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现在，该说到那个叫夏玲娜的女人了。
苏金富第一次见到夏玲娜，是在他十六岁离开沙洲老家到上海来的路上。从小火车上下来后，那个叫夏玲娜的女人与他结伴同行了五里徒步路程。
夏玲娜和苏金富坐的是同一列火车，她去的方向也是刘湾镇。黄昏时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一个看不出多大年龄的女人一前一后走在乡间的路上，直到天黑尽时，苏金富还没有找到农具厂。苏金富第一次到上海来，当然也是第一次到刘湾镇去，他有些担心自己是否会迷路。那个一下火车就紧紧跟在他身后十米左右的女人此刻也默无声息地赶着路，她就象是他的影子，在渐入深邃的黑夜中不远不近地跟着他。苏金富很想问问身后的女人刘湾镇农具厂的具体位置，但他又担心女人听不懂他的外乡口音。在沙洲乡下时，他听在外闯荡过的人说，上海女人都很势利眼，她们根本看不起外地人，你要是问她们：南京路怎么走？她们会用眼乌珠白白你，不答腔的还算是好的。答腔的，自然是回答了你的问题，但末尾总是要拖上一句：阿乡，路也不认得，还想白相南京路。
据说，上海人喜欢把农村来的人叫“阿乡”，苏金富就是农村来的，并且是外地农村来的，所以，他想，要是去问那个女人：刘湾镇农具厂怎么走？那个女人一定会翻着眼白说他“阿乡”。十六岁少年苏金富是一个十分自爱的人，他不想讨人嫌，于是便憋着不敢问。就这么又走了一程，身后的女人急匆匆的脚步声依然如故，苏金富偶尔回头看一眼，也看不清女人的面目。第一次离家到外乡，尽管知道这身后的脚步声是来自一个陌生的、也许是骄傲而不可一世的女人，但此刻，那脚步声，倒是有些让他感觉惺惺相惜的温暖。天色愈发漆黑了，刘湾镇还没有到。苏金富真的开始担心了，他故意放慢脚步，等着女人赶上来，实在不行了，即使是让女人骂一声“阿乡”，也必须要问路了。那女人居然也象是得了信号一样，加快了脚步，追上苏金富，亮开嗓门喊起来：喂，你是到刘湾镇去吗？
苏金富赶紧回答说：对的，我是到刘湾镇，我要找农具厂，我没有走错路吧？
女人说：哎呀太好了，我也去刘湾镇，天都黑了，这荒郊野路，很吓人的，我和你一道走吧，农具厂我认得的，我带你去好了。
女人出乎意料的热情让苏金富心头一暖，心想，这下子不会走错路了。
女人赶上了苏金富，与他并排走着，边走边说：我叫夏玲娜，在刘湾镇供销社工作，你叫啥名字？
苏金富有些羞涩，心头对传说中的上海女人的惧怕依然没有消除，且因为这是一个陌生女人，又因自己不同于女人的口音，便十分简单地回答：我叫苏金富。
女人又问：你是去农具厂寻人的吗？你好象不是上海人吧？
苏金富更担心了，女人提到了是不是上海人的问题，他便不再答腔，只点了点头。接下去，苏金富在女人的询问中，多半用点头或者摇头回答着女人的问题。女人似乎并没有因为苏金富是外地人而冷落他，话语间倒是热情爽朗：我最怕走夜路了，上一趟就有一个女人下了夜班火车回家路上，碰到半娘舅了。
苏金富听不懂什么叫“半娘舅”，女人便很是善解人意地解释着：你听不懂吧？“半娘舅”就是打劫的强盗，半夜里相出没的，有的是要抢你的钱财，有的干脆是把你的人也劫得去了。我们这里都把这种人叫“半娘舅”的。
原来女人是不敢走夜路，才抓了同样赶路的苏金富做伴的，这倒也是各取所需。那一路，苏金富给女人壮胆，女人给苏金富带路，他们一路聊着，时间便过得快了一些，半个小时后，灯火稀疏的刘湾镇到了。到达农具厂门口，女人用手指了指昏黄的路灯下那扇灰色的大铁门说：农具厂到了，我再往前走几步也到了。谢谢你，苏金富。
苏金富终于在农具厂大门口的路灯下看清楚了这个叫夏玲娜的女人的脸，这一看，倒把苏金富吓了一跳。和自己一起走了五里路的这个陌生女人，竟然漂亮到令苏金富惊惧。苏金富长到十六岁，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夏玲娜差不多有二十多岁的年龄，一张雪白的脸，居然象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圆润光滑，脸蛋上嵌着一双大眼睛，看人的眼神竟是带着说不清楚的妩媚，长头发有些微微卷曲，一缕刘海遮挡了她的额角，在昏暗的灯光下，更显绰约动人的风姿。
世界上竟会有长得这么好看的女人，且这是苏金富亲眼看到，实在令他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会有如此艳遇。他记得小时候，老家沙洲上来过一个唱锡剧的戏班子，那个演祝英台的，倒是很漂亮的。但那是舞台上的戏子，戏子长得好看一些，那也是正常的，况且戏子的脸上是涂了油彩的，身上是穿了戏装的，所以那好看，也不是真实的好看。而苏金富从小到大看到过的身边的女人们，大多是皮肤粗糙、脸色黑红、身胚壮实的劳动者形象，所以当他在农具厂门口的路灯下看清楚夏玲娜的脸时，他竟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撞上女鬼了。但是这个叫夏铃娜的女人漂亮的脸蛋的确是活生生地在他眼前，并且这张脸蛋正微笑着。
微笑着的漂亮的脸蛋上一张小巧的嘴巴开口说话了：苏金富，你快点进去吧，我走了，再见。
夏玲娜那双大眼睛在苏金富身上只停留了还不到一分钟，便转过身向着刘湾镇中心街走去，袅娜多姿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黑夜中。苏金富感觉自己象在做梦，尽管他只看了夏玲娜一眼，但这一眼，却让苏金富留下了对上海女人的第一印象。
苏金富初到上海后，就被一个叫夏玲娜的上海女人征服了。夏玲娜美丽、大方、热情、礼貌，就是胆子小了点，不敢走夜路。上海女人并不如沙洲上的人们传说的那样尖刻势利，在苏金富的最初印象中，上海女人就是夏玲娜，夏玲娜就是上海女人，也就是说，上海女人应该是那种漂亮到让苏金富不敢正视的女人。也许，只有在上海，才会有这样的女人，别的地方，是找不出来的。
苏金富在到达上海的第一天，就艳遇了一个叫夏玲娜的漂亮女人。十二年以后，当苏金富再次见到这个女人时，她已经是一个挺着大肚子，在凌晨的街上往医院艰难行走的临产孕妇了。这个在苏金富的记忆中有着剥光鸡蛋一样的光滑脸蛋、留着卷曲的长发、长着一双大眼睛的漂亮女人，此刻根本已经不是十二年前的样子了。
那时刻，苏金富正从县城的人民医院往中市街上的红星点心店方向而去。他当然没有认出这个女人就是夏玲娜，他只看到一个孕妇托着自己巨大的肚子，就象托着捆在胸前的一个大包袱。她在黑暗无人的街道上挪着步子走，嘴里发出轻微而痛苦的呻吟，看起来是要生孩子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面色憔悴的临产孕妇没有人陪伴。
苏金富有些犹豫，是不是要停下来问她一下。四点半的清晨，街上没有别的行人，只有苏金富，他若不去帮一下这个女人，要是发生什么危险的情况，这个腆着大肚子的女人真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故了。于是，苏金富走向了这个陌生的孕妇。
之所以苏金富会在凌晨时分走在街上，是因为他的妻子林文芳正躺在医院的妇产科病房里等待着生孩子。医生说“还没开到三指，不到天亮小囡不会养出来的。”苏金富便对已开始间歇阵痛的林文芳说：我去给你买点早饭吧，吃了有力气养小囡，一会儿我就回来的。
于是，苏金富便走在了去往中市街红星点心店的路上了。
就是在苏金富去为林文芳买早饭的路上，他遇到了孕妇夏玲娜。复员军人苏金富想起了自己的妻子林文芳正躺在医院里严阵以待着孩子的出生，他就十分同情这个步履艰难的孕妇。苏金富向来具备助人为乐的高尚美德，他责无旁贷地走上前去询问这个陌生的孕妇：同志，你是要去医院吗？
女人点头，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似乎肚子正在剧烈疼痛，已经说不动话了。苏金富低下头，发现女人的裤腿上有隐隐的大片水迹，他惊恐地想到，这是不是老人们常说的羊水破了？林文芳的母亲顾美云一个星期前就这样关照过苏金富：阿富啊，小文看起来就要养了，你夜里相不要困得太死，女人养小囡是个大坎，尤其是半夜里相，要是羊水破了，就要快快送医院，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要出人性命的。
苏金富想起丈母娘的话，于是他二话不说，架起女人，搀扶着她一路往医院奔去。女人也是竭尽全力地配合着苏金富往前走，五六百米的路程，苏金富连气也来不及喘，直到把女人架到医院产房门口，护士们一窝蜂地把女人架了进去，他才深深地喘出一口大气来。就在他呼哧着准备再次回头离开医院去买早饭的时候，他听到产房里传出一声巨大的婴儿的啼哭声。他拍了拍胸膛，暗自惊呼着：哎呀，幸好及时送她过来，要是晚一步，就要在路上养小囡了，要是在半路上养下来，真不知道怎么办呢。这女人，养个小囡怎么象老母鸡生只蛋那么容易，这么一眨眼工夫，就养下来了，有意思。
这么想着，苏金富忽然拔腿往医院外跑去。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这会儿也正临产，不知道林文芳是不是也会象一只老母鸡那样，一眨眼就把他苏金富的孩子象生只蛋一样生下来，所以他必须要快点在天亮前把早饭买回来。医生说天亮前是生不出来的，但是半路送了那个女人来医院已经耽搁了不少时间了，天很快就会亮的。所以，苏金富走在凌晨的大街上的脚步几乎接近了奔跑。
天亮以后，已经生下一个六斤不到的儿子的夏玲娜躺在妇产科九号病房十四床上，对着另一张床上生下了一个六斤女孩的林文芳发出虚弱的问候声：十六床，你家男人叫苏金富吧，我认得的。
林文芳仰面躺在床上，身下垫着厚厚的黄草纸，草纸很粗糙，铬得她屁股生疼。这个时候苏金富不在病房里，苏金富出去给林文芳买细软一些的卫生纸了。林文芳惊讶地问对床的女人：是的呀，我家男人是叫苏金富，你哪能认得他的？
夏玲娜笑了笑说：十多年前我就认得他了，巧了，今朝是他送我到医院来的，我还要谢谢他呢。
林文芳正纳闷，十多年前，苏金富还只是一个刚到上海没多久的十六、七岁的男孩子，怎么会认得这个女人呢？正在这时候，出去买草纸的苏金富回来了。他看到了正和林文芳说话的对床女人，发现她好象就是早晨自己送来的产妇，便在脸上露出了笑容。这笑容是颇有些授人于恩之后客气的笑容，好似他认定了女人是要感谢他的，他便在人家还未把感谢的话说出口时，已在脸上堆起了谦逊的笑。
可没有想到，那女人居然对着他说：苏金富，你还记得我吗？我叫夏玲娜。
苏金富当然记得夏玲娜，因为在他初到上海的那一天，夏玲娜代表所有的上海女人，给一个十六岁的异乡少年留下了热情大方且美到惊艳的印象。但是苏金富却无法把过去那个白皮肤大眼睛的漂亮女人与现在这个躺在床上面色憔悴头发蓬乱的产妇联系起来。他楞了半天，在心里反复对比着记忆中的夏玲娜和眼前的产妇，这个产妇尽管此刻看起来是十分苍白憔悴的，但眉眼间的漂亮妩媚还是隐约可见。苏金富这才恍然大悟一般叫起来：哎呀，是你呀，怎么这么巧，你也来养小囡啊，这真是，这真是太巧了。
苏金富讲的全都是废话，但是除了这些废话，他实在也讲不出别的有用的话了。他与夏玲娜的相遇相识，仅仅只是从火车站到刘湾镇那五里路，那段夜色中的路，他们差不多走了有一个小时，而这一个小时，苏金富几乎没有敢正视过夏玲娜，只在最后到达农具厂时，才看清楚了一眼夏玲娜。但即便是那一眼，也只是在昏暗的路灯下匆匆的一眼，并且，那一眼，已是遥远的十二年前的一眼了。十二年前，苏金富还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如今，十六岁的少年已经是拥有了一个新生婴儿的二十八岁的父亲了。
苏金富与夏玲娜的第一次相识和第二次相遇时隔十二年，十二年之间，他们各自的变化自然不必细述。夏玲娜，也已经是一个看上去年将四十的中年妇人了，只是不清楚她为什么年龄这么大了还要生孩子，或者在生这个孩子之前是否已经生过别的孩子。令苏金富纳闷的是，住在医院里的那几天，没有一个亲人来探望夏玲娜，夏玲娜也似乎特别坚强，生完孩子那天，她睡了一上午，到傍晚时分，她就自己起来到病房门口去取晚饭了。苏金富给林文芳送饭，也给夏玲娜带上一份鸡汤，夏玲娜便面带羞涩地接纳，千恩万谢着，却并不透露自己的情况。有一次，躺在病床上的林文芳与同样躺在病床上的夏玲娜闲聊，夏玲娜对林文芳说：我认得你们家男人时，他穿着一件土布衣裳，那个时候，我还在刘湾镇供销社的药店里工作。那天下了火车后，天已经黑了，到刘湾镇还有五里路要走，我一向很怕走夜路的，我就跟在你们家男人后面，走了一段路，我就屏不牢了，我就追上去和他打招呼了。没想到他是第一趟到刘湾镇去，路也不认得。正好，我认得路，我来带路，他胆子大，和他一道走，我也不害怕了。
林文芳躺在床上“咯咯”地笑，把一张并不十分牢固的单人病床弄出一些“吱吱嘎嘎”的响声：我们家阿富是外地人呢，刚来上海时那个土哦，衣裳的臂肘子上都打着补丁，穷得连一顶帐子都买不起，把厂里发的口罩积起来，自己缝了一顶帐子，手倒蛮巧的。
夏玲娜继续说：后来我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你们家苏金富了，说也奇怪，我天天在刘湾镇的药店里上班，怎么就一趟也没遇到过他呢？大概他从来不生毛病的，不生毛病就不用到药店里来买药，不买药也就不会碰到我了。
林文芳回答说：我们农具厂里有医务室的，有点小毛小病的，到医务室去配点药吃吃就好了，不用到药店里去买药的，所以也就碰不到你了。
夏玲娜说：不过我在刘湾镇药店里只做了不到半年，后来没多久就调到县城里工作了，这就更没有机会碰到你们了。
林文芳又问：你老早胆子介小，现在胆子倒蛮大的，要养小囡了，还一个人在半夜里相来医院，要是路上出点什么问题就完蛋了，你也太大意了。
夏玲娜笑笑说：那有什么好怕的，养小囡么，简单得很，肚子痛了来医院产科就是了。我想想预产期还没到，就没上心。那天我吃过夜饭就睡了，一点也没有预兆，结果半夜里相肚皮就有点痛了。我赶快起床，想想医院就半个钟头的路，就自己一路走了出来，没有想到的是，半路上羊水破了，哎呀，幸好遇到了你们家苏金富。其实我一看见他就认出他来了，只不过那个时候，肚皮痛得已经来不及说这些了。
……
女人之间的话题就是这样不着正点，罗嗦了一大堆，还是拎不到话题的中心思想。苏金富在病房里出出进进，偶尔听到的女人之间的闲话，发现夏玲娜始终回避谈到自己家庭的话题，也没有看到过任何亲戚朋友来探望她，连她的丈夫也没有出现过。苏金富暗自猜想着，也许她的丈夫是出了什么事了，居然在自己老婆生孩子的时候也只影未现。也许她的丈夫是在外地工作的，但也不至于只字不提啊。要么就是她丈夫已经死掉了，也不对，死掉了也可以提的，只是死了丈夫的女人在医院里生孩子，生下来的孩子就是遗腹子了，这事情提起来是有些伤心的。要不，她就是离婚了？她是没有男人的？她的孩子是一个私生子？苏金富想了一百种可能性，也想不明白这个夏玲娜究竟是什么来路。不过转而想想，夏玲娜是什么来路，与他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苏金富便也不再多想什么了，只在给林文芳送吃食的时候，匀一份给夏玲娜。
五天以后，夏玲娜和林文芳同时出院了。一月初的天十分寒冷，又遇上下大雪，苏金富向刘湾镇上的一家打鱼人家借了一条乌蓬船，一路敲开运河里的冰，把林文芳和刚出生的女儿接回了家。没有人来接夏玲娜，她给自己穿上一身厚厚的棉袄，又用一条紫红色的旧围巾把自己的脑袋包得严严实实，然后抱着襁褓里的孩子，提着一个包袱出了医院。
分别时，他们并没有相互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只是一次偶尔的相遇，还不足以要攀上亲戚。互道再见后，他们就各自走上了回家的路。
与夏玲娜的再次邂逅，并没有给苏金富造成深刻的影响。两个月之后，苏金富又一次听到了夏玲娜的名字，与医院里的那一次相隔时间很短。这一次，苏金富知道了，原来夏玲娜与他是同一家厂里的同事，只是夏玲娜在两年前被隔离审查后，从一个医务室的医生，变成了分厂里的一个废弃仓库的勤杂工，所以，与她在同一家厂里工作的苏金富没有机会认识夏玲娜。这一回，苏金富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夏玲娜生孩子时没有丈夫陪伴，也知道了这个女人更多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作为一名政治上过得硬的复员军人，苏金富直接参与了被遗漏的国民党特务夏玲娜的真实历史的调查工作。
十六
“夏玲娜，重庆人，原名魏玲，一九三零年出生，母亲早逝，父亲是解放前重庆的铁路工人，一九四八年去世。一九五七年，魏玲跟随其丈夫夏世钢从重庆一起到上海浦东，被安排于刘湾镇药店工作，半年以后，又被调到开关厂医务室。夏世钢，上海浦东医药公司经理，魏玲的丈夫，现被隔离审查。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调查魏玲于一九五七年来上海之前的历史，尤其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前的历史。国民党特务深深地埋伏在我们中间，直到现在才被发现，所以我们的任务相当艰巨。苏金富，我们厂就派你，和浦东医药公司的革委会同志一起去调查魏玲的历史档案。你是一名复员军人，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当然，这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你历史清白，政治上过得硬，如果这次你能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苏金富的脑子几乎来不及思考，艰巨而伟大的任务便压在了他的肩头，开关厂革命委员会领导把调查夏玲娜的任务交给了苏金富，并且以此作为苏金富入党前对他的一场考验。苏金富坐在革委会指挥部里，心里反复地问着自己：夏玲娜是特务？这么漂亮的女人居然是国民党特务？
苏金富当过农民，当过兵，当然，现在正当着一名工人，他年龄不大，但生活阅历还算是比较丰富的。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叫武宝玉的反革命，一年前，苏金富还在当兵时，武宝玉因枪杀事件而暴露出了反革命份子的本来面目。武宝玉是反革命，这是苏金富万万没有料到的，当然，反革命的脸上没有刻着“反革命”三个字，连长没有看出来武宝玉是反革命，指导员也没有看出来武宝玉是反革命，苏金富只是一个班长，当然他就更看不出武宝玉是反革命了。总之，反革命份子是十分狡猾的，他们一般都把自己深深地隐藏在人民群众中间，并且表现得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看不出武宝玉是反革命份子，自然也不是苏金富的错了。
两年后的今天，苏金富又遇到了一个阶级敌人，这一回不是反革命了，这一回比反革命更严重，居然是被遗漏的国民党特务份子。苏金富的脑海里浮现出过去看过的好几部电影，比如《羊城暗哨》，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那些电影里的女特务都是很漂亮的，没有一个革命女战士会比女特务漂亮，这是肯定的。只是这些电影都是以前在农具厂工作时看的，现在已经被禁了。这么一想，苏金富就有些想得通了，怪不得夏玲娜长得那么漂亮，原来是国民党特务。不过，苏金富认识这个国民党特务的时候，倒发现她是一个很热情很善良的人，一点也没有电影里的女特务那样的尖钻狡诈。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夏玲娜比电影里的特务道法更深，隐藏得更好。只是想到自己刚到上海时，夏玲娜给他带过路，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且他把夏玲娜当成了上海女人的代表，上海女人在苏金富的心目中因此而显得很是美丽善良。没想到，夏玲娜非但不是上海人而是重庆人，更可怕的是，她竟还是一个特务。想起这一成，他心里又感觉万分遗憾，要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不是国民党特务，那该多好。但是，革委会领导派给他的任务，他是必须去执行的，也许，这一次任务完成后，他多年以来入党的夙愿就可以实现了。所以，苏金富又很希望通过自己的亲手调查，夏玲娜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将得到进一步证实，并且在他的火眼金睛下，夏玲娜曾经犯下的罪行都将被一桩桩揭露而出。那样，自己就是立功了，入党就绝不成问题了。
在夏玲娜还不叫夏玲娜的时候，也就是夏玲娜还没来上海之前，她的名字叫魏玲。她的档案材料里的确记录着，一九四六年，十六岁的魏玲被招收进入中美合作所特工息烽训练班。几年以后，中国解放了，魏玲没有如大多数训练班里出来的学员那样逃到台湾，她留在了重庆。后来，魏玲认识了在重庆工作的上海人夏世钢，那时候夏世钢已经是重庆市医药公司的总经理了。共产党干部夏世钢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小了十多岁的漂亮姑娘，革命干部也有爱美之心，这是无可厚非的。魏玲便名正言顺地与夏世钢结婚了，并且跟了夏世钢的姓，改名叫夏玲娜。一九五六年，她随着夏世钢一起调到了上海。但她怎么又逃过了解放初期严厉而大规模的打击国民党特务行动的呢？
苏金富抱着满腔的希望和满腹的疑惑即将上路了。出发前晚，苏金富对林文芳说：小文，这段日脚要辛苦你了，我要出差两个月。如果这次外调顺利，回来我就可以入党了。我在农具厂工作时就打了入党申请报告，那个时候，还是我们锻打车间的支部书记教我写的报告。可是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没有入党。我工作干得不比别人差，可是到现在还没入党，我总是有点不甘心的。兴许这一趟倒是一个好机会。我出去的这两个月，你一个人带小囡，又要上班，还要参加学习，所以你自家要当心好身体。等我回来就好了，要是我入了党，里面是有一份你的功劳的。
林文芳还沉浸在对夏玲娜特务身份的置疑中，她并不理会苏金富说的那些关于入党的话题，她只是好奇地问：夏玲娜真的是特务吗？哎呀，好好的一个女人，哪能去当了特务呢？
在林文芳的头脑中，入党与否的问题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一个在她眼里普通之极的女人忽然成了国民党特务这件事情。当然，她没有见过夏玲娜超常美丽的年轻时代，她见过的只是一个躺在妇产科病房里的面容憔悴的略显美丽影子的女人，所以她就更无法想象，一个看上去和别人没有多大区别的女人，怎么就成了国民党特务了，并且可怕的国民党特务居然出现在身边，这才是让她颇感兴奋而关注的事情。
林文芳对苏金富的工作表现出十分配合的态度，她说：阿富啊，你快快放心去好了，家里有我呢。你卖力一点查，早点查出来夏玲娜到底是不是特务，好早点回来告诉我，不过，现在外地乱哄哄的，你一路上要当心点哦。
第二天，苏金富带着林文芳的叮咛，带着一只灰色的旅行包出发了。那只旅行包是林文芳给他整理的，里面有两套换洗衣服，一套洗漱用品，还有一叠够两个月用的草纸，按照每天一张的用量，再加上万一拉肚子而备用十张，共七十张。林文芳想得很是周到，连有可能拉肚子也想到了，也幸亏林文芳给苏金富装了一叠七十张草纸，才使苏金富走到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时不至于象当地的村民一样用瓦片或者树枝擦屁股。
和苏金富同行的另一个人，是医药公司的李大树。李大树比苏金富年长一些，高个子，粗壮的身材，脸上布满浓密的大胡子。李大树是一名共产党员，和苏金富一样，他出身贫农家庭，历史清白，政治过硬。李大树的父亲曾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在渡江战役中被俘虏，又成了一名解放战士。李大树的父亲不是心甘情愿去当国民党的兵的，他是被抓壮丁去的，所以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是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的。李大树的父亲对国民党反动派有仇，那么他的儿子李大树自然也对国民党反动派是有着祖祖辈辈的阶级仇恨了。
苦大仇深的李大树和苏金富带着满腔的热情和颇为沉重的压力出发了，按照预定计划，他们首先到达了江西萍乡。根据夏玲娜自己的交代，江西萍乡有一个过去与她接头的军统特务组织的人。可是到达萍乡后，他们辗转好几个单位，都没有找到那个传说中的联络人。他们马不停蹄地又奔赴湖南襄樊，那里也有一个与夏玲娜直接接头的特务，在襄樊以教师的身份埋伏在一所小学里。可是到了襄樊的那所学校，才知道这个埋伏着的国民党特务早就在刚解放时就死了。前两条线索斩钉截铁地断了。苏金富和李大树有些稍稍的失望，做好了周密的安排，也做好了与狡猾的敌人进行严酷而激烈的斗争的准备，结果第一场战役就毫无悬念地结束了。
苏金富有些懊丧地说：老李，我包里的草纸已经用掉了十二张，可是案件一点也没有进展，你讲讲看，接下去我们该哪能办？
说这话的时候，苏金富和李大树正蹲在湖南襄樊的某一家招待所的厕所里。那时刻正是清晨时分，李大树占着前一个坑位，苏金富占着后面一个坑位。他们两在同一时刻大解，完全是因为苏金富舍弃自己一向的生活习惯，在革命工作中与他人进行无条件配合的大局观念起了作用。苏金富从在部队当兵时起就养成了晚上睡觉前大解的习惯，因为一早起来要出操、整理内务、打扫环境卫生，所以是没时间蹲厕所的。但是李大树却习惯于早上一起床就大解，为了配合李大树，达到行动一致、提高效率的目的，苏金富一改老习惯，和李大树一样，在起床后上厕所。这样，他们既可以节约很多相互等待的时间，也可以在一起蹲厕所时商讨一下这一日的工作安排，好比一天工作开始前开一个晨会，那是十分有利于工作开展的，只是这晨会放在厕所里开，倒是有着前所未有的创新意识的。几次厕所晨会后，苏金富发现，把夜晚大解的习惯改为清晨大解也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当然，一开始的确不太顺利，该解的时候解不出，不该解的时候却产生强烈的意念。但是通过几次锻炼，苏金富很快就适应了李大树的节奏，并且配合十分默契。
因为是蹲在厕所里商讨工作，所以苏金富自然而然地用那一叠七十张草纸的消耗量去对比衡量他们工作的成绩。十分遗憾的是，工作成绩与草纸的消耗量不是很成正比，这是令苏金富和李大树颇为困顿焦急的事情。
李大树在苏金富前面的坑位里闷声不响，只有屏住气息暗暗发力的余音。片刻后，苏金富听见隔栏前面发出一声扬眉吐气的叹息声，看起来是肚子里沉重的负担解脱了。紧接着，苏金富听见隔栏前的李大树发声了：阿富，我们一来就直奔夏玲娜交代的那几个点，他为什么把这两个已经失踪和死了的人交代得那么爽快？阶级敌人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狡猾，夏玲娜的交代有故意迷惑我们的疑点。
李大树毕竟要比苏金富大几岁，姜还是老的辣。李大树的话让苏金富茅塞顿开，苏金富马上呼应说：老李，你讲得有道理。夏玲娜的档案材料里已经写清楚的那几段历史她倒没有详细交代，虽然材料里已经有，但看起来里面还有很多没有被解开的秘密。
李大树一边提裤子，一边点头表示同意：对，我们不能再被美女蛇牵着鼻子走了，改变计划，直接去贵州息烽。
李大树和苏金富的这一次厕所晨会开得很有效果，他们改变既定计划，舍弃了另两个夏玲娜交代的点，直接奔向中美合作所息烽训练班。
李大树和苏金富到达贵阳后，连夜坐车赶往息烽。贵州的息烽是坐落在山坳里的一个小县城，风景不错，只是贫穷。当地的档案馆热情接待了来自上海的调查人员，这一站很顺利，他们很快查到了，夏玲娜在十六岁那一年就被招收为军统特工训练班第五期学员。训练班结束后，夏玲娜并未进入特务核心组织，她被派往当地的一所小医院工作，作为特务外围组织成员，等待军统安排她任务。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说：夏玲娜是当时这一期学员中被淘汰出来的，夏玲娜是属于成绩比较差的学员，成绩优秀的学员都作为特务核心成员派往重庆、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直接工作了。
苏金富在李大树耳边轻声问：被淘汰的特务还算不算特务呢？
李大树思维敏捷地回答：被淘汰的特务当然还是特务，问题是要确定这个特务是大特务还是小特务。
苏金富又有些不是很明白了：那怎么样才算大特务，怎么样才算小特务？
李大树似乎没有料到苏金富会问这个问题，他翻了翻眼睛，想了片刻，带着身负重任的表情说：阿富，你提的问题很好，我们现在要调查的就是夏玲娜究竟犯下了哪些对国家对人民有害的罪行，我们了解清楚了，才能定性他是一个大特务还是小特务。
接下来，李大树和苏金富就去了那个夏玲娜在训练班结束后派去工作的医院。那所医院在临近息烽的另一个县城里，连夜，李大树和苏金富就赶往了邻县的那所医院。到达已是半夜时分，那所医院实在很小，小到夜里值班的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看起来只有等明天一早再来了。
当夜，李大树和苏金富就近找了一家招待所安顿下来，自然，第二天早晨，苏金富又消耗了一张草纸，他们又在厕所里开了一次晨会，然后，他们就一身轻松地再次赶往那家医院。
长着一颗象橄榄一样尖小脑袋的医院院长接待了他们，一说是上海来的外调人员，院长的小脑袋上的嘴巴里发出了尖细而热情的声音：哎呀，欢迎欢迎，上海可是好地方啊，我去过贵阳，串联的时候我都去过北京，只是我没有去过上海，上海是个好地方，是个好地方……
院长反复强调着上海是个好地方，这让苏金富感觉有些洋洋自得。尽管苏金富不是地到的上海人，但现在他也算是落户上海了，自然，在外地人眼里，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上海人。
李大树却截断院长的感慨，直接进入了正题，苏金富也马上意识到，他们来的目的不是和这个医院的院长讨论上海是个好地方的问题的，他们是来调查夏玲娜的。
一说起那个叫魏铃的人，院长马上说：有，这个人在四七年的时候在我们医院的药剂室工作，不过，她在这里只工作了三个月，就调走了，原因呢，就是她实在长得太漂亮了。当时的医院院长是个老流氓，魏玲一来就盯上了人家，有一次晚上值班的时候，那个老流氓就把魏玲给强奸了，没几天以后，魏玲就调走了。我当时还没有到这家医院工作，一九四七年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我在贵阳念书，我是解放后分配到这里工作的，所以这些故事，我都是听医院里的老职工说的。
李大树紧接着问：魏玲调到哪里工作了？原医院院长现在去了哪里？
院长说：这个老流氓是罪有应得，魏玲调走后他就失踪了，再也见不到他人了。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哦不，我说的是国民党的当官的，我们共产党的当官的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所以我们共产党当官的都是好东西，哦不不，不是东西，是人，是好人，呵呵。
苏金富记录着院长的话，他抬头问院长：你还没有说魏玲离开医院后调到哪里去了。
院长抓了抓头皮说：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只听说她去了重庆。听说魏玲可是漂亮得象仙女啊，我们这里的老职工都记得的，只可惜我没有见过，遗憾遗憾。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被强奸了，真应该把那个老流氓枪毙了。
苏金富看了看李大树，李大树伸出手握了一下院长的手说：谢谢院长配合调查，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再见吧。
走出医院，李大树便对苏金富说：这个院长也不是好东西，他巴不得强奸魏玲的是他自己呢。看起来我们在这里也查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材料，只有去重庆了，中美合作所的总档案里应该有更详细的记录。
在苏金富用掉第二十六张草纸的时候，他们到达了重庆。苏金富发现他每天早晨抽出一张草纸去厕所的时候，总是会想起林文芳，还有才三个月大的女儿。那叠林文芳替他准备的草纸正日渐削薄，也就是说，离回家的日子正在越来越接近。但是，他们的调查却并未有什么突破，他们依然没有证实，夏玲娜是一个大特务，还是一个小特务。
十七
我父亲苏金富在和我谈起他外调的这段往事时，我发现这里的所有细节都十分有价值，我的脑子已经不能完全记录他的口述，于是我说：爸爸，你等一等再讲，我去拿支笔拿个本子记一下。
我父亲说：好的好的，这是要记录的，那个时候，你还刚刚养出来，你是不了解那段历史的。
我拿了笔和本子再次回到我父亲的房间时，我发现他已经从沙发上挪到了硬木椅子上，并且正襟危坐，面带凝重神色，象一个历经沧桑的大人物正等待着接受记者的采访。
我打开本子，笑笑说：爸爸，继续说吧。
也许是因为我的郑重其事，我父亲苏金富便觉得应该尽力做到规范化书面化的讲述，才能便于我记录。因此，他用力咳嗽了两声，然后张嘴开始说：一九六六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居然是普通话，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父亲被我的笑声打断了，十分不满地看了我一眼说：这有什么好笑的，你是不了解爸爸的心情，你不要当作听说书人讲故事一样来听，那个时候，我是怀着远大的抱负去做这些事情的。
我赶紧收住笑，谦虚地说：爸爸，我没有当你是说书人在讲故事，我的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六年开始这谁都知道，前面讲过的你就不要重复了，重点就是讲调查魏玲的过程，这个详细一点好了。
我父亲对我的意见不屑地反驳：我不介绍清楚历史背景，你就不会晓得这些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你也就不能理解当时你爸爸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什么。
我连连点头说：好的好的，那我听爸爸的，你讲吧，你觉得重要的，都可以详细说说。
下面就是我记录下我父亲苏金富口述的那段真实历史：一九六六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我还在部队里，你姆妈是在地方上，我们刚刚开始谈朋友，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我们部队参加了南京的空军总后勤大院的修造，又参加了杭州军用机场的建设，后来又开拨到安徽的安庆监狱。那时候，安庆的武斗已经进入白日化，主要有两个派别的争斗很剧烈，一个是坚持“革命委员会好得很”的“好派”，另一个是认为“革命委员会好个屁”的“屁派”。“好派”和“屁派”从大辩论开始，一直到抢劫军用武器库，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他们各自占领了安庆城里和城外的好几个阵地，打死了不少人。当时的人，脑子热得很，我也是一个年轻人，我的脑子也是比较热的，但我一直在部队里，我不是很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一对夫妻，五月一日结婚，一个礼拜后，夫妻俩因为站在不同的派别而反目成仇，五月十二日武斗时，那个做了“屁派”小头头的老婆带头去攻占“好派”的阵地，结果“好派”的丈夫为了表示他立场的坚定，亲自开枪打死了正攻向“好派”指挥所的妻子，搞得很惨。象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爸爸只是举了其中的一个例子，让你了解一下。后来，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总理下达了指令，要求安庆的“好派”和“屁派”都撤出领地，各自回家。部队接下了平定武斗的任务，我们整个营的战士全部出动，拦截在“好派”和“屁派”的阵地中央，才算结束掉了这场规模很大持续了两个月的武斗。当然，我讲的这些，都是外地的情况。上海没有武斗，上海当时的情况你姆妈是十分清楚的。你外公家里被抄家好几次，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和你姆妈结婚的时候，你外公外婆还经常要被拉到街上去批斗。你姆妈的弟弟妹妹们也没有书好读了，你的一个舅舅和一个姨妈就到西双版纳去插队了。
关于“好派”和“屁派”的故事，我已经无数次听我父亲说起过，而我母亲林文芳家里的那段遭遇，也是我耳熟能详的故事。我父亲苏金富再次重申，我就有些不耐烦，便迫不及待地提问：爸爸，在这期间，那个国民党特务夏玲娜有没有受到冲击？
我父亲果然被我的提问牵制了思路，他想了想，回答说：我不清楚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刚开始时夏玲娜有没有受到冲击，一九六七年冬天，我复员回到了上海，两年以后，我被我们厂里派出去调查夏玲娜，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十六岁刚到上海时老早就认得的夏玲娜居然是中美合作所特工训练班里出来的。我接受调查任务的时候，夏玲娜的丈夫夏世钢被关在学习班里已经很长时间，夏玲娜自己也被贬到我们分厂的废弃仓库里去了。其实，夏玲娜的历史是有定论的，她的确是中美合作所特工训练班出来的，但她一直没有进入过特务核心组织，并且一解放，她就协助配合解放军抓获过好几个重要的国民党特务，她算是立过功的，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作为阶级敌人定性的。但是，文革期间，早先作下的定论不作数了，要重新调查。还有一个重要疑点就是，夏玲娜的丈夫是共产党员，他居然娶了一个特务做老婆，有没有可能这个叫夏世钢的男人就是夏玲娜的顶头上司？如果是那样，那夏世钢就真的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大特务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主要就是去调查这些事情的。那一年，你还刚刚养出来，我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八岁，我一直积极要求入党，在农具厂里工作时我没有入成党，在部队里因为枪杀事件，我又没有入成党，回到地方上后，我接受了调查夏玲娜的任务。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调查有突破，我就能入党了。入党是我最大的梦想，我吃苦受累不怕，怕就怕我的理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实现不了，这是一件让我比较头痛的事情。
我父亲苏金富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平和的语气和表情使我无法揣摩到他的内心，也许，他的年岁已经大了，一个成熟的老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与年轻时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没有异议的，入党只是他年轻时代的理想，而不是现在的，所以他的讲述显得平静而毫无波澜。但是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如果现在让我父亲入党，他还是会欣喜不已，并且十分骄傲地告诉我：阿囡，你爸爸终于入党了，我实现了我一辈子的梦想。
至于为什么要入党，也许他已经无法说清楚。梦想只是梦想，几十年过去后，那梦想即使变为现实，也已失去了曾经的价值，但他依然会义无返顾地奔赴而去，犹如一直渴望吃上一顿饺子的穷人，生活好起来后许多年，依然对饺子情有独钟，即便品尝到嘴里的饺子已没有过去想象中的鲜美，但他还是会珍视这一份特殊的嗜好。
为了他的理想，苏金富踏上了调查夏玲娜的征途。苏金富一走就是两个月，这一路调查下来，苏金富发现这项工作并无他想象中的精彩而有所收获。相反，在他对夏玲娜的不断了解中，这个女人的身世，也如水落石出，越来越清晰起来。也许她的确只是军统特务外围组织中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她只是因为长得漂亮而被她的丈夫夏世钢看上了，夏世钢是夏玲娜的上级大特务的说法，也许真的只属无稽之谈。但是，苏金富的调查依然一丝不苟地进行着。希望是渺茫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但理想的灯火依然在他眼前闪烁，他坚信，只要他努力追求，终有一天会实现理想。
苏金富和李大树到达重庆后，就直奔当地的档案馆。这一回的收获，似乎要比前两回都大一些。他们看到了十六岁少女魏玲在重庆机场迎接梅洛斯的照片，照片中的少女的确美貌非凡，她微笑着，手里擎举着一束鲜花。高个子的美国人，当时的中美合作所所长兼顾问梅洛斯弯腰面向她，那张洋脸上也堆满了笑。少女和美国人相对而站，旁边，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苏金富发现，这个梳着大背头、长着鱼泡眼、长长的人中和鼻梁、嘴巴有些歪的男人看上去不太象个特务头子，要是穿上长衫马褂，倒象是一个古玩店的老板。而魏玲，则完全是一个满脸阳光的青春热情的少女，她的微笑里毫无奸诈狡猾，甚至是带着羞涩的。这是一个对未来对前途充满向往的青年人，与苏金富想象中的女特务大相径庭。
苏金富在李大树耳边轻声说：夏玲娜看上去一点也不象一个特务。
李大树以他明察秋毫的眼睛瞪了一下苏金富说：特务又不是写在脸上的，越看上去不象特务，越有可能是大特务。你不晓得，特务的最大本事就是乔装改扮，眼睛一眨就变成了一个女学生，眼睛一眨又变成了舞厅里的歌女，眼睛再一眨，就变成了医院配药窗口里漂亮的女护士了，所以我们不能被特务的伎俩蒙蔽了眼睛，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抓住敌人的尾巴。
李大树这么一说，苏金富就想到了以前看过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女主角银环，这个漂亮的地下党就是在医院挂号间里的护士，她和别的地下党接头的时候，就是那样打开挂号的小窗口，窗口里是一张戴了口罩的脸，脸上只露出一双大眼睛，从那双大眼睛，就可以看出这个女护士是十分漂亮的。但电影里的漂亮护士是地下党，而现在他们看到的照片上的漂亮少女，却是一个国民党特务。
苏金富接着就想到了孙悟空，他对李大树说：特务就象孙悟空，会七十二变，变来变去弄得人家认不出他的本来面目。但是孙悟空有火眼金睛，别人怎么变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所以，我们要是有一双象孙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那么象孙悟空一样会七十二变的狗特务就逃不过我们的眼睛了。
李大树大手一摆，说：不对，特务怎么能是孙悟空呢？特务是白骨精，白骨精再变，也逃不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这样说才对。
李大树的话使苏金富发现自己与他之间的确是有差距的，并且差距还是不小的，怪不得李大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就是不一样，自己的确还需要努力。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向李大树和苏金富介绍说：魏玲这个人，当时在息烽训练班时是比较有名的，因为她长得很漂亮，所以常常被戴笠选去迎接国民党的一些政要人物，这张给梅洛斯献花的照片摄于一九四六年。魏玲从训练班结业后不久，中美合作所就撤消了。这个人长得是很漂亮，但她在训练班里的成绩却不怎么样，这一期训练班结束，她最后是被淘汰的，所以只安排在一所医院里工作，作为特务外围组织成员，没有派她重要任务。
李大树紧追不舍：但是她在那家医院只呆了没多久就走了，她到哪里去了呢？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这段历史是了如指掌的，他把放在他面前的一叠厚厚的资料翻过几页，浏了一眼，然后抬头说：魏玲在那家医院里的确只呆了三个月，因为被院长强奸，所以把她调走了。那个医院的院长也在她调走后没多久就失踪了。
这一部分材料和在息烽调查的一样，没有出入。苏金富一边记录一边提问：那这个院长究竟去了哪里？
工作人员摇头说：这个档案里就没有记录了，没有人知道那个院长去了哪里，只知道是失踪了。
李大树显然对魏玲在医院工作的那一章节已经不太有兴趣，他问：那么从医院调出来后，魏玲又去了哪里？
只要是档案上有的，工作人员就回答得十分流畅：魏玲离开医院后，先是调到了国民党609团当秘书。当时的609团是在四川的内江，她在内江呆了也只有半年多点，接着又调走了，原因是609团团长看中她了，她再一次遭到强奸，然后和前一次完全一样的是，等她调走后不久，那个609团团长也失踪了。
李大树本来有些混沌的眼睛顿时一亮：哦？这么巧？两个强奸过魏玲的人都失踪了？看起来魏玲是一个有背景有来头的人物。
李大树有些兴奋，就象已经看到了老鼠的脚印的猫，准备循着那影影绰绰的脚印直捣老鼠窝，来个倾巢覆灭斩尽杀绝。李大树本来是坐在一张椅子上听工作人员说话的，现在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迫不及待地问道：那么她从609团出来，又调到了哪里呢？
工作人员说：问题就在这里，魏玲离开609团后就调到了成都，据说是在一个叫“圆圆舞厅”的夜总会里工作。她在圆圆舞厅里呆了不到两年，就解放了。解放后的情况，我们这里就没有记录了。
苏金富的手里拿着一支笔记录着，苏金富的脑子里却想着一个问题：这个时候，魏玲有没有认识她的丈夫夏世钢呢？要是已经认识了，那么就需要继续追查夏世钢的历史了。
苏金富心里想着，嘴上就问了出来：魏玲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四九年以前，她和她的丈夫夏世钢是否已经认识了？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一脸困惑地说：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这里只记录了魏玲在军统特工训练班前后几年的情况。如果你们要了解得更加详细，可以去雅安档案馆，那是四川最大的档案馆，我想，魏玲后面的情况，那里应该能查到。
看来，重庆档案馆里已经找不到更有价值的信息了。苏金富和李大树离开档案馆后，两个人感觉有些一筹莫展，看起来只能再到雅安去了。那一夜，苏金富和李大树躺在重庆长江边的一个招待所里，虽然十分劳累，但他们似乎没有睡意。长江里来往轮船的汽笛声不断传来，让苏金富产生一些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李大树在另一张床上沉默着，此刻，苏金富很希望听到李大树象前几次那样，根据掌握的材料一点一点分析排除疑点然后再宣布接下去调查的步骤。但是李大树不作声，只瞪着眼睛看天花板。苏金富就憋不住了：老李，你看看，我们出来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是好象进展不大，我们了解到的，其实本来就是我们掌握的那些情况，几乎全部是魏玲交代过的。你说说看，我们该哪能办？
即便在这种时候，李大树依然保持着沉着冷静，他坐了起来，点燃了一颗飞马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对苏金富说：你也抽一支吧，这还是我从家里出来时带的，带了两条，现在只剩下五包了。
苏金富客气地摆手：不要不要，我本来就不抽烟，你只有五包香烟了，我再抽掉你的香烟，你就更加不够了。
李大树豪爽地说：再有十包也是不够的，顶多再去买当地香烟，那娘的，这案子查不下来，香烟就很费，要动脑子啊，要动脑子就要抽烟，阿富你也抽一根，和我一道动动脑子。
苏金富是从不抽烟的，但李大树的建议显然打动了他，如果抽烟能开动脑子，那现在抽一根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尤其是他这种从不抽烟的人，说不定一抽，效果特别好，脑子变得特别灵，一下子想出好办法来了也有可能。
李大树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丢给苏金富，两个人便开始吞云吐雾。一口烟吞下，苏金富感觉脑袋有些晕晕的，象坐上了黄浦江里的渡轮，整个人恍惚摇摆起来。抽烟非但没有让苏金富的脑子清醒，反而让他感觉头晕了，他有些紧张，但看到李大树正抽得十分陶醉，他也不敢说自己头晕了，既然抽了多年香烟的李大树认为抽烟可以醒脑，苏金富就不敢认为抽烟会让人头晕。他尝试着再抽第二口，眩晕的感觉少了点，只是嘴里的感觉是苦涩的，喉咙里辣得发呛，几乎把眼泪也呛出来了。苏金富当然没有因为香烟的苦涩和呛口而退缩，他又抽了第三口，这一回全然不晕了，苦涩和呛口的感觉也好了一些，脑子似乎也渐渐清灵起来。苏金富心里感慨着：看起来要认识到香烟是个可以提神醒脑的好东西，就必须先品尝香烟的苦涩和呛口。实践得真知，看来今天又学到了新东西了。
一根烟抽完，苏金富的脑筋也开动了起来：老李，这夏玲娜，哦不，应该叫魏玲。这魏玲怎么就那么倒霉呢，跑到哪里都被人强奸，看起来，长得漂亮实在是个祸害。
李大树撇了撇嘴，嘴角有一缕隐隐的笑意：所以自古是有红颜薄命的说法的，要是魏玲长得不漂亮，我估计也不会被军统选去当特务，选漂亮女人当特务，就是瞄准了很多人在美色面前会丢失立场的弱点，一般这种人最后就会成为叛徒。比如说夏世钢，就很有可能是在美女蛇的引诱下做了叛徒的人。
苏金富连连点头：是的，这是很有可能的，你看那个医院的院长，还有609团的团长，都经不住诱惑，结果弄得下落不明。老李，我在想，魏玲会不会是哪个国民党高官的小姘头，那两个家伙强奸了她，他拉就被秘密杀掉了。
李大树眼睛一亮：阿富，你进步了，想法周密了许多，我们要是能查出魏玲和哪个国民党高官有特殊关系，那他大特务的身份就逃不脱了。
苏金富的思维完全被激活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情绪亢奋地说：老李，你这么一说，我就在想，其实夏世钢根本不是被魏玲引诱的叛徒，他本来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头头，他和魏玲乔装成夫妻，混在革命队伍里，妄想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说不定解放这几年，他拉已经做了很多和蒋介石反动派连裆谋反的事情了。老李，我们明朝一早就赶雅安吧，现在的调查重心应该从魏玲转到夏世钢身上了。
李大树点了点头说：阿富，我看，我们不要急于去雅安。既然我们已经到了重庆，就干脆去参观一下中美合作所，看看渣滓洞、集中营、红岩村，说不定对我们的调查工作会有很多启发的。
苏金富发现，关键时刻，李大树总是表现出一个革命者沉着冷静的良好素质，而自己，往往显得比较浮躁。苏金富又从李大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并且十分肯定地认为，在这种时候去参观一下曾经关押了“江竹筠”“许云峰”等等革命者的渣滓洞集中营，一定是十分有利于后面工作的开展的。
十八
我父亲苏金富讲到这一段往事，脸上浮起了一丝不安和歉疚的神色，他说：阿囡啊，其实那个时候，爸爸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我是既希望在魏玲事件的调查中有所突破，我是想立功入党，但我又怕真的查出什么来，那个给我带过路的女人就要倒大霉了，他拉男人已经被关起来了，他又刚刚养好小囡，那个小囡和你是同一天里养出来的，所以我是很同情他的。
我的确不是很理解我父亲苏金富当时是怎么想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目的让他以十万分的热情投入到调查工作中去的？仅仅是为了入党？似乎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父亲苏金富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于是我问他：那么爸爸，你为什么心心念念要入党呢？
我父亲苏金富居然被我问得哑然，他回答不出他为什么要入党，他想了半天，然后回答我：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小学里的先生教过我们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我是记得很牢的。我是一个外地人，到上海后，总是希望能站稳脚，能创下一番事业，最好能做一个出人头地的人。我不晓得怎样才能出人头地，我吃得了苦中苦，但怎么才能做人上人，我想想，也只有入党这个办法了。
我父亲的说法，让我十分同情年轻时代的苏金富，一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他人生旅途中的座右铭。但是那时候，成为“人上人”的途径实在很少。那时候不象现在，有文化的人可以做知识界的人上人，有政治素质的人可以做官场里的人上人，没有文化的人可以做金钱的人上人，方法途径十分丰富不一而足，只要找准目标努力，总有一条让你可走的路。但是，三十多年前的苏金富，却找不到第二条成为人上人的路，为此，我极其同情我那梦想成为“人上人”的父亲苏金富。
为了开拓思路，以达到更为顺利地完成外调任务，苏金富和李大树去参观了位于重庆北郊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苏金富对“歌乐山”这个名字很有好感，他觉得这山的名字乍一听，是十分美好的。“歌乐山”，是指站在这山上可以歌唱出快乐的生活呢，还是指站在这山上一唱歌心里就能产生许许多多的快乐？这个苏金富不是很清楚，但总之，这个名字是明朗而光明的，和“集中营”这种黑暗罪恶的称谓连在一起，实在是对歌乐山的糟践。
在参观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时候，苏金富看到了那些传说中的行刑工具，有老虎凳、吊刑支架，断指夹子，还有一根根专门钉进十指的又尖又长的竹钉……看得苏金富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想想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战士居然如此残忍暴虐，苏金富就感觉，这一次的调查工作一定要做出点成绩，决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敌人。
参观结束后，苏金富便感觉李大树的决定真是十分英明的，他对李大树说：老李，今天的参观对我的教育意义很大，我会更加努力地把接下去的调查工作做好，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在我们手里逃脱。
李大树点了点头，说出来的话就更象一个老革命者了，他语重心长地说：这就叫磨刀不误砍柴工，虽然参观用掉了一天时间，但是这参观却使我们拥有了思想上的武器，起到了巨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
苏金富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看看表情凝重的李大树，发现他长得十分象《红岩》中的许云峰，心里便如年轻的革命者找到了党派来的同志一样，温暖的潮水蜂拥而出。但是，年轻人就是年轻人，紧接着，他就问了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老李，要是被关在集中营里的是我们，敌人对你用那些酷刑，你会不会得被逼供投降啊？
苏金富的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象这样的问题他对自己提一下也就算了，但他居然说出“你会不会得被逼供投降”这样的话，这句话绝对有着对李大树革命意志的轻视和不信任。因此苏金富问出这句话后，李大树便面有温怒地回答：这还用问吗？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经历过许多考验，虽然没有受过集中营里的那些严刑拷打，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任何酷刑面前，我也决不会做出背叛党、背叛人民的事情的。
苏金富马上感觉到自己问错了，他赶紧亡羊补牢：老李，你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你要是被抓进集中营，当然是骨头最硬的一个了。我在想，我要是被抓进去，我能不能承受住那些酷刑的折磨？我还不是党员，我和你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我是真心实意地想入党啊。
李大树的面色稍有好转，他宽宏大量地说：阿富，象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就是需要锻炼的，这段时候，我也看出来你的确是有很大进步的，只要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党组织会接受你的。
苏金富顿时感觉有些涕泪俱下的冲动，他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李大树说：老李，你是老同志了，你要帮助我哦。
李大树点了点头说：放心吧，这一路上，我也是在观察的，你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年轻人，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吧！
李大树这么一说，苏金富就想起了十多年前刚到上海，在刘湾镇农具厂里做着一名进步青年时，锻打车间支部书记说过的那些话。李大树现时说的话，与多年前支部书记的话十分相似，这让苏金富颇感兴奋，但终究不敢确定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想想当年支部书记对他说这些话时，他还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小年轻，那时候，他就已经打了入党申请，现在他已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的父亲了，却还是象过去一样是一个普通的群众，成长很慢，这又令他感觉很是沮丧。不过，李大树的话，依然对他有着激励作用，接下去的调查工作，苏金富做得更加认真更加仔细了。
苏金富用掉了林文芳为他准备的七十张草纸中的第四十九张的时候，他们到达了成都。成都真是个好地方啊，风景好，气候好，这里的人过的日子好象也和别处不太一样。清晨的茶馆里照样坐满了喝茶的人，摆起龙门阵来是热闹而悠闲，好象成都人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正在轰轰烈烈地搞文化革命。苏金富对比了一下到过的每一个城市，发现成都的人们才叫是真正在过日子，出来到现在，他感觉自己最喜欢成都。苏金富不禁想入非非起来，要是和林文芳一起带着孩子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难不成比在上海要好。这么想着，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很想老婆孩子了，离开上海一个多月，因为马不停蹄地走动，所以没有和家里通过信，不知道女儿苏雪长到几斤了，也不知道林文芳一个人带孩子是不是累瘦了。因为想念老婆孩子，所以苏金富更加觉得应该加紧调查工作的步子，提高效率，争取早日完成任务回家。
苏金富和李大树一路寻找着过去魏玲曾经呆过一年多的那个圆圆舞厅，一路由衷地感慨着成都这个城市简直象世外桃源，没有硝烟，没有争斗，也看不见大队的红卫兵和敲锣打鼓的人们喧嚣而过的场景。当然，街道两边的房子墙壁上还是贴着不少大字报，来往的人流中也是有不少穿着军装戴着红袖箍的，这表示，这个地方终究还不是与世隔绝的。正当苏金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观察着成都的市容风貌并且思绪万千时，街道拐角口的一幢水泥老式大楼里忽然涌出一大群红卫兵，深深浅浅的绿军装挤在一起，夹着一个戴高帽子胸口挂着大木牌子的黑衣人。黑衣人被红卫兵们五花大绑押着，有几双黄色的军用跑鞋轮番踢了他几脚，他就撅起屁股往前踉跄着移动双脚。红卫兵们举起拳头大喊口号，都是四川话，苏金富听不懂他们在喊什么。他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戴高帽子的人胸口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很大的“狗特务江阿斧”的字样，江阿斧三个字上还打了黑色的大叉。
原来成都的革命也搞得十分轰轰烈烈，苏金富想，也许刚才是因为正巧没看见，这会儿才见到了和别的城市一样的场景。那群人押着狗特务，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涌动着走远了。苏金富和李大树走近那幢老式水泥楼，李大树对照了一下手里的地址条，对苏金富说：阿富，这里大概就是原来的圆圆舞厅了，解放后这里就变成了民宅。苏金富抬头，他看到这幢老式建筑的门楣上有一些西式浮雕，水泥廊柱很高，宽阔的台阶连接着一个挺大的门厅，看起来这幢房子的建筑风格是十分洋派的。李大树走在前面，他们一起上了台阶，进了大楼。
一进大楼，苏金富才发现，外面看起来挺光鲜的房子，里面却是一片狼籍，楼梯砸坏了，好几扇门上都贴着封条，墙壁上糊了很厚的大字报，看来是一层大字报没揭掉，后面一层又贴上去，就这么一层一层贴得很厚了。苏金富和李大树走到一扇没有贴封条的门前，整个楼面上，也就这扇门上的灰尘不太厚。李大树举手敲门，“咚咚咚”的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有着很长的回声，但是门却毫无动静。李大树又敲了几下，还是没有动静。李大树叹了口气，说：看起来这里已经没人住了，我们走吧。
苏金富点了点头，跟在李大树后面转过身子准备往楼梯口走。苏金富似乎有些不甘心，又转回头看了看那扇门，然后冲着那门“咣”地一下狠狠地踹了一脚，嘴里骂了一句：这鬼地方！
没想到这一脚踹过，那门倒是“咿呀”一声开了。苏金富大喜过望，赶紧走到门口，紧接着，他们看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从门角落里露出一张皱纹丛生的脸。
李大树挤到苏金富前面，他对着只露出一张脸的老太太说：老婆婆，我们想打听一个人，能不能让我们进屋和你说话啊？
那老太太晃晃悠悠地转过身子，门就“吱呀”一声开大了，苏金富便跟在李大树身后进了屋。屋子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张饭桌，还有一口已经剥落了油漆的柜子，柜子上的玻璃镜子裂了无数道口子，呈现出初升的太阳散发出万道光芒的样子。屋里很暗，但却并不如屋外的走廊那样脏乱。老太太管自坐在了床边，不吭声，也不让坐，苏金富和李大树只好站在狭小的屋子中央。李大树尴尬地咳嗽了两声，开始说话：老婆婆，您年纪多大了？
老太太低着头还是不说话。李大树看了看苏金富，又问：老婆婆，你一向是住在这里的吗？这房子可有年头了吧？
老太太依然不吭声。
李大树的声音大了一些，他想大概老太太的耳朵已经有些背了：老太太，以你这么大的年纪，应该了解这幢房子的历史吧？你有没有听说过，解放前，这里可是一个舞厅？
老太太抬起眼皮看了一眼李大树，随即又耷拉下了眼皮，还是不说话。
苏金富就有些着急了，他抢着李大树的话头说：问你话你回答啊，怎么不吭气？你听没听说过圆圆舞厅？
李大树使了使眼色，伸出一根手指在嘴唇上做了一个禁声的动作，然后忽然想起这个老太太应该听不懂上海话，于是用上海话对苏金富说：不要急，慢慢来，做这种工作是要有耐心的。
苏金富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李大树往老太太面前跨了一步，正想接着打开这个象哑巴一样的老太太的嘴巴，门口忽然闪出一个戴着红袖章的中年男人。男人大声呵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来这里做啥子？
苏金富吓了一跳，这个人说的是四川话，声音又特别大，乍一听，有点象在电影上看到过的陈毅说的话。李大树十分镇定地反问来人：你是谁？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红袖章中年男人冷笑一声：哼，我是这里的居委会主任，快说，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李大树的脸上露出了沉着的笑容，他从口袋里掏出介绍信，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我们是从上海来的，这位同志，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协助我们一起调查。
红袖章男人低头仔细看过介绍信，抬起头来时，脸上已经堆了厚厚一叠笑意了。他用他响亮的声音说：哎呀，欢迎欢迎，同志，对不起啊，不是我故意为难你们，这个老太婆的男人可是个特务，我们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啊。
“哦？那刚才被押出去批斗的那个人是谁？我们进来时看到的。”苏金富问
“就是就是，这个老特务，还死不承认，拉去批斗了，每天都要去的。”红袖章男人回答。
苏金富看了一眼依旧坐在床角边的老太太，她居然真的象个聋子，完全听不到他们说的话一般，目光茫然地看着前方，面无表情。
李大树继续问道：同志，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老特务的情况，这与我们的调查关系重大。
红袖章男人十分爽快地说：要得要得，这里的情况就数我最清楚，你们问我，我说不上百分之一百晓得，基本上也是百分之九十九能说出来的。
红袖章男人果然对这幢房子的历史十分了解，苏金富详细记录了他的口述，他说：事情是这样的，既然上海来的同志要调查这个房子的历史，那我就从头开始讲起。解放前，这幢房子是一个夜总会，叫什么圆圆舞厅。其实，圆圆舞厅就是国民党当时在成都设的一个特务联络点，四九年一解放，那些狗特务有的逃到台湾去了，有的失踪了，也有的被解放军捉到了判了罪的。圆圆舞厅的老板实际上是一个特务小头子，解放后抓去枪毙了。反正，圆圆舞厅这个老窝可是捣毁了。这个老太婆的男人叫江阿斧，过去是在圆圆舞厅里做伙夫的，什么伙夫呀，他自己这么交代，谁知道是多大的特务呢，这个老太婆也很不老实，装疯卖傻的，装哑巴聋子，干脆什么也不说了。哑了也没用，哑了就不是特务了？是特务的，即使是哑巴，也还是特务。
李大树插言：那么最后有没有查出江阿斧是不是特务呢？
红袖章男人说：她男人比她还熊，一拉去批斗就尿裤子，装傻子可是装得更象了，这一对狗特务，居然都傻了，饭倒会吃的，话却不会讲，装什么蒜。所以我们要严密监视着他们，看看他们是真傻还是装傻。
苏金富又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他发现老太太依然目光茫然地看着远方，真的很象一个得了病的傻子，红袖章男人说的那些话居然没有让老太太的表情有所变动。
李大树接着问：那你们这里，有谁对这个圆圆舞厅过去的情况掌握得比较多的呢？我们想问一些问题。
红袖章男人说：我不就在你们面前吗？我对这一片居民区的情况是很熟悉的，即使是解放前的事情，我也了解很多，我们家就是住在圆圆舞厅后面的，解放前，圆圆舞厅里的那些舞女的衣裳都是送到我家里来洗的，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经常看到那些打扮得象妖精一样的女人把她们的衣服送到我家来给我妈洗，我妈就是靠给她们洗衣裳把我养大的。所以我对圆圆舞厅的情况是很清楚的。
李大树的脸上明显露出了胜利在望而十分自信的表情，他问：那么同志，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魏玲的舞女，还有，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夏世钢的男人？
红袖章男人说：你说名字我可是不晓得的，你要是让我看到人，可能我会认得出一两个。
苏金富从包里拿出魏玲和夏世钢的照片给红袖章男人看，男人拿着照片端详了好久，然后抬头讪笑着说：我想不起来了，我是看到过很多舞女，但她们长得都是一个样，都是狐狸精似的。我看这张照片上的女人倒是象的，看看她描着眉毛，烫着鸡窝头，穿着旗袍，就是个舞女的样子，你看看你看看，她这眼睛，看人的样子，风骚啊，真是勾人魂呢。我看准是圆圆舞厅里的人。这个男人么，我就说不好了，以前圆圆舞厅里的男人，除了老板以外，就是那个烧饭的江阿斧了，我记得我是没见到过有别的男人。
李大树觉得问他也是白问，便说：同志，那么你能不能带我们见见你的母亲？
红袖章男人一脸遗憾地说：哎呀，我老娘早就过世了，你们要是早十年来就好了，那时候我老娘还在世，你们现在来就太迟了。
苏金富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说：那你们居民区里一定还有年岁大的人吧，让他们来认认照片上的人可以吗？
红袖章男人说：那倒是可以的，我是可以带你们去的。不过，最清楚的莫过这个狗特务老太婆和她的男人了。
李大树当机立断，让红袖章男人带着他们走访了这个居民区的一些见证过圆圆舞厅历史的老人们。一家家问过去，居然都说这个女人是脸熟的，男人却是不认识。他们只得又回到江阿斧家，江阿斧已经被批斗游街了一圈回来了。
江阿斧身上的绳子已经被解掉了，头上的高帽子还没来得及摘掉，看起来他也是刚踏进家门。他穿着一身破旧的黑色衣裤，佝偻着身子，和他老婆一样，面上的皱纹使他的脸看上去象一张被揉过的牛皮纸，黑黄，且有着一些裂口，嘴巴歪斜，眼角下垂，象是得过面瘫，脸部神经没有恢复一般。看到来人，江阿斧的腰弯得更低了，一边退到了屋里的墙角边，低着头站着，象一个犯人等待着法官的审判。
红袖章男人指着江阿斧说：江阿斧，你给我放老实点，今天这两位同志找你了解点情况，你要如实交代，不许说半句谎话，明白了吗？
江阿斧点了点头，黄脸上布满了惶恐不安。李大树向红袖章男人摆了摆手，阻止他继续呵斥江阿斧，然后他拿出照片，递给墙角里的人：你认一下，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江阿斧没有用手接照片，只把脑袋凑近照片看了又看，然后稍稍退后脑袋，看了一眼李大树，又迅速低下头说：我认识这个女人，她是圆圆舞厅里的舞女，她来舞厅时年纪还很小，他们都叫她小玲子，当时我不晓得她是国民党特务，我也不晓得这个舞厅就是国民党特务的联络点，我只记得小玲子常常到我伙房里来讨我做的泡菜吃，她喜欢吃我做的泡菜。还有一次，她躲在伙房外面的那棵树下面哭了好长时间，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接到重庆家里的信，说她爹爹死了，可她没有办法回去奔丧，她就只好一个人躲在这里哭。快解放前的几个月，舞厅里的舞女都走得剩下没几个了，老板也逃走了，小玲子没有走，她还留在这里。直到解放军来了，我才晓得这个舞厅原来是国民党特务的联络点。小玲子被解放军抓了，她跟着解放军一起到武汉，又到重庆，好些特务她是认识的，所以解放军就让她跟着他们一起去抓特务，听说圆圆舞厅的老板就是她带着解放军去抓到的。我最后一次见到小玲子好象是在五一年，她到我这里来看我，她告诉我，因为配合解放军抓特务有功，她立功了，解放军放了她，她自由了，国家还给她分配了新的工作，是在重庆医药公司的一家药店里当售货员。那次，她还在我这里吃的饭，她还是喜欢吃我做的泡菜，我做的泡菜是人人爱吃的，只要吃过的人都不会忘记的……
李大树打断江阿斧的话说：好了好了，你现在看看这个男人，认识不认识？
李大树把夏世钢的照片递了上去，江阿斧这一回把照片接了过去，显然刚才的回忆让这个老伙夫稍稍恢复了一些活人的生气。他接过照片仔细地看，看了半天，然后抬头说：不认识，这个人我从没见过。
江阿斧回答得十分肯定，在一旁做着记录的苏金富就有些失望了，他插嘴问：那你记得不记得当时来舞厅的常客当中有没有和照片上的人长得象的？
江阿斧又仔仔细细地把照片看了半晌，才回答说：不认识，我是难得见客人的，我一天到晚都在伙房里干活，难得有哪个头脸人物来这里办舞会，我才会去前头帮帮忙，平时我是看不到客人的。我难得看到客人，所以我也是不记得有这样一个客人的。我真的不认得这个人，我说的是实话。
红袖章男人猛拍桌子大喝一声：江阿斧，你老实交代，不许包庇反动派狗特务！
这一声吼过后，江一斧的黑裤子的裆里就淅淅沥沥地淋下了富含骚味的液体来了，这个老伙夫已经被吓成神经质了，一听到大声的喝骂，就要尿裤子。
李大树和苏金富在江阿斧家一直磨到天色黑下来，依然只听到这个看起来实在不太象精明的特务的老头叨唠那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红袖章男人已经走了，他听了一会，觉得实在没什么好听的了，就自己回家了。李大树和苏金富也只得回旅馆。
李大树和苏金富躺在床上探讨了一夜，他们同时发现，再这么查下去也没用了，他们只是在夏玲娜已经交代的材料上进一步证明了她曾经的身份，没有别的收获和突破。夏玲娜的确只是一个曾经充当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人，并且这个军统特务还真不是什么大特务，而是一个连核心组织都没有踏入过的外围组织成员。还有，关于夏世钢，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明他原本也是特务的材料。于是他们的最后一站，便到了四川最大的雅安档案馆。他们查了那里的记录，发现前前后后的调查与档案记录没什么大出入，调查工作就这样临近了结束。李大树和苏金富离家外出了足足两个月，终于要打道回府了。当然，回去后是要写一份调查报告的，报告要写得有水平一些，要显示出他们调查的成果，至于怎么写，李大树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揽下了，没有让苏金富操心这件事情。
苏金富用掉了林文芳为他准备的七十张草纸中的最后一张时，他带着一身疲惫回到了上海。苏金富很奇怪，自己每天上厕所很正常，没有发生拉肚子的情况，两个月下来，应该用掉六十张草纸，怎么会连备用的十张也用完了呢？他回忆了一下整整两个月的用草纸情况，终于想起来，有一次在贵阳到息烽的长途汽车上，送给一个晕车呕吐的农民三张草纸擦嘴巴，还有一次是李大树上厕所时不小心把自己的草纸掉在粪坑里了，他问苏金富拿了两张。李大树用草纸比苏金富费，苏金富每次只用一张，他每次要用两张。还有五张，苏金富实在想不起来怎么会没有了，不过他还是十分佩服自己的老婆林文芳，居然算得如此准确，在他到达上海的那天，他用掉了最后一张草纸。最后一张用掉了，苏金富的心里就充满了甜蜜的想象，他想到今天就可以见到林文芳和已经四个多月的女儿了，他想到了刘湾镇上狭小的家里温暖的烟火气息，他想到了林文芳炒的咸菜毛豆很下饭很好吃，他还想到了他那张四尺半的床上的被窝里弥漫着乳香和婴儿的美妙气味，他真的太想老婆了，他恨不得火车开得象飞机那样快，甚至比飞机还要快，最好一步跨回家，然后就可以在他那小小的家里尽情地享受久违了的快乐了。那时刻，二十八岁的年轻人苏金富体会到了“归心似箭”这个成语的真正涵义。
十九
我父亲苏金富外出两个月后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扔下行李，从包里掏出一包万年青葱油饼干，对果然因为劳累而瘦了一圈的林文芳说：小文，雪雪会不会吃东西了？我买了饼干，我来喂他吃。
林文芳笑着摇头，她发现她年轻的丈夫此刻的样子显得十分可爱。因为天色还很亮堂，所以他们只是在苏金富刚回家进门时含情脉脉地相互注视了片刻，他们还没有机会温存一下。我父亲苏金富和我母亲林文芳在还是婴儿的我面前保持着作为长辈的严肃和严谨的行为准则，他们只是深情相视了短暂的片刻，接着，我父亲苏金富就扑向了躺在床上正喃喃呓语的四个月的婴儿。苏金富拿出一块饼干放进自己嘴里，他把饼干咀嚼成烂烂的糨糊状，然后用他胡子拉茬的嘴巴对着我幼嫩的嘴巴，他口腔里的饼干糊便一口一口地灌进了我的嘴巴。我咂吧着嘴，发现这种东西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味道很特殊，甜甜的，十分好吃，于是，我便把那些用我父亲苏金富的唾液充分搅拌过后的食物全部吞了下去。
我父亲苏金富因为他的女儿苏雪吃了他嘴里吐给她的饼干而高兴得喜出望外，他对我母亲林文芳说：小文，你看啊，我们家雪雪会吃饼干了。
我母亲林文芳十分理智地指出：你那东西还能叫饼干啊，那已经是糨糊了。将来雪雪长大了，晓得吃过你嘴巴里吐出来的糨糊，肯定要嫌贬死了。
我父亲苏金富却仰面躺倒在床上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似乎这个喂食的过程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快乐，但是他马上叮嘱林文芳说：小文，将来雪雪长大了，你可不许告诉他我把饼干嚼烂了吐拨他吃的事情哦，他长大了肯定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他晓得吃过爸爸嘴巴里的东西，他会得难为情的。
说这话的时候，苏金富听到他身旁的婴儿忽然发出“咯咯”一声欢笑。他激动地跳起来：小文，雪雪会笑了，还笑出了声音，你听见了吗？
我母亲林文芳倒真的哈哈笑起来：阿富，你真是神经过敏了，介小的小人是不会笑出声音来的，雪雪只有四个月，怎么可能笑出声音来？
我父亲苏金富十分肯定地说：真的，我真的听到了。
年轻的苏金富趴在床上，他凝视着他的女儿，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
“咯咯”的笑声果然从襁褓里的婴儿嘴里再一次发出，这一回，林文芳也听到了。年轻的夫妻俩便双双趴在床头，看着四个月大的女儿瞪着眼睛看着这一男一女，两片柔软如花瓣的小嘴巴里，偶尔露出两声轻笑。那时刻，苏金富和林文芳，完全陶醉在了幸福的天伦之乐中。
可是，我母亲林文芳还是忘了我父亲苏金富的叮嘱，她在我懂事以后反复提及我父亲喂我吃他嘴里吐出来的饼干的事情，并且对此津津乐道，并未有丝毫我听了会难为情的担心。当然，每次我听着母亲的叙述，我也会随着母亲的笑而“呵呵”傻笑着。我的确不认为需要为这件往事感到难为情，相反，我常常觉得，在我四个多月的时候，我父亲作为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异性与我嘴对嘴的亲密接触，让我倍感骄傲和温暖。这让我确信，我父亲苏金富是如此爱我，这个二十八岁的男人因为拥有了一个女儿而体验到了幸福的感觉，我，也因此而感受到了同样的幸福。
年轻的苏金富一躺在充满乳香的家里，就忘了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理想需要去实现。这个家温暖到让他手脚发软，让他忽然失去了要去打拼的欲望和意志，他发现，和老婆林文芳、女儿苏雪在一起的日子里，他是不需要去想入党的事情的，一点也不需要，就这么做着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普通角色，他满足之极。
但是外调回来后，苏金富还是要例行公事去单位汇报工作。苏金富是一个聪明的男人，聪明的男人是不会轻易放弃事业上垂手可及的成果的。在这一点上，苏金富是要感谢李大树的，这个比苏金富足足大了十岁并且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的革命同志在回到上海之后，就写出了一份详细的外调成果总结。在这个总结里，李大树把自己写成了犹如去西天取经的唐僧，无疑，苏金富便是孙悟空、猪八戒或者沙和尚中的一个。当然，苏金富自己认为，他还不能算是孙悟空，他只能算是猪八戒或者沙和尚那样的人物，比孙悟空的级别低一些，但也算是有贡献的。不管怎样，在李大树和苏金富十分默契的配合下，经过一路艰辛跋涉，他们终于把夏玲娜的材料掌握在手了。当然，他们在路上也遇到了种种危险，碰到了种种阻碍，因此，这个总结也使李大树和苏金富成为了近乎英雄式的人物。
革委会领导对苏金富的工作非常满意，尽管事实上调查并没有突破性成果，但夏玲娜是国民党特务，或者说，她曾经是特务，这一点，是被进一步证明了，证据确凿，材料充分。
应该说，苏金富在这次外调工作中表现还不错，没有大功劳，但还是有苦劳的。所以，苏金富又一次成为了即将入党的积极份子。革委会主任说：阿富啊，你再写一份思想汇报交拨我，入党问题就差不多解决了。还有，明朝我们决定要开一次夏玲娜的批斗大会，你要站出来讲话，把你调查到的事实讲出来，他就没办法狡辩了。象这种阶级敌人，我们要一脚把他踏死，决不能让他有喘息的机会。阿富啊，就看你的表现了。
革委会主任说完拍了拍苏金富的肩膀，这几掌拍下去，苏金富便有些踌躇满志的感觉了。他又一次想起了早年在刘湾镇农具厂工作时的往事，锻打车间支部书记就是这样拍他的肩膀的。一旦被领导干部拍肩膀了，那么这个人就有被提携的希望了，苏金富向来是这么认为的，苏金富因此而对自己的前途又一次充满了信心。
这一日晚上，我父亲苏金富把第二天批斗大会上要发言的内容一条一条记录在一张报告纸上，一共记录了夏玲娜的八条罪状。对这八条罪状的具体内容，我很感兴趣，我十分想知道，我父亲苏金富到底罗列了夏玲娜的哪八条罪状，因此我问他：爸爸，你还记得这八条罪状的具体内容吗？
我父亲苏金富十分肯定地回答：无非就是举一反三地证明夏玲娜是特务的事实，其实是牵强得很的。
我依然对我父亲苏金富当时的行为不甚理解：夏玲娜是一个女人，她男人被捉进去了，自己一个人带小孩，还要这么批斗他，爸爸，你当时就一点也不同情他吗？
我父亲苏金富向来坦荡的脸上忽然露出些许愧色，他不安地说：批斗会之前是狂热得要死，哪能想得那么多？但是批斗会那天，我倒是真的做了一桩大事情，这桩事情才真叫我顶了天大的压力啊，就是因为这桩事情，我又入不成党了。不要说入党，差不多我自己也要被拉去批斗了。
那是一个接近夏天的春末季节，这一天，苏金富带着准备好的八条罪状的材料参加了批斗夏玲娜的大会。两个月来，他似乎已经忘了夏玲娜是谁，在他的脑海里，这个女人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她是一个国民党特务，一个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所以，苏金富打好了腹稿准备到时候上台作一个能充分激发起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仇恨的声讨式的发言。他想了一夜，认为光讲夏玲娜的罪状，那是不够有力量的，因为根据他们调查到的情况，夏玲娜的罪状也就是他们外调前掌握的那几条，不外调也已经存在。苏金富想来想去，认为要激发起群众对对国民党特务的仇恨，只能把他参观的白公馆、渣滓洞里的情形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施行残酷暴刑的罪恶行为。二十八岁的苏金富十分明白，把整个国民党反动派的罪状说出来，而顶罪者只有夏玲娜一个人，这样一定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批斗大会在县城小学的操场上举行，操场前有一个用课桌搭成的台，台下摆着一排椅子。苏金富就是坐在椅子上的人，当然，他只能坐整排椅子最旁边的那张，中间的椅子都是领导们坐的，这是习惯，越是中间的座位，越是身在要位的人，依次往两边，职务身份越低。至于参加批斗会的群众，那是没有座位的，都只能站在后面。苏金富坐在椅子上，还是颇有一些成就感的。虽然他的屁股是摆放在最边上的一张椅子里，但他还是看出来自己与后面站立着的群众是有着区别的，他是介于领导和群众之间的人物，也就是说，他如果跨前一步，就能成为领导者，他如果后退一步，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群众了。这么一想，苏金富竟是有些稍稍的得意，但这得意随着各级领导的就坐而即刻消失，他发现，要争得这一排座位的中间那几张椅子，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首先要努力解决的，便是入党问题，那是个门槛，如果连党这个门槛都没有进入，那还谈什么前途呢？
苏金富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便坐在位置上作了几次深呼吸，再一次整理了一下他打好的腹稿，然后，他按照部队的习惯，双手按膝，胸膛和腰身挺得直直的，背脊也不靠着椅背，就这样正襟危坐着，等待批斗大会的正式开始。苏金富的坐姿让他在整个会场中显得鹤立鸡群，人们一眼便看出这个男人今天一定是批斗大会中的重要角色，连一一就坐下来的领导都注意到了坐在边上的这个挺着胸膛表情严肃的小伙子，不禁相互耳语询问这个小伙子是谁。
苏金富的表现令他自己十分满意，并且看起来也给领导们留下了初步印象。接下去，就看他在批斗会上发言的表现了。暮春的风在这所小学的操场上习习吹过，温暖中带着凉爽，让苏金富感觉有些心旷神怡。操场上陆续来了大批群众，有的是排着队进场的，那多半是诸如苏金富或者李大树单位里组织好的群众，也就是夏玲娜或者夏世钢单位里的人。也有的是零零散散进来参加批斗会的人。批斗大会是那时候的人们经常可以凑的热闹，或者说，那时候，人们能凑的热闹，也只能是批斗大会、游街或者剧团送样板戏到郊区这样的事情了。
操场上已经挤满了人，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嘎然停止，一个高亢的声音宣布了批斗大会正式开始。有一位身着军装的年轻人大踏步地走到台中央，宣读了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和议程。紧接着，年轻的革命小将大喊一声“把狗特务夏玲娜押上台来”，台下的口号声顿时轰然四起。然后，苏金富看到了一幕颇为壮观的场景：两个红卫兵小将押着夏玲娜从操场后面一路向台前走去，身后浩浩荡荡地跟着一个庞大的红卫兵队伍，清一色穿军装扎皮带。夏玲娜被反绑着双手，弯着腰，低着头，原本的一头长发已不知去向，脑袋上是一丛丛斑驳不平的乱发，有几处露出了青白的头皮。她的长头发被剃掉了，不知道是上街时被人剪掉的，还是上班的时候被人剪掉的。只见着她双腿急速往前跨着，到了台前，一个红卫兵小将推了她一把，她便一头扑到台上，跪倒了下来。
苏金富很惊讶地发现，这个被叫做夏玲娜的女特务此刻一点也不象个女人，她的身子看起来瘦得象一捆扎起来的柴火，只是这捆柴火披着一件灰色的外衣而已。自然，这捆柴火决不是苏金富印象中的夏玲娜。因为这个人实在很不象夏玲娜，苏金富便更是觉得应该好好地揭发一下这个陌生的狗特务。
台上穿军装的年轻人对着话筒喊道：打倒国民党特务夏玲娜！
口号声在苏金富身后此起彼伏，千百只拳头在苏金富周围伸起又落下。当然，那些口号中也有苏金富的声音，这些拳头里也有苏金富那双因打铁而布满老茧的手捏成的拳头。顶着一头凌乱的头发的夏玲娜在口号声中低垂着脑袋，看不见她的表情，只隐约露出惨白的脸孔。
轮到苏金富上台了，他听到喇叭里喊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唰”地一下站起来，挺直了腰板小跑步到台边，然后一跃，便跨上了课桌搭成的台。他站在了跪着的女人旁边，台下的口号声震耳欲聋。穿军装的年轻人指着夏玲娜呵斥道：夏玲娜，把头抬起来！
女人依然低着头，毫无反应。站在她身后押着她的红卫兵小将一把扯住她头上所剩无几的头发向后拉去，她终于抬起了头，一张没有表情的脸霎时露了出来。苏金富顿时惊恐地看到，这张脸居然白皙到毫无血色，惨白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竟怔怔地看着他，涣散，却专注异常。尽管适才还感觉这个女人不象夏玲娜，但此刻，夏玲娜的脸如此接近地在他面前呈现，苏金富的心脏不由自主地狂跳起来。这张脸的确就是夏玲娜的脸，尽管这张脸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漂亮动人，那双眼睛也不再顾盼生辉，但这张脸还是让苏金富顿然想起十多年前他初到上海时那一晚见到的一个美丽热情的女人，那个和他同行了五里路把他带到刘湾镇农具厂门口的女人，那张在厂门口昏暗的路灯下终于让苏金富看清楚的漂亮的脸蛋，那张漂亮的脸蛋上的小巧的嘴巴开口说话了：苏金富，你快点进去吧，我走了，再见。
这张脸曾经被苏金富作为上海女人的代表，这张脸给苏金富留下了热情美丽的印象。后来，这张脸又出现在几个月前的一个凌晨，挺着一个巨大的肚子独自挣扎在去往医院路上的女人，与自己的妻子在同一天清晨先后生下了孩子的女人。现在，这张漂亮的脸就在苏金富面前，只是这张脸白到糁人，她就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身后的人扯着头发，露出没有表情的面孔，她仰头看着苏金富，那双曾经多么美的大眼睛里，此刻并没有悲伤或者恐惧流露而出的，那双眼睛里有的，只是茫然和空洞。
就在夏玲娜抬头看着苏金富的一刹那，苏金富便把打好的腹稿全部忘记了，他竟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他就那样呆立在台上，任凭台下的口号声一浪接一浪地涌上来，他几乎和夏玲娜一样成了一个被批斗的人，嗓子眼里连一个字也发不出了。
穿军装的年轻人着急地提醒他：苏金富，你可以讲了，快讲啊！
苏金富看了看穿军装的年轻人，他正向他使着眼色。苏金富又看了看跪在地上被抓着头发的夏玲娜，现在，她象是准备好了要承受一场狂风暴雨的袭击，闭上眼睛，面无表情，听天由命的样子。苏金富再转过头看了看台下黑压压的人头，接下来，苏金富便伸出右手，举起了拳头。按照惯例，在发言前，必定要先喊口号的，所以苏金富举起了拳头，台下的人也跟着举起了拳头。然后，苏金富张开嘴巴，猛然大喊一声：夏玲娜是个好人——
台下响起一片“夏玲娜是个好人”的声音，声音落下，台上台下所有人的眼睛全部瞪到了自出生以来的最大程度。大家惊得目瞪口呆，没有人想到苏金富会喊这样一句口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人们跟着喊了出来，等到喊出来了，才惊恐万分地发现这句口号全然喊错了。台上台下顿时鸦鹊无声。然后，人们听到高音喇叭里又传来了第二句口号：实际上是个坏人——
苏金富补上了后面这一句，人们倒是有些怀疑，不敢跟着喊了，等反应过来，发现原来是和上一句连起来的。便有稀稀拉拉的声音跟了上去，只是全没有上一句的响亮齐整了。再接着，便有此起彼伏的笑声从后面的人群中传来。无知而无畏的群众终于憋不住了，他们在严肃的会场上发出了一些情不自禁的笑声。苏金富看到，坐在第一排的那些领导们的脸上已有了明显的怒色。批斗大会几乎成了一场闹剧。
高小毕业的苏金富拙劣的口头表达能力让一场批斗大会呈现出有始无终的结局，红卫兵小将匆匆地把夏玲娜押下了台，苏金富也在穿军装的年轻人的提示下悻悻地下了台。
批斗大会结束后，苏金富忐忑不安地回了厂。已是下班时分，没有人找他，他推上他的凤凰牌自行车，往十二里外的刘湾镇上的家走去。他没有象往日那样骑着车心急火燎地往家里赶，他一路推着车，走得脚步沉重、行色迟钝。天色渐黑，经过他身边的人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凡是参加过批斗大会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苏金富今天犯错误了，他吓得连脚踏车都骑不动了。
没有人知道苏金富彼时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缓慢地行走在榆树夹道的柏油马路上的身影显出了前所未有的落寞，他的脸在逐渐降临的夜色中有着若隐若现的忧愁和痛苦的表情。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苏金富在那场批斗大会上所喊的口号到底真的是一时失误，还是他想化解一场他不愿意看到的悲剧而临时作出的机智反应。当我问我父亲这个问题时，他只是笑笑说：我自家也不晓得那个时候怎么会喊出那句口号的，现在想想，挺惊险的。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我只是感觉他老可怜的，一个女人家被弄成那个样子，作孽呀。
在我这个已经长大的女儿面前，苏金富依然不肯承认他是故意那样喊口号的。他保持着他的警惕性，直到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他依然不能释怀几十年来的余悸。然而，我确信，以我对我父亲苏金富的了解，尽管他仅仅只有高小毕业，但他还不至于会喊出那么一句语法不通顺而显得十分幼稚可笑的口号的。但是既然他不愿意承认是在刻意帮助夏玲娜，那我也权且当作是我父亲苏金富的口误了。
但是，苏金富推着自行车回刘湾镇上的家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他作出更为凶险的举动的事情，这场遭遇，让他彻底确认，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可能入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