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中的拾荒人
发表于2007年第三期《南方文学》
第一次看见那个拣垃圾的老太是在一个傍晚，那天我把一兜做晚饭时丢在塑料袋里的菜皮鱼鳞和剩饭菜拎到楼下，这种很肮脏的垃圾我是不愿意让它在家里过夜的，因此我在渐渐灰暗的天色里提着塑料袋下到大楼门口。空气很好，暮春季节里，月季花正开得如火如荼，灰暗的夜色中，只看见影影绰绰的粉色花朵散落在绿化带里，我站在楼道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鼻腔里一股清新的花香悠然钻入，沁透心脾的舒爽。
我刚搬来这个小区不久，本就是看中了这里优美的环境和良好的物业管理，于是在这里购置了属于自己的小巢。这真是一个漂亮的小区，红一幢幢红色的大楼，楼前楼后种满了香樟树和桂花树，还有就是月季花，草坪是终年翠绿，即便是垃圾桶，也是那种干干净净的橘红色方型容器，有半人多高，不算大，每半天就有保洁工来清扫。住在以前的小区时，我倒垃圾总是把一整袋垃圾向着那只庞大的散发出恶臭并且整天滴答着黑水的灰色水泥垃圾箱远远地扔过去，多半那袋垃圾重重地摔在垃圾箱里的时候，已经破碎了，或者干脆手里没有准头，垃圾被扔在了垃圾箱外边。我想很多人是和我一样怕走近那只肮脏的垃圾箱，所以那周围的水泥地上，总是有很多散落的垃圾，心里觉得有些内疚，但还是依然如故。搬到新的小区之后，看到如此整洁漂亮的环境，我也自然不愿意去破坏那份美好，很自觉地把垃圾规规矩矩地扔进橘红色垃圾桶，心里也为此而觉得，这个地方的美丽，是需要我这样的每一个居民付出一点对文明的格守的。
这一个傍晚，我提着垃圾袋下楼后，看到一个佝偻着背脊的女人用整个身体伏在半人多高的橘红色塑料垃圾桶上，伸出一双手探向垃圾桶的底部翻动着，她的个子比较矮小，当她几乎把上半身都塞进垃圾桶的时候，她的双脚脱离了地面，吊了起来。我并没有看见她的脸面，只因为她身上一件破旧的花上衣和腰里围着的一块蓝花围裙使我确定，她必定是一个女人。她很专注地趴在垃圾桶上，并没有发现我走近了。我不敢把垃圾扔进去，怕砸了她的脑袋，因此我站在垃圾桶边上轻轻地咳嗽了两声，她依然没有反应，直到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弯着的后背，她才好象吓了一跳，脚尖往地上一点，腾地一下抬起塞在垃圾桶里的脑袋，站直了身体。
于是我看到了一张苍老的女人的脸，她竟然对着我讪笑着，一脸献媚的神态。她那件花衬衣的前襟和袖口上沾染了很多油污，无法看清衬衣到底是黄色的还是白色的，只隐约看到有些碎花洒落在衣服上，似是多年前流行的衣料花样。她的个子确是很矮小，比垃圾桶高不了多少，看到我手里拎着垃圾袋，她就退到了一边。我把垃圾袋扔进橘红色的塑料桶，然后，我抬头对她看了一眼。她看到我看她，居然把一脸布满皱纹的媚笑堆积得更加浓重了。
我有些不自然地也冲她笑笑，但我知道，我的笑根本不如她的灿烂，我只是例行公事般对她的笑抱以一个回应，然而我却听到她讨好地对我开口说话了：夜饭吃过了伐？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如果我说“吃过了”，就好象我是与她有着宿交的，可我的内心并不想接纳这样一个拣垃圾的老女人做我的朋友。可以想象，也许以后的每一天傍晚我都会在垃圾桶边遇见她，那么也就预示着如若我今天对她的寒暄问话有了答复，以后的每一次倒垃圾，我都会被这个有些脏西西的老女人视为一个可以与她交往交流的人。我不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我骨子里认为这是一种牺牲，牺牲的是什么？尊严？地位？还是一种虚荣？我不知道，但我还是认定了对老女人的寒暄招呼不加理睬，抱以熟视无睹的态度。
扔完垃圾，我上楼回家了，天色在骤然间完全黑了下来。我站在厨房北窗口的水池边洗碗，张望楼下路灯边的那只橘红色垃圾桶。老女人已经不见了，我的那只绿色的垃圾袋很规矩地堆在好几包垃圾上面，体积却比刚才小了不少，想必是老女人已经打开过，翻走了她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再打好包才走的。
这倒也是一个文明的拣垃圾者，我的心里便有些放不下了，虽说片刻前还打定了主意不理睬她，但还是对自己稍稍有些冷酷的举动心有愧疚。或许这个老女人整日与垃圾打交道，从未被这个小区里衣冠楚楚神情轩昂的人们正眼瞧过，人们多半是如我一样地心态，对她只是冷眼相看，她的内心是寂寞的，当她与我近距离对视的时候，她希望得到一点点友善的表示，但尽管她付出了加倍的友善，却依然得不到对方的点滴恩赐。这么想着，我竟然有些后悔刚才是该回答她那句“夜饭吃过了伐”的问候的。
然，这样的内疚也只是一瞬而过，我要做的事情很多，做饭也好，倒垃圾也好，洗碗也好，那只是为了生存必须要做的琐事。很多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这一天的夜晚，我要完成明日讲课的教案，还有一家比较有名望的报纸的约稿，一篇两千字的关于“城市情感”话题的文章等着我去写，我没有很多空闲去想那个拣垃圾的老女人，与老女人的偶然邂逅便也被我快速地抛掷脑后了。
第二天傍晚，又去倒垃圾的时候，依然碰到了她。这一回她还是对我笑着，并且讨好地说：下班啦？
好似她对我的作息极其了解的一般，我习惯性地想对她不加理睬，但内心毕竟有些不安，便冷淡地对她“嗯”了一声，然后扔下垃圾袋走了。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听到身后发出塑料袋悉悉索索的声音，那便是她在打开我扎紧的垃圾袋了。回到楼上，我站在厨房的北窗口往下看，这一日，我的垃圾袋里有好几个易拉罐和牛奶的纸盒，该是她喜欢的东西。果然，她站在已经初上的路灯下，在那只绿色的垃圾袋里摸索翻找着，那几只易拉罐被她排放在水泥地上，然后她站站稳，对着其中的一只一脚踩下去，易拉罐瘪掉了。她就那样一脚一脚地睬，几只罐子就那样瘫倒在了地上，然后她把那些瘪了的罐子一一地收进斜背在身左的那只布口袋里。接着，她又去那只绿色的垃圾袋里继续寻找着，这回她找出一只插着一根吸管的牛奶盒，她仔细地看了看盒子，又摇了摇，感觉盒子里还有剩下的牛奶，便把吸管含在有些干裂的嘴唇上吸了一口，我看到她的脸上又堆起了笑容，想来是因为这半盒剩牛奶的意外收获让她心生快乐吧。
我的不安因老女人吸食了那半盒牛奶而急剧加重，那是我喝了一半放在冰箱里过了保质期被我扔掉的，我怕老女人喝了那牛奶会不会出问题。我看着她吸了一口牛奶然后把还剩下一小半的盒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右边的另一只袋子，那只口袋也许是她专门用来装拣来的她认为珍贵一些的东西的。那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要下楼告诉她一声，那牛奶是过期的，喝不得，或者干脆在厨房窗口对她喊一声她就能听见。但我还是没有那样做，想来她是常常喝过期牛奶或者吃人家丢掉的食物的，于是干脆就对她的肠胃抱以信任了。其实我知道，那更是因为我自身的懈怠和一丝无法明言的骄傲，让我不愿意为着这个拣垃圾的女人而费那些口舌。只是以后扔垃圾的时候，如若有剩下的食物和饮料，我总是处理过后再扔，比如把放了许久的饼干碾碎，或者，把过期饮料倒掉，只把空瓶子放进垃圾袋。我并不是要有意作难老女人，只是她如果是因为吃了我丢的食物而作出病来，我如何担当得起？
我知道自己是有着一些私心杂念的，我不愿意为这样的人承担任何责任，哪怕是心理上的些微负担，尽管我也对她抱以同情，但我不会因为那一点点恻隐之心而改变我一向自认为很有道理的做派。拣垃圾的老女人在我的生活中只是如街边的一棵老树或者老树边那只站立多年已经生绣的消防龙头，她无以改变我的思想，尽管每天傍晚时候，我拎着垃圾袋下楼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那个有些佝偻的身影，但我依然不愿意承认，她每天出现在我家楼下的垃圾桶边的身影，已经成了我越来越关注的事物了，毕竟，我还是希望我垃圾袋里的东西对她而言，是有用的。
老女人给我留下了无好无坏的印象，我没有刻意地去嫌恶她，但也绝不轻易地接纳她。但有一次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开始对她有了些嗤之以鼻的反感。那一回我晾在窗外的一件衬衣掉下了楼，白展展地躺在下面翠绿色的草坪上。我穿着拖鞋赶紧下楼去拣，等我走到楼下时，我看到那老女人把我的衬衣叠好了一边塞进自己背着的那只布袋，一边蹒跚着脚步跨出厚融融的草坪。我很是气恼地在她身后喊她，她却并不停下，直到我追上她拉住了她的衣袖，她回头看我。我相信当时的我是一脸怒气的，但她的面部表情却并未因此而有什么改变，她对着我咧嘴一笑，露出黄蜡蜡的牙齿，说：今天休息啊！
我看着她，把手往上指了指说：那件衬衣是我的，被风吹下来了。
她还是对我笑笑说：天气好来是伐？
竟然丝毫没有想把袋子里的衣服拿出来还给我的意思。我也是任性的人，因为这个肮脏的女人把我的衬衣拿走了，装进了她的袋子，现在她也并不想还给我，我便想着，就算是我牺牲了一件衬衣换回了我的骄傲吧，随便怎样，我也不会拉住她去强行把那件衬衣从她的袋子里拿出来的。我不可能与这样一个拣垃圾的老女人在这个明媚幽雅的居民区里为着一件衬衣而争执。
那以后，我也不再想着倒垃圾的时候给她留着那几份报纸或者几只易拉罐了。我想我也是尽了我的善心了，尽管我并没有于她有任何刻意的善举。
老女人依然经常出没在小区的清晨或者傍晚的垃圾桶前，她似乎是一个开朗的人，总是堆着一脸的笑容，人或者车在她旁边经过，她就停下来，笑着看那些拿着手提包渡着方步行走的男人，或者那些打扮入时脚步匆匆赶上班的美丽小姐。遇到那些私家车呼啸而过的情景，她更是把一脸笑容僵在面上，张大了嘴巴看着那车一路地开出去，直到消失在拐道口。有时候她在某一只垃圾桶边寻宝，正好遇到倒垃圾的人，她便一贯地呢喃着说“夜饭吃过伐”或者“今朝倒下班早来”这样最普遍的家常话，好似她在这小区里与那几只橘红色的垃圾桶每日的周旋亦是她很是值得自豪的工作，她也便成了这小区里都要倒垃圾的人的邻舍一样自然。
春天很快就过去了，夏天在不经意间就把烈焰的火舌贪婪地舔着大地，月季花早就凋落净了，六月的栀子雪白丰腴的花瓣也因为过早到来的炎热而萎缩腐败成了蔫倦的枯黄色。拣垃圾的老女人依然在小区里干她的营生，只是好象有些鸟枪换炮的意思。她不再背那两只用来分门别类装不同垃圾的布袋袋，而是推着一辆婴儿车，车轱辘还挺结实，车把手上挂着一只用手捏了会叫的塑料小花狗和一串金属的有些生锈的铃铛。小花狗因为裂了口子，一捏就扑哧扑哧地走气，叫唤不了了，倒是那铃铛经常在轻微的风中一路叮叮作响地来来去去。小车的两侧缝着两块旧布片，左边和右边的花色还不一样，把一辆婴儿车装饰得色彩缤纷看得人头晕眼花。看来是哪家扔掉后被她拣来经过一番改造后用来装垃圾的，车里本是婴儿睡的软塌上放着一只硕大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她拣的那些宝贝，那袋子就象一个小婴儿一样肥嘟嘟地稳坐不动，并随着老女人不断来回穿梭于各幢大楼前的垃圾桶而越来越肥壮。老女人的衣着也比过去光鲜了些，一件花布连衣裙套在她瘦小的身上显得很肥大，脚上竟是一双时髦女郎穿的那种拖鞋式的细带凉鞋，鞋面上还顶着一朵紫红色的软皮花。她是拣来了什么就往自己身上穿，也不管那是不是对她合适，亦或，这身上的衣着也是与我那件衬衣一般的途径得来的也不可知。为着这个老女人可笑的打扮，我心里便暗暗地取笑着她，看到周围的邻居也与我一样好奇而流露着捉弄的笑意的眼神，我心里就更笑得欢快了，甚至也不免把那种嘲笑流露到了脸面上，好似那样便弥补了一点失去那件衬衣的不快心情。
有一天，我发现她脖子里居然挂了一张塑料夹子的上岗证书，原来小区为了规范管理，发给那些进来拣垃圾的人一张通行证，只有通过考察得了这张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入这个美丽整洁的小区与那些橘红色垃圾桶打交道。但我却是对这个老女人有过见识的，她并不是一个诚实忠厚的拾荒者，她的一脸笑容下藏着贪小图利的脾性，她不仅拣垃圾桶里的垃圾，她还拣诸如住户窗台上不小心飘落下来的衣服之类的东西，但对一个拣垃圾的人是不能以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她的，于是我也便并不在意她究竟是何以得到那张通行证的了。
老女人就挂着那张通行证推着婴儿车笑呵呵着在小区里拣垃圾，直到天黑下来，那垃圾袋婴儿已经胖得连小车里也装不下了，她才笑着离开小区走了，那笑，竟然是没有一刻是收敛下来的。
暑假到了，我整日躲在开着空调的屋子里写稿子，为的是在这个难得的空闲里让自己多积累一些可以转变成货币的铅字。今年南方的夏季是五十载不遇的高温，我只在清晨出去买菜或者傍晚倒垃圾的时候才在室外呆上一会儿，拣垃圾的老女人却并没有给自己放假，我常常在密闭的窗户里看她在烈日稍逊的傍晚推着婴儿车转悠在垃圾桶边，这么热的天，正是她收饮料罐子啤酒瓶子的好时机。连日无雨，干燥的气候使三十六度以上的气温无法下降，电视新闻里却在播报北方大雨，洪水爆发，黑龙江泛滥成灾。
居委会在小区门口贴出了倡议书，要为灾区捐赠衣物，我把自己不穿的一些衣服打包，冒着午后的酷暑走了几百步的路去居委会捐掉。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干的地方旱死，雨水多的地方涝死，那要平均分分不就好了吗？再想想也没什么不公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几乎要被钱淹死的富人，当然有更多要被饿死的穷人，怨天尤人也无济于事，我力所能及可以做的事情也就是把这些不喜欢的、赶不上潮流的旧衣服捐掉罢了。
走进居委会办公室，袁主任立即笑着迎上来：哎呀，舒老师，这么热的天你也来啦，辛苦了辛苦了！
因为曾经为小区写过一些宣传材料，所以那些主任阿姨们对我一向热情。我打开衣服包，让袁主任一件件检查过，袁主任笑着说：不用检查，舒老师的衣服总是很新的。
说着还是打开了衣服包，检查是例行公事，我站在一边百无聊赖地东张西望，忽然，墙角边堆着的一摊旧衣服里有一件白色绣花衬衣吸引住了我的眼睛，我问袁主任：那件衬衣是谁捐来的？
袁主任说：哎呀，那个拣垃圾的老太啊，她上午抱了一大包衬衣衬裤来捐，我说衬衣不要内衣也不要，她却要不开心了，说我们嫌贬她的东西是拣来的，这个聋老太听力越来越差，简直话都和她说不清，只好收了下来，收下来也是没用的，交上去街道里还是要退回来的。
“哦，原来她是聋子”我忽然明白了，脸色顿时有些潮红。
袁主任边登记我捐的那几件衣服边说：以前还好一点，现在聋得连汽车喇叭声都听不见了，看来是要把她的通行证没收了彩号，这样在小区里拣垃圾是很不安全的，出了事谁负责？
我几乎有些想为老女人求情的冲动，但却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讲，低头再看墙角的一堆衣物，那件白色绣花衬衣，它挤在一大堆五颜六色的衣裤里，皱巴巴的很是难看，如若不是那两条荷叶镶边上绣着银色的葡萄藤，我几乎认不出来它就是我那件从窗户飘落而下的衬衣了。
居委会收下了我的衣服，我签了一个字就走了。正是烈日当空的时分，草坪上的小草和香樟树上的叶子也无精打采地卷缩着，暴烈的热空气中只听到嘶哑的蝉鸣。这种时候，我是看不到拣垃圾的老女人的身影的，她会在清晨或者傍晚的时候出现，不用看，听着那婴儿车手把上一串生锈的铃铛“叮叮叮”的声音就知道，那个脖子里挂着一张居委会发的拾荒通行证、推着一辆色彩缤纷的婴儿车的老女人来了。
那一日的午后，我等待傍晚来临的心情竟然有些焦急，我是想着，储藏室里堆着的好多纸板箱要扔掉，我要等拣垃圾的老女人来了后帮她把纸板箱装进她的那辆婴儿车里，我想，那些东西也可以卖十多块钱呢。这么想着，那老女人穿着不伦不类的衣服的样子在我心里竟也不由自主变得有些可爱起来…….
天色终于灰暗了下来，婴儿车的叮当声从远处传来，我提了几大包垃圾下了楼，老女人在暮色中蹒跚着走来，那辆婴儿车还没有装满。她看见我提着几大袋垃圾在橘红色垃圾桶边呆站着，便把她那张一贯灿烂的笑脸对着我，然后咕哝着说：家里在大扫除啊！
我笑笑回答她：是啊，这些报纸和纸板箱都不要了，你拿去吧。
说完才想起，她是听不见的，于是我把手里的几包垃圾直接放进了她的婴儿车，似是有些怕她与我再有什么别的寒暄，便低头匆匆地上楼了。
我站在厨房的北窗口往下看，路灯已经亮了，老女人站在黄色的光晕下正打开我给她的那几包垃圾查看，脸上依然一成不变地笑着，没有人的时候她也笑，自说自话地笑，尽管这笑是终究有些献媚的感觉，我却以为，能在拣垃圾的时候这么笑着，终究是因为她感觉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回到书房，我依然投入能变成货币的文字积累，楼下的铃铛传来轻微而零碎的声响，越来越远。老女人推着婴儿车走了，今天，该是她收获颇大的一天吧，那些垃圾还能卖不少钱。而过了今天，我却不知她是否还能每日出现在楼下的橘红色垃圾桶边，于她而言，这一份营生是她生存的必须，这与我每天写下那些文字换成钱币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为自己一向以来那种莫名的清高和狂妄越发感到羞愧起来，想着明天还是要去居委会一趟，向袁主任说一下，不要没收了老女人的通行证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