的小伙子表白；我看到白桦树睁着满身眼睛似的结疤，目送黄头发青年去了积雪皑皑的战场；我看到枯叶飘零的季节里，那个叫娜塔莎的姑娘嫁给了伐木工人伊凡诺维奇；我看到在喀秋莎炮火的隆隆声中，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我看到沼泽地里的黎明静悄悄，有线广播告诉村民们前方无战事；我看到姑娘变成了肥胖的俄罗斯大婶，瓦西里身负重伤残疾归来，他黄色的眼珠里落下了清澈透明的泪珠……白帆布风箱完全拉开的那个瞬间，音乐戛然而止，转动的风车戛然而止，爱情戛然而止。手风琴的键钮坏了，音乐变成了噪声。
那天傍晚，我收到了方舰从欧洲发来的邮件，他说，要在洪堡大学毕业，太难了，太难了，马克和欧元正在交替中。苏，放我一马。
他在德国坚持了五年，他坚持不下去了。冬季的黑夜在高纬度的德国北方占据着三分之二的时日，有人躺在被窝里度过整个冬季，有人正逃离柏林菩提树大街上的阴冷和潮湿。
我放行，打下这三个字的时候，正是欧洲冬季的早晨，天空也许正发出黯淡的灰白光芒。从那以后，我在我书房靠墙的整排书橱中开辟了一个专柜，我把我从天涯海角觅来的各种各样的万花筒陈列在里面。时至如今，又是五年过去了，现在，专柜已经是第一百零九号“布鲁塞尔小子”的天下，他以巧克力色的身躯以及木偶图案的包装，在众多的万花筒中昭显着它颇为洋气的身份。目前，他是我宠幸最多的一只万花筒。
几乎每天，我都会像一只懒散的家狗一样躺在皮质靠椅中，我让我的腿架住书桌抽屉，让脑袋搁在皮椅靠背上，我闭着一只眼睛，万花筒扣在另一只没有关闭的眼睛上。然后，我就开始欣赏那个五彩缤纷的魔幻世界，那个随时发生着莫测变幻的世界。
很多飘零的雪花，红雪花、蓝雪花、金雪花…它们以六角的形状在我的一只眼睛里舞蹈，然后，万花筒转动着，雪花开始发生千奇百怪的变化。它们变成眼珠，眼珠变成宝石，宝石变成落叶，落叶变成花朵，花朵变成糖果，糖果变成臭狗屎……蝴蝶的翅膀在我一只单独的眼睛里翻飞，它们翻飞着粉碎，粉碎了凝固，凝固了又分裂，分裂了接着重合……在那里，打碎的鸡蛋可以生出小鸡，摔破的镜子可以变成水晶珠子，在那个世界里，永远不会有不能重生的破碎，任何破碎，都可以幻变成另一种新的完整。
也许，这就是我几乎变态一般喜欢万花筒的原因。
欣赏完“布鲁塞尔小子”的表演，然后，我就把他放回原处。它的左邻，是一只叫“平遥妞”的万花筒，穿蓝布碎花棉袄，粗糙的外衣糊在她纤瘦的身上。她显得营养不良，但她很漂亮，秀气、质朴，土生土长的美妞。我只花费了五元人民币，就把她从古城墙下的老城带到了我的书橱里。她和布鲁塞尔小子站在一起，这让我觉得他们就像我和方舰站在一起。修长而结实，手感沉甸甸的“布鲁塞尔小子”如果可以生出四肢，那么他一定会像方舰一样拥有一对长手臂，它们一旦展开，就可以把我整个地环绕住。说实话，我挺迷恋那种被环绕的感觉，虽然我每次都在方舰用他的长手臂环绕住我的时候不遗余力地挣脱。或者说，我迷恋的，只是努力挣脱的感觉。这让我相信，我还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让我长久保持着自由而不至于沦落。
我把平遥妞托在手里反复掂量，她的份量很轻，显然，她是用最劣质的纸张和玻璃片组成。我就笑着告诉她：你可真是廉价！
难道不是吗？如果把9.9欧元折合成人民币，那就是99元，平遥妞才5元。就像我母亲骂我的话：你就这么贱？我敢保证他会把你甩了，要不是这样，我倒过来叫你妈。
我说：妈，不要那么不相信人。
我母亲比我还要伤心，好像即将被甩掉的人不是我，而是她，她痛心疾首而泪流满面，她哭着告诉我：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要长，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
我母亲不会说出“我不认你这个女儿”那样的话，她只是恐吓我，她用颠倒母女身份这种荒诞的假设来强调她的经验的准确性。她总是认为她以经验作出的判断，无疑将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
我只是甩了甩满头的清汤挂面对她报以一笑，那时候，我还留着清汤挂面的学生头。后来，留学生头的女学生穿着天鹅绒拽地长裙，化着淡妆，在舞台上表演手风琴独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少女欲言又止，淡黄色头发的青年从战场上回来，娜塔莎已经嫁给了留络腮胡子的伐木工人伊凡诺维奇。音乐停顿在白帆布风箱完全拉开的那个瞬间，台下传来一片喧嚣。我抱着手风琴奔向侧幕，宝蓝色天鹅绒拽地长裙拌住了我下台的脚步，在逃入侧幕的那一时刻，我和手风琴一起纵身扑倒在地，我听到台下的喧嚣变成了一片哗然的笑声。
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幸好！幸好方舰不在台下。
方舰有那么重要吗？真的很重要吗？如果没有那么重要，我又如何这么容易就打下“我放行”三个字？因为重要，所以放弃。
事实印证了我母亲的经验，她没有倒过来叫我妈，她再也没有提过此事。这个明智的女人，她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手风琴被送去了专卖店，那个对百样乐器都略知一二的男店员帮我拆开黑色的塑胶外壳，他用一把螺丝刀把手风琴大卸八块，他给它作了一次彻底的体检，然后对我说：坏得很厉害，一个月以后来拿。
一个月以后，欧元成为欧洲统一货币，马克被取代。
我找出那枚5芬尼的硬币，黄铜色，面值很小的货币。方舰送给我的时候，用两根手指捏着它。他说：我没钱买礼物送给你，就把这个给你留作纪念吧。
我摊开手掌接住它，它一躺进了我的掌心，就变成了一枚光芒四射的戒指。没有人会送给我这么特殊的定情物，方舰很特殊，5芬尼也很特殊。
然后，他就回柏林了。2002年以后的5芬尼不再是流通的货币，它变成了一枚纪念币。这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货币本就表示一种价值，可是价值竟也会失去价值。不是仅仅变得低廉，而是失去，完全失去。
我随手拿起一只叫“蓝天白云”的万花筒，我透过它来观察5芬尼。我看不到硬币上的图案，只能看见一轮黑色的圆形阴影，阴影被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覆盖得严严实实。它们旋转着，转出一个又一个漩涡，漩涡深处的隧洞里不断探出新鲜的枝桠，它们迅疾而快速地长高、长大，它们以基因裂变的速度成长，因为快，所以，它们总是长得畸形，最后，畸形的枝叶里绽放出畸形的几何花，灿烂而癫狂。
这只“蓝天白云”，是几年前方舰回来度假时，我和他一起在城隍庙的地摊上买的。蓝天白云的价格更便宜，它以批发价4元的身价跻身我的专柜，它的外貌颇似照相馆里的布景：瓦蓝瓦蓝的天，雪白雪白的云，海鸥在天上飞，风帆张得很大，小船在大海里航行……仿佛哥伦布航行在圆形的地球上，从这一头去往那一头，南辕北辙的路途，却终有到达或者相遇的时刻。布景而已，不是真的。
为什么？我好像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仿佛早就知道，不管什么样的理由，结局都是一样的。如同娜塔莎总是不相信，瓦西里会活着从战场上回来，所以，从送走他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绝望。
3.
布鲁塞尔的旅店很贵，方舰说：其实我们可以回柏林，夜里可以睡在火车上，或者，到了柏林，我还能找到廉价的出租房。
我拿出钱包，从夹层里掏出那枚5芬尼，我把硬币递给方舰，我说：我有钱。
方舰大笑起来：苏，傻瓜！
他是用英文说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脱口而出的话语，已经不再是汉语。他大概早就忘了他的母语，一如他早就忘了，这5芬尼是他送给我的。他接过硬币仔细端详了一番，瘦脸上露出了惊喜：这是1972年东德版的，值钱。
值多少钱？我问。
他打开电脑，接上旅店的网络线，然后开始查询。五分钟后，他脸上的惊喜变成了沮丧：才值三十元。
我问：是欧元吗？
不，人民币。
那么也就是说，5芬尼的硬币，现在变成了3欧元？
是，差不多。
我就不可抑制地笑出声音来。事情就是这么越来越神奇，失去了价值的货币，因为本身的价值而又有了价值。好比把民国末期的一百万纸币捆扎起来，送去当废纸卖掉，一百万纸币，用称斤量的计价方式重拾它的价值。
我想起那位引领国际时尚的法国女人夏奈尔，她脖子里挂着初恋情人送的戒指，却向世人宣告她这一辈子真正所爱的男人不是那位初恋情人，而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戒指是她的爱情信物，而她的爱情，却与信物无关。
我从方舰手里抢回那枚5芬尼硬币，我把它重新塞进我的钱包，然后我说：做爱吧。
窗帘遮挡着半壁江山，哥特式尖顶在雕花窗框围起来的画幅中遥远而朦胧。楼下就是布鲁塞尔的某一条著名的鹅卵石铺就的小巷，游客嘈杂的喧嚷声让我产生某种错觉，欧洲小城像古老东方的江南小镇一样热闹，阿调用嘹亮的嗓音高声呼喊，吴侬软语的叫卖声听起来就像歌唱：竹拖鞋，竹凉席，竹篮竹碗竹筷子，中国竹制工艺品……气压很低，空气中晕染着水份，傍晚的阳光落在白纱窗帘上，规则的几何花纹在夕阳下散发出炫白的光泽，窗前的地面留下它们水一般幻觉的波纹，温暖而湿润。江南古镇的少男和少女习惯于躲在喧嚣市声的背后进行他们青涩的恋爱，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狭小的、温暖的、激荡的、漂浮的、怀旧的……乌篷船。
我们并排躺在一条乌篷船上，我们仰望着灰蒙蒙的天，雨云正疾速聚集起来。乌篷船摇晃着，狂风袭击而来，激起一波又一波浪潮。巨大的波浪翻卷涌动，小船几欲倾覆，而我们却躺在船舱里忘乎所以，我们对危机的降临熟视无睹，当然，我们总是能够做到安然无恙。小船摇晃得愈发激烈了，可它却依然浮在水面上。那是因为出生于水乡的我们在水的面前总能自由自在、游刃有余。我们临危不惧，我们身手不凡，我们还不忘为自己喝彩。我说：方舰你真棒！
方舰说：苏，你也很棒！
我说：我们都很棒，是不是？
方舰说：是！
我们一问一答，如同配合默契的话剧演员，我们的舞台狭小而广阔无边，我们的台词简短而无穷无尽。小船继续激烈摇晃，乌云越积越厚，滚雷从远处阵阵轰响着席卷而来。然后，我听见方舰说：给我翅膀，苏！
我说：好的方舰，起飞吧！
暴雨滂沱而下，天光骤明。雨如此密集，水面却已风平浪静。此刻我才发现，我们简单而激情的对话，用的还是英文。
除了方舰，没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可我依然怕被谁听见。我想，也许我是怕我的母亲。她像乌篷船上的主妇，随时擦拭着船舱的地板，她不容任何人弄脏她的船，方寸之地，她要让它洁净而一尘不染。我怕被我母亲听见，所以我用英文。我知道，这样即便她听见了，也不懂我在说什么。这样，她就不会骂我“你可真贱！”了。
方舰说：奇怪，布鲁塞尔很少下这样的暴雨。
这句话，他用的是汉语，说完，他就睡着了。他赤身裸体俯卧在柔软的白色棉被上的样子，像某一副油画中并不标准但被无数世人赞誉过的人体。那具纵欲之后的身体流露出不经意的松懈，腰部肌肉略微累赘，双腿依然欣长而健硕。颜料堆积出来的厚重躯体把床铺压出深深的凹陷，看不见他的脸，性感偃旗息鼓，变成了无以阻挡的慵懒。
天色暗下去了，雨渐渐停歇下来。刚成为我的“布鲁塞尔小子”的万花筒竖立在床头柜上，巧克力底色中横七竖八的木偶在夜色中几乎完全隐匿。我伸手一把抓住它，然后，我在黑暗中起了床，我让自己坐进床前的沙发椅中，我架起腿，闭上一只眼睛，然后，我对着床上的梦中人，举起布鲁塞尔小子，扣在我另一只没有关闭的眼睛上。
黑夜让万花筒里的世界黯然失色，方舰隐没其中，无以辨认。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向外探看。我用我自己的眼睛看着窗外的景色，小巷子里已经人头寥落，楼下有一家酒吧，门廊上的霓虹灯自娱自乐地闪烁着，偶尔，有人推开狭窄的玻璃门，摇滚乐奔涌而出。人进去了，门就自动关闭，音乐被堵在里面，没有一条缝隙可以让它们流泻出来。
寂静的巷尾走出一个人，像一个大肚子木偶一样一步步走来。走近了，我认出他来，流浪汉的怀里还抱着那只手风琴，他像一个悠闲的旅人一样徜徉而来，走过酒吧时，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放下胸前的手风琴，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他不知从哪里摸出一瓶啤酒，他开始喝酒，我趴在旅店窗口看着他，我的视线就在他的头顶上，我听到啤酒通过咽喉下降到胃里的声音，如同下水道无比通畅的回声，清晰而响亮。
夜晚的布鲁塞尔街头，没有《土耳其进行曲》的乐声。
我对着流浪汉举起布鲁塞尔小子，我看到红色和绿色光影下，炫彩的六角形雪花开始起舞，它们以无穷的变幻昭示着它们不可捉摸的本性，那个世界里的一切，随时都在瞬息万变。在万花筒唯一的目光中，世界从完整到破碎，又从破碎到完整。它总不能让那个五彩的世界定格下来，它又总是把世界拆解成辨别不出各自作用的零部件，它们像一些细胞，一些分子一样分裂或解构，他们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单位个体，他们不分彼此，笛子、平遥妞、蓝天白云，布鲁塞尔小子，任何一个万花筒里的世界，都一样。
第二天，方舰回德国了，他回到了柏林的菩提树大街。他的德国老婆不怎么会做饭，但她在五年里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他们正在酝酿生第三个孩子，方舰希望，他的第三个孩子是个女孩。
我回到了我的江南小镇，我把那枚5芬尼的硬币送到铁匠铺里，让铁匠师傅在上面打了一个洞。我在硬币上穿了一根黑色的细绳，我把它挂在我的脖子里。现在，5芬尼挂坠每时每刻都垂在我的胸口，它是我的爱情信物。当然，我的爱情与它无关。
周末的时候，乌篷船总是把我家门外的那条河道挤得满满的，游客们在阿调的吆喝下驻足停留。客人在和阿调讨价还价，阿调的声音充满自信：竹凉席三十块，竹拖鞋二十块，竹篮十块，这是我手工做出来的，不能便宜了，我老婆定的价，最公平的……
我就坐在我的书房里，听着阿调满足而幸福的声音，一边打字，或者读书。眼睛疲劳的时候，我就会从书橱里拿出一只万花筒，我把腿架住书桌抽屉，把脑袋搁在椅子靠背上，然后，我闭上一只眼睛，把万花筒扣在另一只没有关闭的眼睛上。
那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演出再一次开始。
薛舒
2010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