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上学波澜
自从人民塘修好后，东海边再也没有海潮泛滥的事情发生，钦公塘下的人们生活得虽是艰辛，但因经历过吃不饱肚子的年代，故此对这几年的生活已心存感激。五十里之外的上海市区，却常常有一些躁动与喧嚣的迹象，波及刘湾镇，即便是大波澜，也已变成小涟漪，有着一些形式上的跟随，却是不急不缓、无伤大恙的。小镇是有着小镇自己的脾气的，就好比声名显赫的大户人家闹腾出了天大的动静，而这家人家的佣人家丁们，只是用悄然传言和私下议论的方式一起探盱着主人家的变故，于自己，却是没有大影响的，只要不闹到破产败家辞退了他们，日子还是照样过得少有忧虑。刘湾镇便是大上海的佣人家丁，是江河的支流、是大菜的配料、是大都市边缘的小乡镇，只要不是狂风暴雨，自己的这小小一方土地还是可以保持岿然不动，钦公塘依然坚固绵长，随塘河依然缓缓流淌，塘内人们的生活，一样在日复一日地过。
当年钦公知县大人指挥修筑捍海塘时所住的老客堂，依然在中市街上敞开门脸做着布匹小百货的买卖，但店堂与之紧连着的常家天井后院之间，却砌起了一堵砖墙。常冀昌一家老小的生活与临街前门的生意完全阻隔而开了，本是前对中市街、后临随塘河的常家宅子之间增添了一道屏障，这屏障是做死了的，连一扇可关可开的门都没有。这与几年前的情形又很不一样，那时候尽管已公私合营，但堂和后院还是通连着的，还可以跨出一脚就到了店里，跨进一脚就进了家门。这就表示，这店与家还是不可分割的，是血脉相连的。但是现在，一堵没有门窗的墙壁，无疑说明了，这店铺与店铺后面的人家，已是毫无关系。自然，这墙并不是常冀昌和他的儿孙们砌起来的，那是供销合作社当家作主的群众们义务劳动干出来的活，人手多，干得利索，质量也很好，一堵墙，把这一边和那一边断得密不透风。
常明义看着这堵半日之间生出来的墙，心中顿生酸楚。一堵墙壁，似阻隔了他走向理想中的信丰祥绸布庄的最后一道屏障，连一扇门都没有了，满心的踌躇便象泡泡一样一个个撞向墙头，砸得粉碎。他看着散发出潮湿的石灰水气味的墙壁，又回头看了一眼他的父亲常冀昌，发现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爷子居然面无表情。许是年岁大了，思维也已迟钝，快乐与悲伤在他心里已激荡不起波澜，面孔上的表现，亦是如静水一潭，纹丝不动。常明义便在心里默默地想：阿爹是老了，老到已不在意他一手创建的家业了。
现在，常明义和程美珊每天到店里去上班，只能从后门出来，过随塘河小木桥，再从钦公塘上拐到中市街，多走了许多冤枉路。有时候在店里上班的程美珊隔墙听到自家最小的孩子哭闹了，或者大小孩子争执吵闹到打起来了，她站在柜台里，也只是干着急，是一筹莫展的无奈，听着声音，却无法伸手过去管教，只让那边的哭闹一个两个时辰地渐渐平歇下去。程美珊的心情也常常因墙后的声响而焦灼不堪，常明义便安慰她说：善娟的姆妈，有啥好急的，小囡都是这样打打闹闹长大的，不用担心。我们是抄近路上班惯了，人家来上班的，还听不到自家屋里的声响呢，作兴家里闹得不象话了也不晓得的，我们还算好的。
常明义的心态似乎很好，这个曾经抱着满肚子理想的昔日信丰祥少主，许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显得平静无争。不知他是把满腔的怀想封闭起来了，还是日子过到这种份上，是真的湮灭了他过去蓬勃如雨后春草般的梦想了。倒是程美珊，常常在七个子女都安寝后的深夜里，对躺在枕边的常明义轻声发出一些抱怨：善娟的爹爹，信丰祥现在越来越卖不出好东西了，想当年，要绸缎有绸缎，要真丝有真丝……
常明义打断妻子的话：还说这个话做什么，你就只当我们家从来没有开过这家店，就和阿弟哥、计林南、陆先生一样，是来做活的，这不就好了？
“可是眼看着这店铺越来越不象样子，我心疼呀。”此刻的程美珊似乎要比常明义更有事业心，程美珊本就是一个凡事愿意参与的人，当年庆祝解放的时候，她就对满大街唱歌跳舞的队伍抱以兴趣，只是碍于常明义的反对，而没有去做那些抛头露面的事情。少女时代与阿姐美琳走在蓝都花园里的闲散、去西海戏院看好莱坞电影的快乐、半夜里被阿哥阿姐叫醒来吃夜点心的日子，都一去不返，即便是与常明义结婚后短暂的信丰祥少奶奶生活，亦是有精彩的可圈点之处去回忆。现在的程美珊，踏进家门，便是烦琐的家务，走出家门，就是乏味地站在柜台里做着清淡的生意，生活变得毫无激情，倒是焦躁与寥落的交织，让她过去显而易见的美貌日渐消失。
如常冀昌家中的小矛盾、小不痛快，都是在每个人的预料中的，没有人感觉到突兀。这些小波浪组成了一个平庸的刘湾镇，似是一个不死不活的湖泊，砸下千万块石头，石头会溅起此起彼伏的水花，但很快，石头就沉没于湖心，湖面瞬间归复平静了。也没有人认为这将是一场新的风潮的酝酿，犹如潮来之前的海面，安静到让人不敢确信，内里的波澜其实已呼之欲出。
常冀昌毕竟已经七十多岁，他的生活阅历让他漠视所有突然降临的灾难，他以为，他连日本鬼子的洗劫都遭遇过，又怎会怕别的？还有什么会比遭到侵略者灭顶的抢劫更惨烈的？就这样，刘湾镇上的常冀昌家，养儿育女、家长里短的日子照样过着，烦恼，毕竟还是琐碎的，是不可能完全毁坏了他们的日子的。
那时候，善娟已经在读初中。尧仁正当小学快要毕业，这个常家男丁是决计要考一个好中学的，没有生意做的日子里，常明义想到的，是要让儿子将来读高中，考大学，做个工程师或者会计师什么的，也是不错的。当年若是自己没有因一场大病而错失了洋行里的工作，现在也不会守在一家已不属于自己的店里毫无作为。所以，常明义总是这样教导自己的儿子：尧仁啊，你要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到国营单位里工作，你头脑好，做做银行里的会计也是很好的，那样就会比你阿爹和姆妈现在这样好得多了。
常尧仁却依然少不更事地发表他的豪言壮语：阿爹，我要象阿爷年轻的时候一样，开店赚钞票。
常明义摇头无奈地笑笑：你可真是瞎三话四，这年头是不允许私人开店的，你给我把书念念好，做份正经工作才好。
常尧仁对父亲的话很是不以为然，不过想想如今的确是不允许私人开店的，于是改了主意：那我也不要到国营单位里去，银行里的会计整天坐在那里不动，那是女人干的活，我才不干。我要干就干高级的，我要当数学家，一样坐着不动，那有多好。
常尧仁十三岁时，有好几个远大理想，其一是源于自小以来对阿爷常冀昌的崇拜，想做一名成功的生意人。但显然这一理想现在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就退而求其次，当一名数学家。当数学家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常明义便默许了儿子有些不着边际的理想。
常冀昌似乎也不再鼓励孙子继承他的事业，他也没有什么事业可以让孙子去继承了。只是每次召集众多的孙子孙女们聚集起来出题目给他们做的的时候，他总是会宣布：啥人做出题目来，阿爷就带谁去吃三鲜干丝面。这是近在眼前的奖励，除了这个，常冀昌还会一次次强调他给予子孙们的另一个嘉奖：你们要好好读书，不管是谁，只要是我的孙子孙女，将来考上大学的，我要送一支派克金笔作为奖励。这是远期悬赏，遥远，但并不是不可及，并且因这奖赏是给了孩子们充分的准备的，它所比的，不是在瞬间的敏捷思维快速答题，它给了孩子们一段时间，由着他们自己的努力而最终领赏。所以，这奖励比之三鲜干丝面来，实现的可能更大，诱惑虽是没有三鲜干丝面强大，但似乎更为重要，更有决定着孩子们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的意义。
果然在这一年，常尧仁在小学毕业考试中，得了一个刘湾镇状元。考分出来的那天，常尧仁首先把成绩单交给了爷爷常冀昌，常冀昌虽老，但脑子还是十分灵清。他看到孙子捧着一张小小的纸条递到他面前，脸上涨满了红彤彤的笑。常冀昌接过轻而薄的成绩单，一看那分数，老脸上顿时也绽开了久未出现的笑容。他摸了摸常尧仁的脑袋，用他地道的浦东方言对孙子说：尧仁啊，你是有出息的小囡，阿爷老早就看出来了。好好念书，阿爷的家当还是够供养你上大学的，等你将来考上大学，阿爷奖励你一支最高级的派克金笔。
其实，那时候，常冀昌的家当何止可以供常尧仁念大学？他甚至供得起常家所有的孙子孙女念大学，但多年以来的几次运动，使常冀昌说话、办事都变得小心翼翼，惟恐自己一旦暴露自己资本家的劣根性，便会遭殃。
在常尧仁的想象中，派克金笔简直就是世界上最为至高无上的奖品了。可是那时候的刘湾镇人却并不认为一支世界顶级品牌的钢笔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实惠，他们多半会认为，这样一支抵得上一个人半年工资的钢笔，要来也是摆在那里看看的，拿在手里写字当然是有派头的，但因为它的昂贵，便舍不得每日里随意地去使用它，即便用起来，也是万分小心生恐弄坏，还不如最普通的一角钱一支的笔用起来爽快。多一支这样的钢笔，倒是多一份负担的，不如换下半年的口粮副食品，那才是正经的生活所需。常冀昌素来与刘湾镇人有着显然昭著的区别，一如当年他从上海的家具店里买回一只可以让人腾云驾雾的小牛皮沙发一样，人们不甚理解他的做法，但崇拜抑或嫉妒，是十分自然地产生了。
常尧仁小学毕业考出的好成绩让常家在一段日子里充满了阳光，一家人共同等待着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等了整整一个夏天，直到新学年开学了，常尧仁的录取通知书还没有拿到。等到别人家的孩子都已经入学了，常尧仁依然孤单单地闲在家里无所事事。这事情是有些蹊跷的，常明义按耐不住了，他对程美珊说：善娟的姆妈，你去学校问问，究竟是哪能一回事体，尧仁的成绩考得蛮好，作兴是发通知时不小心漏了吧。
那一日，程美珊带着哭丧着脸的常尧仁从学校回来了。程美珊的脸色明显十分难看，她气乎乎地对常明义说：善娟的爹爹，尧仁是读不成重点中学了。我们家成份太高，他们说，尧仁是不能读中学的。
常尧仁已经在一边掉起了眼泪。程美珊接着说：可是尧仁的成绩实在好，他们校长也觉得可惜，校长说让我们等等，他正在和农业中学打招呼，看看刘湾镇中学念不上，就念农业中学。
常尧仁几乎抽噎得哽住了气息，他十分委屈地哭诉着：我不要上农业中学，农业中学不是正式的中学。
刘湾镇中学在浦东地区远近闻名，五十年代，这里出过好多个大学生，周边别的乡镇的孩子都以考进刘湾中学为骄傲。农业中学是为扫除农村文盲以及录取考试成绩极差的孩子的临时中学，进入农业中学念书，显然是毫无前途的。常尧仁不愿意去农业中学念书，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成绩足以进入刘湾镇中学，绰绰有余。为什么成份高的孩子就不可以念好中学？在常尧仁心里，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疑问。
常明义沉默了半晌，叹了口气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看，有书念总归是好的，尧仁也不要伤心，在农业中学里也可以继续念书，要是农业中学也上不了，那就等明年再考一次，作兴明年考中学就不讲家庭成份了。
常明义对明年的考学依然抱有幻想，但常尧仁，却以少年的思维开始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提出质疑和控诉。此时，他听着爹爹的安慰，忽然爆发出一声凛冽的责问：为什么我们家成份这么高啊？阿爷当年为什么要开信丰祥啊？
这时候，少年常尧仁已全然忘了他人生的第一大理想了，他曾经扬言要象他的爷爷常冀昌一样，做一个能赚钱又善良的商人，可是现在，正是因为这商人的身份，让他连中学都上不成了。于是，十多岁的常尧仁便提出了一个尖锐而刻薄的问题——阿爷为什么要开信丰祥？犹如一个天生丑陋的女子在被他人欺贬后抱怨自己父母的长相一样，长相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只能怪娘，是怪不了她自己的。就这样，常尧仁把愤怒和冤屈一统倾倒于自己的爷爷身上。程美珊吓得捂住了他的嘴：不要瞎讲，你阿爷要是晓得你进不了中学，肯定会很伤心的，要是再让他听到你说这话，他作兴要气昏了。
常尧仁便紧闭着嘴巴继续掉眼泪，程美珊伴着他一起哭。常明义也似失去了劝导的能力，颓然站立于一边，默不作声，目光无神。
几天以后，常尧仁收到了农业中学“备取生”的通知，连农业中学，也不把他当作一个正式的学生录取。老爷子常冀昌知道这件事情后，似乎也无多大不安，只是在儿子常明义面前偶尔提过几次：当年，刘湾镇中学的那排教室造起来的时候，我还出过资的，那一年，中学校长还发给我一张资助办学奖状呢，怎么连我的孙子都不能念中学了呢？
没有人解答常冀昌的疑惑，世道在瞬息万变，刘湾镇的平静只是表面，大浪潮正在酝酿中，山雨欲来，满楼生风。
九 北京来信
常家二少爷常明诚又来信了，几十年里，他只给家里写过寥寥数封信，家里只知他是活着，且生活得不错，在北京做着很不小的官。他的来信也是几句问候，几句劝导，象足了一个领导干部面对思想落后的老百姓的教导，却从不提级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工作。常冀昌记得，解放后他写给家里的第一封信，是在十年前，那时，他与小儿子常明义正打算要把刘湾镇上大大小小的商号联合起来。搞联合商会，是常冀昌和他的小儿子常明义的远大理想，而二儿子常明诚的一封来信却阻止了他们，信上果然说得没错，不久以后，信丰祥便被公私合营了。常冀昌想成为刘湾镇上联合商会最大的股东，成为整个刘湾镇商业的主宰，乃至使信丰祥成为大上海举足轻重的大商号的想法在一夜之间破灭。当然，公私合营后，他依然是股东，但这股东，只是闲呆在家里拿一份股息的摆设，并无做主的机会，他的经验和思想，在如今的商业社里，是无法落实、也是不适宜去做的。
人的适应能力是可以无限发掘的，这么多年来，常冀昌从老板变成了不作主的股东，从刘湾镇上一呼百应的知名人物，变成一个整日去茶馆里喝茶听书的退休老人，倒也渐渐地习惯了这过于闲散的生活。常明义虽然做着原信丰祥的店铺负责人，但发挥他商人才智的余地实在微小得捉襟见肘，信心和冲劲便是这般渐渐地削弱，直至消灭。
这十年来，常明诚的来信稀少且简单，常冀昌回信时提的一些问题，他也多半不予回答，只在信里说：我是在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贡献自己微薄而有限的力量，做什么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抱着什么样的信仰去做工作。久而久之，常冀昌也习惯了，来不来信都一样，他只要知晓，他的二儿子正在北京很好地过着他的日子，这就够了。
常明诚的最新来信送到常冀昌手里时，老爷子就象看以往的任何一封北京来信那样，懒洋洋地拆开厚实的牛皮纸袋口。因为他知道，这信里，无外乎几句简单的问候，一两段大好形势的宣讲。但毕竟，这是儿子的来信，总是要拆开看看的。然而读完这封信，常冀昌却有些忧心忡忡起来。信里是这样写的：
爹爹：
您好！工作繁忙，没有给家里多写信，勿怪。这次给您去信，主要是想提醒您和明义阿弟，尽管您是刘湾镇商业合作社的股东，但商业合作社是人民群众的财产，不是我们家私有的。尤其是明义阿弟，他在店里做一个小干部，要注意公私分明，不贪污、不腐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轰轰烈烈地开始，我希望爹爹和阿弟经得起考验。
姆妈还好吗？年岁大的人要注意身体，月珍姆妈也是一样的。保重。
明诚
1963年X月X日
常明诚的来信着实把他的父亲常冀昌吓了一跳，什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常冀昌并不明白这运动究竟会对他有什么影响，但是以他的经验，大凡运动，于他这个资本家身份的人来说，都是逃不脱干系的。但是明诚说到“公私分明、不贪污、不腐败”这些话，常冀昌又放心了许多，他里外细想，信丰祥一合营，他就退休了，不在店里干了，他是不可能不分公私的，也没有机会贪污，更是因为不当官不做领导，也就没有腐败的可能了。明诚格外提醒的是明义，但以他对小儿子的了解，明义也是决计不可能干出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的事情的。这么想想，又觉得明诚的信有些危言耸听，什么叫经得起考验？常家的子孙就是不考验，也做得堂堂正正。即使是千万次考验，结论也只能是：过去是做的光明正大的生意，现在是上的兢兢业业的班。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常冀昌对此有十分的把握。
虽然常冀昌是十分信任自己的儿子的，但他还是把常明诚信里的意思转达给了常明义。常明义便不耐烦地截断老爷子的话：阿爹，你放心，我怎么会贪污，二哥总是这样神经过敏，不要理他就是。
常冀昌摇摇头，长长地叹息一声，说：你也不要小视你二哥的话，他在北京，总是比我们更清楚政策，他好歹也是一个官，中央的指示他是了解的。
这一说，把常明义说得有些生气。他本是对这印象并不十分深刻的二哥没有任何成见，但上一次的来信，就神神叨叨地说了一通官话，不让他们扩展信丰祥没错，但他的话也不至于就是圣旨，这个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从不给家里带来什么好处，倒是总往家里发布一些不详的预言，这次又明显是针对自己的。常明义便对父亲说：晓得了，阿爹我让你放心，你就不要担忧什么了，我不会做那种狗皮倒灶的事体的。
常冀昌这才若有所虑地闭了嘴。
这段时间，李厚娣的身体状况十分不好，她每日里除了靠在后门院墙边晒晒太阳，就是躲在自己房里呆坐，与常冀昌年龄相仿的女人，已早早变得老态龙钟。那一日与任何一日没什么两样，早上起来后，李厚娣照例在吃过早饭后到后院南墙边去晒太阳，那里常年摆放着一只老式藤椅，那是她的专座。她颤巍巍地坐下，抬起头，眯缝着眼睛，把老眼昏花的目光直对着耀眼的阳光。那张衰老不堪的脸上，密密麻麻的褐色点点，依然清晰散布，与丛丛皱纹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片杂乱无秩的景象。
李厚地无声地坐在太阳底下，她感觉今日的阳光有些过于热辣，晒得她的脑袋有些泛晕，但她是常常会有头晕的感觉的，因此她也并未觉得这头晕是严重的。她看着院子里几株茂密的香樟树，想起常冀昌刚买下这个老客堂和连着客堂的院子时，这些树早已是十分葱茏茂密了。不知这树是哪一年载下了，兴许，还是钦公当年修捍海塘住在这里时亲手栽下的。不过，谁种的树倒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子孙后代可以在树下乘凉，造福的是后代啊。李厚娣尽管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家庭妇女，但长期与常冀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也是懂得一些道理的，她也十分清楚这幢她生活了足足四十多年的房子的来历，便与常冀昌一样，珍视着这幢房子带给常家的好运。尽管这些年里，好运似乎有些远离常家，但她依然感激，并且虔诚地认为，祖先栽下的树木，给他们这些子孙庇荫了。这么想着，李厚娣便有些微微的激动，她想站起来走到那几棵香樟树前摸摸皱皮疙瘩的老树干，可她发现自己的腿脚居然不听使唤。她听到了从屋里传出一些孩子们的吵闹声和嬉笑声，她想喊上红娟、善娟或者尧仁出来扶她一把，好让她站起来，可她发现自己竟也无力张嘴出声。她就那样死死地坐在藤椅里，木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大树，直到中午时分。李月珍做好了简单的饭菜，招呼家里大大小小七八口人吃饭，她发现，从早上就到院子里去晒太阳的李厚娣没有出现在饭桌边。李月珍让尧仁到院子里去喊一声大阿奶吃饭，常尧仁走到后门口，对着院子里大声地喊道：大阿奶，吃饭了。没有人回答她，常尧仁便出了后门走到院子里，他看见李厚娣大阿奶纹丝不动地坐在藤椅里，似乎瞌睡过去了。常尧仁便走到她身边，凑到她耳朵边大声喊：大阿奶，不要困了，吃饭了。李厚娣依然不应，他伸出手轻轻推了推她，接下来，常尧仁就惊恐地看到，大阿奶本是稳坐在藤椅里的身躯，在他伸手轻碰后，忽然象抽去了筋骨的橡皮人一样缓缓滑了下去。常尧仁急得大叫：大阿奶，大阿奶！
大阿奶没有回答他，她本就衰老迟钝的身子已完全瘫倒在了长着稀疏的杂草的泥地上。
李厚娣中风了，所幸没有丢了命，但从此以后，她只能横躺在床上不得动弹，连到院子里晒太阳都不行了。中风后的老女人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屎尿竟也失控。李月珍便成了她的贴身服伺了，饭是李月珍端到她跟前喂给她吃，擦身擦澡的事情也是李月珍做，偶尔叫一声大儿媳宋丽珍帮忙抬一下老太太换个贴身衣裤，宋丽珍也是捏着鼻子表现出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李厚娣躺在床上，很少说话。
这一天，李月珍给李厚娣送饭到床头，一边喂她吃，一边说：厚娣阿姐，明诚来信了，这孩子真孝顺，信里说要你多保重身体呢。
躺在床上象只木偶一样的李厚娣没有回应，喉头里有沉重的喘息声，似堵着浓重的痰，说不出话来，眼角却有两颗浊泪淌了下来。李月珍慌忙补充说：明诚在信里说了，今年过年要是不忙，他会回家的。
显然是谎言，但面对一个连话也说不清楚的人，谎言反是一种慰籍。果然，李厚娣听了李月珍撒的谎，喉头的浓痰忽然就散了，发出一声通畅的呻吟。然后，她居然说出了一句话，尽管十分含糊，但李月珍还是听清楚了：带娘子小囡一道回转来。
李厚娣认为，儿子常明诚在外面一定是娶了妻子有了孩子的，既然可以回家过年，那就带上妻子和孩子一起回来。李月珍顺水推舟地说：晓得了，让明义回信给他二哥，过年带上娘子和小囡一道回来。
李厚娣这才又松了口气，张开嘴巴，含进了李月珍送上来的一口饭。就这样，李厚娣躺在床上，鼻子里还尚存一息，但这气息似乎是专为等待她的儿子常明诚回家而强撑着的，许是有着期盼，她竟也从衣食无法自我料理，慢慢地恢复到了可以偶尔坐起来，与上楼探望她的孙儿孙女们说说话。就这样，她时而昏昏沉沉地闭着眼睛睡，时而瞪着眼睛看床头木窗框外一角婆娑的香樟树冠。有时候，她会忽然坐起来，探出身体，盯着某一片树叶，定怏怏的眼神，一看就是大半天，似这香樟树的众多油绿色叶片有着源源不断的可探究之处。没有人知晓她在想什么，但所有的人，也都知道她在想什么。李月珍有些看不下去了，看她磨得形销骨散、人不象人鬼不如鬼的样子，心疼得实在厉害。她对常冀昌说：尧仁的阿爷，我看，写封信给明诚吧，就算请他过年回来一趟，看看他的亲生姆妈，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能熬过年脚是运气好的，要是不回来，作兴最后一眼也看不到了。
常冀昌摇头叹息道：这讨窄的小子，怎么就不想他老爹老娘呢？他自己不晓得回来，我也是不会求他回来的，信可以写，但我不会写那些硬要他回来的话。
李月珍有些恼怒，便负气般地用了稍为严厉的语气：这真是皇帝不急急太监，儿子是你的，娘子也是你的，又关我什么事体了？我倒在这里瞎起劲。
常冀昌倒“扑哧”一下笑了出来，他捏了一把李月珍扎在脑后的已花白的头发团，笑说：你才是我的娘子，你怎么倒当上太监了，胡说八道的。
老到七十多岁的男人，对女人依然有着一份柔情。李月珍向来不会因得宠而骄纵自己，常冀昌越是把话说得让她心满意足，她越要在面子上做得贤德谦逊。她收起因常冀昌在她花白稀疏的发团上的轻柔一捏而暗生甜蜜的欢喜表情，整整色说：算了，我叫明义给他阿哥写信吧，也不用你去求你儿子回来。不过，要是你请他回家的话，他说不定还会买你个面子，明义请他，就说不准了。
老爷子发出一阵猛烈的干咳，用轻到几乎自己都无法听到的声音说：随你吧，我不管。
常冀昌的一句“随你吧”，便是给李月珍的申请批示了一个“同意”。常明义也是领了母亲的旨意，很快给常明诚去了一封信。信一寄出，全家人便翘首盼望着回函。不管是常冀昌还是李月珍，只要是站在家门口，总是会把眼光放得远远地，眺望着随塘河上的钦公塘蜿蜒而去，延伸至无尽的天际。他们是希望某一日忽然在自己的眼光里出现一个、两个或者三四个身影，这些身影是有着常家人的显著特征的，男人是修长挺刮的，孩子是灵秀活络的，只要细看，便知晓，这是常冀昌的儿孙们回来了。这想象在他们的心里暗自滋生着，钦公塘上却依然只有刘湾镇上常出常没到熟透的脸，只用眼梢瞄一下，就知道是对街洪家三儿子还是隔壁计家大女婿，没有想象当中的那样一群人出现，哪怕只是单吊吊一个修长的男人身影，也没有。
李月珍每天送饭食到李厚娣床头，也决计不敢再提一句“今年过年的计划肉票够了”或者“明义给明诚去过信了大概过不了几天就会有回音了”这样的话了。她沉默地喂饭，仰天横躺的女人亦是沉默地张口接饭，眼睛里，有着浓重的不解和疑惑。这老姐妹俩，一个是不敢说话，一个是有话说不出，各自心里的苦水，都灌满了胸腔，却无法倾倒。
上海市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终于波及了刘湾镇。常冀昌已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且早已闲附在家，所以，这运动似与他没有直接关系。常明义却是原信丰祥、现刘湾镇供销合作社布店的负责人，所以，这运动，是与他脱不了干系的。运动开始侵袭到刘湾镇上的时候，所有开过店做过老板如今依然在老店址里做活计的人，都惶惶不安起来。工作组领导一个个把他们找去谈话，要他们交代清楚这些年里有无贪污腐败行为。大部分被招去谈话的人起初并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也确实回忆不起来自己究竟有没有做过那些顺手牵羊或者假公济私的小动作，当然，如果真的把拿过店里的一卷绳子或者吃过店里的一把红枣这样的事情说出来，这些昔日的老板们也是很没有面子的。自然，一开始是要否认的，但工作组岂会轻易放过他们？工作组的同志有着战无不胜的信心，工作组的同志有着明察秋毫的眼睛，工作组的同志更有着层出不穷的办法，他们能让刘湾镇上所有大大小小的干部统统洗一遍脑，然后，脑袋里的垃圾污垢赃物乃至腐朽反动罪恶的东西，便全数倾囊而出了。
对街的米店洪老板开始强硬得很，他矢口否认自己干过贪污的事情，他说他是连一颗米粒也不会带回家的，他自家吃的米都是孩子们拿了粮卡从柜台外面买回去的，他是宁可饿死也不会干那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事情的。洪老板的信誓旦旦把他本就缺乏信心的表情渲染得充满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工作组的领导们不是吃素的，他们也不是被两三句花言巧语就能蒙骗过去的，所以，洪老板被关在工作组里的时间便显得尤为漫长。
审查洪老板期间，常明义正严阵以待，他知道，不出几天，这遭遇马上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好年二哥常明诚来信上已提到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常明义是有心理准备的，他也对自己这几年来担任部门负责人时的工作作了一番严格的审视，经过反复回忆，他认为，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现是无懈可击的，他非但没有贪污腐败，他甚至还经常加班，或者替别人顶班，因为他的家离得近，所以，他常常无条件付出自己的劳动，不索取任何报酬。所以，常明义觉得，自己是完全能够安全通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米店洪老板终于在工作组的第十一次讯问后交代了他细水长流积少成多的贪污行为。工作组人员向领导汇报他们的调查成果时，就是这样陈述洪老板的贪污行为的：米店负责人洪长根虽然没有从店里的粮仓里带回家一颗米，但洪长根却每天让自己家养的鸡擅自跑进米店来觅食，洪长根家的鸡因此而养得异常肥壮，是鸡贪污了店里的米，不是洪长根，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鸡是洪长根家的，洪长根家的鸡贪污了，就等于洪长根贪污了。当然，鸡贪污店里的米，并不是洪长根教唆的，但洪长根听任那些公鸡母鸡们自由出入米店，这就等于洪长根是默许了鸡的贪污行为的，且这些鸡养肥之后，洪长根的老婆一刀把鸡杀了，然后煮熟后全家人一起吃鸡，洪长根也是吃了鸡的，所以，洪长根协同全家人一起间接地贪污了店里的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按照这几年洪长根家养的鸡的数量来算，平均一年养十二只鸡，一般存活下来的有一半，那就是六只鸡，每天每鸡消耗两把米，两把米算一两，六只鸡一天吃掉半斤粮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一百八十二斤半粮食。也就是说，洪长根家的鸡一年就贪污这么多粮食，这些年来，那就了不得了，大贪污犯啊！
领导首肯工作组的成绩，并报以赞赏：很好，你们的工作初见成效，但洪长根的问题还不是最大的问题，隐藏在刘湾镇上的大问题，你们还需要继续挖掘，比如，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了，信丰祥，信丰祥的常明义，他的问题，肯定要比洪长根的大得多，过去，信丰祥可是刘湾镇上最大的商号。
常明义终于在惴惴不安中等来了工作组的召唤，自然是在一番教育后提到了正题。常明义是作好了思想准备的，他交代的时候，思路十分清晰，但话语里却没有丝毫妥协。他说：这些年，党和国家让我在供销合作社里担任负责人，我是十分感激的，人民群众也教育了我，我通过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实在是不敢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虽然过去信丰祥是我们家的，但现在是全体供销合作社成员的共同财产，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深刻领会这个道理，所以我也是十分严格要求自己的。我没有任何贪污行为，不仅没有贪污，我还把家里的用具家什摆在店里使用，比如现在店里正用着的一把裁布的剪刀，就是因为去年有一次，店里的剪刀豁口了，用起来不顺手了，我就把家里的剪刀拿到店里去用了，一用就用到现在，也没问店里讨回家。还有，店里扎布用的绳子，有时候用完了，一下子没补上新的，我一般是从自己家里拿来先用的，我也从未想过要让店里补还的。还有……
审问的人打断他：常明义，你不要避重就轻，剪刀和绳子都是小事情，你仔细想想，我们请你来说清楚你的问题，也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就看你的态度好不好了。
常明义心里一惊，便闭了嘴，细细地想过一遍，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有过什么贪污行为。但有一点，他不敢确定，自己的妻子程美珊也在店里上班，不知道她有没有做过偷偷摸摸不检点的事。接下来，常明义说话的语气便没有了适才的肯定和决断了，他开始犹豫，他委委琐琐地说：我对自己是敢保证的，我肯定没有贪污。不过，我是要回家问问我娘子的，不晓得她有没有拿过店里的东西。
常明义的话提醒了工作组的同志，他们便说：那好，今朝就说到这里，你回家问一下你家娘子，前前后后想一想，明天来一并交代清楚。
这一天，常明义和程美珊整夜未睡，夫妻俩和衣躺在床上，想着这几年里自己到底有没有从店里拿回家过什么东西，直想得一夜间头上都生出了白发。常明义不断提醒着程美珊：善娟的姆妈，你再想想，你有没有把零头布拿回家过？上次店里借用我们家做仓库，那些布匹后来是不是全部送到店里了？我们有没有漏在自己家里的？
程美珊有些不耐烦了：没有没有，我是从不会做这种事体的。再说了，信丰祥里用的柜台家具，哪一样不是我们家的？我有时候用用自己家的东西也算贪污吗？
常明义用十分严厉的语气呵斥程美珊：你可真是女人之见，什么叫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只要是店里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不是我们家的。往后可不能在外面这么说啊。
程美珊赶忙点头。接下来，这一对中年夫妇便一桩桩，一段段地回忆着往事。程美珊低着脑袋拼命想，忽然想起什么来，赶紧说：善娟爹爹，我想起一桩事体，有一次，我要扎一个拖把，家里破布条不够，我就到店里去找，结果找到了角落里几条卖布时裁下来的边料，我就拿回家扎在拖把上了，这个算的吗？
常明义点头回答：算，这个也算。说完，便记录下了有关程美珊贪污了店里的四根布条回家扎拖把的第一条罪状。
常明义自己也使劲想着，他想来想去，自己店里他是没有做过什么，只有一次常明义帮隔壁的杂货店卸货，在搬一个装酱油的大瓦罐时，一不小心把罐子砸碎了，整缸酱油洒了。于是，他为自己记上了一笔：贪污隔壁杂货店酱油一缸。
程美珊象是得着了鼓励，更是用心地想着，忽然又想起一个：她爹爹，还有一次，我把店里量布的一把长尺不小心折断了，我没有赔给店里一把新的，我们就只用半根断尺量布，这也算我贪污吗？
常明义想了想，也把这条记录了下来。就这样，这夫妻俩倒象是在回忆自己的先进事迹一样，争相指出对方手脚不够干净的地方，同时也为自己又想起了一件几乎忘记的偷鸡摸狗顺手牵羊的往事而居然感觉颇有成就感。一夜下来，常明义夫妻俩终于拼凑出了他们将在第二天去工作组交代的六七条在店里工作期间做过的不为人知的罪状。
第二天，常明义再一次去接受审讯时，他把一夜苦忆回想起来的罪状以及认罪书交了上去，工作组里的那个近视眼接过认罪书，把一张稿纸贴在鼻尖上看了好久，然后抬起头来看了看常明义，冷笑着说：你想了一夜，就想出这些？
常明义一夜没好好睡觉，这会儿又被审讯刁难，心里的火焰已有些蠢蠢欲动。他压了压几乎升腾而起的烦躁情绪，然后用平静的语调说：我就做过这些，我用了一整夜的时间，也只想起了这些。
工作组成员们相互传阅了常明义的认罪书，然后对站在他们面前不敢乱说乱动的男人说：行啊，你的态度不错，今天先回去，我们会深入调查的，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你能及时交代清楚，我们还会考虑你的态度，如果我们查出你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后果你自己负责了。
不知工作组是否真的派人去调查了，常明义也是在严重的不安情绪中度过了漫长的等待时间，犹如等待着生杀的命运。他每天都在回忆着自己的过往行为，希望从中能找出被自己忽视的问题，一旦能回忆起这样一两条大问题，他倒反而感觉到塌实。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心态，如果交代不出问题，那他是不能过关的，如果交代出了问题，他就能过关了吗？自然是问题越大，越过不了关，随之而来的是更可怕的处理结果。所以，那些天，常明义的日子，过得的确有些惶惶不可终日。
所幸，常明义终于因自己和程美珊齐心协力共同回忆的那几条罪状而人云亦云地成了一名身负“贪污”罪名的人物。工作组没有查出更多更大的问题，这使常明义既庆幸又遗憾。庆幸的是，自己终于可以在这次运动中安然过关了。遗憾的是，他觉得自己未能想出更多更严重的发生的自己身上的问题而颇觉自己的无能。虽然也是把一个“贪污”的罪名安置于他的头上，但自己的行为，实在是有辱“贪污”的冠名的。常明义的贪污行为居然远远够不上洪长根的严重程度，工作组本来对这个昔日的连锁绸布庄少主常明义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希望从常明义嘴里听到更多的有关信丰祥的内幕，事实上却没有，只有写在一张纸上的几条不痛不痒的罪名，很不过瘾。
常明义把一缸酱油、四根布条、一把长尺等等的价值折算成钞票交给了工作组。当然，还有自家的鸡吃了店里的米的洪老板、每天早晨起来磨豆浆时喝一杯鲜豆浆的豆腐店许老板、顺手牵了几只装酱油酱菜的缸盆瓦罐回家的杂货铺钱老板，他们也无一例外地成了贪污犯。虽还未及坐牢杀头，但都换了工作，原来是米店的负责人，现在调到了布店，原来是豆腐铺子的老板，现在成了杂货店的店员，常明义呢，调到了十二里外别镇上的布店里，继续当部门负责人。常明义变得更为小心翼翼了，他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凡遇到需他拿主意作决定的事情，他一概请示领导，自己从不轻易决策。信丰祥绸布庄的少东家，如今越发唯唯诺诺低头哈腰，早年叱咤江湖奔波于商场的身影已不知去向。改头换面的常明义得出了一个他自认为十分经典的结论：一定要让尧仁念好书，将来在国家单位找个好工作。
其时，常明义依然认为只有读好书才能成为国家单位的一员，一如当年他因了自己读书出色而被三家银行录取，遗憾的是终究因病了一场而未能去成，要是去了，也不会遭现在这样的罪了。
这一年，常尧仁依然还在农业中学以鹤立鸡群的成绩傲视他那些近似于文盲的同学乃至头脑简单学识浅薄的农村教师们。善娟初中毕业后，因为成份问题而没有升学机会，便进了临近刘湾镇的一个叫江水镇的供销社布店当上了一名营业员。出身商家，子女已不是大小姐少东家，但做生意拨算盘的本事原就有一手的，所以，善娟也算是继承了常家的旧业，当上了布店的店员了。
十 游泳
这一年，七十三岁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姿势畅游了长江。于是，全国人民都响应号召，跃跃欲试着要去畅游长江了。可长江毕竟也不是就在家门口的，人们便纷纷跑到自家门口的河里、池塘里去游泳了。那天，比毛主席年长一岁的常冀昌去参加了镇上的游泳动员大会，观看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记录片。回来后，他就按要求在家里宣传开了。七十四岁的常冀昌原本已把日子过得有些意兴阑珊，整天泡在茶馆里喝茶，一年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他就不再喝上好龙井茶了，他只喝杂碎草青，刘湾镇上别的老头子喝五分钱一壶茶，他绝不喝六分钱的茶。常冀昌的日子越来越平民化了，现在，这个七十四岁的老头看起来几乎没有一点点刘湾镇商业联合会会长曾经的气派了。常冀昌的背有些微驼，原本挺拔的身材也略显佝偻，古稀之年已近于老态。这一天，他去参加了游泳动员大会回来后，就对家里的大人孩子宣布：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到随塘河里去游泳。阿奶可以不去，美珊要是有空，也应该去，小囡们都要去。你们有谁不会游泳的？阿爷这一回要教教你们游泳了。
常冀昌从不会用居高临下傲视一切的眼神看人，过去，哪怕是到信丰祥去买一尺土布的穷人，他也一样热情招呼，周到接待。即使是指示店里的伙计做事，也是不动声色地轻声吩咐，而非颐指气使指手画脚。常冀昌长年养成的行为举止，让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谦逊而有涵养的人，且这谦逊并不是因自身的卑微，而是做得成大事业的人与身俱来的品性。他向家里人传达游泳动员会精神的时候，依然像过去在信丰祥里接待顾客那样，两手垂于身侧，下颌略低，眼神也是谦恭礼让的。他对着家里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小自学而成游泳，他游泳的那个姿势，不是自由泳，不是蛙泳，也不是蝶泳、仰泳。没有人说得出毛主席用的究竟是什么游泳姿势，可他就是游得那么好。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畅游长江时对陪游人员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毛主席都下长江游泳了，虽然我们没办法到长江里去游泳，但我们总可以去随塘河游泳吧？
就有一个孩子好奇地问：阿爷，那我们要是去东海滩外面游泳呢？
常冀昌脸一沉，对着那个要去海里游泳的子孙说：海里不准去，到海里去游泳是很危险的。随塘河是可以去的。我不但要叫你们去，我自己也要去呢。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游泳可以锻炼身体，游泳可以锻炼意志。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毛主席游长江时对身边的陪游人员说的。毛主席游完三十里长江后，用一块白毛巾擦着湿淋淋的身体，那时刻，他就说了这句话：“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常冀昌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看过的记录片里某些镜头的分析，得出了上面的结论。他就象在对子孙们描述一部刚看完的故事片一样娓娓描述着毛主席畅游长江时的情景：毛主席游完长江后，发现长江真是又深又宽，果然是中国第一江啊，所以，他对跟随在他身边的陪游人员说出了那句话。七十三岁的毛主席不仅游了长江，居然还游了近三十华里，我看，你们这些年轻人大概也游不了那么长吧？
常冀昌的聪明才智不再用于生意场，便对这些新形势颇为心领神会。他继续向他的子孙们叙述他的感受：毛主席的创举实在是令我万分惊讶和敬佩啊。看完记录片我就想，尽管我比毛主席年长一岁，但我年轻的时候也都没有游过这么长的距离。毛主席伟大就伟大在这里，那是绝不能把他当普通人看的。
常冀昌的话无疑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心声，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创举鼓舞得全国人民信心百倍，国家体委号召广大干部和群众“为革命而游泳”，鼓足干劲，踏踏实实地把群众性游泳活动开展起来，全国人民便在这个夏天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游泳运动。刘湾镇周边有许多纵横交错的河道，所以，要普及游泳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刘湾镇的人民大多渔民出身，家里个个都是游泳好手，只不过这么些年来，游泳始终是乡野孩子玩闹的活动，没当作大菜上席而已。现在，这项被刘湾镇人视为野趣的运动被毛主席一提倡，人们便也迅速地爱上了这一被提升为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锻炼意志的体育项目。但是刘湾镇位居长江入海口的东海边，这里的长江显然宽度过大，无法与伟大领袖毛主席遨游过的武汉的那段长江相比，所以，刘湾镇人民只能在钦公塘下的随塘河里遨游一番了。
镇上要举办遨游随塘河的比赛活动了，比赛前的动员大会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以常冀昌等退休人员和闲在家里的人为首，分批到公社礼堂集体观看毛主席遨游长江的记录片。常明义和程美珊他们供销合作社也看了记录片，刘湾镇农业中学的学生也组织到公社礼堂观看了记录片，农业中学的高才生常尧仁当然也去看了记录片。黑暗的礼堂里，常尧仁和同学们心潮澎湃地看着毛主席在长江里身姿舒展地迎波破浪，毛主席身后的众多游泳健将与毛主席高大的身影比起来，简直是又瘦又小。常尧仁和同学们同时看到了影片里的毛主席在浩瀚的长江波涛中以一种他们十分熟悉的姿势破浪前行，正如阿爷常冀昌所说的，毛主席游泳的姿势既不是自由泳，也不是蛙泳、蝶泳、仰泳。可这姿势又是如此亲切，亲切到似乎是他们见过最多的一种游泳姿势。常尧仁看了一会，终于想起来，毛主席游泳的姿势和自己游泳的姿势是一样的。这令常尧仁十分兴奋，一兴奋，他便在黑暗而安静的礼堂里脱口说出了一句十分突兀的话：毛主席游泳的姿势和我是一样的。
所有观看记录片的师生们刹那间全部把脑袋转向了发出声音的常尧仁，黑暗中，那些灼灼发光的眼睛里明显带着愤慨和指责。区区初中生常尧仁，怎么可能和毛主席用一样的姿势游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毛主席的游泳姿势是独一无二的，毛主席的游泳姿势是首创的，常尧仁简直是痴心妄想，居然说毛主席的游泳姿势和他一样。
常尧仁却完全误读了射向他的那些眼光，他以为，那是对他会用和毛主席一样的姿势游泳表示敬佩和赞扬。常尧仁被自己的误解弄得骄傲起来，随即，他在万众拭目下以更为响亮的声音宣布道：毛主席游泳的姿势就是狗刨式，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一模一样的。
清晰的话音在安静的礼堂里迅速传播，引起了一番不小的躁动。常尧仁因此而更加觉得自己的光荣了，这是多么骄傲而令人羡慕的事情啊，因为毛主席用狗刨式游泳，常尧仁感觉自己的游泳姿势也变得神圣而伟大起来。然而，常尧仁的骄傲自得还未得以充分膨胀，记录片也没有播放完毕，他已被老师叫出了公社礼堂。常尧仁被带到礼堂外的过道上，农业中学校长严峻的脸色以及校长身后众多的老师们近乎悲哀的神情终于让常尧仁意识到，问题似乎有些严重了。可他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于是，未等校长开口，他便为自己辩解起来：他们都说，毛主席从小就用这种姿势游泳的，我也是从小就用这种姿势游泳的，没有人教我，是我自己学会的，毛主席也是自己学会游泳的，我刚才看得很仔细的，我游泳的姿势真的和毛主席是一样的。
校长厉声呵斥道：常尧仁，不要以为你家过去是开绸布庄的你就什么都知道，你居然敢说你游泳的姿势和毛主席是一样的，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
常尧仁有些听不懂校长的话，这和自己家以前开绸布庄似乎没有多大关系，校长怎么就扯上了绸布庄的事了呢？常尧仁不太明白校长提绸布庄究竟是什么意思，便张口想为自己再辩解几句，没等发出声音，校长劈头盖脸的训斥再一次接幢而至：你居然还说毛主席的游泳姿势是狗刨式，你昏了头。你以为你用那两下狗刨式就能横渡长江吗？你的狗刨式只配游游随塘河，不对，你是连随塘河都游不过去的。你怎么能和毛主席比？说话下巴要托托牢的。
校长身后的老师们争相符合着说：常尧仁，你怎么能说毛主席用狗刨式游泳呢？你这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这话是谁教你的，你阿爷还是你爹爹？
常尧仁终于知道自己是犯下了十分严重的错误了，可话已经说出口了，收也收不回来了，常尧仁便只能哑口无言地领受着此起彼伏的教育批评的声音。末了，校长说：常尧仁，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吗？回去叫你家长来一趟，我倒要问问，到底是谁教你的，我要好好地挖挖你的思想根子。
常尧仁的思想根子当然是传承了资产阶级家庭的遗毒。程美珊作为家长赶到学校，毫无疑问领受了一番教育，教育完毕后，常尧仁农业中学就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似乎并无挽回的余地，对于常尧仁的学业，常家已经经历过考初中时的变故，连就读于农业中学的机会都是被恩赐的，且他的身份本就是备取生，所以，退掉一个备取生，是丝毫不影响农业中学的学籍状况的，即便这个学生的学习成绩优异到超过在读的任何一位别的学生。
八月炎夏季节里，钦公塘上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刘湾镇上人民群众穿着很少的衣服，排着长长的队伍，游泳健将们穿着五颜六色的短裤和背心，暴露于热烈的太阳底下的身影组成了五彩缤纷的热闹场面。他们多半面带稍稍羞涩的表情，好似这样排着队伍站在钦公塘上就象排队进浴室洗澡一样，令人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但又因为毕竟不是排着队进浴室洗澡，这是一场全民游泳运动，这一天，正是掀起高潮的一日，所以，游泳健将们的羞涩表情里便带着或多或少的骄傲，他们知道，他们将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样即将在一条河流中破浪畅游了，尽管这河流与长江比起来是太过渺小了，但刘湾镇人民群众的精神却是十分伟大的。
参加游泳的还有女的人民群众，女人民群众衣服穿得显然要比男人民群众多一些。上衣是花布圆领衫，短裤要比男人民群众的长一些，是自家做的大花裤，长至膝盖不到，宽大之至。看起来刘湾镇人营养都不十分良好，所以妇女们多半长着不够肥大的屁股，宽大的花裤，就大到几乎可以在裤裆里塞一只老母鸡了。
男人和女人自然是不能放在一起比赛的，所以，女游泳健将和男游泳健将分两边排着队。十分明显，排着女游泳健将队伍的这一边，围观的人群更为拥挤。队伍中有豆腐店许老板的媳妇、杂货铺钱老板儿子的老婆、还有米店洪老板的女儿洪芳和外甥女姚芊玲。
常冀昌家却没有人参加畅游活动，因为常尧仁正式退学了，十六岁未到的少年成了一个闲荡在家的无业者。因为常尧仁学业的变故，这段日子，常家沉浸于一种沉痛与悲伤的气氛中。常冀昌老爷子起初的宣传活动引起了全家人对游泳的热情和兴趣，但常尧仁的一句“毛主席游泳的姿势和我一样的，是狗刨式”，让刚刚燃烧起来的热情随之湮灭。常家可以参加畅游活动的人口最后都没有报名，小一些的孙子孙女们没有资格参与，他们只能以拉拉队的身份去参加这场活动。常家又一次落伍于时代浪潮了，他们成了这个瞬息万变如海水潮涨潮落的世界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他们又一次把自己阻挡在主流之外，成了潮流中的掉队者。
畅游随塘河的这一日，常家后门外钦公塘上的锣鼓声不遗余力地传播到一河之隔的常冀昌家里。常家的子孙们有的为家外的热闹所吸引，按耐不住出门去做了围观者。家里只留下常冀昌李月珍老两口，还有常明义和程美珊夫妻俩，连宋丽珍也出去看热闹了。常尧仁呢，是把自己关在楼上闭门不出。闷热的夏天，紧闭的门窗无以阻挡发自随塘河边的那些声音，有发令枪声、人群的呐喊欢呼声，还有喇叭里呼叫着“商业社代表队作准备”或者“农具厂代表队整队上场了”的声音。他还听到了叫“农业中学代表队”的声音，这声音，在常尧仁听来，简直是一支直插心头的厉剑。尽管农业中学并不是他十分热爱的一所学校，但他是农业中学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现在，他这个最优秀的学生却被拒之门外。这个有着很高心气的少年的内心，终于开始生出了些许近于成年人的沧桑感。
十一 多事之秋
退学在家的常尧仁开始担当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任务，他还学会了诸如做饭、洗衣服的家务活，俨然成了一个小当家。常尧仁管理着家里的日用帐目，上街买菜时的斤两找零还是算得极快，但这又是大材小用的。他心不在焉地做着这些不成气候的家务，便常常把饭烧焦了，菜里的油盐酱醋放得或多或少了，和妇女们一样蹲在井台边埋头搓洗一家大小的衣物，女人们边干活边议论着家长里短的话题，常尧仁却是不发一言，只把一大盆衣裳洗得皂泡横溢，简直要把粗布料子的衣裳揉捏成碎片。蹲在井台边洗衣服的女人中，还有过去药铺林老板家的外孙女姚芊玲。姚芊玲蹲在井台边洗衣服的模样姿势，已完全象一个成熟妇女一样驾轻就熟了，只是比之那些妇女，姚芊玲毕竟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身条和腿脚，究竟还是修长紧凑而毫不松懈的。因为经常会在井台边碰到刘湾镇上的美貌少女姚芊玲，常尧仁的洗衣服工作便干得分外心浮气噪。男孩究竟是男孩，做起家务活来不伦不类的，这本不是他愿意做的，只是因为他是闲在家里的人，不干家务又能干什么呢？可是在井台边洗衣服的女人中间还有一个姚芊玲，常尧仁便把自己的一盆衣服洗得格外匆忙，洗完后便急急地逃离，好似被姚芊玲看到他在洗衣服，那是一件十分耻辱的事情。倒是姚芊玲更显大方热情，不管有无别人在场，她都会关心一下常尧仁盆里的衣服。常尧仁在洗弟弟妹妹们的衣裳时，发现有一块洗不掉的油迹，洗过一遍还是洗不掉。这时候，姚芊玲便会笑眯眯地走过来，一把夺过常尧仁面前装了大堆衣服的面盆说：我来帮你洗掉吧。
常尧仁拼命摇头后退：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家会洗的。
常尧仁说了一大串“不用”，那是真心地不想要姚芊玲帮忙，让一个女孩子帮他洗家人的衣服，这简直是一件更为耻辱的事情。尤其是这衣裳堆里，还有一些贴身衣物，常尧仁又不好意思挑出来，把剩下的外衣让她去洗，这实在是一件为难的事情。姚芊玲却扯着常尧仁的面盆说：哎呀，洗个衣服呀，你客气什么，你洗得不清爽，我帮你洗一下，又没什么的咯。
常尧仁扯住面盆的手便有些松懈，他发现，长得瘦瘦小小的姚芊玲，手里的力气还是很大的。一来一去地扯了半天，面盆终于被姚芊玲抢了过去。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神仙妙法，常尧仁洗了半天洗不掉的污迹，一到姚芊玲手里，便似不花吹灰之力，捣腾几下，便洗干净了，常尧仁因此而对叶秀美玲分外地敬佩。
闲附在家的十六岁少年常尧仁身体里的某种元素正随着他躯体的迅猛成长而快速滋生，又因着自己是一个被学校退回家的闲人，故此而总显忧郁。一个忧郁的少年，因着忧郁而显成熟，浑身又带着挡不住的青春气息，这青春气息被掩盖于沉默与忧郁中，便显得分外深沉而冷俊了。常尧仁的少言寡语让蹲在井台边洗衣服的妇女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懂事的男孩。懂事的男孩却总是离不开瘦弱的姚芊玲的帮助，这帮助是多么微不足道，但就是这微不足道的帮助，让忧郁的少年心头有了些微温暖的安慰。原本去井台洗衣服是一件多么尴尬多么无趣的事情，现在，因为井台边有一个姚芊玲在，那个潮湿而充满女人喧哗的地方，便对常尧仁有着说不明白的吸引力了。
那个深秋的傍晚，风刮得暗重持久，天很冷，白昼渐短，才五点时分，夕阳已落入云层之后，天色黑沉沉的。常明义和程美珊还没有下班，老爷子常冀昌不到吃饭时间是不会从茶馆回来的，李月珍正在楼上的房里做针线活。常尧仁站在后门口，看着远远的随塘河外高高的钦公塘海堤发呆，常尧仁喜欢站在家门口看着远方瞎想，脑海里翻滚着滚滚浪涛，浪涛在黑暗中流动着，流向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很远的地方，却始终无以捕捉，一片渺茫。
天色越发黑了，该做晚饭了，爹爹姆妈就要下班回家了。常尧仁正想转身进屋，却见一个身着黄绿色旧棉袄，戴一副眼镜的中年男人正从随塘河堤上走来。这男人是瘸子，常尧仁看着他迈着一瘸一拐的步伐，似乎是冲着他们家而来的。显然他不是刘湾镇上的人，那身黄棉袄一看就是部队里的东西，只是很旧了。刘湾镇上是没有人穿这种棉袄的，这里的人们都穿自家织的土布棉袄。刘湾镇上更没有这样的一个蹶子，西市街上倒是有一个蹶子，但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而且他终年穿深蓝色衣服。来人肯定不是本镇人，常尧仁十分好奇的看着他一点点走近。他果然是冲着常家的门口走来的，直到站在常尧仁面前，他才看清楚，这人差不多将近五十岁，脸色白得碜人，嘴唇没有一丝血色，大概是冻着了。男人站在常尧仁面前，佝偻着腰身，似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他瘸着腿跨前一步，弯着腰冲常尧仁咧嘴一笑。这笑容竟让常尧仁感到似曾相识。细看，却还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常尧仁开口问：你寻哪个？
来人用手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张嘴呼出一口袅袅热气：你是明义家的儿子吧？
常尧仁点头说：是，你怎么认得我爹爹？你是谁？
来人又咧嘴笑了笑：你爷爷在家吗？
常尧仁说：我阿爷还没回家呢，你找他有事吗？
来人想了想说：那你爹爹呢？他在家吗？
常尧仁有些疑惑不解，但还是回答：爹爹还没落班呢，你到底寻哪个啊？
来人还是笑笑，露出一脸为难：那，能不能先让我进屋？
常尧仁站直身子往门口一挺：不行，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就不能让你进屋。谁晓得你是国民党特务还是小偷强盗呢？
来人本是惨白的脸色黑了一黑，继尔又露出了笑，这笑，已是十分尴尬。他就这么站在常尧仁面前，对着少年点了点头说：那好，我就等你爹爹和爷爷回来吧。
天色已完全落入漆黑，风更大了，也更冷了。常尧仁想关门回厨房做饭，但又不好意思真把门关上，他怕来人果真是阿爷和爹爹的客人，那他就很不礼貌了。可这人又不说明自己究竟是谁，叫他怎么放心让他进家门呢？常尧仁伸出脑袋看了看门外的男人，只见男人缩着脖子站在墙角跟前，身型歪斜，几乎要被风吹倒一般。秋风在夜里的杀伤力很大，男人瘦弱的身体差不多已抵挡不住，况且这人是个蹶子。常尧仁有些不忍心了，他对着男人说：嗨，你等一歇，我上楼叫我阿奶下来，看看她认不认得你，要是我阿奶认得你，你就可以进屋了。
那人在黑暗中回答：不用打扰你阿奶了，等你阿爷和爹爹回来，我说两句话就走。
刚说完，又犹豫了一下，补上一句：对了，你厚娣阿奶，她还好吗？
常尧仁说：厚娣阿奶身体不好，在楼上房里歇着呢。
那人轻轻“哦——”了一声，便不再声响。常尧仁更搞不清楚他的来路了。但他还是说：我还是去楼上把阿奶叫来吧。说完关上门，上楼去叫李月珍了。
等常尧仁跟在李月珍阿奶身后回到楼下时，他们同时听到客堂里传来依稀的哭声。李月珍忽然一改本是稳缓的步伐向着客堂快步走去，嘴里叫着：明义，明义啊，这是谁来了？
常尧仁上楼找阿奶这会儿工夫，常明义夫妻俩正好下班回家。这一日供销合作社全体人员下班后开大会学习最新指示，大会一结束，程美珊就匆匆往回走，常明义比她慢几步。他们一前一后刚到家门口，便看见黑暗中，有一个人影靠墙蹲着。那人见有人来，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然后，程美珊十分吃惊地听到那人对着常明义叫了一声：是明义阿弟吗？
常明义十分奇怪，这人怎么认识自己，且叫他“明义阿弟”。正在疑惑间，那人挪到他们面前，黑暗中，惨白的脸色依稀可见。程美珊只听得丈夫惊叫一声“二阿哥”，那人便应声歪歪扭扭地滑倒在地了。常明义对着程美珊叫道：快帮我一起扶进屋。
两人架起昏迷过去的人进了屋门。灯火下，程美珊终于看清如乞丐般蹲在家门口的男人的长相。这是一个身架瘦弱、面色苍白的病人，他紧闭着眼睛，近乎不省人事。常明义一边脱下身上的棉袄裹在来人身上，一边说：快去烧水，暖壶里还有开水吗？
程美珊问：他是谁啊？你刚才叫他什么？
常明义吼道：“快去倒开水啊，他是我二哥。”吼完，竟忍不住哭了出来。
程美珊慌忙去找暖壶，常明义把来人扶在一张长埕凳上躺下。这一边，常尧仁正带着李月珍阿奶下楼。他们的身后，中风半年来一直呆在楼上卧室里的李厚娣，竟也听到楼下动静，颤巍巍地起来，扶着楼梯把手挪了下来。李厚娣有多久没有下楼了？她自己也已不记得。尽管她并不清楚楼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仿佛有着某种特殊的感应，又似乎，儿子的气息正在召唤着她，半年来未离开卧室一步的李厚娣，竟似得了一股神力支撑着她，挣扎着下楼了。此刻，家里所有人都团团围着病困交加的常明诚，谁都把这个二十多年没有回家的孩子的亲生母亲忘记了，可亲生母亲，却已站在了儿子面前。她拨开挤着的人群，然后，默无声息地看着躺在埕凳上的这个形貌如此陌生的男人。只见他身着破棉袄，身躯瘦弱不堪，脸上布满乱糟糟的胡子，眼睛深深凹陷，突出的眼眶周围，有几处淤青泛出隐隐的紫痂。
李月珍这才惊异地发现，厚娣阿姐竟独自下楼了。她赶紧扶住她，紧张地询问：厚娣阿姐，你怎么下楼不喊一声？厚娣阿姐，你不要紧吧？厚娣阿姐啊，明诚回来了，你看看，这不是吗？你千万不要着急，明诚是不当心病了一场，你不要急哦……
所有人都吓得不轻，常明诚二十多年不回家，一回家，竟是这等落魄，做母亲的李厚娣，本已身体孱弱而卧床不起，今天竟会出乎预料起来了。可是二十多年未见的儿子成了这个样子，她又怎能承受得住？每个人都紧张得摒声静气，等待着李厚娣随即将至的崩溃。李厚娣却并未发出任何悲劫之声，她布满麻点的脸上竟是如此平静。只见她伸出两只老手，探到常明诚面前，那双手，微微颤抖着，抚到了常明诚瘦削肮脏的脸上，然后，看着衣衫褴褛的儿子的眼神里，无限的温柔漫溢而出。她嘴角轻轻扯开，竟露出一个微笑，只听见她自言自语般地说：哎呀，那个时候，明诚还是个大学生，胡子也没长硬呢，现在倒是一脸落腮胡，可是象了你的爹爹啊。
李厚娣话音轻弱，身旁的人，却都已清楚地听到了。许是因为屋内的温暖，恰在这时，昏迷的常明诚竟睁开了眼睛。眼眶上的淤青顿时肿胀叠起厚厚一块，显然是沉重坚硬的钝器撞击的结果。常明诚看见了聚拢在他跟前的众人，嘴角轻轻一咧，那是他在表示笑意，只是笑的表情并未成功做到。他定怏怏地看着他的母亲李厚娣，启开焦裂的嘴唇，轻轻叫了一声：姆妈！
李厚娣怔住了，她呆了几秒钟，才忽然醒过来，犹豫问道：这是在叫我吗？
那么多年了，李厚娣听到的都是“厚娣姆妈”或者“厚娣阿奶”这样连着她的名字的称呼，这表示叫她的孩子们都不是她的嫡亲。现在，眼前的人叫她一声“姆妈”，让她感觉甚是陌生。等她终于回过神来，才明白，这的确是在叫她。她抚了一把常明诚的乱发，颤抖着嘴唇说：真的是明诚，真的是啊。明诚回家啦？回家了就好。
说完，昏花的老眼里，眼泪终于“哗哗”地滚滚而下。周围，已是一片唏嘘声。
老爷子常冀昌回家时，常明诚已完全醒转过来。他母亲李厚娣，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常明义、弟媳妇程美珊、月珍姆妈，还有他的侄子常尧仁正围着他，一家人在灯火下的身影，投射到青砖地面上，留下一方隐绰簇拥的黑影。
常冀昌踏进家门，看到眼前的一幕，竟不知该是高兴还是伤心。刚看清家人围着的是二儿子常明诚，老爷子心头一喜，再看老二瘫倒在椅子上，象是正生着一场大病的样子，心头便一沉，他马上想到，老二出什么事了，他忽然回来了，一定是出事了。常冀昌只以为老二在北京当着大官，繁忙亦是十分正常。古时候就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不是他不想家，那是他公务缠身，回不得家，想想这也该是值得的。可是，今日见到的儿子，竟是如此落魄，就象刚从大狱里放出来的一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常冀昌心头陡然一酸，眼眶里冒出了一汪混浊的老泪。他使劲压了压已梗塞的喉头，无声地坐了下来。
李月珍和程美珊抹着眼泪站在一边，常明义垂手立在老爷子身后。二十多年来，常冀昌有着多少话要对二儿子说，儿子在面前了，他却发不出一句话。常明诚硬是撑起虚弱的身子，脸上挤出一个痛苦的笑容：阿爹，实在对不起，到今天才回来看您。
常冀昌眼圈又是一红，二十多岁的儿子现时已近五十，面容自然已不再年轻，眼角的皱纹竟不比老爷子少，且是又瘦又病的样子，看上去绝不象一个在京城里当官的人，倒象是一个景况惨淡生活落魄的乞丐。
常冀昌摆了摆手阻止常明诚，然后，以近乎轻描淡写的语气说：老二，你饿了吧，先吃饭。
常尧仁这才想起，这一折腾，自己都还没做晚饭。他拔腿就往厨房跑，李月珍说：美珊快去做碗鸡蛋羹，先让明诚吃上。
女人们都进了厨房，连老眼昏花的李厚娣也跟着去给儿子做饭了。客堂里只剩下常冀昌父子三人。常明诚喝了一杯程美珊冲的白糖开水，脸色好转了一些。还是常明义问了一句：二阿哥，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常明诚重重地喘了口气，说：阿爹，阿弟，你们别见怪，这次回家，是我瞒着组织瞒着家里人跑出来的，我都没办法写封信告诉你们，往后，你们要当心点，遇到什么样的事儿都要挺住。我对不起你们，我牵累你们了。
常明义听不懂二哥的话，他看了一眼父亲，常冀昌正表情凝重地看着常明诚：明诚，到底出什么事了？
常明诚犹豫片刻，抬起头看着父亲，眼里竟含满了泪水：爹爹，咱们家过去是资本家，大哥又去了台湾，现在，我又成了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份子。儿子不孝，没有服侍过您一天，也许，以后真的没有机会弥补了。这回悄悄跑回家，是想提醒爹爹和明义阿弟，一定要留个心眼，要学会保护自己。
常明义忽然想起，在土改和四清运动的时候，二哥写过两次信回家，那时候没感觉到什么特殊，但此刻想来，二哥是一直在暗暗地照顾和提醒着家人。就是因为那两封信，常明义才放弃了扩业信丰祥的打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才有所准备，而不至于在遭受严重冲击时不能承受。可是现在，二哥自己也落难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常明义的疑问并没有得到解答。晚饭后，程美珊打扫出了一个房间给常明诚睡。常明义扶着二哥上楼时，常冀昌发现他的腿瘸了。他没有问这腿是怎么瘸的，心里却痛得忍不住再一次悄悄落下了眼泪。
夜里，常冀昌在二儿子的床边一直逗留到午夜才回房，躺下亦是辗转反侧不得入眠。李月珍更是无法入睡，却也不敢多嘴问老爷子什么。这一边，常明义和程美珊俩人也瞪着眼睛等天亮，他们谁都无法想象家里将会遭遇一些什么，但他们却同时预感到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来临。那边，李厚娣也是无法安心睡去，她无法想象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只知心疼她的儿子。她翻箱倒柜，找出常明诚念大学时穿的一件深灰色青年装，给他送到他房里，说：明诚，你可以穿的衣裳，姆妈这里只有这一套，不要急，明朝我就去请裁缝做，你先将就一下哦。说完，很是贤惠地把空间和时间留给了常冀昌和常明诚，然后，便回自己房里，睁着眼睛盼天亮。等太阳出来后，她要亲自去为儿子买油条豆浆，记得明诚小时候，是最喜欢吃热豆浆泡老油条的。
第二天一早，李月珍做好了米粥等着儿子媳妇们下楼来吃，李厚娣的病似乎在一夜之间痊愈了，她早早起来挪下了楼，要上街去买油条豆浆，被李月珍拦住了，说：厚娣阿姐，我一会儿就去买来，你不要出门，在家里安心坐着等明诚起来吧。
等到一家人都起来了，常明诚还是没有下楼。李厚娣要上楼给儿子送油条豆浆，常冀昌却说：端一碗粥到明诚房里去吧，他这么病着，吃油条豆浆还不如大米白粥好，先让他把身体养好，才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李月珍却说：还是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我看他这几天肯定是没好好休息过。
常冀昌没有反对，只关照家里人不要把明诚回家的事情说出去。一家人沉默着吃早饭，没有人敢开口问老爷子昨夜究竟和老二说了些什么。
早饭后，常明义和程美珊照旧去上班。常尧仁闲在家里，始终对这个传奇般的二伯父十分好奇。过去，他听阿爷和阿奶说，二伯父早年离开家去参加抗日了，后来他又做了地下党，现在，是北京的大官。常尧仁脑海里便回忆起许多电影里看到过的抗日将领和地下党，二伯父呢，大概就象《虎胆英雄》里的那个侦察科长一样，或者就是《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总之，二伯父的形象，在常尧仁的想象中是高大而神奇的。可是昨天晚上看到的二伯父，实在与侦察科长或者杨子荣差别太大了，他不仅神情颓丧，身体虚弱，而且，他还是一个瘸子。常尧仁有些失望，但他知道，二伯父是遭了难，但遭了难的二伯父还是有着辉煌的历史，这些，依然让常尧仁充满了好奇和想象。
直到中午时分，二伯父还没有起床。常尧仁忍不住了，他很想和二伯父说说话，听他讲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他想去喊醒他，但又不好意思。他蹑手蹑脚地上楼，来到了二伯父的房门口。他想好了借口，他手里端着一碗大米白粥，要是二伯父已经醒了，他就说是给他送吃的上去的。常尧仁一手端着粥碗一手推开房门，他朝那张单人小床上张望了一眼，二伯父并没有躺在床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床单也铺得平展展一丝不苟。他走进房间，环顾了一圈屋内，没有人。二伯父不见了。
常尧仁赶紧跑到阿奶房里，阿爷和阿奶正坐着说话，在商量什么事儿。听到孙子说常明诚不见了，老爷子和李月珍便满屋子找。找了半天，角角落落都寻过了，还是没有人。常尧仁忽然想起昨天二伯父站在家门外说：不用打扰你家阿奶了，我就等你阿爷或者爹爹回来，说两句话就走的。后来，二伯父晕倒了，被阿爹姆妈扶进了屋。是不是二伯父真的走了？
这一日，常家人找遍了整个刘湾镇，也没有找到常明诚的影子。老爷子叹了一口气，说：随他去吧，当年打仗时也没把腿打折，现在新社会了，倒被打断了腿。他是自身难保了，随他去吧。
一个星期后，三里外的施湾镇上传来消息，说随塘河里漂过来一具男尸，是畏罪自杀的反革命特务份子。据说，这个人是从北京逃到上海浦东的。
常冀昌并没有前去认领尸体，他努力让自己相信这传言所说的自杀者不是老二常明诚。也没有人来常家通报常明诚出事的消息，有人说，那人是自绝于人民，虽然死了，但还是要运回北京去执行人民对他的判决。
又过了两个星期，常冀昌接到一封信。打开信封时，常冀昌的手剧烈颤抖起来，他捏着信纸看了半天，然后，他抬起头，默默地在心里说：老二罪有应得，老二不听我的话，他是活该。
说完，七十多岁的老人常冀昌同样苍老的面孔上，已是老泪纵横。
十二 母亲
听说施湾镇上随塘河段里发现一个畏罪潜逃自杀的男人后，常家人依然没有放弃寻找常明诚。所有人都隐隐感觉到，那个畏罪潜逃者就是常明诚，可谁都不愿意承认，亦是无人敢把内心的猜测说出口来。直到那日北京的一纸通知寄到，方才确知，常明诚已经不在人世。
李厚娣在常明诚失踪后的那日早晨，似回光返照一般，身子骨好到竟可以自己撑着拐杖出门了。随塘河里有人自杀的消息传来那天，她乘着家人不注意，悄悄地出了门。大半天后，她神色木呆地回了家，然后，再一次躺倒在床上。这一回，她似已无法恢复元气，她整日定定地看着天花板不说话，一旦说话，也是神志糊涂。李月珍去她房里陪她说说家长里短，对她隐瞒着北京来的消息。谁都以为，她是不知常明诚已死的确切信息的，便一起对她撒着没有结果的谎言。
深秋过去，冬日来临，新年将至。这个大年三十，家里人都在楼下的客堂里坐着守岁，孩子们正围着阿爷，吵着要阿爷讲故事。常明义则坐在堆着残羹剩菜的八仙桌边独自思忖着什么，李月珍和两个儿媳程美珊和宋丽珍在一旁搓着糯米小汤圆，那是预备大年初一清早煮酒酿汤圆吃的。此刻，楼上卧房里的李厚娣静静地躺着，她并不知道今日里就是除夕了，李月珍没有告诉她哪一天才过年，孩子们也被关照好了不允许对大阿奶提过年的事，生怕她知道了这个日子的到来而再次急切盼望儿子归来。这一回的盼望，终究是没有结果了。看情形，全家人都担心她活不过年关。没有人敢告诉她真相，儿子的死，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哪怕是活不过年，也希望她抱着儿子还在人世间的幻想，总比知晓了真相后绝望地死去要好一些。
李厚娣躺在床上，确是已分不清昼夜，她也并不知道今朝是哪一天，明朝又是什么日子。李月珍把年夜饭端到她跟前的时候，李厚娣亦不知道这就是年夜饭，可这饭食的丰盛和可口，却是往日不可比的。许是这一日，她的精神的确比往日好，胃口便也大开了，居然把李月珍端来的饭菜全数吃了下去，眼里竟也有了光彩，喉咙口发出一些模糊的声音，不成字句，好象是在问：这么多好吃的，是要过年了？还是明诚回来了？
李月珍安慰道：厚娣阿姐，你不要着急，慢慢等吧，总会把明诚等回来的。
李月珍实在是不敢提常明诚，这问题太难回答了，她只是沉默着喂饭，直到李厚娣吃完，才对着精神气好转的麻子女人说：阿姐，多吃点好，身体好起来，明诚回来看见了也会高兴。
李厚娣瘦到只剩一张皮的老脸上，便扯出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是努力想笑，笑出来，却是一张布满揉碎了的黑色麻点的旧布片，旧到轻撕即破。
李月珍喂完饭，替李厚娣掖了掖被角，说：阿姐，睡吧，醒过来吃汤圆哦。
李厚娣竟伸出枯槁的手，拖住李月珍的衣角，奴动嘴巴，竭尽全力地吐出了一句稍稍完整的话：月珍，不要骗我，我都晓得了。施湾镇上，跳随塘河的人，我看到了……
李月珍惊得哑口无言。话音刚落，皱纹密布的老脸上已布满浑浊的眼泪，喉咙口发出了一阵急促的喘息声，似气息不可回转，即刻就要咽下气去。李月珍急得大叫“厚娣阿姐、厚娣阿姐……”，手掌急促抚着她的胸口，直到听得李厚娣喉咙口一阵呼啸，然后，喉头松动一下，一口气息终于回转了过来。
那天，李厚娣听到孙子孙女们说随塘河施湾镇段里有人自杀。冥冥中，似有一个声音正催促着她，让她顾不得自己随时可能倒下的身体，拄着拐杖向施湾镇蹒跚而去。李厚娣瞒着家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足足三里路，半天后，终于到达。她一路打听着，寻到了随塘河边。据说，那个跳河的人已经被捞起来后躺在河边大半日了，没有人来认领。直到下午，才有人去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来了两个公安，粗粗看了一眼又走了。过了一会儿，有几个短白褂的医院杂务工抬着一副空担架来了。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抬起在河边躺了半天的尸体，往担架上一甩，盖上一张白被单，又抬起担架，走向停在钦公塘上的一辆救护车。恰在这时，李厚娣赶到了。她看到了那付担架，担架上微微隆起的人型，被白布蒙着，竟是那么薄，那么轻。两个男人抬着担架，没有丝毫沉重的感觉。一阵凛冽的秋风吹过，白被单被掀开一角，露出了尸体的肩膀，半边深灰色的青年装露了出来。
这深灰色的衣服怎能逃脱李厚娣的眼睛，那是她昨夜从箱子里翻出来给儿子穿的，现在，因为长时间浸泡，一路滴落下淅沥的水迹。两个男人抬着担架走向救护车，打开后车门，把担架往里一塞，发送汽车，轰鸣着远去了。李厚娣远远地看着这一幕，竟呆呆站着不知动弹。她的目光跟随着在钦公塘上飞速离去的救护车，直到汽车变成一个小小的点，才忽然甩掉手里的拐杖向前扑去。她想去追那辆救护车，她要看看清楚，那个躺在担架上的薄瘦的人，果真是明诚吗？她要掀开那张白被单，看看那个穿灰色青年装的人，也许，是另一个穿着和明诚一样的衣服的人跳河了。她要用自己的眼睛亲自证明，那个人不是她的儿子，她的儿子一个星期前回来过，第二天又走了，他一定是回北京了，好端端的，他不会跳到随塘河里去的，他不会丢下他的老娘，独自走上黄泉路的。李厚娣踉跄着脚步追赶着，她使劲把身躯往汽车开走的方向挪动着，她竭尽全力了，她觉得她走路的速度比任何一次都要快，快得眼里的景致都变得模糊了，树干倾斜了，随塘河水一片昏眩，只有粼粼的波光耀着她混沌的眼睛。她似乎听到有人在说话，是她的明诚在召唤她，醇厚的男人的声音：姆妈，你这么着急干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吗？
她刹住脚步，回头搜寻发出声音的地方。她看见一个中年男人迎向一位老太太，面带责怪的表情，嘴里，却是安慰的话语：我就出门几天，你不好好呆在家里，天天跑到护塘上来等我做什么？办完事情，我自然会回家的。
原来是一位母亲，终于等来了出门回家的儿子。李厚娣看着那对陌生的母子，恰似看到了自己，那个儿子，就是她的明诚。她嘴角一咧，布满皱纹的脸上轻轻地播散开一丝笑意。深秋的阳光清冽寒冷，随塘河边，一滩水迹氤氲蔓延出瘦长的人型，恰是告诉人们，那个被深秋寒冷的水浸泡过多日的死去的人，适才正是躺在这里，又被秋风和日头吹晒了半天。一步之外的随塘河水，正静静流淌着，水面上泛起点点波光，平缓而安宁，似从未发生过一个男人投入它的胸怀被它吞没的故事。
那一日，李厚娣直到黄昏才回到家，一家人已急得团团转。她一踏进家门，便歪着橡皮样的身躯，轰然倒下。从此，李厚娣躺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她没有对家里人说出她去了钱湾镇，那俱身着深灰色青年装的尸体，怎么会是明诚呢？她总是默默地对自己说：不是的，肯定不是的。她不愿意承认，她也常常如做梦般询问李月珍：要过年了吧，明诚会回来吗？
嘴上虽是如此说，可她的心，却似明镜一般。她知道，她的明诚再也不会回来了。
又是一个除夕到来了，李厚娣感觉到自己的时日已不多，该交代的，都可以托付给月珍了。她睁开眼睛，看着李月珍，扯了扯嘴角，竟露出一个笑容，口齿含糊地说：梓昌，你要照顾好。尧仁，是好小囡，要养大……
李月珍频频点头，她抚着李厚娣的胸口，对着床上的人说：厚娣阿姐，不要去想过去的事情了，今朝是年三十，你好好困一觉，醒来就是新年了，早上我给你送酒酿汤圆来吃。厚娣阿姐，长寿啊！
李厚娣似是心境平和，该说的都说了，便十分配合地闭了眼睛。李月珍守到她昏昏睡去，才端着空饭碗，回了楼下客堂里。
夜深了，客堂里那只老式座钟敲响十二记闷闷的声音时，孩子们正沉迷于阿爷的故事中。这个年过得实在贫瘠，没有足够丰富的食物，没有娱乐的游戏，更没有压岁钱，计划粮和副食品供应十分有限，连带着过年的快乐情绪，也都是计划着用，不敢表露得过于欢愉，就怕会乐极生悲。常冀昌的故事讲得不紧不慢，屋里只有程美珊和宋美珍在筛子里揉糯米粉搓小汤圆的轻微悉嗦声，没有人在意，此刻，时光正从一年跨到另一年。就在这时，窗外忽然传来一阵脆响，不知谁家，十分突兀地放了一挂鞭炮。这年头，谁家过年会放鞭炮呢？那是旧社会的旧风俗。可就是有不识时务的人家，居然放了一挂响鞭，简直要把整个刘湾镇上的人们都唤醒一般。只听见开门窗的声音，相互询问着：哪一家在放鞭炮？哪里买来的鞭炮，我怎么没看到烟纸店里有得卖？
一串鞭炮陡然炸响，大街上便弥漫出一股火药的焦香，这沉寂的小镇，忽然就有了一丝过年的气氛了。常冀 昌的孙子孙女们无一例外地涌向后门口，宋丽珍甩着两手白花花的糯米粉叫唤着“哎呀，啥人家放炮仗呀，我去看看”，便跟随着孩子们出了门。常明义也站起来走到门口，挺着直直的瘦削身躯眺望着黑夜里的随塘河岸。屋里只剩下了常冀昌、李月珍老夫妻俩和程美珊。
程美珊说：老早的时候，过年可是很热闹的，杀鸡宰鹅、蒸糕煮肉不说，还要拜祭祖宗，半夜里还要放烟火炮仗，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过年不象过年了。
李月珍也凑合着说：以前还有庙会呢。我记得信丰祥开张的时候，明义还刚满月，包在蜡烛包里，那一回，我们家的鞭炮可是放了整整十八挂啊，中市街上撒满了红纸屑，明德和明诚两个挤在人家小孩子一起拣鞭炮，弄得一身泥啊。
许是提到了常明诚，刹那间，三人都闭了嘴禁了声。片刻，常冀 昌才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有什么好讲的，今朝不也一样吃过鱼肉喝过酒了吗？
今天的晚餐的确要比平时丰盛一些，常冀 昌和常明义父子俩，也的确喝了一人一小盅黄酒，这年，过得也算象样了。未曾想，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鞭炮声，竟引出了女人们诸多美好的回忆和不满的唠叨，也引来了常冀昌不愿想起的往昔回忆，这回忆，让这个年逾古昔的老人沧桑的脸上，露出了些微颓唐和忧伤。
此刻，楼上卧房里的李厚娣也听到了爆竹声。这声音让一个强持着虚弱生命的老女人忽然意识到，大年三十就在适才鞭炮炸响的时刻过去了，新的一年已经来了。可是，她等待着的明诚，却永远不会出现了。那个深灰色青年装的薄瘦身影，一路滴落着浑黄的水，走向遥远的天边。他牵引着她，她也便跟着越走越远了。这个已无力发出哀号的老人，便是瞪大了眼睛，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透过玻璃窗，她看到的是这个没有星月的夜晚，风吹过摇曳的香樟树冠，抖落下几片枯叶，别的，什么也没有。这双眼睛似乎不罢休，越发想从这夜色中看到她所希望看到的一切，于是，睁得越发地大，就这样，瞳孔撑开，涣散，然后，定然不动了。那双眼睛始终睁着，似怕一闭上，就错过了儿子归来的身影。
这一年的大年三十过后，那个响过除夕钟声后的阳光初升的早晨，李厚娣瞌上了眼睛，死了，无声无息，身边没有一个人守着。常冀昌伸出他苍老如树根般的手，替李厚娣合上眼睛时，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也落下了两行浑浊的眼泪。毕竟是与他拜过堂成过亲的结发夫妻，这么多年来，李厚娣的识趣和自知，让她在这个家里，始终低调地生活着。她似是一个不重要的人物，可有可无，但她默默操劳着后院的家务事，把自己如普通女人无有区别的琐碎心眼锁得牢牢的，只平静地充当着内管家的身份。这就好比一个舞台，抢眼的是主角，寂寞的是配角，可这配角也是不可或缺的，是少了便不成一台戏的。李厚娣便是这样的一个充当配角的人，也有人因失去了亲人而哭泣，哭她在世上时的好，哭她默默无闻直到魂归西天，这哭是少了一些回肠荡气的，但这哭泣却是忠厚实在的，是只因了她为人的好而哭，哭得毫无噱头，但真实质朴。
常冀 昌的眼泪，李月珍的眼泪，还有并非李厚娣亲生的儿子常明义和儿媳妇程美珊的眼泪，都是这般，既是普通，又是实实在在地在哭她。
李厚娣的丧事办得虽不奢华，但还算体面。照例是设了灵堂、挂了挽联，预备了豆腐酒饭，接待来奔丧的众多亲戚朋友。大儿媳宋丽珍要在落葬前把一柄木梳折成两段，一段插在婆婆的发间，另一段丢在火里烧了，然后号哭着送至墓穴，挥土安葬。
宋丽珍自然也是哭得呼天抢地，轮到她守灵，她便拖了一把竹椅子，干脆坐在麻子婆婆的灵床边，拍着床沿如歌般地哭诉，大约是这样的内容：姆妈啊——你走得这么早，丢下我一个人哪能过日脚啊——你那个儿子也不晓得回来照顾你，他不尽孝心，我是做你的儿媳妇做到你升天，你升天了，我孤零零一个人有苦对啥人去讲啊——
这一哭，就是一个时辰。程美珊被她哭得眼圈红了又红，听到宋丽珍的嗓子都嘶哑了，便上去扶住她的肩膀劝：阿嫂，不要哭了，你自家身体也要当心的，哭坏了不好，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宋丽珍本是已哭得有些断断续续，被程美珊一劝，声音再次提升，直哭得气息停窒，一张长脸憋成紫色，依稀听得她还在诉说着：我手里相连一只戒指也没有，那一年老爷子把你的一根金簪子给了我，我是不要的，明德没有留给我什么东西，一个人跑到台湾去了，你总算是留了一根金簪子给我，可一根金簪子又好派啥用场啊，红娟看上了说书穷先生，我嫁妆也备不起——
宋丽珍在灵床边不遗余力的哀号顿时宣布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站在一边听着母亲哭丧的红娟，忽然之间逃也似地拔腿奔出了家门，一边跑一边洒了一面孔眼泪。本来和说书先生的事情，只有母亲宋丽珍一人隐约知晓，但今天这样被母亲哭诉出来，便是全家人都知晓了，且还不止全家，来奔丧吊孝的亲戚邻居都听到了，这实在是丢尽了脸面的事。
那一边灵堂里，常冀 昌、李月珍们听到宋丽珍哭出了这样的内容，一个个都惊呆了。程美珊悄悄用手肘撞了一下常明义，轻声耳语：善娟的爹爹，红娟在和说书先生谈对象吗？
常明义轻声回话：我哪能晓得这事体？不要听阿嫂乱讲，她总是这样瞎七搭八。
程美珊却有些不甘心：红娟哭着跑出去了，还能有假？
这时候，只见坐在灵台边的常冀 昌伸出手，狠拍一记桌面，猛然发出手掌撞击桌子的脆亮声响。随着这声响，屋里的人同时听到一声凌厉的怒吼：谁要是败坏我们常家的名声，谁给我滚出去！
宋丽珍本还在继续哭诉，常冀 昌的一声怒吼，哭声便如迎面遇到障碍物的大卡车，随着一声尖锐的刹车声，卡车嘎然而止。宋丽珍的哭声一停，整个灵堂里，便静得没有了一丝响动。片刻，只听得灵床边的那扇木窗子发出“吱呀”一声轻悠悠的叫唤，众人都一齐把视线射向床边的窗户，只见那一向关得死死的窗子忽然松散了木插销，“咯噔”一下开了一条缝隙，窗外的寒风顿时呼啸而入，几片香樟树枯叶从窗缝里忽悠着落了进来，那一缕强风竟把灵床上盖着亡人的白被单吹翻起一个角，李厚娣布满麻点的死灰色面孔也依稀露了一片出来。李月珍一下子窜起来，扑向灵床，双手抓住白被单盖住李厚娣，然后“扑通”一下跪倒在了灵床边，同时，嘴里发出了一声巨大绵长的哭喊声：厚娣阿姐啊，你魂灵升天啊！
据说，死人的魂灵要是在还没落葬的时候就飞走了，那这亡故的人就会变成孤魂野鬼。人死后，灵魂暂时还寄居在躯体上，等到最后落葬时，躯体安睡于地下的瞬间，灵魂才能悠然升腾，才能真正归天。此刻，李厚娣灵堂里的那扇窗户无缘无故地忽然自动开了一条缝，这无疑告诉人们，李厚娣的灵魂脱离了她的躯体，自行飘走了，这就等于，她将会变成一个孤魂野鬼。这是刘湾镇人最忌讳的，也是最不愿意接受的死亡方式，这只有那些冤死屈死的人，才会把灵魂留在世上，留着报复害死他的人的。可是李厚娣为什么要留着自己的灵魂不肯安然升天呢？
因为常冀 昌的一声怒吼，宋丽珍在接下去守灵时，便变得规规矩矩默无声息起来。她似乎再也哭不出来了，只愁容满面地呆看着周围的人们忙碌的身影，犹如是被逼迫而就范的人，在一群悲伤的人们中间显得无所适从。发丧那天，宋丽珍老老实实地按照老辈人的嘱咐，把一柄木梳拗成两段，其中一段插进了李厚娣花白的头发，另一段，丢进了李厚娣的一堆衣服，随着火焰的升腾，化为了灰烬。
常明诚的死，并未在刘湾镇上引起任何波澜，却终于让他的母亲李厚娣紧随其后，命归黄泉了。常家的悲劫隐藏在那幢老客堂之后的屋子里，如平静的海面，内里的喧嚣被隐没。捍海塘边的那条并不宽阔的河流里经年流淌着潺潺之水，一塘之外的东海滩远远延伸，丛丛茂密的芦苇在海风中摇曳翻滚着绿色的波涛。东海的浪潮依然昏黄浑浊，黄浦江、长江的泥水滔滔灌入，常年不息。钦公知县当年指挥修建捍海塘的老客堂依然端卧于塘下的刘湾镇上，那间曾经悬挂着“信丰祥”牌号的屋子里零落摆放着各种质料的布匹，柜台还是那几张，橱窗还是那两扇，甚至量布的尺和裁布的剪刀还是过去用的那几把，一切似乎并未有所改变。只是，场景犹在，物是人非。
那段日子，常冀 昌没有去茶馆喝茶听书，他把自己关在房里，用沉默和静躺以示他的悲悼，心里却始终责怪着自己的教子无方。早就和儿子们说过，做什么都不如做生意，当官得势的人总会有失势的一天。生意人即便败落，依然可以安然度日，只要是做的本份生意，就不怕被抓被杀头。可是大儿子和二儿子就是不听他的话，一个去了台湾，再也没有消息。另一个，竟是丢了命。白发人送黑发人，甚至连送一送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多大的不幸啊。好在，老三常明义没有走老大老二的路，虽然信丰祥已不在，但老三还是和自己在一起，过着无甚成就的生活。只要是平安着，就什么都好了，要什么成就呢？老爷子终于找到了安慰自己、让自己继续做一家之长维持过往生活的理由。
常冀 昌在自己房里呆了整整三个月，足不出户。春天到后，他又一次梳洗干净、衣衫整洁地出现在了刘湾镇大街上和茶馆里。街坊邻居问候道：张老板，介许多日脚不见你出来喝茶，身体好伐啦。
常冀 昌微笑着敷衍：有点小咳嗽，没事体没事体，都好了。
十三 运动
不知道哪一天开始，刘湾镇上开始出现了一帮带红袖箍穿绿军装的学生子，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学校、街道、商店门口贴大字报，他们打着红旗、喊着震天的口号走过镇上的每一条大街小巷，红旗飘向哪里，哪里就发出他们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毛躁嗓音。那些涌动的身影让本是平静的刘湾镇忽然变得躁动起来。
那天，常尧仁买菜回家时，看到一群红卫兵正在自家门口张贴大字报，桌面大的白色宣传纸上赫然写着：打倒不法资本家常冀 昌。常冀昌三个字上还打着一个大大的黑叉。常尧仁慌忙闪进家门，只见阿奶李月珍脸色煞白、手脚颤抖着站在门后。看见常尧仁进门，李月珍一把拉住孙子，说：他们究竟要做啥？
常尧仁也是一脸疑惑，但大字报上被黑叉覆盖的爷爷的名字，让他意识到，家里大概又要遭什么灾祸了。常冀 昌的身体有些每况愈下的意思，茶馆里的说书人被赶走了，他便只能呆在家里，拖一把藤椅坐在门口的小院子晒太阳，阳光并没有因世道的改变而改变。常冀昌就这样坐在藤椅里，闭着眼睛，如睡着了一般，安然静坐。与其说他在晒太阳，还不如说他是在等待，等待着家门被砸响、门口涌进一群戴红袖箍的小年轻的那一天。他坐在院子里，听着院门外渐渐走近的纷杂重叠的脚步声，脚步声逼近门口，又远去了。他知道，今日是躲过去了。可终有一天，还是躲不过去了，那些走近的脚步声停了下来，然后隔着墙门，一阵吼声传进了门内的常冀昌耳朵里：不法资本家常冀 昌，出来，快出来！
常冀 昌心头一阵揪痛：你们，终于来了。
他从藤椅里颤巍巍站起来，他是打算去开门，但腿脚却硬得搬也搬不动。常明义从屋里跑出来，一把拉住常冀 昌，轻声在他耳边说：爹爹，不好开门的，放他们进来就完了。
常冀 昌却似有些木讷，他看了一眼儿子，说：今天关门，明天总还要开的。
说完，继续往门口蹒跚走去。程美珊拖住公公央求道：爹爹不可以开门，你年纪大了，受不住的呀。
门外“打倒不法资本家常冀 昌”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李月珍身后跟着几个孙子孙女，也出现在了院子里，老的和小的，眼睛里都流露出不解和惊恐。小妹头率先开哭了，程美珊赶紧去捂她的嘴，捂了一个，另一个也哭起来，孩子们被吓得一个接一个哭起来。彼时，只听见那扇并不薄弱的门，不知被哪双脚“咣铛”一声踹了开来，门板颤抖了一阵，倾斜着倒了下来。绿军装红袖箍的年轻人一双双愤怒加之骄傲的眼睛，就被门内的常家老少看见了。哭着的孩子，哭得更凶了。常明以搀扶着父亲，与门口的人群相对而立，顷刻间，铺天盖地的吼声再一次轰响着扑进敞开的大门：打倒不法资本家常冀昌！把地主恶霸揪出来！
人群蜂拥而入，团团围住了常家老少。其中一个带头的年轻人走上一步，用他还处于变声期的嗓音，对常冀 昌说：常冀 昌，你认罪吗？
老爷子眼皮一耷，并不作答。程美珊和李月珍急得眼睛都红了，孩子们却已吓得不敢哭出声。
毛嗓子见常冀 昌不回答，怒眼一瞪，厉声喝道：红卫兵小将问你话，为什么不回答！
因为喊得过于用力，嗓音便像破竹子，发出刺耳的撕裂声。常明义扶着父亲小心翼翼地答话：我们，实在不晓得有什么罪啊。
愤怒的红卫兵小将们纷纷指着常冀 昌叫喊起来：老奸巨滑的资本家，剥削阶级，还不知罪！把他押出去批斗！
毛嗓子一脸潮红的疙瘩豆泛出油腻的光亮，他得了有力的声援，便更加自信了：常冀昌，你要接受人民群众对你的审判，快站出来！
常冀 昌被他一喊，颤巍巍地往前走了几步。常明义赶紧跟上父亲扶住他，对毛嗓子说：有什么事体我去吧，我阿爹老了，立都立不住了。
毛嗓子身后的一个小个子红卫兵说：老头子太老了，押出去也站不了几分钟，批斗会起码要开两个钟头，还是让他儿子顶他吧。
毛嗓子想了想，点了点头。便有人一拥而来押住了常明义要往门外拖，程美珊急了，她扑上去拖住常明义的胳膊，哭喊着：小将们，他身体弱，换我去吧，我去。
毛嗓子看了一眼程美珊，说：也好，你就陪斗吧，你们是一家人，都逃不脱干系。
红卫兵们手忙脚乱地在常明义和程美珊的脖子里挂上了“资本家小开常明义”和“资产阶级少奶奶程美珊”的木牌子，他们的名字上，一律打着黑色的大叉。随后，常明义和程美珊就被押到了大街上。原来他们是早有准备的，他们做了三块木牌子，那块写着“不法资本家常冀昌”的木牌没用上。
这一日，刘湾镇上进行了一场声势最浩大的游街批斗会。游街的线路，和四九年人们跳着秧歌舞、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挥舞着彩带庆祝解放时游行走的是同一条路。游街队伍走过钦公塘，命塘内随塘河里的水，依然长年不息地流淌着，从未中断过。游街队伍走过中市街，街边的三开门店堂里，一卷卷布匹码得齐齐的，柜台上放着剪刀、尺子，这里依然是卖布的商店，只是门楣上早已不再挂“信丰祥”牌号。站在店堂里的两名年轻营业员探出脑袋看着游街队伍走近，又走远。常明义和程美珊，他们弯着腰、弓着背、低垂着脑袋走在队伍最前头，他们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里挂着木牌子。他们的脑袋几乎磕到了地面上，屁股几乎撅到了天上，身后，不时有一只脚揣上来，他们便行进得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口号声在他们耳边呼啸着，他们低着头，不敢看一眼膝盖以上的世界，他们的视线范围内，是越来越密集的裤腿。常家三少爷和少奶奶，象两条丧家之犬，在响彻的口号声中走过中市街，走向刘湾镇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
从这一天起，常明义夫妇每天都在等待着随时可能忽然出现的红卫兵，他们挂着木牌子头戴高帽子的形象在刘湾镇街头频繁亮相，有时候半夜三更，那群精神亢奋的年轻人居然也会忽然闯来，押着常明义夫妇拉出去游斗。那段日子，常家人是半夜三更也不敢入睡的，听到一点点响动，便起身端坐于床头，等着红卫兵来把家里的人揪出去。红卫兵不仅对游街批斗感兴趣，他们还对资本家的私人财产感兴趣。一拨拨红卫兵闯来抄家，从金银细软到红木家具，包括那只灰色的真皮沙发，全部在劫难逃，甚至连一块绸缎料子都要搜罗去。日子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每次常明义和程美珊被拉出去游斗，常冀昌就坐在院子里的那张藤椅上等待着儿子媳妇回家，即使天黑了，他依然坐在院子里，儿子媳妇不回家，他决不进屋。
不知是第几回被押走，这一日，夫妇俩游街挨批直到天黑还没有回来。常冀 昌坐在漆黑的院子里，任凭李月珍一次次劝他回屋，他也不搭理。
那日上午，红卫兵小将照例把夫妇俩押了出去，中午时分，游街批斗告一段落，常明义和程美珊又被带到镇革委会，分别关在两间小屋里接受审讯。关常明义的那间屋子显然是个办公室，屋里除了摆着两张写字台外，墙角里居然横着一只沙发，这只灰色的真皮沙发一看便知是常家的，这是刘湾镇上唯一的一只沙发，从常家抄来后，就成了革委会办公室里的家具。现在，常明义坐在屋子中央的一张方木凳子上，几个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和赤贫的农民代表坐在对面的沙发里，因为沙发比较柔软，几个审讯者的身躯凹陷于沙发中，位置明显低矮。看起来，常明义倒是有些居高临下。但常明义是低着头的，低着头的常明义便与审讯者们目光平视了。戴鸭舌帽穿蓝色工人装的男人伸长脖子是主讯，他清了清嗓子，说：常明义，你要老实交代，你家里到底还藏着多少钞票？剥削来的钞票必须交出来，听到没有？
常明义抬头，脸上有明显的恐惧和茫然。鸭舌帽男人把脖子伸得更长一些，似乎是想把视线调整得更高，否则就显得不是他在审讯常明义，而是常明义在审讯他了。常明义良久的沉默激怒了他，他一声大吼，脖子上吼出了一片青筋：常明义，不要以为我对你没办法，你要是不交代，今朝别想回家。
审讯一直持续到傍晚，常明义没有说出家里到底有多少钱，他只是沉默着不说话，问得急了，便回答一句：没有了，抄家的都拿去了。
隔壁屋里关着程美珊，她正被逼问着同样的问题。程美珊的回答与常明义如出一辙，她不是不想交代，她是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了。家里究竟有多少钱，她的确不清楚，她每个月拿几十元的工资，养家糊口都来不及，没有闲钱可以存下来。况且，这段时间好几批红卫兵来抄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她当年出嫁时爹妈给的嫁妆——几个戒指和镯子也未能幸免，至于家里究竟还有多少钱，那只有老爷子知道。
直到傍晚时分 ，被分隔在两间审讯室里的常明义夫妇俩依然没有交代出任何有价值的材料。程美珊的膝盖下已垫上了一张长条凳。长条凳看起来材质很好，大约也是抄家搜罗来的东西。程美珊被逼着双膝跪在长条登上，她低着头，膝盖支撑着整个身体的重量，小腿两端横架腾空着。审讯者正用他自认为绝佳的办法试图让程美珊交代，这个被刘湾镇上的人们叫了近二十年“新娘子”的女人，曾经因她隆重的婚礼和出众的美貌令刘湾镇人倾慕不已。现在，她披头散发，衣衫凌乱。她长时间地跪在条凳上，小腿骨上的疼痛已消失。她甚至已到了半昏迷状态，讯问声和喝骂声听来离得十分遥远。
审讯者是十分懂得心理战术的，天色渐黑，夜将来临。审讯者对着程美珊换了一种口吻：你就不要再犟了，快讲出来吧，讲出来了好回家。你看看，天都黑了，你家里还有小囡吧？他们等着你回去呢。一家老小瞪着眼睛巴巴地等着你，你呆在这里能安心吗？快说吧，说了就可以走了。
一提到孩子，神志恍惚的程美珊忽然惊醒，眼泪顿时“哗哗”淌了下来。她想起最小的女儿才九岁，此刻，一定大哭着要找姆妈了。她仿佛看到大儿子尧仁牵着小女儿站在门口，他的身边围着大大小小的孩子，他们伸着脖子等爹爹姆妈出现在钦公塘上，那是家门通向外面的唯一的路。他们望眼欲穿，还是没有望到爹爹姆妈回家的身影，小的便哭，大的便哄，然后，一群孩子纷纷哭着，直哭得一片凄然。
审讯者的诱导让程美珊想象到了一幕凄惨之极的场面，她跪在条凳上哭得泪水横流，她低着头思来想去也说不出家里还有多少钱。但是不说出家里有多少钱，她就得一直这么跪着，今夜就别想回家了。可是，孩子们正在等着她，两位老人也在家里翘首以盼……程美珊终于崩溃了，她抬起头，脸颊上挂着两行泪，哽咽着说：家里还有三百元存款，我都说出来了，放我回去吧，快放我回去吧。
这三百元钱是程美珊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笔私房钱，里面也有常明义交给她家用的一部分工资。不管这钱是剥削来的还是自己辛苦上班赚来的血汗钱，只要是钱，交代了，就是态度好。态度好，就有被放回家的希望。
审讯者终于从程美珊嘴里撬出了三百元钱，有了成果，便决定把程美珊放了，去援助隔壁房里的同伴继续逼问程美珊那个死不开口的丈夫常明义。程美珊被告知可以走了时，她发现自己已经站不起来。跪在长条凳上好几个小时，腿脚已经失去了知觉。她挣扎着坐起来，然后颤巍巍站着，缓了好一阵子，才勉强迈开了脚步。走出革委会大院时，她看到夜空里已是漫天星斗。一早离开家，直到天黑才被放出来，就是为了说出那个三百元。早知说出三百元就可以回家，不如早点说出来，何必拖到这么夜深。程美珊叹息着，拖着疼痛异常的双腿，在清冷的夜色中走向自己的家。正如她的想象，孩子们等在门口，还有婆婆李月珍，也随着孩子们张眼眺望着。他们看到了她，便雀跃起来：姆妈回来了，姆妈回来了。
程美珊眼睛一热，泪水再一次汹涌而下。进了家门，程美珊听到公公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美珊，明义呢？程美珊这才知道，常明义没有被放回来。常冀昌发现只有儿媳妇一个人回来，便坐在藤椅上不动。程美珊劝他：爹爹，明义就要回来的，我都回来了，他也快回来了，你进屋吧。
常冀 昌坐在黑暗中岿然不动，李月珍说：美珊，你先进屋吃饭吧，谁也劝不动他的。
就在另一间审讯室里，常明义始终坚持说家里已没有钱了。戴鸭舌帽穿蓝色工人装的男人已掌握了程美珊交代的信息，便越发强硬起来：没有钱是不可能的，你们这种资本家，剥削了多少人的血汗，居然还不肯交代。今天你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
常明义依然不发一言。鸭舌帽男人似乎也很有耐心，他拉了一个刚才审讯程美珊的黑皮肤农民样的老男人过来：你帮我看住他，我先去吃晚饭，这个顽固派，都一天了还不说，今天他不说出来，就别想回家。等我回来啊。
说完扬长而去。鸭舌帽男人去吃晚饭了，留下了黑皮老男人和常明义呆在审讯室里。常明义始终低着头，黑皮男人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说：老常，你就说了吧，顶着有什么意思呢？
黑皮男人说话似乎还客气，居然称常明义“老常”。常明义却已麻木，听到这人的劝告，便机械地回答：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了，抄家时都拿走了。
黑皮男人笑笑，看了看门外，回转身说：老常，你抬起头来，我对你讲句话。
常明义抬起头，呆滞地看着黑皮男人。那男人伸出三根手指，轻声地说：你们家程美珊已经说出来了，这个数。
说完，男人收回手，又坐回了椅子里。
鸭舌帽男人回来后不久，常明义终于交代了家里还有三百元存款。审讯者带着胜利的微笑结束了长久的逼问，常明义被放回了家。回家路上，常明义一直在想，那个长得象农民一样的黑皮男人为什么要帮他？他们从不认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人？
那时刻，已是半夜时分，常冀 昌依然静坐在夜露中等待着儿子，直到常明义一脚跨进院门，才听到父亲坐在黑暗中轻吁一口气，说了一句：回来了就好，风潮过去了！
然后，他从老藤椅里站了起来，他想抬腿迈步，身子却有些摇晃。然后，常明义看到，父亲的身影在黑暗中晃动，他想去上去扶一把父亲，刚跨出一步，他就看到，父亲的身躯象熄灭了灯火后的皮影戏，薄瘦的身子，竟象一片断了牵绳的剪纸，轻飘飘地歪倒了下去。
常冀 昌倒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他得的是急性脑梗阻，从此以后只能躺在床上，他瘫痪了，现在，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张嘴吃一口李月珍喂的饭，或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嗓子眼里总是塞着一口浓痰，那些不成调的声音，依稀能听出几个诸如“尧仁”、“明义”之类的词汇。他的身子是瘫了，脑子却依然清晰。
十四 善娟的婚事
那几年，常善娟在距离刘湾镇三十公里外的别镇上班，她干的是商店营业员的工作，两个礼拜回家一次，匆匆回匆匆走，很少愿意住在家里，她宁愿住逼仄的集体宿舍，也不愿意和母亲、弟妹们在一起。她似乎是在躲避着什么，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氛，一种随时会遭遇浩劫的恐慌。每次回家，若遇上堂姐红娟也休假，善娟便缠着她讲医院里的事情。大凡精神病医院，总要比普通医院更有故事可说。宋丽珍一见两个小姑娘凑在一起就对着程美珊大声嚷嚷：善娟姆妈啊，你看看，这两个女小囡混在一道就是讲那些脑子有毛病的人，我看她们俩个总有一天脑子也要出毛病的。
程美珊便呵斥：善娟，和红娟阿姐好好白相，不要老讲那些不正常的人。
善娟不敢回嘴，红娟却会白一眼宋丽珍，嘴里轻声反驳：懂么不懂，我看你自家脑子有毛病了，我是护士，我天天和这些病人在一起，这么说我也总有一天要变精神病的了？
宋丽珍拍着大腿嚷得更响了：我看你脑子就是有毛病，不是给善娟讲神经病，就是往茶馆里跑，你以为我不晓得啊，你是去看那个苏北人，不要看他一口苏州弹词，实际上就是一个苏北人。
红娟多被她母亲气得拔腿想要夺门而出，程美珊就一手拉住往门外跑的红娟，一边对宋丽珍喊着：阿嫂，你不要瞎讲，红娟只不过是欢喜听书，她哪能会看上那个穷酸的说书人啊。善娟快拖住红娟阿姐到后房间里去。
这一边，善娟搀着哭哭啼啼的红娟上了叔叔婶婶的北楼。宋丽珍依然骂骂咧咧不肯甘罢休，程美珊劝她，她便借着机会又把抛下她们母女远走台湾的常明德诅骂一通。
事实上，红娟每次回家休假，的确都要到茶馆里去听书。当然，她总是拉上善娟一起去，说是去听书，其实是去看人。那个二十出头眉清目秀的年轻人穿着灰色长衫坐在台上声情并茂地讲着一些古今传奇或者才子佳人的故事，一抬头、一甩袖、一皱眉头、一拍几案的样子，实在是风流倜傥潇洒无比。红娟似乎迷上了这个据说是从苏北来的说书先生。茶馆里坐着喝茶听书的，多半是如常冀昌这般的老头子，那空间，总是充斥着浓烈烟气和不时响起的咳嗽声。老年男人的咳嗽声里总是充满了痰气，茶馆里，便一概地显得迟暮而无有生气。两个小姑娘挤在茶馆最后靠墙的凳子上听书，光洁的面额，清澈的目光，无不显得与这环境格格不入。但红娟还是听得煞是专注，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说书先生，一举一动都落入了她的眼，且是过目不忘。听得多了，说书先生道出前一句，她便晓得后一句是什么词儿了，也知道他后一个动作究竟是甩袖子还是拍案子。比红娟小几岁的善娟却总是在反复的瞌睡中坚持到散场，善娟不是无条件陪红娟听书的，她对红娟说：阿姐，我陪你去听书，不过你要给我讲神经病，我陪你听一次，你就要给我讲一次。
那段时间，只要红娟休假回来，善娟就可以听红娟讲一段发生在第一精神病医院里的故事，再陪红娟去听一回茶馆里的书场。
那个三伏天里，红娟又回了刘湾镇，自然又去茶馆听书，是上午的早场，清晨喝茶的人不少，书场也挤得满满的。红娟照例坐在茶馆靠门的最后一张凳子上，她仰着脑袋一脸钦慕地看着台上的说书先生，直到一回《杨门女将》说完，她也几乎深深地陷入了故事中。已是晌午时分，喝茶的老人们陆续回家吃饭去了，红娟却依然坐在凳子上，看说书先生收拾行头道具。只见着长衫的年轻人把惊堂木、折扇和一块白色的绸缎帕子一一装进一口小木箱，然后提起箱子正待离开。他一抬头，却见书场最后一排的凳子上，坐着一个留齐耳短发的姑娘，这姑娘正神情异样地看着他。他便会心一笑，冲着姑娘点了点头。这姑娘自然是常红娟，说书先生对她太熟悉了，几乎每个礼拜，她都会来好一、两次，每次来，都是从头听到结束，从不中途退场。众多的老人中混迹一个年轻姑娘，自然是十分醒目的，说书先生早就认识她，只是，相互之间没有说过话。
现在，书场里没有别人，只有说书先生和红娟，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屋角里，遥遥相对，静默无声。年轻男子究竟是闯过江湖见过世面的，他对红娟很是自然地笑了笑。红娟的脸便腾然红透，她低下头，羞涩得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却也并不逃走。说书先生拎着小木箱下了台，向着红娟走来，然后站定在她面前，说：中午不回家吃饭吗？
那口音，完全是软糯的苏州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便显格外的温柔亲切。明明是苏州人，不是苏州人是不会说这么地道的苏州话的。第一次与钦慕的人离得这么近，红娟的心也跳得狂乱无秩了。她低着头不说话，说书先生便笑起来：你大概寻我有啥事体吧？
红娟摇了摇头，还是不说话。说书先生便接着问：不是寻我有事体，那就回家吃饭去吧。
说完，年轻男子提着木箱子，从红娟身旁翩然转身，竟顾自走开，只留得一个背影给依然定定站着的姑娘。红娟一着急，便冲着说书先生的背影喊出了一句话：这里的书场开不久了，以后你到哪里去说书？
说书先生蓦然立定，然后转回他翩翩衣衫的瘦长身躯：书场要关门，你是听谁讲的？
红娟诺诺地回答：我们医院里送来一个唱戏的人，以前他是靠给人家唱戏养家的，家里的老人孩子都靠他，就是最近，听说不让他唱了，说那是封建遗毒，把他赶回了家。他憋了几天，就疯了，送到我们医院来还穿着戏装。他老婆说，市里的戏台和书场都被砸了，唱戏的都回家种地去了。
说书先生呆立片刻，咧嘴笑笑说：不让唱戏了，那我回家种地去吧。
红娟急了：你家在哪里？离刘湾镇远吗？
说书先生大笑起来：小阿妹，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啊，坐火车要半天，我是该回老家了，我在这里说书，已经好几年没回去了。
说完，年轻男子再一次转身，提着小木箱向茶馆门口走去。红娟便没有再说话，只呆呆看着男人修长的背影在夏季晌午的阳光下快速远离。
那一年秋天，茶馆里的书场果然被封了，宣扬封建思想的四旧自然没有理由继续开下去，刘湾镇上再也不见了那个说书先生长衫飘逸的身影，他带着略微沙哑的朗亮声音，也不再于茶馆里唱响。
就是从那次以后，红娟再也没有回过家。据说，宋丽珍到市区的第一精神病医院去找过红娟，倔强的女子硬是不肯见她。又过了一段时间，善娟接到堂姐的一封信，信里说，她离开上海去了苏州，现在在苏州的一家小医院里当护士，她让善娟转告阿爷阿奶，不用记挂她，她过得挺好。信的末尾，红娟还告诉善娟，她就要结婚了，对象是苏州人。她没有说她的对象究竟是干什么的。
善娟把红娟来信的消息告诉家里人时，宋丽珍又是一场哭骂。李月珍阿奶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用替他们操心，说不定离这里远一些还是好事儿呢。
程美珊劝宋丽珍：红娟是聪明囡，不用担心的，说不定过段日子会回来看看的，她高兴过的日子，总是会过得舒心的。
站在一边看着大伯母又哭又骂的善娟忽然想起有一次红娟说的一个精神病人的故事。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因为看上了一个叫袁小绫的武生，便天天去赶他的场子。她白天想着他，夜里梦着他，绝不落下他的任何一场戏。她不仅看他的戏，还让伙计给他送花篮，送夜宵，散场后在后台等他，一直等到他上了三轮车回家，她才独自一人离开戏院。她真是对他太痴迷了。可是有一天，等在后台的她看见袁小绫卸妆后出来，被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挽着手臂离开戏院上了三轮车。她一下子傻了，她四处打听，才知道袁小绫早已是有家室有孩子的人了。照理说她该罢休了吧，可这个女人真是不屈不挠，她还是去看他的戏，还是给他送花篮，送夜宵，直到有一天，她再也按捺不住跑进后台向袁小绫摊牌。袁小绫根本没有想到，他收到的那些花篮和夜宵居然是这个女人送的。起初，他还对她很客气，礼貌地表示感谢。可是女人却越发追得紧起来，竟发展到要上袁小绫的三轮车和他一起回家。袁小绫担心出事，便关照伙计不许这个女人进后台，不让女人再有机会见到他。那女人，便越来越象疯子一般，最后竟站在戏院门口大喊袁小绫的名字。她彻底疯了，为了一个戏子。
红娟说完这个故事，悠悠地叹息一声：唉，这个女人很漂亮的，要是不发疯，准保是个大美人。她在我们医院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口袋里还藏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张相片，相片上就是那个叫袁小绫的戏子，穿着武生的戏服，你不知道，那可真是英俊得吓死人。要是和这个女人配成一对，倒真是金童玉女呢。
红娟在说这话时，分明带着惋惜和怜悯。善娟却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竟会爱得发疯。直到现在，她才稍稍有些明白，也许，红娟也是这么爱着一个人，才会离开上海跑到苏州去的。此刻，她倒希望红娟将要嫁的人就是茶馆里的说书先生，她甚至相信，红娟就是冲着说书人才到苏州去的，现在她要结婚了，她是跟定了他了。
一年后的一个星期天，善娟回家休假。让一家人十分惊讶的是，她身边跟着一个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男青年。这男青年个头不高，站在善娟身边也不显威武高大，但眉目倒是炯然。他微笑着站在常家客堂里，一脸谦虚和尊敬。善娟倒是没有丝毫的羞涩，她语气平淡地向爹爹姆妈介绍说：这是我的小学同学舒根富，正在参军，这个月他回来休探亲假。
善娟从未在父母面前提过有这样一位同学，但看起来，这个带着一脸谦虚笑容穿军装的小伙子已与善娟确定了某种关系。革命的运动开始之后，常明义和程美珊明显失去了刘湾镇富商人家的底气，更何况，他们面前站着一位解放军，这就更让他们敬畏起来。还未弄清来人究竟与女儿什么关系，他们便堆起了谄媚的笑说：同志请坐，快请坐，善娟，倒茶呀。
善娟到厨房去倒水，常明义在一边咳嗽了两声，程美珊便警觉地回头看了一眼丈夫，发现男人的眼色里有疑问。程美珊便理解丈夫的意思，她笑眯眯地问舒根富：根富啊，你和善娟认识有几多辰光了？
善娟刚巧端了一杯茶过来，她抢在前头回答：不是说了吗，我们是小学同学。
程美珊笑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舒根富是一个懂事的年轻人，他接着话头说：阿姨，我和善娟是小学里的同学，毕业后我就到镇上的农具厂工作了。前年，我参军去了，和善娟联系上了。这回来，是特地来见见爷叔阿姨的。
程美珊大约明白了一些，笑着招呼道：好好，参军好，参军光荣。
程美珊听出来了，善娟和舒根富在谈恋爱呢，心里便涌起了一股喜悦和酸楚交织的热潮。女儿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自己刚嫁到刘湾镇上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她一直被人叫做“新娘子”，直到现在，还有一些老邻居这么叫她。现在，轮到她的女儿做新娘子了。
常明义也明白了，女儿带这个年轻人回家，目的十分明确，她是在向父母宣布他们未来的乘龙快婿。可是常明义却分明有些不满意，他坐在舒根富对面的椅子上，一脸严肃地问：根富啊，你是小学毕业就没再读书吗？
舒根富点点头，面有愧色：是啊，家里穷，读不起书，就到厂里去做学徒了。
程美珊在一边插嘴道：那你们家的成份是什么？
李根富回答：三代贫农。
声音并不十分响亮，却明显带着骄傲。程美珊便说：哎呀，根富的出身好啊，现在又在参军，将来肯定是有出息的。
常明义点了点头：是啊，出身是根正苗红的，不过，也不要忘记，读书还是需要的。
善娟知道爹爹是嫌弃根富只有小学毕业，便对爹爹的观念嗤之以鼻，嘴里不由地发出不屑的轻笑。程美珊也在一边打圆场：善娟啊，叫根富留在家里吃饭吧，我和你爹爹出去买点菜。
说完，程美珊拉着常明义出了门。一出家门，程美珊就说：你真是老脑筋啊，现在哪里还有讲读书重要的？人家有两张硬牌子，贫农出身，解放军，条件太好了，我们善娟是高攀了。不知道这个舒根富会不会嫌弃我们家的成份啊。
常明义叹了口气说：才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人，有多大出息？
程美珊反驳：大学毕业就有用了？没有好的出身还是不管用，这婚事我同意。
常明义发出一记更为深刻的叹息：随便你们吧，我是不想管，也管不了。
程美珊说：要你管什么？他们可不象我们当年，结个婚要用轿子吹吹打打地抬过门来的。他们是随时可以结婚的，只要领了结婚证就可以了，我们还是少管的好。
常明义点了点头，忽然又摇了摇头，似乎正在斟酌犹豫中。
常明义和程美珊拎着菜篮子回到家里，便意见一致地把舒根富当作未来的女婿看待了。可常明义心头究竟有些不甘，女儿嫁给一个穷人，还没什么文化，实在是门不当户不对。可是世道变了，现在，贫穷就是光荣，文盲就是淳朴。他还有什么资格讲门当户对？
年底，常善娟与舒根富结婚了。领结婚证书的前一晚，程美珊对女儿说：善娟，姆妈本来是给你准备了一点嫁妆的，你们姐妹几个人人都有一份，可是都给抄家的搜去了，啥都没有了，姆妈真是对不住你。
善娟摇头说：我本来就没想过要家里的东西。
程美珊又问：那根富家里给啥东西了吗？
善娟还是摇头：没有，什么也没有给。这样也好，和我们家扯平。
程美珊听说亲家也没有为儿子的婚事准备什么，心里便稍得平衡。
第二天，贫农出身的解放军战士舒根富和资本家出身的商店营业员常善娟一起去镇上的民政办公室领回了结婚证书。没有婚礼仪式，没有大办酒宴，常冀昌的大孙女，常明义的大女儿静悄悄地结婚了。
结婚后没多久，舒根富回了部队，善娟依然住集体宿舍，周日回刘湾镇上的家。家里沉闷的空气和残存着没落贵族气息的环境，让善娟总是有一种憋闷的感觉。在这个家里，没有人会大声说话，也没有人会发出朗朗的笑声，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连走路都不敢发出过响的脚步声。这个家，就象一个陈旧的大匣子，充满了霉变的气味。
十五 告别刘湾
常尧仁要去云南了，他响应国家号召，背上行李铺盖赶赴西双版纳建设兵团，参加边疆建设。不需谁来做思想工作，革命需要，伟大领袖手指头一点，常尧仁就兴高采烈地准备去西南边陲了。
李月珍一听孙子要去几千里外的云南，老眼里便整日包含着一框混沌的泪水，好似患了沙眼，风不吹、烟不熏的，眼泪就哗哗地往下淌。程美珊被婆婆感染了，也是一边为儿子打理着行李，一边就忍不住地要哭起来。常明义则阴郁着一张瘦削的长脸，不露一丝笑意。家里没有人觉得常尧仁去云南是一件好事，只有他自己，心里有着无法按捺的兴奋和激情，几近呼之欲出。好几年了，常尧仁一直闲在家里无所事事，没有书念，没有工作做，他象一个家庭妇女一样操持着兄弟姐妹们的生活，日子过得毫无成就感，每天都在焦灼的盼望和郁闷的失望中度过。那些日子，到井台边去洗衣服成了常尧仁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并不自知，他初入青春的心已经悄悄地把姚芊玲收藏了起来。他只是喜欢去井台边洗衣服，他愿意看见姚芊玲小巧的身影被他高高的身影遮挡住、倔强地抢夺着他手里的洗衣盆的样子。他甚至愿意和她单独在一起，如若井台边没有别的女人，那就是快乐中的大快乐了。其实他们没什么话讲，大部分时间，是一个替另一个洗衣服，闷头苦干，手脚利索，犹如手里的衣物便是她自己亲人的。另一个呢，站在一边默默地、象根竹竿一样插在井台边看着她洗。这种沉默无声的陪伴，恰是最容易让两颗敏感的心靠近的方式。他们并无多少言语上的沟通，但他们却如此默契，凡事都是心照不宣的。一个默默地看，一个默默地洗，一个快洗完了，一个从井里吊起一桶水来，作好了漂洗的准备；一个拎起一条湿漉漉的床单，另一个赶紧抓住另一头，两人朝着相反的方向使劲拧着，湿床单就绞干了。这两个年轻人，就这么缺声少语地成了最亲近的朋友。这亲近可不是真正的亲近，他们只是在一瞥眼神或者一个转身中表现着他们的相互关注，这亲近可真正算不上什么，但恰是这样的亲近，才是难得的情意，才是难得的和谐，因为，他们各自的心里，都装着对方呢。
常尧仁把姚芊玲装在心里，可他硬是没有勇气表白。他才多大啊，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没有工作，没有出路，他有什么资格向喜欢的姑娘表白呢？可是现在，常尧仁要去西双版纳参加建设兵团了，建设兵团就好比是去当兵，他又拥有着知识青年的身份，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支援边疆建设的，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啊！常尧仁把去云南的报名表上交后，激动的情绪便有些抑制不住了。他想找个人说说话，分享一下他此刻的心情、对未来的憧憬，或者，回忆一段过去的生活，展望一回美好的前程。这个可以倾听他的心声的人该是谁呢？父母家人都沉浸在他即将远离家乡的悲伤中，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分享快乐，若是向家人倾诉，那只能增加他们的负担，引得他们更加伤心。找同学吧，常尧仁实在是有些气恼。小学毕业后，他只上过一年农业中学，后来就再也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同学、课堂，那是多么遥远的年代的事情了啊。常尧仁便十分自然地想到了姚芊玲，只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去井台边，就总能遇到她，然后就在井台边说话吗？这总不太好，那么就另外找一处僻静的处所，哪里合适呢？一下子想不起来。常尧仁边想，边向着井台方向走去。
姚芊玲果然在那里，井台是一片片湿漉漉布满青苔的石头，脚踩上去，石头缝隙里会滋出一股股黑色的泥浆水。往日，常尧仁总是小心翼翼地跨到某一块稍微平整一些的石块上，脚下的力气不能用得过猛，那样不但会弄脏自己的裤腿，一不小心泥浆还会飞溅到别人的身上。可是今天，常尧仁的心情实在是很不错，他一眼看见蹲在井台边洗衣服的姚芊玲，便快步上前，抬起长腿跨越到一块离姚芊玲最近的石头上，黑色的泥浆毫无悬念地飞溅而出，发出“咕吱”“咕吱”的声响。幸好井台边只有一个聋婆婆在洗一件外套，没有别人。姚芊玲从未见过常尧仁满脸喜色的样子，那张常常紧绷着的严肃的脸，今日里却充满了一触即发的笑意。她好奇地看着他，他也看着她，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聋子婆婆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但常尧仁还是左顾右盼地看了看，然后对姚芊玲说：我，报名参加云南建设兵团了，很快就要去西双版纳。我是来和你告别的，小玲，晚上，我去找你好吗？
姚芊玲还未反应过来，常尧仁已经再次抬起长腿，飞起一步，跨出了湿漉漉的井台。他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正傻傻地站在原地，手臂上的衣袖挽得高高的，露出两截白嫩的肌肤，发白的手指头正往下滴着水。常尧仁明媚的笑容再次展露，他笑着对姚芊玲说：晚饭后，你家后门口。
说完，飞快地把自己射向更远处的随塘河边，上了木桥，进了自家院子。
这一夜，简单潦草的晚饭后，常尧仁悄悄地出了门。林家与常家间隔三个门户，很快，他就沿着中市街走到了林家后门口，姚芊玲小巧的身影已静静地伫立在屋檐下。两个从未单独相处过的年轻人，居然在夜色中相约碰头了。可他们毕竟是那么年轻，他们甚至不知道约会开始后的第一句话该怎么说。只是这么站着，女孩低着头，男孩则注视着黑暗中的对方，局促而不知所措。
常尧仁终于开口了：小玲，谢谢你一直帮我洗衣裳。
姚芊玲的脸腾地红了起来，幸好是在夜色中，常尧仁只见到她把脑袋垂得更低了一些，脸上的红晕却是看不见的。常尧仁继续说：以后，我可能几年才回来一次，我们不能经常见面了，你，会给我写信吗？
姚芊玲依然低着头不说话，常尧仁便自己回答自己：我会先给你写第一封信的，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要去的地方的地址。你收到我的信后，给我回信啊。
姚芊玲轻轻地点了点头，这便是表态了，常尧仁看到了黑暗中的女孩点头了，便高兴地说：西双版纳风景很好，安顿下后，我一定把美丽的景色告诉你。也许以后，你还可以……
话说了才几句，就听见屋里的喊声：小玲，小玲，我那件短袖衬衣，你绣完了吗？
姚芊玲顿时象一只受惊的小鹿，来不及说一句话，撇下常尧仁，转身向着家门飞奔而去。跑到门前，她站住脚，回过头来，定定地看着常尧仁。月上树梢时分，他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见着她晶莹的眸子里闪烁着荧荧的光芒。常尧仁心头一颤，眼睛里竟也起了一层雾。他想上前再与她说几句话，刚欲抬脚，只见姚芊玲急促地转回了头，林家的后门被她推开，又急促地砰然关闭了，灯光和声音被阻隔在门内，只留下常尧仁一个人，站在黑暗的中市街上。
林家的大女儿也报名参加建设兵团了，心灵手巧的姚芊玲要替表姐在一件白色短袖衬衣领尖上绣两朵梅花，表姐将带着这件衬衣和别的行李衣物，和常尧仁他们一起，赶赴云南西双版纳。姚芊玲被表姐喊进门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常尧仁却并不因此而沮丧，因为姚芊玲点头答应了给他回信，她接受了他的请求。常尧仁没有更大的奢望，他从未想过自己对姚芊玲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他也没有想象过，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和姚芊玲更快地接近而达到质的飞跃。他只是向她表达着他最原始的感情，只要保持联系，他便觉得自己与这个女孩，依然如这些年在井台边洗衣服一样，每天都可以见到，每天可以相互拉扯着一盆脏衣服抢着洗。即便就这样单纯地交往着，又有什么不好呢？
常尧仁挤在广大知识青年的人群中登上西去的火车时，内心充满了向往和期冀。他终于可以离开充满了恐慌与不安的刘湾镇了，广阔的天地迎接着他，那个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孔雀飞翔的地方等待着他去开垦、耕耘。
去北火车站送行的人里，还有一个小巧的身影。过去的药铺林老板家的外孙女，那个常常在井台边夺过常尧仁手里的洗衣盆的叫姚芊玲的姑娘。她是去送她的表姐的，她挤在人群中，表姐的脑袋从这一扇火车窗子里探出来，她的目光，却落在从另一扇窗子里探出头来的常尧仁身上。常尧仁的一家老少都去了火车站，程美珊从家门口开始就掉起了眼泪，这会儿，已经哭红了鼻子哭肿了眼睛。月台上，从刘湾镇一路跟来的锣鼓队敲打出热闹异常的声响，这声响里，搀和着各种音质的哭泣声。这奇怪的一幕，让人无法确定，此刻发生的，究竟是一件喜事，还是一件悲惨的事情。火车上的知识青年们，大多沉浸在豪情壮志中，激动紧张地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他们几乎无暇去顾及家人的悲伤。月台上的许多送行人都来自刘湾镇，他们无一例外地带着小镇特有的局促卑微，似不见世面的人受到了惊吓，一律地眼泪汪汪喉头噎塞。火车启动时，锣鼓声和人群的哭声同时到达高潮，响彻了整个站台。父亲在流泪，母亲在流泪，兄弟姐妹都在流泪，那个叫姚芊玲的女孩也在流泪。常尧仁却微笑着，他向着月台上的亲人们挥手告别，他的笑脸是如此明朗好看，这两年里，他几乎没有露过笑脸，这几天，他却笑得很多。现在，火车徐徐开动了，他对着敲锣打鼓或者哭哭笑笑的送行人群长久微笑着，年轻的身影随着火车的远去而渐渐消失。
那个微笑着的年轻人终于在姚芊玲的视线中隐退而去，从此以后，他将在离上海几千里外的西南边陲生活工作，也许，他将不再属于上海，不再属于刘湾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