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镇（第三部）
一． 舒根富
二． 舒畅
三． 太外公
四． 辞世
五． 奔丧
六． 相亲
七． 小翠
八． 结婚前
九． 婚礼
十． 回城
一 舒根富
六岁的舒畅自打有记忆起，就知道爸爸是开小卡车的，妈妈是商店的营业员。舒畅长得象爸爸，大大的眼睛，尖尖的下巴，薄薄的嘴唇，嘴角边还有两个肉揪揪。这长相说不上特别漂亮，但看上去透着一股机灵劲儿。舒畅还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孩子，她是刘湾镇幼儿园宣传队的报幕员，一亮嗓子：下一个节目，《赤脚医生好得来》。那声音，脆生生、甜丝丝的，就象动画片《渔盆》里的那个小渔童。
不管是相貌还是嗓音，这些特征，完全得益于舒畅的父亲舒根富的遗传。舒根富已经复员回来，在部队里，他当的是汽车兵，现在，他在厂里开小货车，是职工食堂里的采购员。每天凌晨，一家人还在睡梦中，舒根富便在黑暗中起床，简单梳洗，然后出门登上他那辆破旧的灰蓝色二吨小卡车，出车到浦西的大菜场里去采购食堂一天的蔬菜鱼肉。
贫下中农出身的舒根富和常善娟结婚时，家里根本没有现成的住房给他们，他们便去房管所申请借房子。现在他们住的，就是房管所所长批给他们的半间沿街房。房管所把一间四十平方左右的屋子隔成了两间，分租给两家人家，面向池塘的后半间里住着肉铺子里的老马一家四口，对着大街的前半间里住了舒根富夫妻俩。因为中间的那堵墙是后来砌上去的，又是单壁，隔音很不好。这边夫妻俩吵了嘴，那边父母训孩子，都听得一清二楚。舒根富家的床靠墙摆，老马家的床也靠墙摆，夜里睡觉，靠墙睡的常善娟耳边总是响彻着墙那边巨大的鼾声。黑暗中闭着眼睛，老马粗蛮的鼾声好似就在枕边，仿佛是睡在了老马家的床上。明明是两对毫无干系的男女，却如四个人睡在同一张拼铺上。这种错觉，甚至还影响了舒根富夫妻之间闭灯后的床第之事。那边的鼾声不失时机地穿插而入，成为这边的夫妻生活的旁观者。有时候，这边的夫妻发现那边的鼾声没有在应该响起的时候传来，便窃喜着抓紧时间宽衣解带，然而，总是在他们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或者齐心协力扬帆航行到中途时，隔墙的鼾声如涨潮的海水，一浪一浪地接撞而至了。那高低起伏、节律生动的声音甚至象在嘲弄这边的人，有持无恐地呼啸而来、席卷而去，反反复复、旷日持久。这边的男人和女人做到一半的事业便又一次前功尽弃。男人和女人颓然躺倒在床上，黑夜中，无以相视各自沮丧的表情，只轻轻叹息。
住进新家后一个月，舒根富发现自己正常的男性功能于隔壁如歌鸣唱的鼾声中苟延残喘。再这样下去准会疯了，可是舒根富是无法改变现状的，他没有理由请老马搬家，即便这算是一个理由，也说不出口。他也没有能力再换一间住房，就是这半间屋子，也是舒根富想尽办法拍了房管所所长一段时间的马屁才借到的。
舒根富复员回来安置工作后还只能和常善娟分居，他们分别住自己单位的集体宿舍。小夫妻俩每个礼拜天回刘湾镇上的娘家，程美珊会腾出一间屋子给女儿女婿住。结婚还不满一年的舒根富发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个礼拜仅有一次和老婆睡在一张床上是远远不够的，况且是睡在丈母娘家里，这状况让他颇感羞愧。作为一个男人，讨一个老婆是必须的，老婆讨到手了，就要给老婆一间可以安身的房子，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舒金富意识到，眼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他开着他那辆二吨小卡车，去房管所申请住房了。
所长办公室大门敞开，里面却没有人，桌上除了一只装着三个烟头的糖水橘子玻璃瓶外，别的什么也没有，简直不象是用来办公的桌子。舒根富对那个糖水橘子瓶里的烟蒂发生了兴趣，他擅自跨进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远远地看了一眼玻璃瓶，瓶子外面的商标还没有完全撕掉，一个剥开的橘子里掉出两瓣金灿灿的果肉，令人对瓶子里原本装着的食物产生一些美好的想象。当然，现在瓶子里没有橘子，瓶子里只有三个烟蒂，并且，舒根富发现，这三个烟蒂是牡丹牌的，居然是牡丹牌。那年月，抽牡丹牌香烟的人，一定是有身份的，大部分人抽的是飞马牌，好一点的抽大前门，农村里的人还抽更差的光荣牌和生产牌。舒根富经常抽的是飞马牌，有时候也抽大前门，但大前门不是自己买的，是请他开车帮忙的人送的。当然，房管所所长也不算是特别有身份的人，只不过镇上人的住房问题、住房是大是小的问题，都是房管所所长管的，他可是土地爷爷，所以，他就变得有身份起来。这么一想，舒根富就有些后悔了，想要房子住的愿望太强烈了，急匆匆赶来，居然没有带礼物。到房管所来申请住房，怎么能不给所长带礼物呢？
舒根富正犹豫是不是等下次问善娟要一些香烟票，买上一条牡丹牌香烟再来，一个面如土色的秃顶男人提着裤子、携带着一股新鲜粪便的气味，踉跄着走了进来。一进门，他便看到了等在屋里的舒根富。秃顶男人眉头一皱，问：你是谁？怎么在我办公室里？
舒根富刚想开口说话，只见秃顶男人嘴角一抽，提着裤子转身奔向门外。舒根富想，这就是房管所所长，既然已经撞上了，那就先向他了解了解情况也好。五分钟后，秃顶男人弯着腰捂着肚子，蹒跚着挪进办公室，他身上的新鲜粪便气味更加浓郁了。舒根富比较熟悉这种气味，经验告诉他，这个秃顶男人坏肚子了，拉稀了，不断跑厕所呢。秃顶男人已经没有力气问舒根富是谁了，他倒在办公桌边的椅子上，一张脸灰暗得如同蒙了一层尘土。舒根富走上去问：所长，你没事吧？
秃顶男人气若游丝，却还不忘拼着劲儿骂：扯那娘的金宝良，请我吃鱼，啥烂鱼臭鱼，要害死我了。
舒根富听明白了，有一个叫金宝良的人，拍所长马屁，请所长吃鱼，所长吃坏肚子了，金宝良马屁拍在了马脚上。
看所长的脸色，还挺严重的，再泻下去要脱水了。舒根富便对趴在桌上气喘吁吁地骂着金宝良的秃顶男人说：所长，我送你去医院吧，我有车，开车去很快的。
秃顶男人没有反对，舒根富便扶起他，把他架上了自己的小卡车。到了医院，舒根富陪着他挂号、拿化验单，又送他进病房，看着护士替他挂上点滴，这才问他：所长，要不要通知你家里人？
秃顶男人这才缓过劲来，他问舒根富：你是谁啊？你怎么晓得我是所长？
舒根富笑笑说：我在所长办公室里看见你，你不是所长又能是谁啊。
秃顶男人点了点头：嗯，亏得碰到你，要不我今朝要死在茅坑里了。
舒根富十分幸运，他去房管所申请住房的时候，正赶上所长得了急性痢疾，舒根富在无意中恰如其分地拍了所长一次马屁。此后，所长还请舒根富帮了两次忙，一次是他女儿结婚，舒根富开着小卡车给新娘子送了一回嫁妆。还有一次，是所长的丈母娘死了，舒根富开着小卡车把一车人送到了火葬场，又从火葬场把一车人载回来。当然，舒根富开着空车去所长家帮忙的时候，没有忘记带上几副猪腰或者几斤猪板油。小卡车真是太派用场了，房管所所长显然是一个记恩报德的人，他对舒根富说：你这个人很上路，你对我上路，我对你也要上路。你是复员军人，复员军人的住房问题，我是应该亲自关心一下的。
所长宣布了自己要亲自关心一个复员军人的住房问题后，果然特批了一间房子给了舒根富。尽管房子很小，但镇上住房条件比舒根富艰苦的人家多着呢，象他这种刚结婚不久还没有孩子的人一般是不可能分到房子的。与舒根富一墙之隔的老马，两个儿子都已经十七、八岁了，才刚刚分到半间房子。舒根富真的很幸运，他得到的这半间房子足以引起很多人的妒忌，不可排除老马在夜里发出巨大的鼾声是因为妒忌而故意所为。但这毕竟是猜测，再说，这么幸运的人，让人家用鼾声表示一下抗议又有什么委屈。所以，舒根富和常善娟基本还是感到满足的，他们根本就没能资格向别人抱怨什么。有几次，老马的鼾声让常善娟一夜睡不好，白天在棉布店里上班时，她就象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不是拿错了布，就是算错了帐。部门负责人陆阿姨问她：善娟，你今天怎么做事颠三倒四的？
常善娟便觉得有了倾诉对象，她开始向陆阿姨诉苦，她苦着脸说：这个破房子，实在是太小了，只有半间啊，当中的墙头根本就不能叫墙头，大概是用纸头做的，隔壁人家夜里打呼噜的声音清楚得象睡在自己家里……刚说了这么几句，陆阿姨就面露不屑，她打断常善娟：有房住蛮好了，毛根娣比你结婚早，肚皮都大起来了，到现在还没房子呢。
从此以后，常善娟就再也没有在同事面前说过她家房子的任何话题。
夏天到了，舒根富的小屋因为被一堵墙拦断，南北不通风，面朝大街的门就需要敞开着，要不，屋里的人会被闷死的。可是家门大开着，靠墙摆放的床便赤裸裸地正对着屋门，街上的行人就能看见他们睡觉的床、床上的被子以及床下的痰盂了。阳光充足的时候，只要家门开着，走在街上的人若是有兴趣往屋里张看一眼，甚至都能看见床上被褥的褶皱，以及不知什么原因涂染于床单上的污迹。屁大的一个小镇，镇上人多半不在意自家的隐私是否会暴露于他人的眼中，对别人家的隐私又有着热切的探知欲，所以，只要开着家门，街上走过的人十个里有九个会往屋里深深地看上几眼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常善娟是无论如何不能习惯让陌生人看到她的床、她的被褥以及她的痰盂的。舒根富想了几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合适的办法，他在厂里拣了一堆包装箱的木条，自己打了一个宽宽的柜子。柜子摆在屋中央，里边放床铺，外边摆一张小方桌，小屋就隔出了两个空间，卧室便隐蔽了起来，这间十五平方米的屋子便有了一些小家庭的样子了。而且，原本靠墙摆放的床，现在可以靠着柜子摆了。夜里，老马的鼾声明显离得远了一些，感觉不再是两户人家的四个男女睡在一个大统铺上了，小日子也就慢慢地过得习惯起来，一双儿女，便在这半间屋里应运而生。
小两口的家离常善娟上班的钱湾镇棉布店只有五分钟路，很方便。离舒根富上班的电器厂就远了许多，好在舒根富每天凌晨要出车去浦西采购电器厂食堂的副食品，所以，那辆二吨小卡车就可以让他直接开到钱湾镇上的家门口，这样方便他一清早出车。对舒根富来说，这无疑省去了上下班的交通费。从钱湾镇到电器厂有十二里路，坐公共汽车的话要买一角钱的车票。舒根富每天开厂里的小卡车上下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省下的车钱就是不小的一笔数目。常善娟对丈夫的工作还是十分满意的，尽管舒根富每个月的工资仅仅五十元，但那时候，一名司机所能得到的实惠，远远比一名教师或者一名技术员多得多。比如常善娟每个礼拜天都要回一趟刘湾镇上的娘家探望托付给母亲程美珊带的女儿，她不必如别人那样等待半小时一班的公共汽车，舒根富的小卡车尽管是用来装货物的，但驾驶室里还是可以坐进两个人。舒根富和常善娟夫妻双双坐在卡车驾驶室里，一路往刘湾镇开去。有时候，常善娟的同事要搭车，舒根富便热情应允，只不过驾驶室里已经坐不下了，搭车的人就只能站在卡车的后车厢里。卡车快速奔驰时，搭车者便欢天喜地地迎着风、顶着太阳、甚至冒着雨，为自己省却了几毛的车钱而无比欢畅。这些无比欢畅的人里包括肉铺的老马、修鞋的沈皮匠、小学的胡校长、卫生院的王医生……三教九流的人，舒根富一概热情帮忙，这镇上，能有几个可以把单位的车自由自在地开来开去的人？舒根富当仁不让地被钱湾镇上的人们需要着、赞美着、羡慕着，甚至妒忌着，总之，他在小镇上渐渐有了一些小小的名气和地位。
对于常明义和程美珊来说，女儿女婿每个礼拜回家，那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开着车来的，尽管这只是一辆二吨的小卡车，但是，能开着车自由出入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哪怕是一辆运货的卡车，也会让邻居亲戚羡慕不已。舒根富开着小卡车沿着钦公塘一路往北，半小时后，小卡车嘎然停在常家二层小楼门前。舒根富和常善娟提着大包小包下车，舒根富走在前，常善娟走在后。他们越过随塘河上的木桥，走在前面的舒根富率先向站在门口迎接的常明义和程美珊大声喊“爹爹”、“姆妈”，然后递过手里的大包小包，那是市面上少见的蔬菜鱼肉。因为工作便利，舒根富常常能买到计划供应外的副食品，这些副食品改善了他自己家和岳父岳母家的餐桌，使多年来失去了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常家老少还能保持如常的面色和良好的发育。
常明义和程美珊接过女婿带来的诸如两副猪腰子、四条大带鱼或者三斤猪板油的金贵东西，两张半老不老的脸上便充满了真诚而殷勤的笑容。然后前呼后涌地进家门，又是倒茶水，又是端椅子，一副招待贵客的样子。
常善娟十分反感父母对他们的殷勤，殷勤，自然是因为感激，但不免还是有着一丝隐隐的凄惨。常善娟就有些伤感了，想当年，常家是何等光耀荣华的人家，在刘湾镇上，常家是最有实力、最具威望的，那时候，只见着别人家向常家献殷勤、别人对常家人露出谄媚的笑容。如今，这种笑容竟在父母脸上出现，常善娟的心里，就有些说不清的酸楚，她甚至都不愿意正视父母，就怕他们对自己露出这种笑容，这实在是有些残忍的。她便偏着头，不去看父母和丈夫的寒暄问候，只东张西望，好似许久未回家，对娘家已有陌生感一般。
结婚两年后，常善娟生下了女儿舒畅，又过了两年，生下了儿子舒展，她便把女儿送到娘家，让母亲程美珊带着，自己带着儿子在钱湾镇上班。久而久之，常善娟便慢慢习惯了父母对他们的殷勤，她也像个当家女儿一般，为家里的大小事由操心奔忙起来。父亲常明义至今还在一家棉布店里做一名普通的营业员，他原本与生俱来或者得传于父亲常冀昌的商家风范、商人魄力和读书人的才情，几乎完全没有了。他成了一个每天准时上班下班、不多说一句废话、不轻易作决定、不枉自评价任何事物、没有朋友、对任何人和事物缺少热情的毫无建树的男人。似乎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展露开怀的笑容，即便是女儿女婿回家，他的笑容亦是不坦然，虽然是真的在笑，但这笑，是小心翼翼的，是带了无奈和克制的。
程美珊调到了杂货店工作，原本量布握剪刀的手，现在用来称油盐酱醋，身上时常弥漫着一股酵母或者油酱的气味。但她显然要比常明义过得开朗顺畅，女人总是容易被生活左右情绪，而这情绪又是缺乏持久性的，一次小遭遇会让女人痛哭流涕，一次小得宠也会让女人由衷地喜上心头。这么说来，女人的承受力的确要比男人强一些，犹如一个经常得小毛小病的人，体内自然地生成了免疫力，便不会在大病来临时猛然倒下。她常常显得病恹恹，却总是不会被病魔完全吞噬，她颤巍巍站起来，然后，以她不够强壮的体质维持着生命的继续。程美珊就是这样的女人，她从一个身着旗袍手挎木柄布包漫步在“麦德赫斯特”路上的蓝都花园里的小家碧玉的女子，变成浦东刘湾镇上信丰祥绸布庄的少奶奶，她变得很顺当，变得很自如，她能胜任不同的角色。后来，她又从少奶奶变成了一介平民，且这平民有着上不了台面的身份，是因为原来的身份不被容忍而强行掠夺去的，好比换了朝代，皇帝成了草民，这草民便连以草民的身份生活都是被大赦了的，不杀头算是对你客气了。又好比被侵略者掠夺的国土，本就是因为它的肥沃富庶才来掠夺它，可一旦这片土地沦陷，它便连本是贫瘠的土地都不如了，侵略者需要它，却不善待它，因为它的肥沃本是不该的。有的皇帝变成草民后便真的能过起草民的日子，有的皇帝却一蹶不振，宁死而不甘沦落，表面看起来，是颓丧乃至自我毁灭了。有的土地沦陷后依然故我地肥沃着，有的土地却真的日渐贫瘠起来。程美珊是那个沦为草民却依然生存的皇帝，是那片不管被谁拥有亦兀自肥沃的土地；常明义是丧失了高贵的身份后一蹶不振的皇帝，是那片因为沦丧而形消骨散的土地。大凡人们总是认为后者更有气节、更有尊严，不管倔强得对还是错，倔强总比阿谀好。然而生活却更善待那些愿意退让、愿意丢弃梦想的人，所以，程美珊看起来要比常明义过得快乐，也更左右逢源。没有朋友、没有外交的常明义相比程美珊，显得严重缺乏驾驭和掌控全家生活的能力。
二 舒畅
舒畅该进幼儿园了，可是舒畅的户口随着常善娟的户口落在钱湾镇，所以，刘湾镇幼儿园是进不去的。又因为常善娟夫妻俩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弟弟舒展，已经忙不过来了，所以舒畅是必须要呆在刘湾镇上的外婆家的。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却没办法上，这种事情于常明义来说，简直是一筹莫展的，要他去求人帮忙，他是放不下脸面来的。程美珊却不然，女人总是有女人结交朋友的方式，针线活的交流、买菜做饭的经验、张家长李家短的议论，都是女人之间成为志同道合者的纽带。叫志同道合者也许不确切，或者只是相互倾诉的需要，可是倾诉是那么重要，越是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越是需要相互倾诉。女人和女人，便是在倾诉的过程中成就了求助者和施助者的身份转换。程美珊杂货店里的一位同事，她姑妈是幼儿园的园长。舒畅入幼儿园的事情，就这么有了办法。
程美珊把一件手织的膨体绒线衫送给了幼儿园园长。这件绒线衫本是程美珊给远在西双版纳的儿子常尧仁织的，宝蓝色，元宝针，厚实软和，手感很好。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外孙女的入园问题，于是，这件本应是常尧仁的绒线衫穿在了幼儿园园长的儿子身上了。为此，程美珊让常明义写信告诉儿子，毛衣派了别的用处，希望他耐心等待，姆妈很快会再织一件给他寄去的。常尧仁回信说，西双版纳很热，不需要毛衣，只要不赶夜工，没有毛衣是完全可以的，畅畅入幼儿园更加重要。接到儿子的回信，程美珊还是心疼地掉起了眼泪。她抹着眼泪说：尧仁赶夜工的时候一定要受冷了，离得这么远，实在是没有办法。
舒畅终于进了幼儿园，进了幼儿园的舒畅很快显露出她能歌善舞的特点来。她非但能歌善舞，还能讲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这完全得益于她的父亲复员军人舒根富的教导，当过三年兵的舒根富常常会用普通话和女儿说话，于他而言，那是一种展示，在孩子面前展示自己的本事，以树立父亲在孩子心目中的威信。未曾想，舒畅小小年纪模仿力倒很强，居然一学就会。为此，舒根富对女儿就多了一些私心的宠爱。经常的，舒根富开着小卡车去浦西的大菜场装完蔬菜鱼肉，再到菜场隔壁的乔家珊点心店，花四分钱买一个豆沙糕团，小心翼翼地托着两片粽叶垫着的糯米团子上车，把团子放在副驾驶坐上，然后发动汽车，马不停蹄地往浦东赶。回厂的途中要经过刘湾镇，小卡车沿着钦公塘一路开，舒根富的岳丈家渐渐于视线中越发清晰。这是每日必经的地方，那幢二层小楼在早晨初升的阳光中安静地伫立着，如一位神情落寞的失败者，外型庞大高贵亦然，内在，早已被掏空，却勉强坚持着它巨大的身型，肃穆端立。
舒根富驾驶着小卡车在晨露中开到岳丈家门前，停下车，跨过木桥，轻轻敲门。那时刻，程美珊已经早早起床，正在厨房烧一大锅泡饭，那是一家人的早餐。程美珊听到敲门声，知道是大女婿来了。大女婿通常不进门，他站在门口，把一只粽叶垫着的糯米豆沙团递给程美珊，说：姆妈，畅畅起来给她当早点吃，我先走了，礼拜天我和善娟会回来的。
说完，转身离开。小卡车的发动声在片刻之后响起，然后快速远去，直至消失在钦公塘蜿蜒无尽的深处。
收了程美珊一件膨体绒线衫的幼儿园园长对舒畅格外关照，舒畅当上了文艺宣传队的报幕员了。由一群幼儿组成的文艺宣传队一点也不输给成年人，他们在刘湾镇各大工厂、机关、医院、街道频频亮相，报幕员舒畅更是表现突出。起初，她只会说“下一个节目，《赤脚医生好得来》”，后来，她又能说“表演者，陈毛毛”和“伴奏，王老师”了。这是她从一个下乡演出的专业文工团的报幕员那里学来的。
有一回，市区来了一个专业文工团，演出场地选在小学操场上。那天下午，幼儿园的孩子们被老师领着，排着队、端着小凳子去看演出。操场前面那个破旧的水泥舞台边搭起了一个临时化妆间，一些男人和女人从化妆间里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进去时，他们的脸和刘湾镇人的脸没什么区别，是一张张眉目疏淡的脸。出来时，他们的脸就变得五颜六色了，眉目也是浓重突出，嘴唇是殷红的，身上的衣服也换了五彩缤纷的。连白毛女或者胡琼华的破衣衫，也破得很有型。
演出开始了，演员们在挂着巨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相片的舞台上又唱又跳。那个演白毛女的演员穿着袖口和下摆撕成碎条的衣裤，踮着脚尖在舞台上一蹦一跳地走路；那些唱歌的人，竟能唱出和广播里一样好听的歌。让舒畅最为关注的，是那个漂亮的报幕员，她梳着一根长长的麻花辫，涂着红嘴巴，浓眉大眼地面对操场上人头济济的刘湾镇人民群众，发出她脆亮的声音：下一个节目，歌舞，《逛新城》。
舒畅很欣喜地发现，自己在报幕的时候说的话居然和漂亮的女报幕员说的话是一样的。舒畅说过“下一个节目，《赤脚医生好得来》”，很专业，一点也不必台上的报幕员差，舒畅就有些沾沾自喜了。可是，节目演下去，她又发现，台上的报幕员不仅说“下一个节目……”，她还说“表演者……”或者“伴奏……”。这几句话，舒畅是从来没有说过的，自然，她连听都没有听见过。老师没有教她，那说明老师也没有听见过。舒畅刚得意了没一会儿，沮丧的情绪迅速把自得骄傲驱逐得无影无踪。接下去，每次报幕员上台报节目，她都听得格外仔细，她希望牢牢记住那几句刚见识的、最新的、最时髦的报幕专业用语，她将在以后的演出中尝试着使用，那样，才不会让人觉得她这个报幕员很差劲、很没有水平。尽管刘湾镇上的观众们，水平是很有限的，但幼儿园小朋友舒畅还是很希望自己的报幕是有水平的。
看完专业文工团演出后不久，幼儿园宣传队又一次接到了演出任务。舒畅终于有机会使用她新学会的专业报幕词了。那天下午，他们去刘湾镇五金厂，为厂里的工人叔叔阿姨们演出，演出的地点在厂内礼堂里。这个礼堂，开饭时间用来充当食堂，开会的时候用来作会场，演出的时候，可以作剧场，这是一个多功能的礼堂。刘湾镇上拥有这种多功能礼堂的单位实在是很少的，所以，今天的演出场地条件是十分良好的。幼儿园文艺宣传队的小朋友们是很有见识的，他们去过农村、去过医院、去过街道，那些地方的演出，多半是现场拦出一块空地，或者是临时用木板、桌子、椅子搭起一个舞台。没有麦克风，没有开幕闭幕，唱歌得扯着嗓子唱；跳舞得小心翼翼地跳，以免临时舞台轰然倒塌；报幕，自然也要拔亮嗓子大声喊：下一个节目，《金珠玛米亚克西》。
眼前这个五金厂的礼堂，显然是小朋友们见过的最好的演出场所了，舞台是高出半人的大舞台，舞台上还有两道紫红色的幕布，最要紧的是有麦克风，对着麦克风唱歌或者报幕，就不用扯着嗓子拼命喊叫了。在这种地方演出，是很能够显示节目水平的。
小朋友们到达五金厂时，正是午饭过后没多久，礼堂里弥漫着一股饭菜油烟气味。半小时前，这里还充满了盘盏撞击和咀嚼吞咽的声音。现在，已经吃完了饭的工人叔叔阿姨们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蓝色工作帽，坐在刚才他们吃饭时坐的长条凳子上，抬着头，等着看一群小孩子的演出。有的人还端着没洗的饭碗打着饱嗝，有的人正歪着嘴用小拇指剔牙，大多数人的嘴巴是油汪汪红润润的，这些嘴巴显示着工人阶级的伙食质量是很有水准的。
舒畅有些兴奋，她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孩子，见到那么多人看着，她的表现欲望就油然而生了。这一次，她准备试用她新学会的报幕词，她要让老师和小朋友都吓一跳，他们一定会惊讶地问她：你怎么会说这些话的？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她也要让台下的观众吓一跳，天啊，这个小孩怎么说得和广播里一样啊。这是舒畅的想象，她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尤其是在有麦克风的舞台上，她的风头就出尽了。但她实在是一个十分乖巧的孩子，她在上台前还不忘记要问一下老师，她十分明白，只有老师认可的事情，她才可以去做，否则，她将会失去老师的宠爱。那场演出，幼儿园园长也在，舒畅很识时务地在上场前拉拉园长的袖子，园长低头问：有什么事吗？舒畅说：杜老师，报幕的时候可不可以说“表演者”？
园长当即首肯：可以，舒畅真聪明，说吧，说吧，这词挺好听。
六岁的报幕员舒畅得到了园长的支持，便迈着小腿脚，充满自信地上了台。接下来，她稚嫩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到了五金厂礼堂、会堂兼食堂的每一个角落。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蓝色工作帽、手里还拿着饭碗、筷子，打着饱嗝，或者用一根小拇指剔着牙齿的嘴巴油汪汪的工人叔叔阿姨们无一遗漏地听到了舒畅响亮美妙的声音：下一个节目，表演者，《我是光荣的解放军》。
其实，没有几个人听出小报幕员的话有失误，连园长也一个劲地夸她说得好，舒畅为此得意了好几天。直到周末，爸爸妈妈回外婆家，演出得到巨大成功的舒畅无比激动地向父母作了一次汇报演出，并且如实地复述了那天的盛况。她一个人把整台节目全部演了下来，从开场到谢幕，她甚至还扮演了台下作为观众的工人叔叔阿姨们的角色。舒畅忙坏了，她一会儿充当舞蹈演员，一会儿又做歌唱演员，还要兼职伴奏老师的角色，谢幕后就扮演鼓掌喝彩的观众。爸爸妈妈也是观众，但他们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舒畅做的观众，代表的是五金厂里那些穿蓝色工作服、戴蓝色工作帽的观众。尽管舒畅扮演着众多的角色，但她还是发现，她演得最好的，还是她的本职工作——报幕员。
舒畅表演得十分投入，虽然有些场面她无法完全表现，比如群舞中小朋友们叠罗汉，把一个最瘦小的小朋友举在半空中挥舞着鲜花彩绸，这种节目她一个人是很难演出效果来的。没有别的小朋友和她配合，也没有鲜花和彩绸。但她还是全力以赴，动用了凳子、鸡毛掸子和手帕毛巾之类的道具，尽力使节目最精彩的部分充分展示。表演结束后，她已经浑身是汗了。爸爸妈妈看得直笑，妈妈说：畅畅真是能干，这小孩就是该上学，一上学，就学会这么多本事了。爸爸说：畅畅演得真好，唱歌的声音很响，跳舞的动作很象，不过，畅畅报幕的时候，有些地方说错了，来，爸爸教你。
舒畅这才知道，原来“表演者”指的是演这个节目的人，不是节目的名字。知道了真相的小报幕员就有些懊恼和气愤了。为什么她报幕下台后没有一个老师指出她的错误呢？为什么连园长都表扬她说得好？园长也不知道“表演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幼儿园文艺宣传队报幕员舒畅小朋友十分困惑的一件事情，但是，她终究还是学会了许多新词儿，这些新词儿起初只是用得不太恰当，在父亲的指导下，她已经会用了，而且用得越来越娴熟，越来越自如。
事实上，幼儿园园长真的不懂“表演者”是什么意思，这句时髦话她似乎是听到过的，好象就是上次那个专业文工团来刘湾镇演出时听到的，既然人家专业的文工团这么说，那要是自己幼儿园的小朋友能说的话，他们的水平就显得很高了。所以，园长对舒畅大胆灵活地使用新词是十分赞赏和支持的。至于园长是否要懂得这些新词儿的意思，那也是未必的。
刘湾镇幼儿园的这个园长，过去是个农民，因为得了一场病，不能下地出工了，便给要出工但无法照看孩子的人家带小孩。究竟怎么会逐渐成长为一名新中国幼儿园的园长的，这就不是很清楚了。总之，成为一名幼儿园的最高领导，实在是令她非常有成就感的。她常常不敢相信眼前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否真实，她因此很喜欢在小朋友下课的时候站在院子里眺望着东奔西跑的孩子们，还有那几位鹤立鸡群的年轻的幼儿园教师。在她眼里，这些孩子和教师都是她的虾兵蟹将。他们是如此活泼，如此好动，那几位梳着辫子、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大将率领着活蹦乱跳的小兵们唱歌跳舞、捉迷藏丢手绢，念着：毛主席，爱儿童，小妹小弟来唱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园长的自豪感便不可抑制地泛滥而出。她喜欢走到正跳绳子或者踢砖块甚至蹲在地上拣糖纸的孩子群中，用她握过锄头、镰刀或者粪勺的粗糙的手掌温和地抚摩几下跟前某一个孩子的脑袋。谁若正好站在她跟前，谁就是被抚摩的对象。被园长抚摩过脑袋的孩子今天就会受到年轻的女老师的嘉奖，睡完午觉后，这个孩子会在得到与别的孩子一样的那块饼干以外，还得到一小撮饼干桶里的碎屑，这个孩子便是这一日整个幼儿园里最幸福的孩子了。当然，舒畅得到的嘉奖总是最多的，园长一般只会抚摩几下恰巧站在她身边的孩子的脑袋，但只要她视线里落下舒畅的影子，她便会特地走上去，幸运的舒畅便多次得到了嘉奖。其实，并不是舒畅真有那么好的运气让园长的手掌反复光顾她的脑袋，也不是舒畅长得特别漂亮而让园长不由自主地想上前抚摩她那个毫不出奇的脑袋。这实在是程美珊的毛衣起了作用，并且具备着比较强的持久性。那段日子的很多个下午，午觉醒来还睡眼朦胧的舒畅总是鼓着腮帮子咀嚼着一嘴香喷喷的饼干屑，并且不断接受着别的孩子羡慕乃至嫉妒的眼光。
园长实在不是一个贪心的人，她得到了一件膨体绒线衫，收了一名叫舒畅的借读生，这两个交换的条件在她看来是不对等的，她认为，一件绒线衫的价值要高于收取一名借读生的权利。甚至，园长在收下过去刘湾镇上最富有最高贵的常家少奶奶程美珊的贿赂时，是有着受宠若惊的感觉的。犹如落难财主要饭要到过去的佣人家门口，那佣人便惊惶得倾尽家底给财主送上好吃好喝的，完了还要想办法接济财主，甚至跟着财主一起去要饭，忠实到愚昧的程度。尽管常家不是过去的常家了，但刘湾镇上很多人的脑子还没有转换过来，这些人是没有觉悟的人，甚至连幼儿园园长也属于此类人。一个如财主家的佣人一样没有觉悟的人，怎么就当上了幼儿园园长呢？
可人家就是幼儿园的园长，一点也不假。
三 太外公
舒畅住在外公外婆家，众多的舅舅姨妈是舒畅的兼职保姆，外公外婆是舒畅的专职监护人，家里有太外公常冀昌和太外婆李月珍，一大家子人在一起，远比父母的那个家更热闹。自打舒畅记事起，就没见过太外公下床。太外婆还算手脚灵便，但她也总呆在家里，很少外出。每天傍晚放学回家，舒畅总是要到太外公的房里去报到一下，倒不是她特别喜欢这个整日躺在床上、说话含糊不清的老人。她去太外公房里，是因为在太外公的床底下，有一个挺大的铝皮箱，这只铝皮箱简直象一只百宝箱，里面总是塞满了吃也吃不完的、各种各样的糖果糕点。傍晚时分，李月珍到楼下厨房做晚饭去了，舒畅就悄悄溜到楼上，推开常冀昌的房门，轻手轻脚地走进去，站在床头叫道：太外公。
常冀昌翻翻眼珠，扯了扯嘴角，向重外孙女表示笑意。然后，他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指了指自己躺着的床下。舒畅完全明白太外公手势的意思，她欢天喜地地从床底下拖出了那只铝皮箱，然后开始在里面淘宝。幼儿园小朋友舒畅能把一只巨大而沉重的铝皮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当然，铝皮箱里的食物给了她超常发挥的动力。拖出铝皮箱后，她气喘吁吁同时满目生辉地站在常冀昌床边，等待着太外公许可她吃铝皮箱里的东西的信号。那时刻，常冀昌会努着嘴，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要是外人来听，那是定然听不懂的，但舒畅能听懂，她听到太外公对她说：打开来，有糖吃的，还有糕。
舒畅不仅明白太外公的话，而且还可以和太外公进行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心领神会的舒畅打开铝皮箱，只见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好吃的。这些糖果糕点是常冀昌的子孙们买来孝敬他的，但他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消耗这些食品，日积月累的，床底下这只铝皮箱里，就储存了大量的糖果糕点了。
舒畅先从铝皮箱里挑出一颗糖，剥去糖纸塞进嘴巴，然后，开始和躺在床上的常冀昌闲聊起来：太外公，你干吗老睡在床上不起来呀？
常冀昌扯扯嘴角，牵出一个皱纹丛生的笑容：明诚，回来了吗？
舒畅不认识明诚，她随口说道：明诚没有回来。
舒畅嘴里的糖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她又从铝皮箱里找出一块桃酥饼，一边吃一边说：对了太外公，这个礼拜天姆妈回来会带萨其马给你吃的，你吃过萨其马吗？我没吃过。
常冀昌砸了砸嘴，好似已经品尝到了香甜的萨其马。舒畅便把手里吃了一半的桃酥饼递到常冀昌嘴边：太外公你嘴巴馋了吧？我给你吃一口，你张嘴，咬一口吧。
常冀昌果然张开了嘴巴，舒畅便把桃酥饼塞进了那张已经没有牙齿的嘴里。常冀昌抿紧嘴巴，桃酥饼在他口水的浸润下，融化了一小角。舒畅收回手里的饼，那块已成月牙的饼上留下了一圈湿漉漉的口水印。
舒畅看了看因为被太外公吃过一口而沾染了他的口水的饼，撇了撇嘴，然后用手轻轻掰下饼上带有口水的一圈。躺在床上的常冀昌自然不会发现重外孙女嫌弃他的口水，他只呼噜呼噜喘着气，嗓子里的浓痰在深重的喘息中几乎随时呼之欲出。舒畅却并不在意这些，现在，她已经把那块被常冀昌吃过一口而沾了一圈口水的桃酥饼打理干净了，她一边继续吃饼，一边找到了新的话题：太外公，你的牙齿到哪里去了？
常冀昌却目光呆滞地说：尧仁，他回来了吗？
这一回，太外公提到的人，舒畅是认识的。尧仁就是舅舅，这是外婆告诉她的，舅舅在很远的云南，那个地方很热，也很穷，据说，只要走几步就到外国去了。在舒畅的记忆中，她是从来没有见过舅舅的，但外婆说她见过的，在她两岁的时候，舅舅从西双版纳回来过了一回年。或许她是真的见过舅舅的，只是她太小了，她不记得舅舅的样子。现在，太外公问舒畅：尧仁回来了吗？舒畅便十分明确地回答他：太外公，尧仁没有回来，尧仁回来过的，又回去了，现在没有回来。
幼儿园女生舒畅一口一个“尧仁”地叫着，全没有这个“舅舅”的印象和概念。
常冀昌又伸出手指了指床底下，舒畅便把最后一口桃酥饼塞进嘴巴，嘟哝着嘴巴说：太外公，我都吃饱了，你还想吃什么？我给你拿吧。
常冀昌动了动下颌，嘴里依然发出一些模糊的声音：明德，有信吗？
这一回提到的名字，舒畅又是不认识的。她从铝箱里拣出一颗糖，剥去纸，塞进常冀昌嘴里：太外公，你吃糖吧，我下楼去了，明朝我再来哦。
舒畅离开前是不会忘记把铝皮箱推回床底下的，她尽量把铝皮箱推到原来的位置，看起来好象没有人动过一样。她不想让太外婆知道她吃过铝皮箱里的东西，太外婆知道了是不会骂她的，但太外婆知道了，家里人就全知道了，礼拜天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也会知道的。妈妈肯定会骂她不该吃太外公的东西，因为那是大家买来孝敬太外公的，不是给舒畅吃的。
舒畅把铝皮箱推回床底下，然后撒开腿一溜烟地出了房门，只留下嘴里含着一颗糖的常冀昌躺在屋里的床上，嗓子眼似乎堵着一块石头，发出一些奇怪的呻吟。这呻吟里既有着无法言说的快意，又象是呜咽，硬憋着不被释放的哭泣。这些声音从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嘴里发出，让人轻易地判断出，这个老人的生命已接近垂危。
舒畅几乎每天放学后都会到常冀昌的房里去，她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向他汇报外面发生的故事。
“太外公，王毛毛今天上幼儿园没有带手绢，我带了，老师表扬我，批评王毛毛了。”
“太外公，园长今朝又摸我的额角头了，我们班尹老师就多给了我一撮饼干屑。”
除了幼儿园里发生的故事，舒畅还把从外婆、姨妈或者舅舅们嘴里听来的消息发布给躺在床上的常冀昌听。
“太外公，今天外婆去买菜，菜场里的人算错了帐，应该找三分，他找了一角三分，外婆就拿多找的钞票买了两只豆沙馒头，外婆说一只给太外公吃，还有一只给我吃。太外公你喜欢吃豆沙馒头吗？”
“太外公，小姨昨天在外头玩得忘记回家，被外公骂了一顿，外公骂她：你还晓得回来啊，女小囡野在外头面孔还要吗？小姨就哭了，外公还摔了一只凳子。
舒畅简直是个小人精，大人说过的话，她一律可以复述得只字不差，连表情带语气，她都模仿得象模象样，甚至外面发生的一些重大新闻，她也会及时向躺在床上的太外公反映。有一回放学后，舒畅手臂上戴着一个黑色的袖箍，胸口别着一朵白色的纸花来到常冀昌的床边，她一脸严肃地对常冀昌说：太外公，毛主席逝世了，我们老师都哭了，我也哭了，太外公你看看，我的眼睛还红着呢。
还有一回，舒畅跑上楼，气喘吁吁地站在常冀昌床头说：太外公，“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四人帮就是王、张、江、姚。老师说，四人帮是大坏蛋，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抓起来好，抓起来是大快人心。太外公，什么叫大快人心啊？四人帮怎么会长出狐狸的尾巴？
常冀昌的身子虽然动弹不得，话也说不太清楚，但他还是能听懂舒畅的话。他听了舒畅的话，脸上会露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表情，有时候是惊讶，有时候是担忧，有时候，他也会笑。这一回，他听到舒畅说“四人帮怎么会长出狐狸的尾巴”，他眼睛一眯，嗓子眼里便发出了沙哑的“呵呵”声。舒畅知道，这是太外公在笑，她便说得更带劲儿了：太外公，我们幼儿园外面墙上贴着大字报，上面画着四人帮，一条蛇的脑袋上画个戴眼镜的女人，还有一头猪、一只老鼠和一条狗。小学门口也贴了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四个人都穿着衣服，女的还穿了裙子，不过屁股下面都拖了一条狐狸尾巴。太外公，四人帮到底是人还是动物啊？四人帮真的很坏吗？
常冀昌没有回答舒畅四人帮究竟是人还是动物，他只是把视线转向了窗外。秋天的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绯红，常冀昌躺在这张床上已经许多年了，窗户外面的世界究竟怎样了，他是没有办法亲眼看到的。谁都知道，常冀昌是一个日渐迫近死神的老人，但他还是日复一日地活了下来，即便是躺在床上，他也活了整整九年了。他长年躺着的身体已委琐佝偻，本是修长的身型，成了一具枯萎的木头。儿子媳妇自然也会每天来看看他，说几句无关痛痒的安慰话。那些话显然是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的。只有重外孙女舒畅的话才是真实的，又因为这些话被一个幼童说来，总是显得格外可爱有趣。所以，每天傍晚，常冀昌会等待着舒畅的到来，看着她香甜地吃他那只铝皮箱里的糖果糕点，听她说一些家里家外正发生着的故事。他从舒畅嘴里知道了家里人不愿意告诉他的一些事情，比如儿子常明义某一天在单位里又挨批判了；大儿媳妇宋丽珍和婆婆李月珍闹着要分家；孙子常尧仁来信说他在西双版纳吃不上油；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粉碎了；宣传队在演批判四人帮的节目……
常冀昌的身体瘫痪了，但他的头脑依然可用，他和重外孙女舒畅的交流并不十分通畅，但他还是对每天与舒畅的一次会面看作他一天中最重要最快乐的时光，他整天昏睡，一到舒畅放学的时候，他便自然醒来，睁着眼睛等着舒畅的脚步声从楼梯上蹦跳而来，心里便有暖暖的快慰油然而升。
四 辞世
那一日傍晚，舒畅放学回家后，一如既往地悄悄溜到常冀昌的房里。她照旧拖出铝皮箱寻找她爱吃的零食，一边开始向常冀昌诉说外面发生的事情：太外公，楼下有个人在和外公说话，那个人问外公，你是不是有个阿哥，四九年去了台湾？外公点头说是的。那个人又问，你还有一个北京的阿哥是不是？太外公，外公的阿哥是谁？
常冀昌本是平躺着，听了舒畅的话，枯瘦的身体轻轻抽搐了一下，嗓子里发出了一阵咕哝声。舒畅正在吃一块市面上很少见的萨其马，那是她妈妈托人买到的紧俏商品，专门带回来给太外公吃的。舒畅一边吃萨其马，一边继续说：太外公，台湾远还是北京远？下回我叫爸爸开车带我们去好不好？我爸爸开车开得很快的，眼睛一眨，钱湾就到了，我就到弟弟家了。上次爸爸带我去西郊公园，车一开我就睡着了，醒过来，西郊公园就到了，快得来吓死人。太外公，弟弟和爸爸妈妈住在钱湾，我不喜欢住在钱湾，我喜欢住在这里，弟弟没有萨其马吃，我有吃。太外公，太外公，你睡着了？
舒畅看见常冀昌闭上了眼睛，她便十分懂事地盖好铝皮箱，轻轻地推回床底下。舒畅想，太外公困了，让他睡一会吧。舒畅的嘴巴里还留着最后一口萨其马，她一边鼓着嘴巴嚼萨其马，一边悄悄地退出了常冀昌的房间。
半夜时分，舒畅被后楼传来的一阵哭声惊醒了，那些哭声混合在一起，竟如有节奏和旋律的音乐，有的高亢，有的低沉，有的婉转，有的粗犷。那些哭声是有层次的，舒畅竖起耳朵细听，她依稀分辨出，低沉的哭声是外公的，高亢的哭声是太外婆的，婉转的哭声是外婆的，粗犷的哭声是丽珍外婆的。还有更多的，就听不出谁是谁的哭声了，众多的哭声融合搀杂在一起，如一部宏大悲壮的交响乐，突兀地开始，并且长久地鸣奏着。那些哭声在半夜时分传至舒畅耳朵里，听起来幽远而凄厉。舒畅睁开眼睛，房间里一团昏黑，窗外是墨蓝色的天。她叫了一声“外婆”，外婆没有睡在她身边，外婆的哭声从后楼传来的众多哭声中突显而出。舒畅知道，外婆也在后楼痛哭着的人们中，外婆听不见舒畅在叫她。她想到后楼去看看，但她不敢，她害怕在漆黑的夜里下床走出房间，走过天桥，走进后楼的房间。尽管从前楼走到后楼只需几十秒时间，但她还是不敢。此刻，后楼的哭声更是令她惶恐不已，她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竟让一家人痛哭不止。她连眼睛都不敢睁开了，她干脆把脑袋钻进被子，整个身体拳成一团，她无法想象那些哭声究竟是为什么而发出，她只是害怕。被子里的黑与房间里的黑是不一样的，房间里尽管黑暗，但还可以看见家具门窗的轮廓。因为若隐若现，便有一些不明的影子恍恍惚惚，舒畅的脑子里便产生了一些想象，于是，柜子、衣橱、桌子、椅子都幻化成妖魔鬼怪，甚至游动着迫近舒畅睡着的那张床。这是令舒畅极其恐惧的黑暗。被子里的黑暗是完完全全的黑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所有的影像和幻觉一概消失了，只有纯粹的黑。这纯粹的黑，使舒畅的脑子顿时处于一片空白，任何想象都消失了，后楼的哭声也遥远而模糊了。十分钟后，舒畅竟睡着了，她把自己整个儿蒙在被子里，忧心忡忡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舒畅已经忘了半夜时分从后楼传来的哭声。她站在床上让外婆给她穿衣服，程美珊红肿着眼睛替舒畅穿完衣服，又在她的左臂上套了一个黑袖箍。舒畅很奇怪地问：外婆，毛主席又逝世了吗？
舒畅很清楚地记得，那天午睡醒来，小朋友们坐在凳子上等老师发饼干。老师却迟迟不进教室。过了好一会儿，舒畅才看见梳着两条刷子辫的尹老师奔进教室，一屁股坐在风琴边的椅子上，然后，她趴在黄色的风琴盖上哭起来。小朋友们吓坏了，尹老师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啊？谁欺负她了吗？所有的小朋友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哭得浑身抽搐的老师，谁都不敢说话。尹老师哭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对着全班说：小朋友们，毛主席逝世了，没有毛主席，怎么会有今天？毛主席，对我们多好啊！
尹老师说到这里，早已泣不成声了。她再次趴在风琴盖子上，把脸埋在臂弯里哭起来，这一回，哭得发出一些“呜呜”的声音。尹老师一哭，有的小朋友也开始哭了，两、三个小朋友一哭，就有五、六个小朋友也哭了，再过了一会儿，所有的小朋友都大哭起来。坐在舒畅旁边的王毛毛一边哭一边叫着“妈妈，妈妈”。舒畅也在哭，不过舒畅对王毛毛边哭边喊“妈妈”很生气。老师明明哭的是毛主席，王毛毛却在哭妈妈，真是笨得要死。
放学前，老师给每人发了一块黑色的袖箍，让小朋友们都戴在手臂上。回家路上，舒畅发现刘湾镇大街上所有人都戴这种黑色的袖箍。回到家里，舒畅看到外公外婆姨妈舅舅也都戴着黑袖箍。舒畅问程美珊：外婆，为什么我们要戴黑色的袖箍？我上次看到街上的大哥哥大姐姐戴的袖箍是红的，我们干吗要戴黑的？
程美珊说：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人民都要带黑袖箍。带红袖箍的是红卫兵。
舒畅还是不太明白，她又问：外婆，为什么要叫“逝世”啊？
程美珊说：逝世就是去世，毛主席是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去世就叫逝世。
舒畅并不十分懂“逝世”和“去世”的区别，但那段日子，舒畅每天都欢天喜地地戴着黑袖箍去幼儿园上学。戴着黑袖箍的舒畅感觉很骄傲，尽管毛主席逝世总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但因为她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与所有的大人一样，都戴着黑袖箍，舒畅就有些兴奋了，她愿意与大人享受一样的待遇，这让她很有满足感，很自信。可是，毛主席逝世了，大人们的脸色都是严肃而悲痛的，舒畅便觉得自己也应该是严肃而悲痛的。她很懂事地隐藏起内心的兴奋，学着大人的样子，整天绷着脸，轻易不露笑容。大人都在哭，她哭不出来，她就在脸上做出哭丧的表情。她做得挺象那么回事儿，幼儿园园长就在训斥那些奔跑追闹的调皮孩子时把舒畅当作典范加以表扬：你们居然还在那里大叫大闹，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毛主席逝世了，你们怎么还这么大声说话？还追追打打的，你们看看舒畅多懂事，这几天，我就没见她笑过，下课了她也不出去玩，她就坐在教室里，连说话都是那么轻，你们能不能向舒畅学习学习？
那几天，舒畅在幼儿园里果真没露过一次笑脸。回到家里，她还要站在镜子前自我检查一番，看看镜子里的那张脸是不是符合要求。她端一张小凳子到外婆房间里的镜台前，镜台太高了，舒畅只有站在凳子上才能看到那面发亮的镜子。她小心翼翼地爬上凳子，镜子里出现了一个童花头圆脸蛋女孩，她绷着脸皮、嘴角下撇，看起来是一张挺痛苦的脸。舒畅对镜子里的女孩脸上的表情颇为满意，这张脸的确显得严肃而悲痛，受到了园长的表扬也是应该的。可是脸皮绷得太久了，腮帮子扯得紧紧的，居然有些发麻了。舒畅松了松嘴角、眉毛抬了抬，然后，她发现，镜子里的女孩竟露出了一个笑脸。舒畅吓了一跳，自己怎么可能在笑？她一直在告诉自己不可以笑，要严肃，可是现在，她明明看见镜子里的女孩嘴角往上弯着，眉毛提得高高的，眼神里全是笑意。伟大领袖毛主席都逝世了，全国人民都带着一脸沉痛的表情工作、学习、吃饭和睡觉，做梦都要哭醒的。舒畅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还能笑出来，虽然在幼儿园里她的确没有笑过，她非但没有笑，她还把哭丧的脸保持了许多天。可是现在，她站在外婆房的镜台前，竟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正莫名其妙地在笑。舒畅就对自己十分恼火了，她赶紧调整面部表情，撇下嘴角，皱起眉头，愁苦和悲痛再一次出现在她脸上。她对着镜子练了好多遍，才放心地离开了那面闪着明晃晃的光亮的镜子。
舒畅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大家都要戴黑布袖箍。现在，外婆让她戴黑袖箍，她就举一反三地联想起来了。她问程美珊：外婆，毛主席又逝世了吗？
程美珊一边往舒畅手臂上套黑袖箍，一边回答：不是，是你太外公过世了。
舒畅又听到了一个新的词汇——“过世”，虽然她从未听过这个词汇，但她还是从黑袖箍联想到，“过世”一定和“逝世”是有关系的。她又问程美珊：外婆，什么是过世啊？是不是太外公也逝世了？
程美珊点了点头，回答：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太外公不是国家领导人，太外公是普通人，普通人是不能叫逝世的。
舒畅明白了，太外公果然和毛主席一样，逝世了。等到舒畅明白了意思，她忽然又想到了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外婆，太外公过世了之后还会回家吗？他是去干什么了呀？
舒畅的问题让程美珊无法回答，一个死去的人，他会去干什么呢？她帮舒畅穿好鞋子，说：我也不知道太外公去干什么了，反正去世的人是不会再回家了，他们到另外一个世界上去了，每个人都要去的。
舒畅听外婆这么一说，便高兴起来：太外婆，那我以后也会去另外一个世界的，对吧？我会见到太外公的，他那只糕饼箱子里的好东西还没吃完呢，以后我再去他那里吃吧。
年幼的舒畅对太外公常冀昌床底下的那只铝皮箱依然十分牵挂，既然外婆说人人都要去那个世界，那她就可以在自己也去那个世界的时候，再次吃到太外公的零食了。这么想着，舒畅就不再觉得遗憾了，她穿戴整齐，手臂上戴着黑布袖箍，蹦蹦跳跳地出了前楼房间，下了木楼梯。
下了楼，舒畅才发现，客堂里竟有不少人，那些平时很少见到的亲戚也都在场，还有一些人是舒畅不认识的。客堂的墙上，靠着好多个彩色纸花做成的花圈。舒畅知道，太外公去世了，一个人去世了，别人是要做很多花圈给他的。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她看到过很多很多漂亮的花圈，那些花圈放在小学礼堂里，简直堆成了花山，舒畅很想摘下一朵最漂亮的纸花带回家去，可她不敢，要是摘了，老师肯定会批评她的。现在，太外公去世了，家里也有好多个花圈了，舒畅就很高兴，这些花圈是自己家的，她摘一朵下来，老师是不会批评她的。
舒畅看着那些五彩缤纷的花圈，一朵一朵审视过去，她想挑出最漂亮的一朵，然后向外婆提出要求，外婆一定会答应她摘一朵的。这时候，半夜从钱湾镇赶回娘家的常善娟看见了舒畅，她走过来，抱起舒畅说：畅畅，来，给太外公磕头。
常善娟抱着舒畅，挤进人群中，然后把舒畅放下地，在她耳边说：畅畅，快磕头啊，太外公在这里呢，他活着时对你有多好啊，现在他过世了，你给太外公磕三个头吧。
舒畅呆呆地站着，她看见眼前有一张用长凳和门板搭起来的床，床板上的白被单微微隆起，看起来是一个人的形状，只是这个人很瘦很薄，这个人从头到脚让白被单遮得严严实实，舒畅不敢相信白被单里躺着的会是太外公。她不肯跪下，她仰起头对常善娟说：妈妈，这不是太外公，我不磕头，这不是太外公。
说完，她竟挣扎着要往人群外挤。常善娟就有些生气了，这么多亲戚在场，舒畅不肯磕头，很没有面子的。她一把揪住舒畅的胳膊，在她耳边轻声呵斥道：小孩子要听话，快跪下磕头。
常善娟把舒畅拖到灵床前，用手按住她的脑袋硬往下压。舒畅一边倔强地梗着脖子，一边就“哇”地一声哭起来了。
这时候，舒根富也挤到了灵床前，他蹲下来抱住舒畅，说：畅畅，太外公睡在这里呢，太外公盖着被单，你认不出来是吗？那爸爸把被单掀开给你看看，你再跪下磕头好吗？
舒畅委屈地点点头，舒根富站起来，走到灵床前，果真掀开了被单一角。舒畅清楚地看到了被单里那张灰白的脸，这张脸洁净而清瘦，薄薄的眼皮轻阖着，眼眶凹陷，下巴上竟还留有几缕稀疏柔软的胡子，这张脸是如此宁静安详、毫无狰狞，犹如安静地熟睡着。
舒畅看到被单里的人果然是太外公，就冲着床上的人叫起来：太外公，你怎么睡着啦？太外公，你怎么不睡在后楼房间里，睡到这里来了？
此刻，常冀昌已进入了永久的睡眠，一次无梦的、没有苏醒的睡眠。他紧闭灰白的嘴唇，没有搭理重外孙女舒畅的呼唤。
舒畅干脆跑到灵床边，冲着仰面平躺的太外公大声喊着：太外公，你怎么不理我啊？床底下的箱子里只剩下一块萨其马了，昨天还有两块，我吃掉一块，还有一块是留给太外公吃的，你吃掉了没有啊？太外公，你怎么不说话啊……
舒畅发现太外公对她的呼唤置之不理，她一边喊一边想，要是太外公真的不理她了，那以后，她就吃不到太外公床底下箱子里的糖果糕饼了。舒畅越想越委屈，便大声喊太外公，“哇哇”大哭起来，哭得伤心之极。围在灵床边的亲戚们也纷纷抹起了眼泪。
舒根富把掀开的被单又盖上，常冀昌的脸又被盖住了。舒畅一看太外公又被蒙进了被单，哭得更凶了，一边哭一边喊着：太外公，快起来，爸爸不要给太外公盖被单，太外公，你干吗不说话啊！
亲戚们都禁不住发出了一阵阵“呜呜”的哭声。舒根富把舒畅抱到灵床前的一只蒲团前，对舒畅说：太外公到另外一个世界上去了，畅畅给太外公磕头，畅畅给太外公送行好不好？
舒畅似乎有些明白过来，太外公和毛主席一样逝世了，太外公要去的那个地方和毛主席去的地方是一样的。那个地方叫“另一个世界”，人要是去了那个世界，就不会和这个世界上的人说话了，所以，太外公再也不会回答她了。舒畅一边哭，一边乖乖地跪了下来，在舒根富的指点下，磕了三个头。然后，舒根富抱着女儿，挤出了人群。
五 奔丧
那一年冬天，常冀昌死了。隔天傍晚，重外孙女舒畅在他房里吃着萨其马的时候，提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在和常明义说话。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幼儿园小朋友舒畅是弄不明白的，常冀昌更是不清楚了。事实上，这个人是来常家调查情况的。四人帮粉碎了，冤假错案一件件开始平反，调查组工作人员到常家来了，也许，常明诚“国民党特务”的罪名也很快会得到平反。但是，多年躺在楼上房里的常冀昌并不清楚来人的真正目的，他听到的只是重外孙女舒畅的转达，那个人提到了有关台湾、有关北京、有关常冀昌的大儿子常明德和二儿子常明诚的话题,这些话题都是常冀昌避之不及的。张明诚就是顶着“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自杀的，张明义脖子上挂着“不法资本家”的牌子一次次地被押着游街批斗。常家的主心骨、向来沉着冷静的常冀昌便因此一蹶不振躺倒下来。后来，“国民党特务”和“不法资本家”的话题很少有人再提起，常家的老老小小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小心翼翼地说话做事，象过街老鼠一样，夹着尾巴做人。常冀昌尽管躺在床上，但他依然忧心忡忡，生怕哪一日又有人闯进家门，带来又一场灾难。
调查组派来的工作人员，让常冀昌以为新的风潮又要来临了，他躺在床上什么都干不了，不能为小儿子常明义分担任何难处。常冀昌说不清话，既是担忧，又毫无招架能力，于是，这个本就只剩下半条命的老人，便急火攻心，气断命绝了。
常明义万万没有想到，当年信丰祥里的帐房陆先生、厨子计林南和伙计阿弟哥也来奔丧了。他们一走进常家的门，便扑在常冀昌的灵床前大哭不止。他们哭诉着常冀昌的好处，对着躺在灵床上的亡人口口声声叫着“常老板‘”。陆先生哭着说：常老板啊，想当年，你刚开出信丰祥，就请我去做你的帐房了，我贴心贴肺地跟着你，只当能在信丰祥里吃一辈子老米饭了，哪里想到，信丰祥有朝一日会没有了，现在，连你常老板也没有了，你叫我们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陆先生的哭诉引来了众多的哭声，也让一旁陪着哭的常明义不免有些担心，陆先生哭诉的那些话是缺乏觉悟的，这些话要是传出去是很危险的。
信丰祥的厨子计林南也边哭边说：常老板啊，你哪能走了呢？信丰祥散了以后，我就再没给你做过一顿饭，你随便怎么样也要吃过一顿我做的八宝饭再走啊，你是最欢喜吃我做的豆沙八宝饭的呀。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回，我炒豆沙的辰光，放了一点橘子皮进去，你说计师傅啊，这一回的八宝饭最好吃了，往后每趟做八宝饭，我都在豆沙里放一点橘子皮，一次也没漏掉过啊……
计林南的哭诉让常明义想到了遥远的年代，那时候，信丰祥正是日上杆头的兴旺时期，常明义还在洋学堂里念书。计林南做的八宝饭他也是吃过的，味道的确十分好。那时候，大阿哥和二阿哥都还在，他们把他这个小阿弟当宝贝一样，带他去凯司令吃西餐，带他去大世界白相，可是后来，大阿哥走了，信丰祥也没有了，二阿哥又跳进随塘河里死了，现在，爹爹也没有了……想起这一切，常明义泪如雨下。与其说他是在哭他的父亲常冀昌，还不如说，他是在哭常家一路败落下来的辛酸。
常冀昌死了，死得倒还不算寂寞，出殡的时候，除了一家老小、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以外，还有一些不知姓名的人赶来送葬。常明义抱着父亲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身边是被儿媳妇和孙女搀扶着的母亲李月珍，后面跟着常冀昌的孙子孙女们。队伍走在钦公塘上，走向塘外的荒野。跟在队伍后面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相互招呼着：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陆家宅的，有一年大潮汛，东海里的水没了我们宅门口的河，冲掉了河上的桥，是常老板出钱替我们修的桥。你是哪里来的？”
“不瞒你说，我们家以前是常老板家的佃户，我爹爹种过他们家二亩地，民国二十三年旱灾，庄稼歉收，常老板没有收我们家的租，还叫人送来一担谷，借给我们度灾荒。我爹爹老了，走不动路了，听说常老板过世了，他叫我来的。”
旁边也有人搭话：“常老板是好人啊，老底子的辰光，只要是逢年过节，常老板就会在信丰祥门口分白面馒头高粱团子，我也排队领过他们家的馒头团子的。”
……
常明义与这些人自然是素不相识，他们的议论也是悄悄的，不敢过份张扬。但是出殡队伍一路越发壮大的情形，还是让常明义心生悲叹和感慨。爹爹这一辈子没有白活，那么多人记得他的好、对他感恩戴德，他死了，还有那么多人为他送行。而他这个做儿子的，却不能做到如父亲这般，内心，便多了一层无奈的哀伤。
儿孙们簇拥着常冀昌的骨灰盒，一路向荒滩边的墓地走去。这些儿孙里，缺了一个远在台湾至今不知死活的长子常明德，还有一个在西双版纳的孙子常尧仁。常尧仁收到爷爷去世的电报后立即动身往回赶，可西双版纳实在太远了，从那里赶到昆明就要一个礼拜，再从昆明坐火车回上海，又要三天。常冀昌的丧事办完之后十天，常尧仁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刘湾镇。他没有见到最宠爱他的爷爷的最后一面，他见到的只是爷爷的照片，那张照片上的常冀昌，穿着一件中式对襟长衫，眉毛浓黑，面目俊朗，目光聪慧而坦然。
这张照片是在常尧仁出生的一九四九年拍的，出自同一个摄影师的手，拍摄于同一天的另一张照片，就是刚满月的婴儿常尧仁。那一日，常冀昌为他的第一个孙子办满月酒，请来了摄影师为孙子拍照。摄影师说，常老板也拍一张吧。常冀昌欣然同意，他端端坐在客堂里的太师椅上，摄影师“咔嚓”一声按下快门，常冀昌那张意气迸发却又不失含蓄的脸便永久地保存了下来。尽管一九四九年的常冀昌也已五十多岁，但他是精神矍铄，耳目清亮。他身体没病也没痛，很健康，完全还可以干一番事业。常冀昌这张在孙子常尧仁满月那天拍的照片，现在摆在灵台上，黑色的布缦垂挂在照片的镜框两侧，照片上的人，正眼神明朗地看着他面前的每一个儿孙。
常尧仁跨进家门，看见的便是这张照片，照片里的爷爷正看着他，专注地看着，嘴角几乎要弯起来了，一如过去的日子里，每次看到他放学回家，他便会轻扯嘴角，微笑着说：尧仁回来了，今天读了什么书？讲给阿爷听听。
常尧仁呆立在灵台前，他身上只穿着单衣，看上去显得格外消瘦和单薄，他从没有冬季的西双版纳赶回了上海，上海，却已进入酷寒的隆冬。他就那样轻飘飘地站着，定定地看着爷爷的照片，似乎在等待爷爷向他展露一贯的微笑，可是没有，照片里的爷爷终究是不会在脸上荡漾起笑容的。那时刻，常尧仁终于从一片思维空白中转过神来，爷爷死了，千真万确。他“扑通”跪倒在爷爷的灵台前，眼泪滂沱而下。
爷爷常冀昌素来是常尧仁的偶像，是他的楷模。常冀昌确是一个聪明能干且坦荡磊落的人，在刘湾镇人心目中是如此，在他的子孙后辈的眼中，亦是如此。常尧仁跪在爷爷灵位前痛哭一场后，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曾经的梦想已然遥不可及，比如做一个商人，那是因为爷爷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比如做一名数学家，那是因为他的数学成绩一贯优异。可是刘湾镇这个他出生和成长的故乡，却埋葬了他的梦想，他因此而心存怨愤。二伯父自杀、父母挨斗、爷爷一病不起、自己没有求学和工作的机会，每天沉浸在恐慌和绝望中，这样的日子，他过得嫌恶之极，即便是与这个地方恩断情绝永不来往，他亦是愿意的。离开刘湾镇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带着满腔热情、带着希冀和憧憬奔向了西双版纳。
常尧仁刚到达西双版纳时，与所有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一样，为热带原始森林的景致所震撼。这些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哪里到过这么遥远的地方？哪怕见识过一些山川江河，也是无法与这热带雨林和红土高原上的崇山峻岭相比的。尽管他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破烂的茅草屋，吃的是最简单的没有营养的辣椒白饭，但常尧仁还是兴致勃勃的给姚芊玲写了第一封信。他曾经向她承诺过，他会首先给她写信，然后，他将等待她点头应允过的回信。常尧仁的第一封信，写了足足四张纸，他向她讲述了从上海到昆明、又从昆明到西双版纳的一路见闻；他向她描述了中国最南端的热带风光有多么美丽多么迷人；他甚至劝导姚芊玲，明年她也可以报名参加建设兵团，而且一定是云南，是西双版纳的建设兵团，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工作和生活了。
常尧仁寄出信后一个多月，接到了姚芊玲回信，虽然回信只有薄薄一张信纸，这一张信纸上，也才写了半页字。对比常尧仁热情洋溢的信，姚芊玲的信显得吝啬而缺乏热情。但常尧仁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了解姚芊玲，她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孩，即便她答应他的请求时，也只是点了点头，她又怎会洋洋洒洒地向你倾吐更多的话呢？半页信纸，对常尧仁来说，已是近乎奖赏了。就这半页信纸，他读了几百遍，尽管连一句亲密的话都没有，但依然让他在字里行间，感受到遥远的上海，浦东的刘湾镇上，有一个他倾心的姑娘。他们用这些纸张和文字，越过千山万水，维系着他们休憩相关的情感天地。就这样，常尧仁保持着与姚芊玲之间的通信。而后一年，姚芊玲的回信间隔越来越长，甚至半年只能收到她一封信。她也并未听从常尧仁的意见报名参加建设兵团，她有了工作，她是刘湾镇粮管所里的一名职工了。
兵团里陆陆续续有人回城了，名目是多种多样的，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的、得了莫名其妙的病开出重病在身的病退证明的，大家想尽一切办法离开西双版纳。常尧仁是什么办法都想不出来的，上工农兵大学的人必须根正苗红，他自然是没有资格。病退单更是没有能力去开，想也不用去想，做梦都嫌奢侈。常尧仁开始想家了，他想念那片翻滚着黄色波浪的旷阔无边的东海、那条无尽延伸的长长的钦公捍海塘、命塘外的滩涂上连绵的芦苇翻飞摇荡、随塘河边安分守己地端坐着黑瓦白墙的民居、后院里的香樟树终年散发出特殊的香气、中市街狭窄的石板路、沿街敞开着大门的信丰祥绸布店，虽然那间三开门的店堂早已不叫信丰祥，但依然是熟悉的门楣、熟悉的窗棂、熟悉的一根椽子一根梁的老客堂，钦公大人曾经坐镇此地指挥修筑捍海塘的老客堂，曾经是常家的祥瑞之地，后来又成了常家的祸患根源的老客堂。这些带着沧桑和怨愤回忆的地方，让远在西双版纳的常尧仁想来，却充满了温暖的馨香。
姚芊玲终于断了与常尧仁的通信。第一次回家探亲，常尧仁试图见见姚芊玲，他想问问她，为什么半年多不给他回信。他抢着替程美珊去粮管所买米，这样，他就可以去看看姚芊玲了。常尧仁手里提着一个白色的米袋把粮卡和钱递给小窗口里的女营业员时，他看到，眉目清秀的姑娘紧绷脸皮，端端正正地坐着。她接过常尧仁递上的粮卡，头也不抬，嘴里问道：买几斤米？
这姑娘，正是姚芊玲。常尧仁的心顿时激烈地跳动起来。他看着这个成熟了许多、也似乎冷漠了许多的姑娘，眼光里尽是柔情似水的期待。他希望他的突然造访能给她带来一个惊喜，当她抬起头时，她将突然发现他正站在她面前，她会吓一大跳的，然后，她也许会激动得流下眼泪，再然后呢？常尧仁无法想象再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了。常尧仁这么想着便咧开嘴笑起来。窗口里的姑娘厉声喝道：问你怎么不回答？买多少米啊？
姑娘依然没有抬头，常尧仁笑得更开心了，他甚至笑出了声音。笑声终于惊动了柜台里的姚芊玲，她猛然抬起她的小脑袋，冲着窗口外这个古怪的顾客说：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我问你买多少……
她的话说到一半，嘎然停住了，她认出来了，这个发出奇怪的笑声的顾客，竟是去了云南西双版纳的常尧仁。她紧绷着的脸皮动了动，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表情，不是笑，也不是哭，简直不明白她到底是怎么了。常尧仁对着一脸奇怪表情的姚芊玲说：小玲，我回来了。下班后，我去找你吧。
姚芊玲没有回答，姚芊玲嘴巴一张，说出来的话居然是：你，要买多少米？
常尧仁怔了怔，然后犹豫着开口：三十斤，三十斤籼米。
然后，他就看着姚芊玲像对待所有顾客那样在他的粮卡上做下记录，起身为他量米，又把量好的米倒进一只巨大的簸箕漏斗里。然后例行公事地对柜台外的常尧仁说：把米袋套上漏斗，下米了。
常尧仁赶紧把手里的米袋套到木制簸箕出口上，只听见“哗啦”一声，窗口里大簸箕内的米一股脑涌向外面的漏斗口。常尧仁手抓套着漏斗口的米袋，眼睛却越过小窗，看着里面过份严肃而面目有些凶相的姑娘，他发现这个姑娘似乎不是那个抢着替他洗衣服的姚芊玲，她是一个陌生人，井台边的那些往事从来都不曾发生过，那个月夜里的短暂相约也是一场梦吧？常尧仁有些糊涂了，一走神，手就松了下来，米袋顿时脱手掉了下去，漏斗里的米象一阵白色的瀑布，向着地面冲刷而下，地上迅速堆起了一座白米的小山。常尧仁看着地上堆尖的米，心口霎时间凉到了脚心。他想：连一只米袋都抓不牢，我又怎么能抓住她？
后来，常尧仁听说姚芊玲有对象了，是一个在市属厂工作的上海工人。从此以后，常尧仁便掐断了幻想的萌芽，他把姚芊玲封存了起来，他试图遗忘，这样，他在西双版纳的艰辛日子，才可以稍稍好过一些。
因为爷爷去世，常尧仁又回上海过了一个年。他已经在西双版纳生活了七年，这七年究竟是怎么过的，他从未详细告诉过父母兄弟姐妹，他甚至连默默等待着回上海的想法都没有，他只是用回忆和想念填补和滋润着困苦日子里心底的亏空。即便是跪在爷爷的灵台前，亦只有悲伤和追忆，却并未有点滴期盼。过完年后，他还得回西双版纳，他已经不属于刘湾镇，他的生活，在遥远的西南边陲。
六 相亲
春节过后，舒畅要转学了，常善娟说：畅畅已经长大了，不能再让外婆带着了，得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了。舒根富问舒畅：畅畅，你愿意跟爸爸妈妈到钱湾镇去吗？
舒畅乖巧地点了点头：爸爸，钱湾镇也有幼儿园吗？
舒根富肯定地回答：有，爸爸已经给你报好名了。
舒畅想了想，又问：那钱湾镇上的幼儿园里，也有文艺小分队吗？
舒根富还是十分肯定地点头：有，也有文艺小分队，爸爸跟你们老师说说你在刘湾镇幼儿园的表现，保证你还能当上报幕员。
舒畅对新的安排还算满意，常善娟和舒根富特意带着舒畅去刘湾镇幼儿园和园长告别，园长一如既往地抚摩着舒畅的脑袋，依依不舍地说：哎呀，舒畅转学，我是舍不得呀，这个小囡，派大用场的，是我们文艺小分队里的台柱子。我特别欢喜她，待她好得不得了，就象待自己家的小囡一样。
常善娟和舒根富陪着笑脸连连感谢，园长一路送到门口，夫妻俩拉着舒畅的手，园长在门里面向他们挥手，他们在门外向园长挥手。他们走几步，回一下头，园长还站在门口望着他们。他们挥了挥手，走出几步，再回头看，园长还依在门口望着他们，看来园长是真舍不得舒畅走。那场面，在舒畅看来，简直又象一次文艺演出，学的是某一部戏里的情节，究竟是哪部戏，舒畅想不起来了，大约是最近看过的《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和妈妈一起送红军爸爸上战场的时候，就是这么一次又一次回头、反反复复招手的。
舒畅转学了，舒畅现在和爸爸、妈妈、弟弟生活在一起，狭小的房子里多了一个女孩，空间更显逼仄，但也因为多了这个女孩，欢声笑语常常充满了他们的小家。
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自然很好，但显然要比外婆家冷清一些。房子小，舅舅、姨妈很少来做客。但是最近，钱湾镇上出了一个全国著名的赤脚医生，全国农村医疗会议要放在钱湾镇上开，镇上就造起了一个大会堂，这个大会堂的功能兼备，既可以开会，也可以放映电影和演戏。自从造起了这个大会堂，舒畅的舅舅、姨妈们就经常来做客了。他们一来做客，常善娟就会买上几张大会堂的戏票，让舅舅姨妈们去看戏。刘湾镇上没有大会堂，刘湾镇上唱戏和放电影都是露天的，放映队在场地上扯一块巨大的白色幕布，太阳一落山，就有人端着小凳子来了，把场地挤得满满的。看露天电影不用买票，但风一吹，银幕会“哗啦啦”地抖动起来，搞得银幕上的战斗英雄或者地下党们都歪鼻子斜眼的。还有，放映队送到刘湾镇的电影都是一些老片子，不知道放过多少遍了，不是《地道战》，就是《地雷战》。但放映队一来，他们还是争先恐后地端着凳子去抢好位置。虽然是看过无数遍的电影，但若不看，就没别的好看了。
钱湾镇比刘湾镇小，刘湾镇上有一条中市街，有一条钦公塘，刘湾镇上的人家住的都是白墙黑瓦的二层小楼，式样不算特别古老，但一看就知道这里的人们过去都过得挺富庶。刘湾镇上还有众多的商店，规模还不小，货色也还都齐全，刘湾镇在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算是一个中心集镇。钱湾镇却是一个农村小镇，只有一条横贯小镇的短街，走出这条街，就是农田了。可就是这么小的一个钱湾镇，却修起了一座大会堂，大会堂不仅大，还有象模象样的舞台，舞台上有厚重的幕布，台下有几百个座位，座位是有靠背的，坐板可以翻起来，一只椅子紧连着另一只，整排椅子连在一起，使影剧院的观众席显得很具规模。没有人坐的时候，这些椅子的坐板竖着卡在椅框里，有人要坐，就翻下坐板，屁股就可以摆在上面，塌塌实实地坐下来了。
这座大会堂的修造，是因为出了那位著名的赤脚医生。这个赤脚医生是个女人，这个女人让钱湾镇方圆几十里的人们有机会进大会堂看电影或者看戏，这个赤脚医生实在是为民造福了。可是这个赤脚医生也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她长着五短的身材，黝黑宽大的脸盘。她带着一脸热诚，挎着一个刷着红十字的咖啡色药箱、挽着裤腿露出两截粗壮的、沾了一些泥巴的小腿走在乡间田头治病救人。那只药箱里的储备不算丰富，但还能做一些应急医治。比如有人在使镰刀时割坏了手，她就从药箱里拿出红药水涂在这人的伤口上；比如夏天，顶着日头插秧的农民头昏了、中暑晕倒了，她就从药箱里拿出两颗仁丹塞进人家的嘴里，那人顿时就眼目清亮神清气爽地再次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农业学大寨中去了。
钱湾镇上的这个赤脚医生干的活和别的地方的赤脚医生是一样的，但是钱湾镇上出了一个会写文章的笔杆子，这个笔杆子是在镇办公室里上班的。有一回，笔杆子写了一篇赞美赤脚医生的文章，文章登上了《解放日报》，钱湾镇上的这个赤脚医生就一夜成名了。后来，文章转到了卫生局，卫生局又把文章转到了北京，这一转，钱湾镇就成了全国农村医疗的典范了，钱湾镇上的这个赤脚医生转眼成了全国先进赤脚医生了。全国各地的赤脚医生和管赤脚医生的人一批批地来钱湾镇学习、参观和开会。那么多人来，钱湾镇就必须要有一间大一点的房子给人家开会用，于是，钱湾镇上的这座大会堂便拔地而起了。
那段日子，五短身材的女赤脚医生那两条黝黑粗壮的腿经常在大会堂里跨进跨出，那两条腿不再游走于乡间田头，腿上也就没有了以往常常沾着的泥巴了，但她还是习惯于挽着裤腿，好似放下裤腿她就不会走路了。钱湾镇变得煞是热闹，农民们开了眼界，见识了全国各地的赤脚医生。舒畅也忙得团团转，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常常有紧急任务，比如迎接来开会的尊贵客人，比如为参加农村医疗会议的人们演出。舒畅的生活顿时丰富起来，不仅因为演出任务多，更重要的是，她究竟是在真正的剧院、真正的舞台上表演过了。那舞台，远远要比刘湾镇五金厂里的食堂兼会堂高级多了。周末去外婆家时，舒畅不断向外公外婆舅舅姨妈发出热情的邀请，她请他们去钱湾镇做客，去大会堂看上一回真正的电影，如果正好遇到她有演出，那么就可以看看她舒畅在真正的舞台上的表演了。
舒畅向舅舅常尧仁发出的邀请尤为迫切和热烈，她知道，舅舅不会久呆在上海，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要回云南去了。舒畅发出邀请后，常尧仁欣然答应：好，舅舅一定抽空去看畅畅演出。可是舅舅却一直没有来，等了好几个星期，等得舒畅都失望，不再日盼夜盼地等了，他却来了。
常尧仁来的时候，正是一个大清早，舒畅刚起床，就看见舅舅已经坐在家里唯一的一张桌边了。这一天上午，舒畅正好有演出，她便十分欣喜地请舅舅去看她演出，常善娟却说：舅舅来是有事，小囡家别瞎搀和。
舒畅很失望，好不容易遇到自己正好有演出，舅舅却还是没有机会看，这实在是太遗憾了。舒畅带着遗憾去了幼儿园。到了幼儿园，舒畅就把不高兴的事情忘了，因为有演出，所以一进幼儿园的门，舒畅就被老师拉着开始化妆。化妆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往脸蛋上涂各种各样的颜料的。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如果描了眉毛、涂了红嘴唇、擦了胭脂走在街上，那她不是唱戏的演员，就是花痴。以前在刘湾镇上时，就有一个花痴，每天堵在舒畅上幼儿园途中的一座桥上，她就描了眉毛、涂了红嘴唇、擦了胭脂，她身上还穿了一条水红色的百裥罗裙，两只袖子上挂了两块大绸布，有人走过，她就对着人家抛媚眼，甩袖子，嘴里还“咿咿呀呀”地唱着什么“官人啊”、“夫君啊”。听说这个疯子是县越剧团唱戏的，她男人是剧团里写剧本的，后来她男人被打倒了，死在了牛棚里里，这个女人就疯了，整天站在桥头唱“官人”和“夫君”了。大家都说，这个女人是花痴，想男人想疯了。
可是舒畅分明觉得涂了红嘴唇和红脸蛋是很好看的。每次演出，老师都会给小朋友涂红脸蛋和红嘴唇，演出结束了，老师会发给他们一张粗草纸，一边发一边喊：卸妆了，卸妆了。小朋友们就用草纸使劲儿擦脸，把脸上好不容易涂上去的红颜色擦掉。舒畅总是心疼自己好看的脸蛋和好看的嘴唇，她常常偷工减料，稍稍擦几下就把草纸扔了。然后，她就撅着一张依然红润的嘴，把同样鲜红的脸蛋笑得象朵大红花一样回家了。回家的路上，自然有人会多看她几眼，她便被人看得心花怒放，全忘了人们说那个唱戏的花痴的话了。
这一天，舒畅因为舅舅不能去大会堂看她演出而有些生气，但是，舒畅一涂上红脸蛋和红嘴唇，就一点也不生气了。演出开始了，穿着花裙子的舒畅神气活现地走上舞台，笑眯眯地看着台下的众多人头，撅着鲜红的嘴巴开始报幕：下一个节目……
正在说这话时，她的视线忽然停留在第六排的一个角落里。她竟看到舅舅坐在下面，她不敢相信舅舅真的来看她演出了，她瞪大眼睛仔细地看，这一看，她连报幕的词儿都忘了。等到她想起后面的词儿时，台下已是一片“嗡嗡”的议论声了。
下台后，舒畅被老师批评了一顿，具有相当的舞台经验的老演员舒畅从未在台上出过错，今天她第一次品尝到了出洋相的滋味。为此，她很生自己的气。让她更为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舅舅明明来看她演出，却不告诉她？这让舒畅更生气，她生舅舅的气，也生妈妈的气。不和她打个招呼，让她报幕的时候走了神，出了洋相。
演出结束后，舒畅带着一脸气愤回到家。舅舅还没有走，看见舒畅回来了，他笑着说：畅畅演得真不错啊。舒畅没有回答，她还生气呢，明明演出砸锅了，还说演得不错。常善娟把舒畅拉到里边，对着坐在床沿上的一个女人说：畅畅快叫人，小翠阿姨。
舒畅这才发现，家里多了一位客人。一个年轻女人，长着一张圆圆的脸蛋，皮肤有些黑，身材也很矮，她坐在床沿上，两只脚碰不到地面。舒畅被妈妈带进来，女人站了起来。一站起来，舒畅就看得更清楚了，这个小翠阿姨果然是很矮的，比妈妈矮了好多，比自己高出没多少。舒畅看着客人，觉得有些眼熟。她一边使劲儿想，这个小翠阿姨究竟在哪里见过，一边轻轻地叫了一声“小翠阿姨”。叫完，她就想起来了，刚才在剧院里演出，她看见这个小翠阿姨就坐在舅舅旁边的座位上。没有人告诉舒畅小翠阿姨是来干什么的，她和舅舅又是什么关系，但是既然和舅舅一起去剧院看演出，那就是舅舅的朋友了。是舅舅的朋友，那就是家里的客人。
中午，常善娟做了一桌子菜，舅舅和小翠阿姨都在家里吃饭。妈妈不断给小翠阿姨夹菜，碗里都堆满了，看起来这位客人比较重要。小翠阿姨也对舒畅很好，一边吃饭还一边和她说话，夸她普通话说得好，还说以后会再去看她的演出。因为饭桌上多了舅舅和小翠阿姨，家里就显得很热闹，舒畅也就忘记了演出时的不快，对小翠阿姨也生出了好感。
吃完饭，妈妈去上班了，把舅舅和小翠阿姨留在家里。舒畅下午不上学，每个星期三的下午，老师要参加政治学习，幼儿园就放假。妈妈上班前，让舒畅到托儿所去把弟弟接出来，舒畅放假，弟弟也就跟着放假了。舅舅和小翠阿姨说要和舒畅一起去接弟弟，舒畅便欢天喜地地带着他们去了托儿所。舒畅带着舅舅和小翠阿姨从家门口走到托儿所，五分钟的路途，要经过杂货店、陶瓷店和五金店。店里的营业员都是妈妈单位的同事，他们站在柜台里向舒畅喊着“舒畅，今天家里来客人啦？”
“舒畅，这是谁啊？是你家的什么亲戚啊？”
舒畅骄傲地告诉他们：这是我舅舅，这是小翠阿姨。
大家听了，便十分心领神会地点头回应：哦，是舅舅和舅妈来啦。
舒畅不明白谁是舅妈，但她懒得和别人解释什么，她只是觉得她带着两个大人走在大街上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她就又一次为人们关注的目光而感到趾高气扬。
舒畅在刘湾镇上生活过，现在又在钱湾镇上生活，她有一种感觉，在刘湾镇上尽管住的是大房子，家里也人多热闹。但是外公外婆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太外婆一天到晚关照家里人：出门当心点，祸从口出，少说话，少惹事，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钱湾镇比刘湾镇小得多，但是在钱湾镇上，舒畅就没有感觉到任何约束，说话可以大声地说，做什么事情都不用小心翼翼，而且，钱湾镇上的人更热情，街头的人家有什么事儿，街尾的人家都会跑来帮忙。钱湾镇实在太小，象舒畅这样一个幼儿园的小女孩走在大街上，都会有人关注她的行踪举动。所以，舒畅的舅舅、常善娟的弟弟和一个矮个子女人走在街上，自然也引来了人们的问候和注目。
从托儿所领了弟弟回家，走过杂货店时，舅舅进去买了两个桃酥饼，一个给舒畅，一个给弟弟。付钱的时候，舅舅和小翠阿姨抢着掏皮夹子，结果还是小翠阿姨掏得更快。店里的营业员说：舒畅，今天舅妈来，你就该敲你舅妈竹杠的，你挑贵一点的买，桃酥饼不要，要就要鸡蛋糕。
舅舅只是呵呵笑，小翠阿姨也呵呵笑。舒畅知道，桃酥饼是五分钱一块，鸡蛋糕是一角钱一块。舒畅懂事地回答营业员：我们不爱吃鸡蛋糕，我们就爱吃桃酥饼，弟弟对吧？
舒畅还不忘记向身边的托儿所小朋友舒展求证他们对桃酥饼的喜爱和对鸡蛋糕的不屑，这个托儿所的小男孩还穿着开裆裤，他站在柜台外面，手里捏着一块桃酥饼，这块伟大的桃酥饼比起托儿所里的饼干，无疑让他十分满意，所以，姐姐舒畅向他求证时，他豪不犹豫地狠狠点着他那颗有些过于硕大的脑袋，以表示他对他姐姐的话没有疑问的首肯。
回到家后，舒畅和弟弟一起坐在床上吃桃酥饼，弟弟吃了半个就睡着了，舒畅也觉得有点累，她躺在弟弟旁边，耳朵里听到的是舅舅和小翠阿姨的对话。
常尧仁和小翠分别坐在饭桌两边的椅子上，说话的时候，两个人的眼睛都看着桌面，嘴里却你一句我一句地唠叨着。
“小翠，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你晓得吗？”常尧仁看着桌子说
“早就晓得了，我不在乎的。”坐在对面的小翠用一根手指抠着桌面上斑驳的油漆。
“我过几天就要回云南了，兴许一辈子要呆在那里的。”常尧仁叹了口气。
“云南很好的，听说到处种着香蕉菠萝，想吃，一伸手就能摘到。”小翠的语气里充满好奇和羡慕。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云南很穷，我呆的地方叫西双版纳，到了昆明还要坐三天四夜长途汽车，都是山路，不好走。”
“山路多好啊，一定很漂亮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山，上海这鬼地方，一座山都没有，真没意思。”
“西双版纳的生活很艰苦，还要种地，干农活，没什么吃的，好多人都想办法回城了。”
“我在家也种地，也干农活，有什么苦的？你要愿意，你也想办法调回来啊。”
“我出身不好，没有理由调，也没有办法调。”
“不回来也没关系，以后我去看你，我还真没见过山，以后我每年都去，要是好，去了就不回来了。”
“那不行，你肯定受不了的，而且路费也贵。”
……
两个人的对话在舒畅听来，实在是很无聊。舒畅陪弟弟躺在床上，耳边是舅舅和小翠阿姨的说话声。眼皮越来越重，舅舅和小翠阿姨的声音越来越远。西双版纳是个什么地方？真的到处种满了香蕉和菠萝吗？舅舅好象不喜欢西双版纳，小翠阿姨好象喜欢。小翠阿姨要到西双版纳去看舅舅，说不定就呆在那里不回来了，小翠阿姨又不是我们家的人，我都还没去西双版纳看过舅舅，外公外婆也没去过，爸爸妈妈也没去过，她怎么想去就能去？
舒畅终于睡着了，那间十五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对孩子躺在床上做梦，还有一对年轻男女，面对面坐着说话，中间隔了一张方桌，这张方桌好似一座巨大的城池，他们始终无法逾越而相互靠拢，这张方桌阻隔了这对年轻的男女，使他们面对面却依然距离明显。他们就一直这么坐着说话，一直说到常善娟下班回来，才各自回家了。
舒畅醒来的时候，听到妈妈对刚下班的爸爸说：尧仁真是老实，谈恋爱都不会。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两张戏票，他们坐了一上午，还真去看演出了，好象就是为看演出才来的。我是想让他们培养培养感情，留他们吃饭，让他们呆在家里。哪里晓得，整整一下午，他们就这么面对面坐着说话，尧仁真是老实啊，也不晓得进展一下。
舒根富说：我看尧仁是不喜欢小翠吧，你是瞎起劲，给他介绍什么对象，小翠长得也不好看，尧仁来见面，是给你这个阿姐面子。
常善娟说：我们家这种出身，还能挑什么？人家镇上的女孩子没有一个肯嫁的，就这个农村里的，我也是托了好多人呢。
舒根富笑起来：你出身不好，你不还是出嫁了吗？而且一嫁还嫁了我这么好的男人。
常善娟也笑起来：去你的，你好什么呀，结婚时一分洋钿都拿不出来的，买辆脚踏车都是借来的钞票。再说，哪个女孩子肯嫁给插队在云南的男人啊，尧仁的岁数也不小了，都二十八岁了。
舒根富说：那倒也是，也不晓得这个小翠怎么就愿意嫁。
常善娟嘴角一扯，得意洋洋地说：尧仁长得好，标准的美男子呀。你还不是看上了我的相貌？小翠开始是不肯的，好说歹说才答应见一面，结果一见面，就不愿意走了。
舒根富跟着笑：是，你们家的人长得都标志。不过我倒不是看上你的相貌，实在是你盯我盯得太紧啊。
常善娟佯装生气，举起拳头来要打舒根富，舒根富讨饶了，她才放下拳头。他们谁也没有发现舒畅已经下了床，站在了他们身后，直到弟弟醒过来，哭着叫妈妈，他们才转过身，看见了站着发呆的舒畅。
舒根富惊讶地问：畅畅，你发什么呆呀？
舒畅看了一眼舒根富，慢吞吞地说：小翠阿姨要去西双版纳看舅舅，去了就不回来了，我知道的，她去了不回来了，就是和舅舅结婚了。
说完，舒畅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抓了一本连环画，转身走了。
七 小翠
两个月后，常尧仁回了云南。这一回去北火车站送行的是常善娟夫妇俩和小翠。七年前他去云南时，全家人都送到了北火车站，全家人都哭得一塌糊涂，常尧仁却踌躇满志意气奋发，没有丝毫悲伤。这一回，常明义和程美珊没有送。舒根富的小卡车驾驶室里只能坐两个人，幸好小翠身材瘦小，小卡车勉强可以装下她。
常尧仁上了火车，把脑袋从车窗里伸出来，常善娟、舒根富和小翠站在月台上。常善娟反复叮咛着一些老话，说了一百遍还在说。这一回，常尧仁不再象七年前那样对西南边疆充满了向往，那时候，他象一只刚长硬了翅膀稚鹰，恨不得立即扑腾着起飞。现在，他已经飞累了，他对飞翔已经失去了热情。他趴在窗口上，眼神竟是忧伤的。他对姐姐和姐夫说：阿姐，姐夫，爷爷去世前，我都没看上他一眼，我对不起爷爷。小时候，我说我要做一个数学家，爷爷高兴得不得了，带我去吃三鲜干丝面。可我现在连学都没得上，我们连队里有人被推荐去考大学，他们请我给他们补习功课，可是考大学的机会从来没有轮到过我，我还当什么数学家啊。我真是对不起爷爷。
舒根富说：尧仁你不要这么想，你当不上数学家不是你的错，你好好工作，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常尧仁点点头，心里却是几近绝望，日子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这是姐夫的安慰话。火车一开，他的日子就离过去的想像越来越远了，这是无能为力的事情，也是父亲、母亲和姐姐、姐夫没有办法改变的。
一声巨响的嘶鸣，火车启动了。站在一边始终没有说话的小翠忽然间对着缓缓移动的火车喊了一声：尧仁，给我写信啊。
常尧仁看了小翠一眼，点头笑了笑。小翠的眼圈早已红了，这时候，眼泪禁不住扑簌簌掉了下来。常尧仁看着这个因自己而哭泣的女人，忽然想起，七年前，那个叫姚芊玲的女孩也是这么挤在庞大的送行人群中，眼泪汪汪地看着他，看着火车开走。现在，送他的人，已不是姚芊玲。面对着不再庞大的送行队伍，常尧仁脸上的笑容终于不复再现。火车加速了，月台上那个瘦小的身影追着奔跑起来，一边跑，一边哭着。常尧仁的眼睛酸涩之极，奔跑的人影越来越小，然后，整个月台都消失在了视线中，车窗外只有闪掠而过的陌生景致，如布景一样，虽是新鲜，但终是因不属于自己而心生凄惶。此刻，常尧仁的眼泪终于怦然而出，滚滚流淌下来。他始终面朝窗外，三月的风还很凉，火车的速度使冷风贯串而入，他却不肯关窗，任凭冷风猎猎地刮进来，脸上有生生的刺疼，心头的酸楚就稍稍减轻。直到坐在旁边的旅客提醒他：大佬官，窗好关起来了，你身体好，不怕冷，别人倒要冷死掉了。
常尧仁这才拉下窗子转过身坐好。火车不停地前行，很快出了上海，离家越来越远了。常尧仁低头沉思着，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脑子里是七年前的情景。同样的月台，另一个瘦小的女孩仰望着他，什么话都不说，眼睛里却带着忧伤和殷切。这个女孩曾经在家门口的井台边替他洗过无数次衣服，这个女孩长着一双大眼睛，很少说话，力气却大得惊人，总是能把常尧仁手里的家务活一把夺过去，抢着替他做掉。他还依稀记得，大阿奶李厚娣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她问他：你长大了要不要讨小狗做娘子啊？
常尧仁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讨姚芊玲做娘子，姚芊玲比阿奶好看，比姆妈也好看，她是刘湾镇上最好看的女孩子。
少年常尧仁信口雌黄地向大阿奶李厚娣宣布要讨姚芊玲做娘子，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往往是以长得是否漂亮来确定未来老婆的人选的，这是因为懵懂无知，但也显示了男人天生的好色。等到少年长成了青年，他的心里一定会有更成熟的选择生活伴侣的标准，但他却再也不会随便向任何人宣布了。他每天上井台去洗菜、洗衣服或者担水的时候，心里即便是存着一些期盼，也不会轻易示人。他只是用眼睛悄悄搜索着井台边干着家务活的妇女们，那些人里如果有一个小巧的身影，他心里便会有一丝温润渗透而出，这一次的家务活，便会干得满心欢喜。他分明是愿意在井台边遇到姚芊玲的，但又因为到井台边去的目的显示着他家境的落魄以及自己的失意，便又在见到姚芊玲时面带冷漠之色，哪怕她和她搭话，或者她帮他洗衣服，他也表现得不屑一顾或者熟视无睹。他就是这么保持着自尊，又进退艰难地维持着自己青涩蒙昧的少年之爱，以达到心理的平衡，却始终难以平衡。直到他离开上海去云南的前夕，他才发现，原来他早已把那个给他洗衣服的女孩珍藏在了最隐秘的情感心房里。可是，刘湾镇决计不可能让他成为一个如他的爷爷常冀昌这般的成功商人，刘湾镇也不可能让他成为象他父亲常明义那样手里握着三家洋行的录取通知书而难以抉择的读书人，刘湾镇让他每天到井台上去做女人们该做的家务活，刘湾镇让他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尽管这里有他的阿爷阿奶父母亲人，还有他从小认定的最漂亮的姚芊玲，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只有离开，他才能再度建立起自信，他才不会永远在“井台”边与最漂亮的姚芊玲相会。他与姚芊玲约定好了，他们将给对方写信，虽然他并不知道写信是否能让他们真正地走向合二为一，但他还是对此抱以憧憬和希望。
七年过去了，常尧仁非但没有找到自尊和自信，相反，梦想离得更远了，哪怕仅仅是面对喜欢的女孩的资格，都失去了。于是，他接纳了大姐替他撮合介绍的一个农村女人，这个女人同样瘦小，但绝没有姚芊玲的灵气和漂亮，她甚至是粗陋而庸俗的。但是，以他现在的状况，粗陋与庸俗的女人都很难找到，只要有人愿意嫁给他，他还能挑剔什么？就算为了却父母的心愿吧。农村姑娘秦小翠终于获得了正大光明地站在月台上送常尧仁去云南的资格。认识常尧仁不到三个月的小翠俨然把自己当作了常尧仁的未来妻子，她泪洒北火车站月台，高呼“给我写信”，然后满心忧伤而幸福地送走了她的未婚夫。
然而，坐在火车上的常尧仁，却发现面前的女人是如此陌生，又是如此熟悉。同样的情景，却是不同的女人，这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七年前的义无返顾，如今的依依不舍；七年前的踌躇满志，如今的百无聊赖；七年前的微笑，如今的哭泣……这一切，都是因为七年前，他还有梦想，如今，什么也没有了。
常尧仁认定自己什么也没有了，那就随便娶一个女人做老婆，成就一个男人最底线最本能的完整性吧。即便是一个乞丐，只要他有老婆，有孩子，他也算拥有了完整的人生了。
毛脚媳妇小翠现在成了舒根富和常善娟家的常客，她实在是一个勤快的姑娘，一到他们家，她就到处找活干。她以主人翁的态度在舒家的每一位真正的主人身上寻找劳动的快乐，她把常善娟刚换了一个礼拜的床单洗了，她把舒根富那双破旧的皮鞋擦得锃亮，她还给舒畅舒展姐弟俩叠纸老鼠，帮他们缝补脱了线脚、掉了扣子的毛衣和外套。当然，她更不会丢下她的农活，该播种的时候播种，该插秧的时候插秧，该抢收的时候抢收。她还种了一块自留地，常善娟的厨房里因此而常常有一捆新鲜的韭菜、几条刚摘下的丝瓜，或者六、七个饱满的玉米。常善娟为此十分赞赏这位未来的弟媳妇，她把小翠的表现向程美珊一五一十地转述，程美珊便也深深体会到了拥有一个农村儿媳妇的优越性。一家人都觉得，常尧仁能找到这样的娘子，是他的福气。
农忙开始了，小翠已经有好几天不去常善娟家了，小翠不来，常善娟忙碌了许多，餐桌上也好几天没有新鲜蔬菜了。常善娟虽是从未干过农活，但因为生活在临近农村的小镇上，见过农民们起早贪黑抢节气干农活的情景，所以，她知道未来的弟媳妇正农忙呢，而且已经忙了好几天了。常善娟还知道，农忙的时候，种田人们是连做饭都来不及的。农民们天还未亮就到田里去插早稻秧。凌晨时分下田的人通常不会吃早饭，干到天大亮了，才会有家人端着一大锅熬好的米粥和自家腌制的咸菜酱瓜送到田头。看见家人送早饭来了，那人便兴高采烈地淌着两脚泥水走到田埂上，就着咸菜酱瓜喝下三大碗米粥。喝完米粥，肚皮鼓胀起来了，力气有了，便又下田做活去了。每家每户的早饭都一样，没有人认为自家的早饭是寒酸的，也没有人认为自家的早饭是奢侈的。常善娟和舒根富商量了一下，觉得作为小翠未来的夫家阿姐，有必要去田头送一回早饭，以表示一下诚意。
常善娟的想法得到了舒根富的赞同和支持，送早饭的工作，就交给了舒畅。舒畅是很愿意做这一类工作的，因为这是一件并不吃力但十分讨好的工作。星期天的早上，舒畅被常善娟叫醒，吃完一碗泡饭后，常善娟把一个纸包塞进舒畅手里：畅畅，去给小翠阿姨送早饭，就在幼儿园后面那条路的第一个拐弯，小翠阿姨在插秧，还没吃早饭呢。
舒畅得了个稀罕的任务，她抱着透出油迹的纸包，犹如抱着贵重的珍宝，眼睛是目不斜视，动作是小心翼翼，步子也是一脚一跨，走得稳稳当当。舒畅走过了幼儿园，走到临近农村的田边小路，一拐弯，走在了两边都是划成一个个方块的秧田的泥埂上。水田里，戴着草帽的男人和女人们弯着腰、撅着屁股，面朝土地，一手握着一把绿色的秧苗，另一只手不停地往水田里戳，一排排整齐的苗就在他们后退着的身躯前赫然呈现。舒畅穿着白色的衬衣，蓝色的背带裙，一路走来，脖子里已经淌下了不少汗水。田里忙碌着的人，看见田埂上走来一位穿戴整齐的小女孩，便直了身子看。舒畅张望着那些分不出谁是谁的农民们，睁大眼睛寻找着一个矮小的农民阿姨，她是来给她送早饭的。舒畅的眼睛在亮汪汪的水田和千篇一律的身躯中搜寻，小翠阿姨在哪里呢？她实在是找不到了。她以为，在一大片农田里找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因为农田是平展开阔而无遮拦的，所以，只要一眼，就能把农田里劳作的人饱览，小崔阿姨的身影，也会清晰地呈现于她的目光中。但舒畅还是被穿着打扮几乎一样的农民们迷惑了眼睛，手里的纸包，早已被内里的点心浸透了油水。
舒畅从这块田边走到那块田边，走了好几圈，还是没有找到小翠。看见一个小姑娘来回走在田边，象是在找人，一个裸着两条泥腿的男人问：小妹妹，你找谁啊？
舒畅已经急得要哭起来了，有人一问，就讨好地叫道：农民伯伯，我找小翠阿姨。
“农民伯伯”这个称呼是舒畅从幼儿园里学来的，那时候，有关“农民伯伯”和“工人叔叔”的儿歌数不胜数，所以，舒畅将一位站在水田里劳动的男人叫农民伯伯是非常正确的。这位农民伯伯被舒畅这么一叫，显然有些得意了。他以书上描述的农民伯伯为楷模，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一位到田边来的幼儿园女孩。他不仅告诉舒畅他认识小翠，他还指出了小翠劳动的那片田的方向，最后，他干脆从水田里爬上来，亲自带着舒畅去找她的小翠阿姨了。
在农民伯伯的带领下，舒畅终于在临近河边的水田里看到了身着碎花旧衬衣、戴着草帽低头插秧的小翠。舒畅发现，几天不见小翠阿姨，她变黑变瘦了。她还发现，小翠阿姨身上的衬衣已经旧得发白，袖口和边角都磨碎了。小翠阿姨还卷着裤腿，两条瘦腿上全是烂泥，手上也都是烂泥。舒畅递上纸包说：妈妈叫我来送早饭，小翠阿姨，你吃吧。
小翠一屁股坐在田埂上，满脸灿烂地打开纸包，连手也不洗，就捏出一根油条吃起来。正要往回走的农民伯伯对纸包里得东西很感兴趣，他走到小翠面前，抢过纸包看，然后大声嚷嚷：油条两根、大饼一个，哎呀，东西倒不错，可就这点东西，怎么能吃饱啊？
舒畅听了，就有些不高兴了，她冲上去一把抢过纸包，塞回到小翠手里。农民伯伯哈哈笑着走了，小翠也不说什么，只大口大口吃着，笑眯眯地看着舒畅。
舒畅就更不高兴了，她郑重其事地问小翠：阿姨，你能吃饱吗？
小翠嘴里含着油条，说不出话，只是点了点头。舒畅觉得小翠的回答很不肯定，光点头是不够的。她便学着成人的口吻说：有油条大饼吃已经够好了，想当年，纱厂里的童工们，连烂菜叶煮米糠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吃大米饭了。
小翠嘴里的油条差一点喷出来，笑声堵塞在嗓子眼里，发出一些“呱呱”的声音，象青蛙的叫声。舒畅对小翠的笑几乎愤怒起来，但她还是很克制地继续讲着道理：有大米饭吃也已经很好了，今天早上我也没有吃过大饼油条，我吃的是泡饭，爸爸和妈妈吃的也是泡饭，弟弟吃的也是泡饭，只不过妈妈在弟弟吃的泡饭里加了一勺糖。我们一家人吃的都是泡饭，妈妈叫我送大饼油条给小翠阿姨吃，只有小翠阿姨一个人吃的是大饼油条。
小翠终于咽下了嘴里的油条，她从纸包里捏出一根油条递给舒畅：畅畅也吃一根。
这下舒畅真的生气了，她一跺脚，扭头就走，一边走一边想：我才不爱吃油条呢，我宁愿吃泡饭，也不吃你给我的油条。蓝色的背带裙被风吹起来，群摆在田埂上呼啦啦飞旋着，真是好看。小翠看着舒畅的背影喊道：畅畅，回家跟你妈妈说一声，大饼油条很好吃，不过太贵了，下回不要再送了。
舒畅头也不回，小腿脚迈得飞快，心里想着：再也不给你送早饭了。
舒畅居然知道纱厂里的童工连烂菜叶煮米糠都吃不饱，小翠既惊讶又好笑。但是，舒畅也不是空口白话胡编乱造的，那是在幼儿园里受教育学到的。有一回，幼儿园里来了一位奶奶，据说这位奶奶小的时候，在资本家的纱厂里做过童工。她是幼儿园请来给小朋友们忆苦思甜的。园长说：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请来了陈四妹奶奶，接下来，请陈四妹奶奶来给我们忆苦思甜，请她讲讲小时候怎样受剥削受压迫的故事。
陈四妹奶奶顶着一头花白的头发，在小朋友的掌声中开讲，陈四妹奶奶还没开口，就拿出一块脏脏的手帕擦起了眼泪。她一边擦眼泪，一边开始了悲惨身世的讲述。陈四妹奶奶很会讲故事，小朋友们完全被故事里那个小女孩的悲惨命运吸引了。小女孩的爹妈在她十岁那年双双死于饥荒，她成了孤儿。为了养活自己，她小小年纪就到纱厂里做了童工。她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抽纱线、接纱头、捆纱包，因为幼小而饱受资本家的欺凌，她简直是骨瘦如柴，不仅吃不饱，而且还经常遭到资本家的毒打，身上到处布满乌青块，几乎没有一块好皮肤。
陈四妹奶奶说到这里，全体小朋友们已经对万恶的资本家憎恨入骨了。他们几乎忘了坐在讲台上的这位奶奶说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她端端正正地坐在讲台边，身上的灰色罩衫已经十分破旧，白头发乱蓬蓬地堆在脑袋上，一双三角眼里闪烁着精明的亮光，体形还微微发胖。眼前的老女人，与故事中骨瘦如柴的童工似乎联系不起来，但是，她的故事，还是让孩子们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和仇恨。并且一致认为，世界上最坏的坏人就是资本家。
故事讲到最后，陈四妹奶奶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所以，我是不会忘记的，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我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要不，我早就被资本家压迫得小命不保了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老师和小朋友们跟在陈四妹奶奶后面举起拳头大喊口号，虽然口号声稚嫩得还带着奶味儿，但声势还是十分浩大。陈四妹奶奶不仅流下了痛苦的眼泪，还流下了仇恨的眼泪，最后，她流下了幸福的眼泪。为了配合她的忆苦思甜，达到真正的教育意义，幼儿园为小朋友们准备了忆苦饭和思甜饭。
当然是先吃忆苦饭，是用老菜叶和碎米糠煮的烂粥，加了一点点盐。舒畅只尝了一小口，就不敢再吃了。舒畅坐在小椅子上，看着一碗黄糊糊的烂粥，实在张不开嘴巴。这时候，陈四妹奶奶为了给孩子们做一个好榜样，她端起一大碗忆苦饭，对着大家说：小朋友们，我小时候，连这样的饭都吃不到啊。
说完，她把碗边扣在嘴唇上，“吸溜”一声，饭碗一转，大半碗粥就喝下去了。再往回一转碗，剩下的半碗也全吞进了她因为掉了牙齿而有些瘪塌的嘴里。舒畅惊讶得目瞪口呆，居然两口就把一碗忆苦饭吃光，简直神奇。陈四妹奶奶的行动果然鼓舞了孩子们，只听得一片“西里胡噜”的声音，小朋友们全都把忆苦饭当作了美味争先恐后地吃起来，惟恐自己落在别人后面。舒畅也在一片喝粥声中吃完了她那碗忆苦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巨大的，陈四妹奶奶真是一位伟大的奶奶。
吃完了忆苦饭，又来了一碗思甜饭，这就叫先苦后甜。思甜饭果然是甜的，是一人一碗红枣糯米粥，加了白糖。这一回，舒畅吃得很快，吃得很香甜。当然，陈四妹奶奶也吃了思甜饭，陈四妹奶奶吃得也很快。幼儿园园长堆着一脸热烘烘的笑对她说：陈四妹同志，再给你盛一碗吧？
陈四妹奶奶很不好意思地回答：哎呀，不要了不要了，让小朋友吃吧。
园长说：他们有，再盛一碗，再盛一碗。
园长抢走了陈四妹奶奶的碗，又盛了一碗端给了她。在陈四妹奶奶吃第二碗思甜饭的时候，小朋友们纷纷吃完了自己碗里的甜粥。吃完了甜粥的小朋友们集体仰着脑袋看讲台上正吃着第二碗甜粥的陈四妹奶奶，受尽了苦中苦的奶奶正酣畅地享受着此刻的甜中甜，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台下的孩子们。显然，只吃一碗思甜饭是有些不够过瘾，吞咽着口水的孩子们看着吃上了第二碗思甜饭的陈四妹奶奶，甚至羡慕起了她童年时代的遭遇。没有那些遭遇，她今天是吃不上两碗思甜饭的。
舒畅在给小翠送早饭时说的那番话，就是在幼儿园里接受教育后的觉悟。在这一点上，陈四妹奶奶的贡献还是十分巨大的。她不仅在幼儿园里作过报告，她还在小学、中学、工厂、生产队等等地方作报告。纱厂童工的故事因此而家喻户晓，她成了小镇上的名人，她因此而吃了无数次的忆苦饭和思甜饭。她的故事的教育意义直接影响到了舒畅的价值观和对资本家的阶级仇恨。幼儿园小朋友舒畅不知道，她的母亲便是资本家的后代，她的外公、太爷爷，曾经就是万恶的资本家。
八 结婚前
常尧仁和秦小翠要结婚了，日期选在五一劳动节。为了把假日攒起来，这一年的春节，常尧仁没有回家过年。常尧仁的婚事牵动了常家的老老少少，李月珍虽已老眼昏花，但她还是亲自为孙子的婚事出谋划策，贡献了不少老规矩和新点子。李月珍说：我们常家，长孙办喜事，要办得象点样子，喜酒办三天，新房一定要做在楼上的南屋里，若是早些日子，我是一定要把那套红木家具给尧仁的，可惜抄家抄走了。只好做一套新家具，木料要好一点。正日那天要接嫁妆，我箱子里还有几匹老布，可以用来捆嫁妆。大姐夫挑脚马桶，走在头里，一定要从老客堂进门，后门是不可以走的……
四月中旬，常尧仁风尘仆仆地从云南赶回了家。等待结婚的日子既短暂又漫长，常尧仁似乎并不热衷于婚事的操办，他在临近结婚的半个月里过着几近寄生虫的日子。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房里看书，偶尔出门，也是跑新华书店。程美珊对常明义说：尧仁一点也不懂事，家里人都在为他的婚事操心，他倒象是别人的事情，脚翘王天宝，啥事也不管。
常明义笑笑说：我看也是，就你和姆妈是最忙的，好象结婚的是你们，不是他。
程美珊便有些怨气：你也是，好象结婚的是别人家的儿子，和你没关系一样。你们爷俩是一个模子里的货色，我看是有种象种。
常明义摇摇头，轻叹一口气：你别说，我还真不太乐意。要是在过去，哪能娶一个农村姑娘做媳妇，尧仁是孝顺的，要是那种忤逆的小囡，老早和你闹翻天了。
程美珊便有些黯然神伤，沉默着不再说话。
最忙碌的当属舒根富，因为是单位食堂的采购员，舒根富可以买到不凭票证的鸡鸭鱼肉。那段日子，舒根富的小卡车三天两头奔驰于刘湾镇和市区的菜场之间。常家的庭院里堆起了越来越多的干肉皮和咸猪肉，直到五一劳动节前一天，舒根富装回了一车新鲜鱼肉蔬菜，喜宴所需的用品才全部备齐。
这一夜，常家灯火通明，老客堂后面的屋里飘逸出阵阵油炸蒸煮的香气。肉皮、香菇发好了，白花花的板猪油熬出了亮汪汪的油，金黄色的油渣漂浮在油面上，抵挡不住的香，五花肉煮了又炸，做成了一碗碗色泽红亮的走油肉，一大锅糯米饭蒸熟后加入白糖炒过，铺上红绿果丝，填进豆沙，做成几十个八宝饭……过去在信丰祥里做厨师的计林南被常明义请来掌勺。计林南现在一家国营饭店里做厨师了，常明义亲自把计师傅请来掌勺，已经谢顶的计师傅便成了常尧仁婚宴的主厨。
这会儿，计师傅脑袋上泛着红光，眼里闪耀着兴奋的神采，吆喝着打下手的男人和女人们杀鸡宰鱼、择菜洗碗。常家多少年没有这般热闹过了？计师傅清楚地记得常明义结婚时的情景，那场面，可是刘湾镇上有史以来最排场的，他计林南是轮不到做主厨的，当年的他只能干干下手活，掌勺的是常冀昌常老板从国际饭店请来的大厨。那一回，计林南还着实从国际饭店厨师手里学到了不少绝活。如今，常老板已入土，年轻而书生气的常明义小少爷也已变成了头发斑白的老年人，当年刘湾镇上最美丽的新娘子程美珊，此刻正蹲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择葱，腰里扎着一块老布围裙，手臂上套着劳动布袖套，布满深刻皱纹的面孔上淌下缕缕汗水。新娘子早已是一个与刘湾镇上的女人毫无区别的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主妇。
计林南师脚不停地干活，脑袋瓜子一刻不停地思忖着一些不着边际的往事。这会儿，计师傅的派头实在是很足的，他一声吆喝，连小少爷也要俯首帖耳地应答。一个月前，常明义提着李月珍派下的礼品——五斤猪肉和三斤蛋糕，特地去了一趟计林南家。张明义一进门，就直截了当地说：计师傅，尧仁要结婚了，今朝我来，是想请计师傅出山掌勺。日子定在五一，不晓得计师傅有没有空。
信丰祥的火夫现在已当家作主，但小少爷亲自来请他，他还是激动得几乎语无伦次了：小少爷，哦不不，常师傅，哎呀，不对不对，这可叫我怎么叫你才好呢？
常明义笑笑说：不讲究这些，叫明义就行。做宴席的这个事体，我是没有办法的，只好来请计师傅帮忙，就怕你不答应。
计林南的心里便生出了一丝得意，可他骨子里的佣人脾气还是不能抹去，他不仅忘了他的身份已不再是信丰祥的下人，他甚至对常明义感激涕泪，小少爷来请他，他如得了奖赏似的，说了一句十分不象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劳动者该说的话：你看得起我，我哪能不答应？没空也要有空，我一定去，你放心吧，小少爷，哦不，明义。
计林南当场开出了一张菜单交给常明义，常明义一看，菜单上全是一些几乎销声匿迹的菜名，什么“火腿干贝”、“鱼子海参”、“蟹粉狮子头”……常明义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把菜单还给计林南：计师傅，现在的日脚不比从前了，你看看，这些菜，我是没有办法买得到的，你再改改吧，平常一点的，不要太少见。
计林南这才缓过神来，常家已不是多年前开信丰祥绸布庄的常家了，他忘了常家的现状，他以为他是在为信丰祥的某一次宴请开菜单。那时候，常冀昌邀请刘湾镇商业联合会的股东们到家里吃饭，都会让计林南开一个菜单让他亲自过目。计林南的拿手菜就是火腿干贝和鱼子海参，每次请客，这两道菜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火腿必须是金华火腿，干贝是要莱州湾出产的荣城干贝，至于鱼子和海参，也是要烟台或者大连那边的海域里的。这里边的讲究还真是不少，掌握着这些菜式的窍槛，就是别人不拥有的手艺，这是令人尊敬、令自己骄傲的独门手艺。可自从离开常家以后，计林南就再没有机会展示他的“火腿干贝”和“鱼子海参”了。这一回，常尧仁的婚宴，给了他重显技艺的机会，他以为，他又可以重展他的看家本事了。常明义的苦笑令计林南一时有些为难，以他的想法，掌勺的不拿出看家菜，而去做那些人人会做的家常菜，那是对他厨艺的污辱，他是不屑于去做什么红烧肉、糖醋鱼之类的普通菜肴的，一般人家请他去掌勺，他总是会看看这家人家的实力，叫他计林南出场，不配上好的原料，他便会不屑地断然拒绝。
常明义的提醒，终于让计林南了解了他的苦衷。想想也是，常明义再是有本事，也无法觅到配得上一流厨师计林南需要的原料了。即便千辛万苦地买来他开出的菜，也是不对路子的货色，他要的是乌参，买来的是狗参，他要的是金华火腿，买来的是咸猪肉一样的蹩脚火腿，那都是做不出他要求的口味的，做出来的菜不对路数，那还不如不做，否则是要做塌了牌子的。那么多年没有机会展露手艺的计林南，依然计较着手艺的正牌。这一点，也是过去在常老板身上学到的。信丰祥的规矩就是如此，一分价钱一份货，是二等的丝绸，绝不卖一等的价格。计林南是一流的厨师，叫他做二流的菜，那是宁可不做的。可是，常明义是是他计林南过去的主子，他怎么能不接受邀请？于是，计林南牙齿一咬，脚板一跺，赴汤蹈火一般地说：豁出去了，能买到什么我就做什么，就这么办吧。
喜宴前夜，计林南提着一把专用菜刀和一条专用围裙到了常家，这一夜，他便热火朝天地投入了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的挥洒之中。浦东人家的喜酒一般都要办三天，第一天叫预邀酒，第二天才是正日酒，第三天，叫敲钵底。第一天的预邀酒已有了十分的喜庆气息，亲戚朋友们该来的都来了。除了被充了公的老客堂，刘湾镇这一幢二层房子里摆满了八仙桌，足足有二十多桌。桌子是从众多邻家借来的，锅碗筷勺也是借的，自然是作了记号的。碗底都刻着字，比如从洪老板家借来的碗，就刻着豆瓣大的“洪”字；筷子，是用油漆在末梢上刷了不同的颜色，红的是李家的，黄的是刘家的，绿的是许家的。等宴席过了，这些餐具还能一归一地分清楚，再搭上足够的礼数去还给人家，那是绝不会弄错的。预邀酒上的菜也是热气腾腾色味俱佳，但筷子夹起来的，是鱼头鸡脚一类的下脚菜。这也是刘湾镇的规矩，谁家办喜酒不是这样呢？杀了鱼宰了鸡，正日酒用的是好肉好鱼，下水边角料的处置，便都在这第一天的宴席上了。虽是如此，但人们还是吃得喧腾而满足，且是怀着更多的期盼。看这大如婴儿脑袋的，鱼头绝对是六斤以上的大青鱼、这黄蜡蜡粗壮的鸡脚，那是正宗的浦东九斤黄草鸡。明日里要吃的炒鱼块和白斩鸡，是不会枉骗了人的嘴巴的。也喝酒，是用泥缸封着的黄酒，酒也不是倒在杯子里的，用的是小号汤盅，一缸可以倒二十碗。喝的时候不用小口咪，嘴对着碗，一楼就是小半碗。这就叫大口吃菜，大碗喝酒。预邀酒虽是粗陋一些，但却是豪放的。不精致的酒菜让普通的吃者感到爽快放松，酒宴便也显得热闹，平朴中透露着满足。这情形，倒是刘湾镇人十分乐意接受的。
客人们自有常家老少招呼礼让着，吃到差不多时，只剩下几桌贪酒的男客人和老邻居还在消磨时光，主人们便投入了更为紧张的准备工作。新房是早就张罗好的，要紧的是再整理一遍明日送去女家的盘礼红包，盘点一下亲眷们已经在今日里送的礼金。姑妈送了十元礼金，姨丈家送了十五元礼金，明日里就该给姑妈的孙子四元压岁钱，给姨丈家小女儿六元压岁钱，送的礼金不同，返还的压岁钱也是不一样的。若这家人家没有小孩，那就要把礼金的数目记录下来，下一回他们家办喜事，就该礼尚往来，送出相应数目的礼金了。送八元的，回送十元，送十元的，就要回送十二元。这笔帐，程美珊是心知肚明，绝不会搞错的。搞错了，就失了礼数了。刘湾镇上的女人，都有这样的本事。同样的红包，人家送来时大多不会在红包上签名，主人也不会当场打开红包数钱，只是客气地推让，最后总是主人应承下礼金，把红包羞涩地装进自己的口袋。晚上回了房，就掏出口袋里的红包一一清理，竟能无一错漏地知道这一包是林家阿婆送的，那一包是远房表叔送的。程美珊在刘湾镇上生活到现在，早已练就了这样的本事。
这一晚忙到深夜，睡觉也多不过几小时，但还是要睡的，明日里的事情更重大。常明义和程美珊劳累到腿脚酸痛，但还是兴奋得无法入眠。常明义干脆把算盘拿到了房里，一遍遍核对着用出去的钞票和收进来的钞票。拨算盘的手法完全没有生疏，只是在单位里轧帐和在家里轧帐，心情是完全不同的。这会儿，常明义似乎又找到了在信丰祥里做生意时的感觉，这一进一出，多出来的票子就是利润，利润越多，心情就越好，拨算盘的劲头也更足。这种久未体验的感觉，让常明义把着算盘久久不肯躺到床上去。
此刻的程美珊，却不象常明义这般务实，她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想着当年自己嫁到刘湾镇上来的情形，时隔三十多年，自己已经从一个只晓得上学堂读书、跟着阿姐去西海大戏院看戏、半夜里醒转来张嘴吃阿姐和阿哥带回来的生煎包子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操办着娶儿媳妇的婆婆了。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日子似是在煎熬着过，可也过得飞快。
这一边的常明义程美珊夫妻俩睡不着，那一边的新郎官常尧仁也没有一丝睡意。常尧仁是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的，把春节的假期推迟到五一，就是为了回来结婚，可回了家，又觉得结婚这件事情是如此缺乏诱惑。常尧仁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竟沦落到要经人介绍才能娶上老婆，且是一个种田的农村老婆。这让常尧仁很是懊丧，但终究还是要结婚的，那就结婚吧，别想那么多就是，小翠虽是农村姑娘，但她心好，人勤快，这就够了，结婚吧。于是，常尧仁便平服了焦躁的心，作好了当新郎的准备。
可是今天，常尧仁在来家里做下手帮忙的人里，发现了姚芊玲。姚芊玲坐在井台边，手握一把镊子，正给手里的一只鸭子拔毛，她的脚边有一只大篮子，篮子里是需要拔毛的另几只鸭子。姚芊玲有些发胖，本是削尖的面庞变得饱满圆润了，脖子和下巴的连接处多出一层肉来，肚子微微隆起，本是白皙的脸色，似是养得越发水嫩嫩的。她垂着眼皮专心干活，没有发现正悄悄注视她的常尧仁。常尧仁看了姚芊玲足足有五分钟，五分钟并不漫长，但他还是发现了姚芊玲身上的些微变化。他发现，结婚后的姚芊玲变得丰腴了。恰在那时，他看到宋丽珍大伯妈走到姚芊玲跟前，大声寒暄道：哎呀，小玲，交关辰光不见了，你哪能变得这样好看了啊？你家小官人今朝来了吗？
姚芊玲笑了笑，轻声说：没来，他上班。说完继续低头拔鸭毛。宋丽珍围着姚芊玲转了一圈，然后张开嘴巴嘎嘎笑起来，她指了指姚芊玲的肚子说：小玲，几个月了？
姚芊玲羞涩得脸都红了起来，她没有回答，宋丽珍却顾自嚷嚷着：我看起码有五个月了，老古话说，怀女小囡会变好看了，怀男小囡就会变得难看。作兴怀的是女小囡……
宋丽珍还在继续唠叨,这一边的常尧仁,心头霎时冰冷。虽然知道姚芊玲不可能再属于他，但他听到她已经结婚并且怀孕了的消息时，他还是犹如被当头痛浇了一盆凉水，又似心脏被一双大手揪得紧紧的，随即，绝望的感觉扑面而来，鼻子里顿时涌出一顾强烈的酸楚，热辣辣的水份，即刻充满了眼眶。常尧仁赶紧回头上楼，回了房间。
常尧仁在结婚前夜的失眠了，他睡在布置得崭新的房里，看着衣橱镜子上贴的大红喜字，脑海里却是抹也抹不去的往事。和他在井台边抢洗衣盆的女孩，已经变成了把鸭毛的怀孕女人，姚芊玲已经属于别人。他知道她早晚都会和别人结婚，但他还是在看到她因别的男人而变得丰腴的身影时，感觉到了无以名状的痛楚。
九 婚礼
喜庆的日子终于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来临。常明义和程美珊天还没亮就起床了，老夫妻俩分头检查了一遍该做的准备工作。他们分工明确，新房里的一切工作，都是程美珊负责，宴席上的活，由常明义操心。
现在，新房里该有的都有了。新油漆过的家具还散发着香蕉水的气味，这气味虽是有着化学品的刺鼻感，但因为这气味又意味着这里的一切都是簇新的，所以，刺鼻也变成了喜气。新房里的床上，松软的被褥已经铺好，昨天请了刘湾镇上大福大贵的“五全”女人林家媳妇来铺的床。“五全”，是指父母双全，公婆双全，这就已是四全了，剩下的一全是指子女，光有女儿是不算数的，要有儿子才叫全。林家媳妇有一儿一女，她是占尽了五全、甚至是“六全”的有福女人。刘湾镇上，林家媳妇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为结婚的人家铺床的任务，这是一个吉利的女人，她的手铺了谁家的床，谁家就会成为“五全”家庭。这就好比现时的“五好”家庭一样，是一种荣誉。
程美珊抚摩了一遍松软的床铺，又环顾了一下四周，一切都妥帖完整，那么就该煮上一锅红枣莲子汤了。新娘子接来后，要在新房里小坐，这叫坐床喜，是希望新婚这一夜便怀上一个孩子的旧风俗。坐在新房里的时候，该上莲子红枣汤，也是早生贵子的意思，桌面上自然还要有糕点。糕点也已经有了，是大女婿舒根富从市区的老大房和乔家栅里买来的，几样糯米粉包了豆沙、莲蓉或是百果的中式点心，甚至还有西点，是那种包裹着奶油卷起来的蛋糕，奶油是白的，蛋糕是黄的，肥胖雍容的样子，倒是为喜事增添了不少贵气。这种点心自然是价格昂贵的，一般人家不用，但常家是老底子里的富商，也追崇一些洋气的消费，虽是贵，也却是轧台型的东西。
这边厢，常明义和忙碌了一夜的计林南正数点着还需添加的调料菜蔬，基本也已准备妥当。两人便算计着，是五分钟上一道热炒呢还是十分钟，这是有讲究的，出菜快，桌上的盘盏就堆积得十分繁盛，这宴席就显得丰富而充裕。但因为进行得快，客人快速吃，很快就会饱，剩下的菜肴也会多出来，等客人回家后，发现又饿了，酒席上没吃饱，这口碑落下了，就有些没面子了。若出菜慢，客人吃完一个菜，聊天说话，再出一道，肚皮里又空出了地方，往往桌上的盘碗都会见底，最后，菜吃得精光，客人是个个肚皮饱涨，这自然是好的，但宴席桌面上，也是要有点样子的，总是叫客人吃得盘子见底，也是丢面子的事情。这些问题，计林南是有经验的，他拍着胸脯保证：明义你放心吧，我会掌握好的。
现在，他已经叫他的少东家“明义”了，当家作主的佣人终于显示出主人翁的自信来，且这自信里，还带着宠辱不惊的低调，计林南不愧是在大户人家做佣的，这做派，哪里是一个下人能把握的？这会儿，计林南便胸有成竹地准备在宴席上大展身手了。
除了常明义夫妻俩，另一个忙碌的人，数大姐夫舒根富。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完，他就该担当接嫁妆的领头羊了。大约是上午十点种的光景，舒根富率领着数十个表兄弟堂姐妹，从秦小翠家拉回了一车五彩缤纷的嫁妆。小卡车开到钦公塘上停了下来，年轻人跳下来，从车上往下搬东西。舒根富首当其冲，他一肩挑起嫁妆里最具婚俗特色的脚盆马桶，向着塘下的二层小楼走去。浦东人家把马桶叫“子孙桶”，对娶媳妇的人家来说，是最具备传宗接代的意义的。舒根富挑着子孙桶跨过了木桥，木桥那一边的门里，就是常家的后院，院里喧闹异常，计林南正率领着一帮下手干得热火朝天。舒根富挑着子孙桶正要进门，门里的计林南看见了，急忙冲出来：哎呀不行不行，嫁妆是不能从后门进的，要坏了规矩的。
舒根富被堵在门外，身后的年轻人扛着五颜六色的被子枕头热水瓶塑料花，也被堵在了桥上。舒根富急了，不知道怎么办才是合适的。计林南是常家的老伙计，他是知道的，常家这幢房子的前门，是面对着中市街的，就是原来的信丰祥店面。可是自从信丰祥被收归公有后，店堂和后面的住房之间就砌了一堵墙，面朝随塘河的后门就成了常家人出入的正门了。按照老规矩，嫁妆该从前门进，可是前门不属于常家，前门是刘湾镇供销社的布店。这一点，是连李月珍阿奶也没料到的难题。或者，她是想到过的，只不过这问题实在难以解决，便缄口不提，由得嫁妆从后门进吧。装聋作哑总是好过知道了不去做。可是，这不知就里的计林南却一语道出了尴尬局面。常明义夫妻俩被人叫到了后院里，一长绺抬着新家什的人站在桥上，那木桥，几乎被压得摇摇欲坠了。只是也并不叫人担忧，抄家的时候，更多的红卫兵抬着红木家具过这座木桥，它也没被压垮，这会儿，想必也是不会出问题的。
常明义急得白面皮发了红，这一家之主全没有当年他父亲常冀昌的魄力和果断，许是摊上了一个不允许他作主下决断的年代，他便渐渐失去了下重大决策的能力了。程美珊倒是丢弃了年轻时的娴静优雅，变得泼辣了几许。她一着急，大声吆喝起来：前门堵死了，还能砸了墙头？就从后门进吧。
虽是这么说，但身子还是挡着门，不敢真的让出道来引进嫁妆，也没有人敢把她的话当真。正当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李月珍被人扶着从屋里出来了。老太太今日里穿了一件半新的对襟绸缎褂子，咖啡色底子，暗花纹的铜钱图案，是藏了好多年的出客衣裳。老太太的头发已稀疏花白，但梳得溜光水滑。看起来，这老人倒是清爽得超过在场的所有人，浑身上下，透露出大户人家的高贵气质。尽管已八十有余，但老太太还是传承了正规老派的习惯，在孙子的婚礼上，把自己搞得一丝不苟的。
老太太一出场，七嘴八舌的人们都禁了声。她看了看门外门里，笑了笑，说：这老规矩都不时兴了，再说，前门后门都是房子的主人说了算，我们已经从这门里出入了几十年，这里早就是正门了，根富，进来吧。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挑着子孙桶的舒根富得了老太太的令，便重新整了整扁担，准备往门里进。门口的人让开了道，舒根富一抬脚，往门槛里跨进去。舒根富的前脚跨进门，后脚还在木桥上，便听得脚下的木桥发出了一阵吱吱嘎嘎的叫唤。他转过脑袋看了一眼，只见竖立在水里撑着桥面的几根木柱子正剧烈晃动着。舒根富心想：不好，这桥要塌。刚这么一想，便听见木料的断裂声接二连三的爆响。舒根富挑着担子往门口里扑面跌去，肩膀上的子孙桶甩进了门，整个身体，也扑倒在了门槛里面。舒根富的身后，却象是上演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戏，那些色彩艳丽的家什伴随着大呼小叫的喊声，“扑通”“扑通”地落进了河里。只一瞬间，木桥倒塌了，桥柱折断，桥面的中间部分已被水面浸没，两端正倾斜着搭住两边的岸。搬嫁妆的年轻人中，一前一后抬着一大叠被褥的两兄弟是直接跌进水里的，前后其他人，是顺着桥面的倾塌滑落进水里的。不管是怎么下水的，总之是除了舒根富一个人扑进了门，别的人都掉下了水。随塘河里顿时一片人头涌动，新脸盆新被褥飘了一河面。门里的人在呆惊片刻之后，发出了或轻或重的叫喊，尖利的是女人的，粗重的是男人的。然后，便是营救和自救。随塘河边乱着了一团，却是少有的热闹，比当年学毛主席游畅游长江还热闹。
沿海人家的孩子没有不会游泳的，所以，搬嫁妆的年轻人是不会被淹死的，且这河，也并不深。搬嫁妆的年轻人尽管年少，责任心还是很强，人变了落汤鸡，还不忘打捞落水的东西。等全部上了岸，居然人人抱着一两样嫁妆，有拖着浑湿的被褥的，有抱着掉了塞子的热水瓶的，有嘴里咬着一束塑料花，手里还举着裂了纹的圆镜子的。除了几瓶小而重的雪花膏没有捞上来，其余物品基本完好回归。镜子是摔碎了，但镜子框架还是好的，以后可以去配一面镜子；热水瓶壳子也是好的，胆虽已破了，但热水瓶的胆，也是可以配的。这插曲洪荒一般地来临，又退潮一般地过去了。一个时辰过后，人们又归复原位，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这一边的新房里，乱哄哄地忙碌开了。李月珍阿奶坐镇指挥，程美珊带领着一帮儿女亲戚干着补救的工作。被子枕头湿了，就把被面和棉花胎拆开，枕套和枕心也拆开，找来家里所有的被子和枕头，同样拆开，把新的被面和枕套用熨斗烫一下，半干的样子，就缝上了旧棉花胎，塞进了旧枕心。幸好家里人多，帮忙的人手也多，大约是六条被子，六只枕头，不多时，就重新缝好了。别的东西就更容易了，塑料花甩甩就干了，浸过水，倒显得更娇艳水灵，色彩也浓重了。热水瓶破了胆，空壳子也是可以摆在那里的，没有人考证新房的热水瓶里有没有胆，瓶壳子上的牡丹花和喜鹊都鲜亮着呢，看上去没什么不好。三帘橱上本来就安了镜子，缺一面小圆镜不会显得寒碜。有些小玩意儿，是可以缺什么补什么的，铁盒子的百雀灵雪花膏，蛤蜊壳装的面油，这些，百货店里都有卖，当场派人去买来就是。
男人在这时候只能袖手旁观，常明义只是闭着嘴巴往肚子里咽酸水，不知是饿了，还是急出了胃酸。新郎官常尧仁一直没有露过面，这会儿，却穿着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在新房里转悠，东看看，西瞧瞧，并不见着急，嘴角居然还往上扯着，竟是似笑非笑的表情，象是精心预谋达到了捉弄人的目的后偷着乐的坏孩子。
女人们洗刷、缝补，擦拭，一样样干着，忙碌，却有条不紊。不多时，新房就整理得差不多了。一眼看进去，倒也是崭新发亮的。只有细看，才能看出被面还有些潮湿，新房里除了油漆味，还搀了一股河泥味，再加桌上的奶油蛋糕糯米糕团散发出的香味，新房里，便有了过了一段家常日子的人烟气息。
李月珍阿奶又检查了一遍，才舒了一口气，轻声说了一句：触犯了老祖宗的规矩，是要遭罚的。好在子孙桶已经进了门，万幸啊！
惊魂未定的舒根富简直成了常家的功臣，他及时扑进屋门并且往门里甩进了子孙桶，常家传宗接代的物件终于未遭损伤。
插曲过去了，婚事还在继续中。下午两点，常尧仁终于身着新装出场了。迎亲的队伍依然是庞大的，木桥断了，现在是用几块长木板架在河两岸搭起来的简易桥。河是不宽的河，木板是长而宽厚的，也不知道是从那里觅来的，自然是一家办事，百家帮忙。崭新的常尧仁小心翼翼并且表情严肃地过了桥，随后，别人也一个一个地过去了。桥随着人的走动颠簸得厉害，但因为有了准备，所以脚下是轻缓的，且是一个一个地过，就没有什么险象出现了。只是常尧仁撮着眉心，心有余悸的表情，持续了许久。
依然是舒根富开着车去了钱湾镇，秦小翠家第二次迎来了男方的亲眷。这一回，坐得久了一些，也算是办了酒席的，只不过桌数少，菜点少，场面无法与常家比。仪表堂堂的常尧仁落座于席间，便是一道明亮的风景。秦小翠家是农村人，乡里从未见过这么庞大的迎亲队伍，也未见过打扮得如此鲜亮的新郎。这么多年来，新郎最好的装扮就是一身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军装，因为新，所以与正宗的军装又不太象，看起来就象是一群人在欢送刚入伍的新兵，如常尧仁这般，穿藏蓝色中山装，裤线笔挺的新郎，实在是新鲜好看的。秦小翠家，便格外地尊崇了这个新郎，连小翠的父亲，对常尧仁都表现得尊敬多于亲热。翁婿之间多了客套，少了密切。这也是正常的，自从攀上了这门亲事，常尧仁只来过秦小翠家屈指可数的几次，与秦小翠的家人自然是谈不上密切的。
下午三点半光景，一直没露面的秦小翠终于在众人面前出现。天蓝色的咔叽外套，小驳领子，里头的粉红衬衣露出水嫩的色彩，头发做了一个时髦的电烫，却又扎了两把小刷子，小刷子的末梢往里弯着，象两只黑色的绒线球。脸色是一如既往的黝黑，许是因为兴奋，黝黑里还透露出一丝红润，这么一红润，新娘便有了新娘的样子了。新娘子跟在新郎官后面，被一群人簇拥着上了卡车，卡车在秦家的门前甩下一股浓烟，呼啸着远去了。
小卡车顺利到达刘湾镇，这一回，卡车刚停下，鞭炮声便噼啪着滚动而来，硝烟四起，热闹异常。等鞭炮声渐渐停歇下，烟雾慢慢退下去，只见常明义和程美珊已站在桥的这一端，笑容满面地迎向天蓝色的新娘。
进了新房，秦小翠就被奢华的布置弄得眼花缭乱，自然是没有注意到她的几样嫁妆带着从水里捞上来的痕迹。喝红枣莲子汤时，她发现了一盘奶油蛋糕，竟不知道这是什么，好奇心让她很想品尝一下这种包着肥皂泡白沫一样的点心，但碍于新娘子的身份，始终保持着矜持被动。程美珊招呼着大家吃，才有陪同送亲的姐妹们纷纷把手伸向了奶油蛋糕。小翠还是不吃，这时候，她是需要有人服侍的，若有人逼着她吃，把蛋糕送到她的跟前，她是可以咬一口表示一下意思的。但是，居然没有一位小姐妹让她分享她们手里的蛋糕。她们吃得一脸糊涂，有的笑，有的皱眉，有的嘴角涂了奶油，让另一位帮忙擦，她们就是不强迫小翠也吃一口。兴许她们觉得新娘子本就不该吃什么的，也或者，她们认为，小翠嫁到这里，以后有得她吃的时候了，现时是不必要与她们一起吃的，她们是今日吃了便没有明日了，而小翠，从此以后，日日可以吃上常家的东西了。她们没有想过，常家也只有在今日才摆上这样的糕点，常家的好多人，也从未品尝过奶油蛋糕。小翠终于没有吃上奶油蛋糕，摆在面前的东西吃不到嘴里，这遗憾，便不能叫遗憾，倒是可以叫残酷了。
半小时后，酒席开始了。常家的酒席，不能叫高档，但绝对是丰盛的。拼盘里摆成团花样的八样冷菜，底下垫的是葱油萝卜丝；热炒是从第一道炒肉皮开始的，肉皮不是什么高贵东西，却是发得上好的肉皮，颜色白亮，口感松软，用了高汤吊鲜，第一道热菜，便显得十分美味了。接下来，菜是一道紧着一道地上，一道好过一道。花生肉丁、爆炒腰花、茄汁鱼片……热炒的最后一道，竟是虾仁，用淀粉勾芡过的，应该叫滑炒虾仁。男主人常明义并未落座，他是一味地忙出忙进，递烟送酒，关照厨房席间的情况，以便控制出菜的速度，忙碌的间隙，也观察客人的言谈表情。知礼的客人会拉住他说：明义啊，恭喜、恭喜啊！太象样了，其实是不必这么弄的，不过，尧仁结婚是大事，你是不会不舍得的，真的太象样了。
常明义心里是得意的，口里却机械地回应着：同喜、同喜，怠慢、怠慢！
“同喜”和“怠慢”这两个词汇，过去常家开着信丰祥时，常冀昌和店里的伙计们是常用的。伙计们是学了老板的样子才这么说，自然，少东家也是常说这两个词汇。后来，常冀昌和常明义父子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与他人同喜的喜事了，便也不再说“同喜”这个词汇了。而他们也越发经常性地被他人怠慢，他们也失去了可以怠慢别人的资格，这个词汇就不再被提起了。今日里，常明义发现自己竟又用起了多年不用的“同喜”和“怠慢”，仿佛又回到了信丰祥鼎盛的年代。眼前的场景，竟是几十年前的：中市街上的店面大开门洞，“信丰祥”的牌匾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鞭炮声响彻云霄，常冀昌端立在店门前，进门的客人双手抱拳道贺：张老板，恭喜，恭喜。常冀昌阂首回应：洪老板，同喜，同喜。那时候，常明义还小，说恭喜与同喜的时候，又多半在年节里，年节总是寒冷，他穿着厚重的棉袍，需要仰着脖子，才能看清着长衫的爹爹和客人们的寒暄，只记得是修长的身型，有阳光的天色，影子是疏淡的，店门外有风吹进来，身上便有了冷意，想着爹爹快快打烊吧，爹爹却还是和客人寒暄着。店堂后面，炒花生的香味飘来，年节的味道更为浓烈了。后来，记忆里的物事丰富了许多，店还是原来的店，店里的人和店外的人着的衣衫却有了不同，只是店里的绸缎布料还是摆得满满当当。柜台前，客来客往的，伙计们忙碌着挥舞尺子和剪刀，布料被剪开一个口子后哗啦啦地发出裂帛之声，剪下的布料被三叠两折，变成了一小卷，包上一张黄色的印有一只老虎头的信丰祥专用包装纸，用绳子系紧了，交到了客人手里。客人多半会说：多谢。伙计回应着：怠慢，怠慢。一笔生意，就这么客来客气地做成了。那时候，爹爹总是说，信丰祥是在明义出生那一年开的，明义属老虎，所以，信丰祥的牌号商标上，印一只老虎头……
常明义喜极之时，总是想念起了他的父亲常冀昌，镜头竟都是蒙着灰尘的旧相片，泛黄，照片上的人物是模糊的，似相片浸了水，放到日头底下晒干后，起了褶子，光洁的照相纸起了毛，影象不真切了，却变得神秘了。明明是熟悉之极的，曾经属于自己的过往，怎么就变得不象自己过的日脚了呢？常明义是想不通了，可是眼前，倒是杯盘酒菜一片喧闹的场面。又有人拖着他道喜：老张，这一回你是长足了面子，你看看这大菜也好啊！
傍晚，酒席进入了尾声。远道的亲戚自然先要回家，近处的邻里不着急，可以吃到天黑灯亮，继续吃，直吃到厨师也上台面吃了，他们还在吃。便要找聊天的话题，找好玩的游戏出出花头。划拳，那年代是不流行的，拼酒，也很少有。倒是总有一桌人，到席散人稀时，就比上了，比什么呢？是比吃，吃到结尾，比的还是吃，吃的是大肥的红烧肉之类。一有人提议，便有人从旁桌搜罗来吃剩下的红烧肉，主人也是殷勤地端出完整的肉，表示对这赛事的支持。比的那两人，面对面坐，眼睛看眼睛，面前，早已放了两碗满尖的肉。便在一声吆喝下开始吃，起初必定是吃得快，吃得也还香甜，但毕竟是已吃过了整席酒菜了，几筷过后，便开始泛腻。等吃过半碗，就到了难以下咽的地步。可还要硬撑着吃，肉进了口，在口腔里搅拌多时，嘴角汪出了两滩油水，眼也发了直，哽哽脖子，还是咽了下去。这时候，旁人的喝彩和起哄，便是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有气性的人，被人一激，就拼了命也要再吃的，性子软弱的，被哄后，便气馁了，便鸣锣息兵举起白旗表示投降了，那还撑着吃的人，便哇呀一口吐出了嘴里的最后一块肉，挺着肚皮瘫开手脚，一副受难的模样。这吃肉能手的大名，便很快随着他所消耗的肉量扬名刘湾镇了。
直到这样的客人也走尽了，帮忙的亲眷收拾桌子清扫地面了，厨房里也已是冷灶冷锅，酒席已冷清了下来。此刻，楼上的新房里，又变得异常热闹起来。常尧仁已被众多年轻人拥进了房内，新娘子小翠也坐在了床沿边。便有人出节目要二人做，做的是老套的咬苹果。常尧仁在今日的婚礼上表现得大大咧咧满不在乎，敬酒敬烟是随意的手势，与亲戚邻里招呼也与平时一样，该客气的客气，该打闹的打闹，一点也没有新郎的紧张和不自如。这个常家大孙子，大约是天生见世面的，遇着大场面，不着慌，反倒是随性的。现在，站在大家伙中间的新郎正张嘴咬着苹果，苹果是吊在竹竿上的，有一个孩子站在凳子上，举着竹竿呢。女客人硬揿住小翠的脑袋往常尧仁嘴边靠，小翠是死也不肯，常尧仁却全不顾这些，竟一口一口咬着吊起的苹果，咬得很困难，但吃得却很香甜，那提着竹竿的孩子着急了，不给他吃，移动了竹竿，大家伙便全把矛头对准了小翠。农村姑娘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她是死也不肯的，宁可被大家数落新娘子要大方点，新娘子要给大家面子之类的话，也不肯对着一个男人的嘴巴咬同一只苹果。嘴巴和嘴巴离那么近，一不小心就可能碰到的，那有多难为情。
事实上，直到今天结婚，常尧仁都没有碰过小翠一根手指头。谈恋爱只是在常善娟家里的一张小方桌两边，正襟危坐，也看过一两回电影，但也是把电影从头看至尾，货真价实的看电影，而不是谈恋爱。并且，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几次，常尧仁在云南，探亲的时日是短暂的，恋爱谈得并不成熟，就提了结婚的事。所以，这样的嘴对嘴去咬一只苹果，小翠做不到。客人们有些失望，便有一位年龄稍微大的表哥打圆场说：要不小翠唱首歌吧？
小翠还是垂着脑袋涨红了脸不开口，劝得急了，小翠便说不会唱。舒畅都替她着急了，在一边提议说：小翠阿姨，北京有个金太阳会不会？
小翠不说话，大家就知道她是会的，于是，又一番哄闹。这场面，倒象是在客人们闹自己，新人们却稳坐观战，本末倒置的意思了。常尧仁有些看不过去了，他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我给大家唱首歌吧，我替她唱。
大家便有了台阶，纷纷鼓起掌来。常尧仁想了想，张口唱起来，竟是质感洪亮的声音，象哪一位歌唱家？叫马国光或者李光曦之类的。唱的却是女歌唱家马玉涛的那首《马儿啊，你慢些走》，听起来这歌是有些不同于别的歌的，唱到后来，是一连串的“啊克拉玛依，啊克拉玛依……”，刘湾镇人大多不知道“啊克拉玛依”是什么东西，但觉得好听，便一路地希望这“啊克拉玛依”念经似地一直不停下来，好似越是听不懂，便越象一首歌曲了。常尧仁就那样唱着，脑袋靠在衣橱上，就象是站在草原上，靠着马背唱着歌。这情形，于常尧仁来说，大约勾起了什么怀想，眼神竟有些茫茫然。刘湾镇人，却觉得过于单调了，便有窃窃的嘈杂声冒出来。等到常尧仁终于结束了“啊克拉玛依”个没完的歌，人们给足面子地鼓掌叫好了一番。便又转向了新娘子小翠。这一回，仿佛是受了常尧仁的鼓励，小翠也扭捏着开了口，唱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歌曲是大家熟悉的，便得到了响应，有人也跟着小声哼哼，气氛倒热烈起来。小翠的歌声没有常尧仁好，但却是有人气的歌，好比曲高和寡一样，常尧仁显然是被埋没的，也是被推至了过于高的位置，便显得孤寂了。
闹新房的节目显然是没有完成多少，但也算是闹过，夜深时，客人们便纷纷走了。这新房里，便是热闹过后的万分平静了。
十 回城
结婚后的常尧仁又回了云南，这一次，送行到北火车站的秦小翠在月台上名正言顺地哭得呼天抢地。她象一个真正的农村女人那样用巨大的哭声表示了她的不舍，她以一个合法妻子的身份表达了她与丈夫离别在即的悲伤。这一回着实要比婚前那次送行声势浩大，常善娟和舒根富一边一个搀扶着哭得腰身都直不起来的秦小翠，从车窗里探出脑袋的常尧仁也被新婚妻子的哭泣弄得悲戚不已。本是经历过许多次的送别场面，被一个已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的哭声一经渲染，便如同生离死别一样，忽然就意识到了原来云南离上海实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遥远。
火车徐徐开动时，常尧仁心头弥漫了一腔惆怅，虽然这个新婚妻子并不是他十分满意的选择，但既然已是他的老婆，新婚这几日贴心贴肺的关爱还是让他感受到了一个拥有老婆的男人的日子比一个单身男人实在是妥帖和温暖许多。可是接下来天各一方的日子又即将来临，并且现在的离家远行除却对阿奶、父母、弟妹们的牵挂外，又多了一个老婆的牵挂，于是，伤感和郁闷的心情比之以前的任何一次远行都要强烈。常尧仁已不是多年前那个壮志满怀的少年，火车启动时，他感到自己竟有些儿女情长的牵肠挂肚和前途未卜的怅惘。
常尧仁回到了西双版纳，不久，恢复高考的消息在知青中迅速流传开。知青们似乎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于是，一大群人开始投入高考复习中。刘湾镇上诸如米店洪老板的女儿洪芳，豆腐店老板的儿子三弟，或者小百货老板的儿子毛五，都是同一批去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不约而同地凑到了一起，商议起了复习迎考的事。年轻人着实已经不年轻了，常尧仁已经超过三十岁，虽然是刚结婚不久，但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了。这群大多三十出头的知青抱着一腔热情和一线希望投入了高考复习。
那年冬天，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终于又一次来临，常尧仁、洪芳、三弟和毛五结伴赶到版纳县城景洪，住进了一所破旧的旅馆。第一天考试，常尧仁随着人流走进景洪唯一一所破旧的中学里。这所中学一共就几间破陋的教室，教室里的课桌显然是东拼西凑找来的，高矮形状各不相同，教室前面的一堵墙壁刷成一片墨黑，算是一块黑板，黑板上方挂着一张巨大的毛主席相片和一张华主席相片。常尧仁还记得两年前，他收到爷爷常冀昌去世的电报后赶回上海奔丧，之后在家休息了近两个月才回的云南。那时节，所有挂着毛主席像的墙壁上又多了一张相片，伟大领袖的身边是一个眉目周正长相富态的新领导人。这个领导人也是“主席”，不是毛主席，是华主席。但是毛主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实在太至高无上了，人们甚至认为“主席”这个词汇前面必定是有一个“毛”字的。常尧仁就听到外甥女舒畅在一次演出结束回来后，用沾沾自喜的语气告诉他这个长期在穷乡僻壤生活而对上海久已生疏的舅舅传达最新形势。那年月，即便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都是十分关心时事政治的。舒畅对常尧仁说：舅舅，你知道吗？有一个“华毛主席”，很了不起的，就比毛主席差一点点，毛主席逝世了，就是“华毛主席”来领导我们中国了。
常尧仁听了哑然失笑，他问正说得头头是道的舒畅：畅畅，“华毛主席”是谁啊？我还真不知道呢。
舒畅就得意笑起来，舅舅生活的地方果然十分闭塞，她觉得有必要把最新形势向舅舅宣讲一下。她清了清嗓子，象在舞台上报幕一样朗朗开讲：四人帮粉碎以后，华毛主席开始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新中国的建设道路，虽然毛主席逝世了，但毛主席还没有逝世的时候，他老人家就一眼看出谁是他的接班人了，他找来了“华毛主席”，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那时候，“华毛主席”还不叫“华毛主席”，他叫华国锋。毛主席说了“你办事，我放心”后，华国锋就变成“华毛主席”了……
常尧仁佯装认真倾听，但听到这里，实在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舒畅对舅舅的大笑很气愤，她停止了宣讲，嘴一撅生气了。常尧仁这才向舒畅解释了应该叫“华主席”，而不是“华毛主席”。虽然最后舒畅接受了舅舅的指正，但这个幼儿园小朋友还是对自己“华毛主席”的说法十分留恋，改了好久才改过来。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并不懂得什么叫“主席”，自从她有记忆的年岁起，听到的就是“毛主席”，她以为，“毛主席”是一个完整的词汇，“毛”和“主席”之间是不可能拆开使用的，所以，当出现一个华主席的时候，她便十分自然地把这个国家新领导人叫做“华毛主席”了。
坐在景洪唯一的高考考场里的常尧仁在临考前因为看到墙上贴着的领袖画像，忽然想到了远在上海的家人，他的嘴角微微一扯，露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笑，这笑里包含着一些神秘的快意，似一个被关了十年禁闭的人，忽然得了解放，心头战战兢兢，但还是不由地为时下获得的解放而发自内心地高兴。这高兴当然还是收敛的，不能过于张扬，只有真正考上了大学，才可以把欢快流露一些出来。此刻的常尧仁，便是一个把快乐收藏得很严实的人。不过严实归严实，常尧仁稍不留神，还是在考场里把一丝笑意在嘴角上牵扯了出来。
关于高考的事情，他早已写信告诉了父母。父亲常明义来信说：尧仁终于又有机会念书了，要好好珍惜，努力复习，争取考上大学。但考虑到你究竟只念了一年多农业中学，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仅凭你自学，和那些念了高中再停学的人比，还是有差距，所以前途依然不容乐观，爹爹姆妈没有能力帮你办回上海，一切靠你自己了。
多年前，常尧仁被迫离开了校园，那时节，正是他强烈渴求着学习的少年初成时。今天，他作为一名考生，又坐回了教室，这感觉，竟是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开试铃声打响的那一刻，监考老师拆开试卷封口，开始一张张往下发考卷。白色纸张分发到常尧仁手里，他轻轻打开卷子，心却激越地“砰砰”跳动着。命运就在这张试卷上了，一切将从头开始，一切都会因为这张试卷而改变。常尧仁坐在静静的考场里，心情却激动异常。
考场里响起了一片纸笔摩擦的“刷刷”声，常尧仁深深呼吸了一口西双版纳温暖的冬季空气，开始埋头答题。
高考发榜后，常明义收到了儿子常尧仁的来信。果然如他所料，大学之门虽然未有对常尧仁关闭，但毕竟全靠自学，常尧仁尽管已经全力以赴，但志愿表上填报的上海的大学却未能如愿被录取。常尧仁考入了云南师范学院。尽管与理想稍有距离，但毕竟，现在常尧仁是一个大学生了。同在西双版纳插队的米店洪老板的女儿洪芳、豆腐店老板的儿子三弟、小百货老板的儿子毛五都落榜了。常尧仁的信写得轻描淡写，考进云南师范学院在他看来并非特大喜讯，若是收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或者上海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那才可叫喜讯呢。但常明义把常尧仁考上大学的消息在家里一宣布，全家老少都欣喜不已。秦小翠更是一脸骄傲，丈夫当上大学生了，而且不是工农兵大学生，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大学生。
全家老少只有常善娟和舒根富夫妇一脸沉重，舒根富说：尧仁考上了大学是好事，但考上的是云南的大学，今后留在云南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常善娟说：云南怎么能和上海比，要是总呆在那个地方，和小翠就一直分居两地了。
秦小翠还没心没肺地说：那我以后也到云南去好了。
常善娟很有深谋远虑地说：那以后你们要是有了小囡，也是云南户口了，好好的上海人不做，去做云南人，有什么好啊？
对大阿姐，秦小翠是三分敬重，七分畏惧。大阿姐把她介绍给了常尧仁，把她带进常家虽不奢侈但比农村好得多的生活。所以常善娟这么一说，她就没话讲了。常明义也比较了解形势，他说：既然尧仁已经考上了大学，那好好念书是现在顶重要的事情。究竟将来能不能回上海，这也是说不清楚的事情，国家对大学生一向是全国分配，在上海念大学的人都有可能被分到外地，尧仁大学毕业了倒作兴有机会分回上海呢。
常明义的话给全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虽然回上海的机会可说是渺茫之极，但现时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书念好。常明义给儿子回了一封信，做派老套的男人还保留着旧时礼仪，在对儿子考上大学表示了祝贺之后，不忘一番训诫，无非是希望他勤勉学业，光宗耀祖。常明义似乎又看到了希望，父亲常冀昌一手创下的家业在他手里未有继往开来，反是败落下来。虽说这不是他常明义的过错，但内心还是愧疚。现在，情势转变，高考恢复了，重振家业的希望虽然还是不敢提，但尧仁有书念了，希望也就接近了。
常尧仁离开建设兵团，到昆明去念大学了。卷铺盖走人时，米店洪老板的女儿洪芳，豆腐店老板的儿子三弟，和小百货老板的儿子毛五都去景洪给他送行。这群资本家或小业主出身的年轻人带着既是羡慕又是落寞的心情把他们的老乡送上了破旧的长途客车，学习成绩与常尧仁差距最小的三弟竟流下了眼泪。他哽咽着说：尧仁，你争气，考上大学了，你要好好念书，替我们刘湾镇出来的知青长脸，我可算是没有希望了，一辈子呆在山沟里种地，不甘心也没用了。
常尧仁安慰道：三弟，今年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你准备得充分一些，再复习一年，作兴考到上海的大学也说不定的。
长途车开动时，常尧仁伸出脑袋挥手告别。冬季的西双版纳气候温热，毫无冬天的感觉，倒是象上海的初秋季节，秋高气爽的样子。阳光照着景洪县城的大街和房屋，汽车启动时喧嚣着飞扬起一片尘土，路边的棕榈树上蒙着厚厚的尘埃，车下的同伴们黝黑而瘦削的脸上几双眼睛灼灼发亮，好似常尧仁上了大学，连带他们也多了几分希望。常尧仁微笑着挥手，脸上露出一片希望的光芒，他对着一脸愁容的三弟挥了挥拳头，这拳头是他对未考上大学的三弟的鼓舞，也是对自己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的无限憧憬。他的表情，他的动作，十分酷似当年第一次离开上海去云南时的样子，常尧仁无疑又找到了信心，他微笑着告别西双版纳，告别依然要在这个贫穷的地方继续生活下去的同伴，踏上了大学之路。
时隔不久，西双版纳橄榄坝发生了一起怀孕女知青惨死的事故，最后发展到知青们集体上访，闹绝食。三弟也参加了上访绝食队伍，三弟给在昆明念书的常尧仁去信说：尧仁，最近中央下了全国知青会议新文件，确定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回城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我们不可能回上海了。尧仁，这几天我们正在商议上访的事，我们要集体去昆明的知青办公室，如果知青办不解决问题，那我们就北上请愿党中央，我们要见华主席，要见邓副主席，我们要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我们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尧仁，你真幸运,你考上了大学，从此与我不再是同样的命运。这次请愿上访，我是作好了一切准备的，为了更多知青和知青的后代们的命运，我甘愿牺牲自己。尧仁，你要努力念书，为我们上海知青争气。保重！
三弟决绝惨烈的来信让常尧仁久久不能平静，也为依然守在西双版纳农场里的同伴们担忧不已，那个惨死在农场医院里的姑娘徐玲先虽然和常尧仁不在同一个农场，在一次回上海休探亲假的火车上，常尧仁与这个女孩巧遇过。他还能依稀回忆起她的模样，那一回，她和她兵团农场的同事——新婚的丈夫一起回上海，两个人，一个是羞涩腼腆的男孩，一个是大方爽朗的女孩。因为同是上海知青，所以一上火车，常尧仁就和他们交谈起来。他还记得，女孩扎着两个刷子辫，笑起来一脸天真灿烂的阳光。这已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这个新婚的上海知青，怎么会想到自己将把青春的生命永远埋葬在橄榄坝？
常尧仁躺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胸口热流翻腾涌动，鼻子酸痛不已。想到三弟他们即将投入为知青命运斗争的请愿上访，常尧仁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虽然他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但依然命运叵测，再说，做了十年知青，难道自己一考进大学就不是知青了吗？常尧仁想了一整夜，凌晨时分，他起床，铺开信纸，给三弟去了一封信。
常尧仁加入了从农场赶到昆明的请愿团，近百名请愿团代表打着旗帜，在昆明火车站的铁轨上集体卧轨示威。常尧仁承担起了三弟们的食宿安排，为此，他把父母寄给他的半年生活费几乎花完。可是示威请愿还是没有达到目的，三弟们被迫又回了西双版纳。
半年以后，常尧仁又接到了三弟寄来的激情洋溢的信，三弟说，中央领导终于批准知青可以回家乡了，虽然不知道回家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际遇，但毕竟，我们可以回家了。
三弟的信让常尧仁再一次心潮波动，同伴们一个个都回上海了，他这个考上大学的人却将成为永久的云南人。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究竟是放弃学业回上海，还是留在昆明继续念书？他写信把云南的形势告诉了家人，常明义接到信后，犹豫起来。他的本意，是希望尧仁先把大学念完。但想到将来儿子可能永远呆在那么远的地方，他又感觉一阵阵心寒。惨烈的记忆让他心有余悸，他始终对二哥从一九三八年离家出走到临死前最后一刻才回家感觉辛酸不已。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哪怕落魄潦倒，但只要一家人在一间屋里相守着，才可以叫人放心一些，才不至于弄得家破人亡。
常明义一筹莫展，他无法拿出现实而残酷的决断。常善娟和舒根富却坚决主张常尧仁回上海。长子常尧仁在云南的十年里，舒根富一直承担着真正的长子义务，有时候甚至是一些家庭事务的决策问题，常明义也是尽力不拿主义，不是请教年迈的母亲李月珍，就是干脆把权利下放给舒根富。这个贫农出身、当过兵、现在是工人阶级的见多识广的女婿，实在是比他这个当岳父的更有主见更有魄力。可是现在，摆在眼前的是常尧仁命运之路的选择问题，这么重大的事情，由舒根富来决定显然不合适。舒根富也十分识趣地说：爹爹，这是大事情，我毕竟年轻，没有经验，要不，找阿奶商量一下？
常明义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得请示已经老态龙钟的李月珍。将近九十岁的长寿老人脑瓜依然灵清，只是已经无法独自走到后院里去晒太阳。她端端正正地坐在房里的一张老藤椅上，腰板挺直，一脸严肃地听完常明义的汇报，然后奴着掉光了牙齿而瘪塌的嘴对常明义说：明义，我也活不了多少日子了，叫尧仁回来吧，他可是吃了十年苦的人啦。他一个人吃了苦，下面几个小的就免去受苦了。就算弟弟妹妹出钱养着他，又有什么过分？弟妹们是应该报恩他们的阿哥的，没有阿哥去云南，哪有他们的工矿？我还想早点抱重孙子呢。
李月珍说完，脸上露出了微弱的笑意，因为没有牙齿，皮肉又松弛到了极限，这笑，就牵动着她整张老脸出现了千丝万缕的变化，最后，笑容凝固在嘴角边，老太太的脸，就呈现出一片温煦和稚气。温煦是成熟的，稚气是幼嫩的，这两样加在一起，便似老人忽然回忆起一件少年时代的调皮往事，让她复又回到了年轻时代。大约她是想到了重孙子，便有了一份期盼和憧憬，老脸上，便露出了近乎稚气的笑容。
李月珍的话让常明义忽然意识到，不管儿子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只要每天见到一个健康的儿子，哪怕他没有工作，哪怕他丢了学业，也是不遗憾的。说到底，常明义究竟是对变化多端的世道缺乏信任感，这个世道让人们不敢有远大的目光，也不敢轻易对未来高瞻远瞩，未来的事情，只有等未来到了才能说得定。或者，未来已经到来，也还是不能因这一刻的状况来推断下一刻的形势，未来终归不可捉摸。于是，人们的目光变得短浅起来，抓住眼前的利益，就是最现实最塌实的。
与其说是李月珍决定了孙子常尧仁去留云南的问题，还不如说，常明义全家借助了李月珍长辈的身份和权威，最终作出了常尧仁放弃云南师范学院，只身回上海的决定。在给常尧仁写信时，常明义还是颇为儿子放弃已经就读了一年多大学感觉痛惜不已。但正如前面所说，今后的一切都是未可知的，对未来有所寄托，那就等于把自己的血肉魂灵托付给无常的世界，一切都将变得无测而不可把握。那么就让儿子回到身边来吧，哪怕平庸，但只要在他眼前，就是安全的，而安全，就是幸福了。难道不是吗？从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过来的人，难道会否认“安全就是幸福”？
从云南边境通往内地几乎所有的水陆干线上，一列列火车满载着难民般的知青，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地往城市方向开去。常尧仁挤在坐满返城知青的列车里，上海正亦步亦趋地接近他，这一回，是真正的回家，回到故乡，不再离开。可是，此刻的常尧仁，内心更多的却是挥之不去的惆怅。他和列车里其他的返城知青是不同的，他放弃了云南的大学，即将一无所有地返回故乡，这一无所有与别人的一无所有是不一样的。别人从来都是一无所有，而他，是拥有了，又放弃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一无所有，是需要他具备超越他人的勇气和魄力的。常尧仁做到了，但他内心的苦涩和迷惘，也因为这不同于别人的抉择而加倍剧烈。上海就在眼前了，刘湾镇就要到了，以后，他再也不会离开故乡了。可是，他将以什么样的身份在故乡生活下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