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苏金富的屁股没有坐在自行车座上，苏金富的双脚也没有踩在自行车踏脚上，他双手把着自行车龙头，慢慢地走在县城通往刘湾镇的柏油马路上。徒步行走使苏金富的回家路程无形增长，当然，这也决不能说明苏金富是有着想感受一下暮春傍晚的凉爽空气而一路散步回家的闲情逸致。他不是不想快快回家，他只是有些惊魂未定。下午的批斗大会上，他是作好了发言的准备的，并且这发言，必定是义正词严发人深省的，对国民党特务夏玲娜的揭发，也应该是凌厉而毫不留情的。但是，就在夏玲娜被人扯住头发抬起头露出那张脸的时候，作好了充分心理准备的苏金富，猛然间如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自以为修筑得极其坚固的思想堤岸顿时土崩瓦解，准备好的发言被他全部遗忘，情急之下，他喊出了那句“夏玲娜是个好人……实际上是个坏人！”的口号。然后，苏金富便想到了，他奔赴而去的那条理想中的道路也许将再一次被拦腰截断。
苏金富一路走，一路想着自己为什么会在当时当刻功亏一篑。想来想去，他想出了两个理由。这两个理由有些牵强，但除此以外，苏金富实在想不出任何别的理由了。苏金富认为，自己之所以在一瞬间忽然崩溃，是因为十多年前他初到上海时夏玲娜为他带了一程五里的路，她把他带到了他要去的刘湾镇农具厂，从此以后，苏金富便在上海浦东的刘湾镇上落脚了下来。夏玲娜无疑对苏金富有恩情，尽管这恩情微不足道，但苏金富依然对此感恩戴德。当然，如果夏玲娜长得再丑一点，苏金富对她的好印象可能还要淡漠一些。一个漂亮得令人惊慌的女人，居然被扯住头发挨着非人的批斗，这是如苏金富那样多情而善良的年轻人所无法接受的，是个男人，多少是有着一些怜香惜玉之心的。这么想着，苏金富便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忽然担心起来，如果这是在战争年代，如果自己是一个地下党，如果自己被敌人抓到了渣滓洞里严刑拷打，如果敌人用一个象夏玲娜一样漂亮的女人给他施以美人计，那么自己能顶住吗？能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革命者吗？想到这里，苏金富对自己产生了高度的怀疑，他发现他对夏玲娜的态度的确是模棱两可而不分是非的，这让他不得不想象到，也许自己真的会变成一个叛徒。这想法让苏金富陷入了严重的自责和悲伤中。也就是说，苏金富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之所以会对夏玲娜产生同情，原因之一，是十多年前的一次邂逅，原因之二，是因为夏玲娜长得过份漂亮。
苏金富一路走，一路责备着自己，为什么已经到了将近三十岁的年龄，革命意志还是这么不坚定？同时，他却依然发现自己不断在走神，他的脑海中反复呈现出那张惨白的脸在他面前忽然暴露时令他难以忘却的景象，并且他还想到，夏玲娜被押下台后去了哪里？此刻，苏金富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想，不知道夏玲娜是不是也被放回了家。
苏金富就这么走在越来越黑的夜色中，沿路的那条小河无声无息地陪着他静静地往前流。路上没有一个行人，苏金富快走出县城了，出了县城就没有路灯了。遥远的地方传来几声婴儿的啼哭，苏金富终于想起了刘湾镇上正等着自己回家的林文芳和还裹在襁褓里的几个月大的女儿。苏金富赶紧抬腿跨上了自行车，快回家吧，即便今天的事故让他成为一个罪人，但家还是要回的，老婆女儿还是要的。于是，苏金富的自行车“哗啦”一声启动，滑进了没有路灯的路段。
遥远的婴儿啼哭声越来越接近，黑灯瞎火的，哪里来的小孩儿？苏金富一路骑车，一路睁大眼睛寻着发出哭声的源头。看起来哭声是发自前面的一个汽车站，那是一所破陋不堪的小房子，房子前竖一块铁牌子，算是县城通往刘湾镇的公共汽车招呼站。苏金富骑着车继续往前，他终于看清楚，汽车站孤独地立在黑夜中，一盏昏暗的路灯发出微弱的光线，站牌下躺着一个包裹，婴儿的哭声从包裹里源源不断地发出，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苏金富紧踏几下，自行车便滑到了站牌下。他跨下自行车，弯下腰看了看包裹，包裹打得挺严实，却依然遮挡不住哭声的发出。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人。他站在发出哭声的包裹旁边等待一会儿，还是没有人来。苏金富想，是不是有人把孩子丢在这里专等过路人来拣的？这年头把孩子丢掉的事情也常有发生，只是自己倒从未遇到过。苏金富又等了十多分钟，他等不及了，他站在站牌下大声喊道：谁的小囡——谁把小囡放在这里了——有人吗？
寂静的夜色中，苏金富的喊声显得十分响亮，伴随着孩子恹恹的哭声，有略微的回声，使得这夜更显空旷寂静。苏金富喊了半天，没有人回答。包裹里的哭声却已几近嘶哑，于是，他再一次弯下腰，伸出手轻轻撩开包裹一角。果然，一个婴儿正在里面声嘶力竭地啼哭，小脸蛋涨得通红，几次哭得无法回转而将近气绝。苏金富立即想起了自己的女儿，这个孩子与他的女儿差不多大，也就出生几个月吧，为什么会被人扔在这个招呼站上呢？苏金富的心轻轻揪了一下，有些隐隐的疼痛。他赶紧连包裹带孩子抱起来，搂进了自己怀里，婴儿霎时停止了啼哭，睁开了眼睛。
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啊，大眼睛，白净粉嫩的皮肤，苏金富伸出一个手指拨了一下婴儿的小脸蛋，孩子居然对着他嫣然一笑。苏金富自己也几乎笑起来，这个孩子和自己的女儿一样，一拨脸蛋就会笑。但是这么可爱的孩子，为什么要扔了？苏金富当然无法想象这个婴儿的身世，他再次环顾四周，依然看不见一个人影。于是，他似是安慰自己，也似是对着他假想中的扔婴儿的人大声喊道：这是啥人家的小囡？快出来吧，再不出来我就把小囡带回家了哦。
寂静的夜色中，只有苏金富自己的声音遥遥播送，没有人回答。他连喊了几次，似乎是为完成某一道程序，然后，他便一手抱孩子，一手握住自行车把，似是对怀里的婴儿说，又好象是自言自语：这么好看的小囡丢掉，作孽啊！好，人家不要你，我要你，走，我们回家喽。说完，苏金富跨上自行车，一蹬脚，自行车缓缓地滑进了夜色中。苏金富刚踏动自行车，就听到车站的破房子后面传来隐约的哭声，有人？苏金富赶紧左脚点地，自行车嘎然停下，然后他快速跑到车站破房子后面，他看见了一个人影，那人影正向着路旁的田野里狂奔而去。是一个女人，苏金富看到了夜风中瘦小的身型跑动的姿态，居然如此熟悉。一种奇怪的灵感，苏金富忽然冲口而出：夏玲娜，你给我回来！
那个身影并没有停下，并且迅速消失在了田野中，苏金富紧追几步，却发现，他的目力所达之处，再也搜寻不到那个身影了。
苏金富并没有看清楚那个身影是否真的是夏玲娜，他只确认那是一个女人。可是苏金富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这种敏感性让他在一件没有确切答案的事物面前的判断力显得十分准确。这是天生的，因此当他看到那个奔跑着消失在夜色中的瘦小影子时，他的直觉让他破口叫出了夏玲娜的名字。可是那个身影消失了，他也不认识夏玲娜的家住的哪里，此刻，他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把孩子抱回家了。不管是不是夏玲娜的孩子，在路上遇到了弃婴，总是应该抱回去的，不见得让孩子整夜躺在这里吧。这一夜里，完全有可能会有野狗来把孩子叼走，也有可能会被坏人拣去卖掉，或者，孩子干脆就这么哭上一夜，就会活活地哭死饿死。
善良的苏金富抱着一个拣来的婴儿回到刘湾镇上的家里时，林文芳已站在家门口翘首等待了多时。林文芳抱着自己的女儿站在门口，苏金富抱着一个婴儿站在她眼前，两个人面面相觑，那场景颇有一些影片感。犹如一对失散多年的夫妻，带着当初各自领走的孩子在某一天里重逢了。但是此刻，苏金富还来不及向林文芳解释这个孩子的来龙去脉，林文芳的脸上，便已迫不及待地淌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眼泪。也许她想到了某些文艺作品中所描述的情节，比如男人在外面有了私生子，无奈之下男人把私生子抱回了家，要求妻子一起来抚养这个非她亲生的孩子。这种想象让林文芳产生了一些颇为悲壮的情绪，甚至她的脑海里迅速地闪过她将怎样接受这个孩子并且忍辱负重地把苏金富的私生子抚养长大的情景。这想象让林文芳眼圈一热，眼泪随即滑落而下。她似乎是被自己的宽宏大量感动了，当然，内心更多的是委屈和伤心，那也不是不能申诉的，那要等到合适的时候，才可以用来讨伐自己的丈夫。此刻需要的，是大礼大节，道理上做到位了，接下去，她就可以耍性子提条件了。
林文芳的这些小心眼只是在瞬间闪过脑子，林文芳的悲壮情绪还未酝酿成波澜壮阔的情感喷发，便已在苏金富及时的解释中了无情趣地化解了。在她明白了这只是一个与他们的婚姻爱情无关紧要的插曲时，她甚至感到有些兴味索然。犹如看一部悲剧，演到正催人泪下之际，观众们的眼泪已在眼眶里打转，只等矛盾激化高潮突起时，随着剧中人一起声泪俱下痛哭一场。这痛哭也不全是为同情剧中人此刻的遭遇，而是为这悲剧故事所引发的自己的悲伤回忆，亦或某一件隐藏着不敢示人的伤心事，于是便发出了同一种声音的哭泣，相同的哭泣声背后，更多的是一种宣泄，理由各不相同。此刻的林文芳，便是拿好了手绢准备痛哭一场的观众，悲剧嘎然而止，林文芳的眼泪没有如期欢畅而下，这多少让她感觉有些憋屈和不甘心。
但是毕竟，这不是看戏，这是亲临的生活，因此，苏金富宣布的这个结果的确要比真的陷入一场悲剧让林文芳欣慰得多。苏金富是一个正派的年轻人，一个正派的年轻人是搞不出什么令人激动的浪漫故事的，所以，林文芳也从未体验过为爱情而与别的女人进行一场殊死决斗的经历。平淡总是不如曲折有意思和好玩，但平淡终究是安全的，于婚姻而言，平淡便是一种幸福。
苏金富和林文芳一起手忙脚乱地打开孩子的襁褓，发现果然是一个男孩，并且看起来，这个男孩的确与自己的女儿差不多大，大约四个月左右。尽管苏金富心里有着强烈的预感，这个孩子是夏玲娜的儿子，但是此刻，他在林文芳面前却不敢作出武断的结论。如果真是夏玲娜的孩子，那么他们就是收留了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孩子了，这于他们而言，是一件十分凶险的事情。但如果不是夏玲娜的孩子，苏金富又感觉到，这事情是有些遗憾的。好似夏玲娜落到如今这种悲惨的地步，苏金富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如若这个孩子是夏玲娜的，那么他拣回来抚养着，也是稍稍安抚了他有些愧疚的心了。苏金富想到这里，又对自己对夏玲娜过份的同情心和毫无来由的愧疚感颇为生气，夏玲娜是国民党特务又不是我苏金富给她套的帽子，自己干吗要弄得象赎罪似的？
林文芳终于又回到了平静的情绪中，现在，她开始产生了另一种不安。苏金富拣回来的这个孩子，他们该怎么处置？这对年轻的夫妻从未碰到过如此棘手的事情，他们商量了大半夜，这大半夜里，林文芳给自己的女儿喂了三次奶，当然也为拣来的孩子喂了三次奶，林文芳在给两个孩子喂奶的时候，明显感觉自己的奶水出现了亏空，原本始终保持着充盈的乳房，这一夜显得有些入不敷出了。苏金富在这一夜也很辛苦，他给自己的女儿换了三次尿布，当然也给拣来的孩子换了尿布，并且不是三次，而是四次。他发现，这个拣来的男婴比自己的女儿能吃能拉，不仅林文芳的奶水不够了，而且他们家的尿布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储量危机。
天亮之前，他们终于商量妥当。俩人一致同意先不要冒然把孩子抱到厂里去让夏玲娜认领，尽管苏金富对这个孩子是否是夏玲娜的儿子还是有一定的把握的，但他们认为，为了保险起见，先不要声张，先悄悄地去找夏玲娜，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如果真的是夏玲娜把儿子扔了，那再把孩子还给她也不迟。
事实上，这个弃婴，的确是夏玲娜的孩子，这个孩子和我一起分享了我母亲林文芳的奶水足足两个月，我父亲苏金富的前途因此而变得一片黑暗。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这个喝过我母亲林文芳的奶水的男孩，这个与我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孩子，如果他知道了这一段他生命过程中的真实故事，他会怎样向曾经顶风冒险抚养过他两个月的苏金富和林文芳表达他的感激呢？
当我好奇地提出这个疑问时，我母亲却说：国民党特务的小囡，我可不要他来感谢我，老吓人的。当初我养他那些天，只是看在他也是一个小囡的份上，一个小囡没人养，多罪过啊！要是看夏玲娜的面子，我才不会得去养他呢。
我母亲对夏玲娜的成见至今存在，她固执地认为夏玲娜是不可免罪的国民党特务，但是当年，她还是用自己的奶水喂养了一个她所认定的阶级敌人的孩子。
事隔三十多年，我母亲提起这件事情，依然对我父亲苏金富的冒险行为心有余悸。她说：阿囡啊，你爸爸真是脑子发昏啊，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小囡，我们养在家里，被人家知道了，我们是要吃官司的。我看是你爸爸看人家长得漂亮，所以才这样起劲的。
女人总是喜欢用自己狭隘的女人之心去度衡一个男人的行为，也许她心里并不是这么认为的，但还是要用这样的话语去反复考证男人对她的真心，甚至不惜用一辈子的时间。
我笑着问我母亲林文芳：姆妈，夏玲娜真的很漂亮吗？都能让爸爸动心了？
我母亲那张因为年岁的增大而略显肥胖的脸上略带遗憾，她的回答明显有袒护我父亲的意思：阿囡啊，你爸爸就是这个脾气，热心得过了头，不该管的事情瞎管，该管的事情他又管不好。连自己都管不过来，所以我老早就晓得了，他这个人啊，不合时宜着呢，就是一辈子也入不了党的命。
二十一
第二天，苏金富刚踏进厂门，就被革委会主任找去了。这一次谈话已不是一个领导对一个进步青年的谈话了，苏金富明显听出来，在革委会主任的话里，自己差不多已经是一个被阶级敌人利诱、正滑入深渊、需要悬崖勒马及时回头的危险人物了。原因很简单，就是昨天批斗大会上，苏金富的表现令革委会主任感到十分失望，甚至他认为，革命队伍里是不能有苏金富这样摇摆不定的人的，当然，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苏金富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去，虽然只是喊一句口号，但这一句口号却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一种动向，一种觉悟。所以，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苏金富的入党问题，已经落入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如果他再不认识到这一事件的危险性，那就完全没有希望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苏金富十分确信革委会主任的话具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苏金富因此而在听完革委会主任的讲话时，身上的一件军便装已被情不自禁的冷汗湿透了。那时刻，他想到的已经不再是入党不入党的问题，他甚至怀疑自己的确已经掉入了敌人的陷阱里，在无知无觉中成了人民的叛徒了。这是一件令苏金富感到万分恐慌和沮丧的事情，向来比较自信的苏金富对自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质疑甚至指向了他多年来一贯追逐的信仰。他开始回忆自从踏进上海这块土地之后的每一步路，他发现，以往对生活对工作的冲劲和激情如开过了头的鲜花，正渐渐枯萎。尽管年轻的苏金富在这一年仅仅二十九岁，但是二十九岁的他还是在心理生命力上出现了未老先衰的症状。
不管苏金富的内心有多么矛盾多么战战兢兢，但他已经收留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的身世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因此苏金富向来灵敏的头脑里迅速作出一个决定，暂时不要向任何人打听夏玲娜的情况，也不要急于把他拣了一个孩子的事情透露出来，等这一阵风头过去后再说。
从革委会指挥部出来后，苏金富回到了自己的宣传处，他开始着手写一份新的思想汇报，关于自己在批斗大会上出人意料的不良表现，他为此作了深刻的检讨。当然，这检讨也是要斟酌而写的，这检讨，是只能承认自己的思想有少许的落后，而不能承认自己和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落后和反动完全是两码事，这是性质问题，一个只是或大或小的错误，一个就是罪行了。苏金富是不能轻易地承认自己有罪的，所以，他的检讨的深刻性，也只是在自己缺乏应有的高觉悟中挖掘。
苏金富之所以写这个思想汇报，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一直抱有的梦想还没有完全破灭。但是，希望终究是不大了，只是不想让自己落到更惨的地步，写一下思想汇报还是必要的。这一整天，苏金富只字不提夏玲娜，同事们也没有在他面前询问任何关于夏玲娜的话。大家都知道，苏金富在昨天的批斗会上居然喊出了“夏玲娜是个好人”这样的口号，这就预示着，苏金富倒霉的日子快要来临了。对于一个即将要倒霉的人，人们是不会去当面询问他此刻已经倒霉到什么程度这样的问题的，尽管人人都想知道苏金富究竟会倒霉到什么程度，但大家还是闭口不提，只是默默地观察着苏金富的动态，私下里议论着，作着千万个假设和猜想。
就这样，苏金富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直呆到快要下班时分。一整天时间，他写了一份思想汇报，然后把思想汇报放在抽屉里准备第二天再修改一下后交给革委会主任。在这期间，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话，也没有任何人对他说过话。中午时分，他去食堂吃了一次午饭，吃午饭的时候他说话了，说话的对象是食堂卖饭菜的窗口里那个长得很胖的崇明伙夫。崇明胖伙夫在小窗子里探出脑袋问苏金富：要啥小菜？
苏金富指了指被崇明胖伙夫几乎遮挡得严严实实的窗口一角说：三两饭，菜底肉丸子。
崇明胖伙夫就转过肥身体为苏金富打了一份米饭和一份青菜和肉丸子，苏金富端着饭菜坐在一张餐桌上，以风卷残云的气势把一份饭菜吃了个干净。在这种比较凝重而忐忑的心情下，苏金富依然吃得下一份带肉丸子的饭菜，可见得，苏金富是一个久经沙场而具备比较大的心理承受力的人，不管他内心有多么不安，至少，他的表现还是很镇定的。显然，这要归功于他在部队里三年的锻炼，当然，那个叫武宝玉的反革命份子对苏金富的成长也是功不可没的。只是，苏金富绝不会认为自己的成长和成熟是需要感谢武宝玉的。
苏金富吃饭的时候，只和崇明胖伙夫说了一句“三两饭，菜底肉丸子”，吃完饭，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下午，他去厂里的宣传栏上贴了一次宣传画和标语，他左手提着一个糨糊桶，桶里有一把刷子，右手抱着一卷纸走到厂门口，然后，他左手提着糨糊桶和刷子回到了办公室，右手上的一卷纸已经贴在宣传栏的墙壁上了，所以右手就没有东西拿了。也就是说，苏金富去贴宣传画和标语的时候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这一天，苏金富长久保持着沉默，一直到快下班时分，办公室里的另一名干事从外面飞奔进来大叫着：阿富，阿富你晓得吗？夏玲娜喝敌敌畏了。
苏金富大惊失色，他本来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的，听到同事的叫喊他便腾地一下跳起来，他脱口问道：夏玲娜自杀了？
同事跑得喘不过气来，但他还是用十分专业的术语气喘吁吁地说：不是，不是自杀，这叫什么，对，这叫自决，自决于人民！
苏金富夺口问道：他死了吗？
同事停顿了一会儿，才喘过一口气来：不晓得，我是刚才在厂门口听人家讲的，快要下班前，有人把报废的锻料送到废弃仓库去，就看见夏玲娜困在地皮上，嘴里吐着白沫，仓库里一股敌敌畏的气味。
苏金富紧张地追问：那究竟死了吗？
同事一脸困惑地回答：我真的不晓得，只晓得是送了人民医院，说不定救不过来了。
说完便一转话题问：阿富，你哪能还没有回家啊，下班了，快走吧！
苏金富赶紧收起满脸焦急的表情，恢复了镇静。他点点头说：是的，我是要回家了，你先走吧，我一会儿就走。哦对了，那你晓不晓得夏玲娜为什么要自杀啊？
同事说：他拉讲，夏玲娜口袋里有一张遗书，遗书上讲，他是国民党特务，他拉男人是走资派加特务嫌疑，他拉的儿子也就是国民党和走资派的后代了，活着也是人民的敌人，所以他把儿子丢掉了，现在他无牵无挂了，所以他就可以清清爽爽地去死了。
苏金富浑身的汗毛“呼啦“一下竖了起来，他迅速想起昨夜里在汽车招呼站后面看到的那个影子，漆黑的夜色中，那个影子狂奔着消失了，看来，那一定就是夏玲娜。那么昨夜他拣到的那个孩子，肯定就是夏玲娜的儿子了。此刻，苏金富感觉到情况正在变得越发严重起来。要是夏玲娜死了，那个孩子怎么办？难道苏金富真的要把一个拣来的孩子抚养长大？
同事走了，苏金富在办公室里坐了好一会儿，直到入夜，才跨上他的凤凰牌自行车，慢慢地骑出了厂门。苏金富的自行车是向着十二里外的刘湾镇骑的，苏金富骑自行车的速度很慢，苏金富骑车的时候眼睛看着前方，瞳孔有些涣散，显然，苏金富骑自行车的时候是在想什么问题，并且想得已经出神了。苏金富就这样若有所思地骑车往刘湾镇方向而去。人民医院就在从县城到刘湾镇的那条路段上，苏金富在经过门框上画着巨大的红色十字的人民医院时，鬼使神差地，他竟一拐龙头，进了医院大门。
要找到夏玲娜并不困难，苏金富只问了一个护士，就知道了开关厂送来的一个喝敌敌畏的女人洗过胃后正在急救室里挂盐水。知道夏玲娜在挂盐水，苏金富松了一口气，幸好，夏玲娜还没有死，要是死了，苏金富岂不是真要抚养她儿子了？
苏金富尽力隐蔽地找到了急救室，苏金富当然不会大义凛然地出现在夏玲娜面前，夏玲娜是国民党特务，到医院去探望一个特务，是任何人不能容忍的。当然，苏金富也不是为了去探望夏玲娜，他只是想最后证实一下他拣到的婴儿是否真的是夏玲娜的孩子，如果是，那么他将劝说夏玲娜把孩子接回去。至于夏玲娜有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苏金富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和夏玲娜有一次直接接触的机会，苏金富倒把自己弄得象个特务一样，装作找厕所在走廊里来回走动。苏金富毕竟不是真的特务，所以他在假装找厕所实则探看急救病房周围地形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无法自控的慌张。他不断告诉自己：我这是在找厕所，我真的是在找厕所，要是有人问，我就说我在找厕所。
苏金富一边告戒自己，一边在急救病房门口来来回回了几次。他发现，夜晚时分的医院里的确显得人迹稀少，走廊里几乎没有什么进出的人。苏金富便悄悄地潜伏到急救病房门口，通过门上的小窗口，苏金富看见了一排四张病床，只有一张床上有人，别的床都空着。那张唯一有人的床上，的确躺着夏玲娜。苏金富看出来了，这个面色苍白、紧闭着眼睛的女人有着一颗斑驳不平露出几处青白头皮的脑袋，她手腕上插着针头，病床边的木支架上挂着吊瓶。苏金富确认，这个奇形怪状的脑袋就是夏玲娜的，再看急救室，里面居然没有一个人看护夏玲娜。苏金富又在走廊里来回走了几次，发现情况应当还属安全，于是他轻轻地推门进了急救病房。
苏金富走到病床边，他轻轻叫了一声：夏玲娜。
床上的人居然睁开了眼睛。一看床前站着苏金富，夏玲娜紧张得几乎抽搐起来，一边浑身发抖，一边喃喃絮叨：我认罪了，求求你们，让我死掉吧，不要再拉我去批斗了……
苏金富并不是一个会劝慰人的人，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是来批斗你的，我是想来问问你，昨日夜里，你是不是把你的小囡扔在招呼站上了。
夏玲娜的眼睛里顿时涌出滔滔的眼泪，她没有回答，只是流泪。苏金富继续问：你讲呀，那个小囡是不是你的，包着团花贡小被头的，小囡穿的是绒布衫。
夏玲娜依然不回答，只是闭着眼睛，眼泪汩汩而出。接下去苏金富就不知道怎么问了，他想，就这样呆在这里，时间久了是很不安全的，随时都有人可能会进来，再说，即使夏玲娜承认了这个孩子是她的，她现在这个样子暂时也不能接孩子回去，于是苏金富说：现在小囡在我家里，夏玲娜，小囡要是你的，你就点点头，要不是的，你就摇摇头。
夏玲娜还是不动，不点头也不摇头。苏金富着急了，一着急，他的语速就加快了：夏玲娜，你儿子和我女儿是一天里养出来的，这个我很清楚，现在我老婆在家里喂我的女儿，也喂你的儿子，我老婆给我女儿换尿布，也给你儿子换尿布。你的确是国民党特务，这是事实，但这和你的儿子有什么关系，你做啥要扔掉他？只要你点个头，你的小囡，我是会帮你养几天的，才四个多月大啊，多少罪过你晓得吗？
苏金富一开话头，几乎把自己都说得感动起来。夏玲娜的眼泪几近喷溅了，她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音，边哭边说：苏金富，我会得报答你的，我会得报答你的。
苏金富叹了口气，说：好吧，这就算你承认了小囡是你的，你把身体养好后，认真学习改造，小囡我叫我老婆养一段时候，等你可以接他回去了，想办法通知我一下。
说完，苏金富赶紧转身出了急救病房。十分幸运，这整个过程有二十分钟，二十分钟里，居然没有人进过急救病房，苏金富感到，自己的运气还是很好的。接下去，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怎么对林文芳说了，如果告诉她真相，林文芳会接受去抚养一个特务的儿子吗？
从医院里出来后，苏金富骑着自行车回了刘湾镇上的家。搞清楚了弃婴的来路，他感觉轻松了许多。回去的一路，他也想好了怎样对林文芳说清楚，总之是要林文芳接受喂养这个孩子一段时间的现实。
这一夜，刘湾镇上的苏金富和林文芳的家里，灯火亮到半夜以后。在苏金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下，林文芳终于答应了暂时抚养这个拣来的国民党特务的后代。此后的两个月里，她让一个陌生的小生命与她的女儿一起分享了她的乳汁，这个小生命因此而在刘湾镇上的一个狭小但温暖的家庭里度过了平静的两个月时光。
这段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往事，常常让我为我父亲苏金富和我母亲林文芳感到由衷的敬佩和骄傲。他们以最为善良的人之本性去做一件事情，哪怕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他们遭遇一些预测不到的灾难，他们依然义无返顾。我甚至感觉，我父亲苏金富和我母亲林文芳简直象一对英雄。他们冒着可能被定为与国民党特务同流合污的罪状，把一个拣回来的孩子整整喂养了两个月。这几乎象某一本故事书中的描写，比如某革命者把生下的孩子交给老乡抚养，老乡被敌人抓去后拒不承认孩子是革命者的后代，甚至牺牲自己的孩子，保住了革命的种子。当然，夏玲娜不是革命者，夏玲娜是一个国民党特务，夏玲娜的孩子也就不会是革命的种子了，这一点与书中的故事是有本质区别的。并且我父亲苏金富和我母亲林文芳也没有牺牲我，他们牺牲的，是苏金富的政治前途。
二十二
一九七零年的春末初夏期间，刘湾镇上的人们看到苏金富的母亲苏陆氏从沙洲乡下来到了上海的儿子家里。苏陆氏身穿老蓝布斜襟褂子和大裤裆黑布裤子、手挎一个老蓝布包袱出现在刘湾镇上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老人的穿着打扮与上海的老人有着显著的区别。显然，这个老人是从外地乡下来的，就象某部电影里看到的解放区的红色母亲，苍老朴素，但精明干练。
那夜，苏金富和林文芳商量出的办法就是，让沙洲的老娘来上海住一段时间，白天他们上班期间，两个孩子就由老娘来看管，并且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遮人耳目的作用。要是有人问起苏金富或者林文芳家里怎么多了一个孩子，他们可以很自然地回答：我姆妈从乡下出来看孙女，我哥哥的小儿子没人带，他一道带出来了。
苏金富和林文芳象演戏一样设计好了整个过程，第二天就给沙洲乡下发了一个电报，电报简洁明了：媳妇已生，母亲速来上海。其实苏陆氏早在四个多月前就知道了林文芳生了一个女儿的消息，她也让大儿子写信告诉苏金富她想来上海看看儿子媳妇和孙女，只是苏金富很快接受了外调夏玲娜的工作，所以苏陆氏一直没有成行。这一回接到电报，苏陆氏便欢天喜地地派大儿子回了一封电报，告知儿子她将乘坐第二天的长途汽车赶赴上海，然后就打理好包袱出发了。
那天清晨天还未亮，苏金富就抱着一个婴儿出了门，坐上了小火车到达庆宁寺，然后坐上摆渡轮船过了黄浦江，又坐上八路公共汽车和十三路有轨电车到达北汽车站。下午，苏金富抱着一个婴儿，搀扶着东张西望表情惊讶显得十分农村的苏陆氏出现在了刘湾镇上。人们知道，这个叫苏金富的外乡人把他的母亲接来了，和他母亲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婴儿。接下去，人们果然经常听见苏金富的家里传出此起彼伏的孩子哭声，显然，这家人家的孩子不止一个。
苏陆氏在北汽车站见到儿子苏金富时，却以为他抱着的孩子就是她的孙女，所以一下车，她就十分激动地伸手要抱苏金富怀里的孩子。苏金富并没有解释，只一路带着母亲回了家。期间，苏金富在摆渡轮船上给孩子把了一次尿，苏陆氏吃惊地发现，这个孩子撒尿的器官证明他是一个男孩，但她十分清楚地记得，儿子苏金富写信告诉她，他们生的是女孩。苏陆氏用她的家乡口音十分响亮地脱口而问：阿富啊，不是讲丫头家吗？怎么变小子家了？
苏金富十分镇定，这一切，都是他预料中的，他也想好了怎么向老娘解释，他笑笑说：姆妈，这个小囡不是我们家的，是我的一个战友的，我战友两口子出差去了，托我们养一段时间。
尽管苏陆氏依然心存疑惑，但嘴上却并不表示什么，她只是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哦——”，然后，便继续她目不暇接的观光活动了。苏陆氏第一次来上海，此刻，这个大城市热闹的景致对她的吸引远远超过了苏金富抱着的这个男孩。苏陆氏从未出过远门，更是从未到过象上海这么大的城市，所以，苏陆氏所到之处的任何景象，都令她产生了浓烈的好奇和兴趣。到达刘湾镇上的家后，苏陆氏果然看到儿媳妇林文芳怀里正奶着另一个孩子。看见婆婆到了，林文芳放下女儿，站起来热情地把婆婆迎了进去。然后，她马上发现，这个本就很狭小的家里，忽然多了一个人，空间更显逼仄不堪起来。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已至此，只能将就了。
苏陆氏的到来，的确为苏金富和林文芳帮上了大忙。白天，苏金富和林文芳上班去，带孩子的工作都落在了老娘身上。天气渐热，苏陆氏便把摇篮摆在家门口的树阴下，有邻居走过，探头看摇篮，发现摇篮的两头分别躺着一个孩子，便问苏陆氏：阿富姆妈，屋里相哪能多了一个小囡啊？
苏陆氏很聪明，她居然能听懂上海浦东方言，但她不会说，只是大约听懂了意思。她伸出她粗糙多皱的手一一指着摇篮里的孩子、并用她高亢的乡音回答：这个是我的孙女，是个丫头家，这个是我儿子战友的小子家。
看到邻居一脸疑惑的表情，苏陆氏认为是人们对两个孩子的性别有疑问，便用行动进一步证明给邻居看。她打开两个孩子的小被子，解开她们身上的尿布，继续用她高亢的乡音补充说明：这个是我孙女，是个丫头家，这个不是我孙女，是个小子家。
邻居依然听不懂，但看着苏陆氏的动作，联想着自从她来后家里就多出了一个孩子，便猜测出，也许这个孩子是她从乡下带来的。于是邻居便自作聪明地说：你老人家福气好啊，孙子孙女齐全啦。
苏陆氏还是听懂了一些邻居的话，她就迫切地摇着头比画着解释：不是的不是的，孙子不是我的，是帮人家养几天的。
邻居们便继续猜测，这是苏陆氏受了赞美后的谦虚，或者就是表示她并不重男轻女，孙子孙女都一样的意思。邻居们发现这个外乡老太太的口音实在太重，几乎一句话也听不懂，实在聊不到一起，便在寒暄几句后就走了。
幸好，苏陆氏浓重的乡音让刘湾镇上的人们听起来如在云里雾里不知其意，所以，这个多出来的孩子的身世，一直没有被揭穿。
但是，尽管孩子的事情未有暴露，但苏金富在厂里的地位，却有些每况愈下的趋势。本来厂里的一些诸如游行批斗、排练演出等等革命活动中总是少不了苏金富的影子，现在，这个一向积极参与各类政治活动的宣传干事却常常被冷落在一边，连厂门口的标语都一概不用苏金富提议的那几条，宣传干事的工作只限于拎一个糨糊桶，把那些大字报或者标语贴在指定的位置上。没过几个星期，苏金富被调到了油漆车间，他不再是宣传干事，他只是一名普通工人了。再接下去，车间政治学习时间，居然提到了苏金富革命立场不坚定、不分敌我，要提出严肃的批判等等话题。当然，批判苏金富，也不是车间里别的群众决定的，那是革委会定下的议题。幸好，苏金富复员军人的身份让他逃避了被押上街头游斗的遭遇，但是，革命委员会决定了一个工厂的生产乃至一个职工的生活，革命委员会也决定了苏金富的政治命运已寿终正寝。至此，苏金富入党的梦想彻底破灭。
这是我父亲苏金富向来避讳忌谈的一段回忆，我只是从我母亲林文芳那里听到了这一章节。我问我母亲：那个时候，爸爸要是把夏玲娜的儿子主动交出来，再揭发一下夏玲娜，会不会就有转机？
我母亲听了，赶紧把手指压在嘴唇上让我放轻声音，然后，她轻手轻脚走到卧室门口，看了看正午睡的我父亲，然后回到客厅的沙发上，用耳语般的声音悄悄对我说：阿囡，其实，我和你爸爸商量好了，是要打算把那个小孩交出去的。先前说好的，只帮他拉养几天，可是快满一个月了，还是没人来领小孩，我们就准备把小孩交到你爸爸单位的革委会去了。我把尿布、奶瓶和换洗衣裳装在包袱里，然后把那个小孩用被服包好，你爸爸就抱着他出门了。
我母亲的叙述的这个版本，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我一直以为，当年，我的父亲和母亲为了挽救一个婴儿，把夏玲娜的特务身份抛至脑后，因为一个婴儿的生命更能引起他们的关注。他们没有想过收留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孩子将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后果？对苏金富的政治前途，又将会有怎样的致命打击？他们没有去想，他们关心的，只是怎样让一个无辜的孩子延续他弱小无助的生命。
我把我的父亲和母亲想得过于崇高了，可他们并不是圣人，他们只是一对饮食男女，这对饮食男女在经历着那个年代疯狂的思想洗浴后，他们决定要把一个四个多月大的婴儿交给组织了。
我带着无以名状的复杂情绪听我母亲继续用很轻的声音述说：阿囡啊，你真不晓得，你爸爸这个人啊，脾气黏得吓死人。早上出门时，他是抱着那个小孩、拎着一个包袱走的。晚上下班回家，他总该把小孩交掉后空手回来了吧，没想到，这个人，居然还抱着那个小孩，拎着一个包袱。我问他做啥不交掉，你晓得他回答什么？他讲，他拉厂里革委会的人都出去开会了，没有人，他就没办法把小孩交掉了。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我这个胆小但善良的父亲，在作好了要把孩子交掉的准备后，又后悔了，不知道一个大男人抱着一个孩子是怎么度过这整整一天的。
我母亲在鼻子里哼出一个嗤之以鼻的声音：其实，你爸爸是抱着那个小孩在外面瞎逛了一整天。我晓得，他就是舍不得把小孩交掉，也不沾亲带故，干吗要这么做？还不是看人家夏玲娜长得漂亮？
我父亲苏金富终于没有把那个孩子交出去，他抱着一个孩子、拎着一个装着尿布和奶瓶的包袱闲逛了一天，他也想了一整天，这交与不交的内心争执，定然让他进退两难，无以抉择。如今看来，他的最终选择是正确的，可是在那时候，就是错误的。当年，他是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鬼使神差地做了错误的举动。现在，在他的女儿我的眼里，我父亲的举动，当属歪打正着。以表象来看，我父亲的善良和朴实战胜了对那些虚伪前途的欲望，但我确信，他的犹豫和矛盾，是让他感到痛苦之极的。
我母亲林文芳的家庭出身本来就不好，她在单位里的处境始终处于低微卑下的地位，她也因此而从不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抱以兴趣，但他对红五类出身的我父亲苏金富的前途还是感兴趣的，因为苏金富在政治上的地位，对她的处境无疑有很大帮助。所以，在我母亲的眼里，我父亲当时的举动显然是迂腐得不可理解。但是，事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她又不得不认同我父亲的做法是出于善心，她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于是，便把过错归结于我父亲贪恋夏玲娜漂亮的长相了。
那段日子，我父亲苏金富的脸色呈现出持久的失意和寡欢。然而，刘湾镇上那个狭小而贫瘠的家，还是带给了他一些快乐和温暖。因为养着两个孩子，所以我母亲林文芳的奶水明显不够了，于是，我父亲苏金富从家用中挪出一部分来买奶糕和奶粉。又因为我奶奶苏陆氏的到来，本来已十分拮据的生活更显捉襟见肘。但是每天下班回家，我父亲苏金富的自行车一踏进通往家的那条路，他便可以远远地看到妻子林文芳和母亲苏陆氏一人抱着一个孩子站在家门口迎接他，他的心里便升腾起一股无以名状的感动。他加快自行车速度冲向与他遥遥相望的大大小小四口人，自行车嘎然停在家门口，然后，他停好自行车，走到妻子林文芳面前，拍拍手掌，用极其温柔的声音对着她怀里抱着的女儿说：雪雪，乖乖爸爸抱抱！
五个多月的我便欢腾着小小身躯向着我父亲苏金富身上扑去，然后，我便把自己投进了我父亲带着些许油漆味的胸怀里。他用他胡子拉茬的嘴巴亲吻我，把我扎得痛痒交加，情不自禁地发出婴儿的灿烂笑声，我父亲苏金富便也与我一起欢笑起来。然后，他把我还给我母亲林文芳，再转过身子向着我奶奶苏陆氏拍了拍手掌，那个在我奶奶手里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男孩就被他抱在了怀里。当然，他没有对着那个男孩说：XX，来，乖乖爸爸抱抱。这个和他的女儿同一天出生的男孩叫什么名字，我父亲苏金富并不知道，并且这个男孩也不是他的孩子，所以，他是不必说：“乖乖爸爸抱抱”的。
我母亲和我奶奶在照顾两个孩子的过程中明显发觉了称呼的问题，她们叫我“雪雪”，她们不知道叫男孩什么。一个没有名字的孩子使她们的语言缺乏通顺的语法而常常显得词不达意，于是他们便用“毛头”这个千篇一律的称呼来叫他，叫得多了，两个孩子已能分得清自己的名字了。常常是这样的情况，两个孩子并排坐在床上，我母亲林文芳给她们喂奶糕，她叫一声“雪雪，吃糕糕”，我就会张开嘴巴，然后她再喊一声“毛头也吃一口”，男孩就会张开嘴巴，他们绝不会在林文芳喊到对方名字的时候张开嘴巴，这表明，这两个五、六个月的孩子已经能听懂属于自己的名字了。
这两个月，苏金富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失落，偶有一些焦虑和不安，是因为怕邻居们知道真相。这两个月，也终于在有惊无险中过去了。苏金富并未作过要长期抚养这个孩子的打算，他认为，他只是帮夏玲娜养一段时间，等夏玲娜身体恢复或者情况好转一些就可以带回去的。但是自从那天他从人民医院急救病房里出来后，就一直没有见过夏玲娜，她似乎失踪了。而苏金富却因为批斗大会的教训，再不敢打听夏玲娜的去向，苏金富便发现，等待夏玲娜来接儿子的日子变得遥遥无期起来。
两个月后的某一个周日傍晚，苏金富家里来了一个身型高大的中年男人。他站在刘湾镇南街上苏金富的家门口时，看到苏金富一家正在吃晚饭。已经是夏天了，这一家五口人的晚饭是在家门口的街边吃的，一张低矮的小方桌就摆在一棵巨大的槐树下，桌上有一碟咸菜和一锅粥，桌边坐着一对年轻男女和一个老太太，桌后的两个带围栏的圈椅里，排排坐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差不多大，犹如一对双胞胎。年轻女人和老太太分别喂着两个孩子吃粥，男人坐在小矮凳上喝粥，发出一些响亮的咀嚼和吞咽的声音。
低头喝粥的苏金富发现有一个陌生男人站在他家门口，他便抬头看他。苏金富看到，这个男人正看着他身后的两个孩子，神情专注，眼光里有些许茫然。苏金富开口问道：同志，你寻啥人？
来人慌忙回答：请问，你是不是苏金富同志。
苏金富十分奇怪，这个人他从未见过，怎么会认识自己？他仔细打量着来人，这个人穿着破旧发黄的衬衣，头发胡子乱糟糟长成一片，看上去象一个刚从工地上下来的苦力。苏金富点点头说：是啊，你是啥人？你哪能认得我的？
来人便走近小方桌，用很轻的声音说：我叫夏世钢，我是夏玲娜的丈夫，我是来接儿子的。
苏金富身上的毛孔霎时紧缩，他赶紧向四周看了一遍，然后用更轻的声音问来人：你凭啥证明你是夏世钢？
来人从身上摸出一个黄色硬纸大本子和一个红色塑料小本子递给苏金富，苏金富接过来，打开那个红色塑料小本子，这个小本子只有一页，上面贴着一张照片。看到照片，苏金富便想起来，两个多月前，他去外调夏玲娜的时候，从李大树手里看到过这张照片。看来这张工作证的确是夏世钢的，照片旁边写着：工作单位：医药公司；工号：023；职务：经理；注册日期为1957年11月。看来，这是一张老掉牙的工作证，现在夏世钢早就不是经理了。苏金富低头看一眼工作证上的照片，再抬头看一眼站在他面前的男人，一一对照着来人与照片上的人，从鼻子、嘴巴到额头、下巴，无一遗漏。经过一番仔细鉴定，苏金富确认，面前这个男人的确就是照片上的人，只是照片上的男人年轻干净一些，眼前的男人邋遢苍老一些。但大约可以肯定，面前的这个高个子男人确是夏世钢。苏金富又打开大本子，发现是一个户口本，第一页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户主：夏世钢，工作单位：XXX医药公司，翻到第二页，苏金富便看到了夏玲娜的名字，与户主关系栏里写着“妻”的字样。再看第三页，上面写着夏冰，与户主关系是“子”。原来，毛头的真实姓名叫夏冰。
苏金富对来人说：进屋去说吧。然后就把夏世钢带进了屋里，关上了门。
七月的天气闷热不堪，狭窄的屋子被关上了门，更觉热得透不过气来。两个男人就在蒸笼般的屋里开始了一场谈话，半小时后，苏金富打开房门，两个男人走了出来。屋外已经漆黑，天色已晚，林文芳和苏陆氏各自抱着一个孩子，其中，苏陆氏怀里的孩子已经睡着了。苏金富对着苏陆氏用沙洲方言说：姆妈，我战友回来了，他是来领他的小子家的。
苏陆氏本来因不明来人的身份而有些紧张的脸上露出了热情的笑容，她用方言很响地招呼道：哎呀，不着急的呀，我们带得很好的，毛头很乖的，吃得下，睡得着，你看看，长得多好啊！
苏金富打断苏陆氏：姆妈，不要多说了，我战友还有急事，他马上要走，快把毛头给他吧。
苏陆氏便把怀里已熟睡的孩子递给了夏世钢，分明有些不舍，好似这个孩子真的就是她的孙子一样。夏世钢接过孩子，转过身准备走，一直没有说话的林文芳叫住了他：哎，你等一等。
林文芳急急地进屋，然后又出来，她递给夏世钢一个小兜说：这是毛头的换洗衣裳，还有一只奶瓶，他用惯了这只奶瓶，就一道拿去吧。
夏世钢接过小包袱，定定地站在原地，倒是不着急要走了。因为这个夜晚没有星月，因为天色实在太黑了，所以，苏金富看不见夏世钢的表情，但他分明听到这个高大的男人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我会记得你们一家的恩情。
然后，夏世钢抱着孩子，一转身，便消失在了夜色中。
二十三
事后，苏金富一直没有见到过夏玲娜和夏世钢，只听说他们把孩子寄养到乡下老家去了，在几番游街批斗和学习班之后，这两个人，也似乎销声匿迹了。
世界上从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苏金富厂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国民党特务夏玲娜的儿子曾被苏金富抱回家抚养了两个月。人们便恍然明白了为何在夏玲娜的批斗大会上苏金富会喊出那样一句令人惊骇的口号。苏金富接受了组织对他的反复调查和审问，他也向组织交代了怎样拣到孩子，怎样找不到孩子的家人而暂时留在家里抚养，又怎样在某一日里，孩子的亲生父亲来把孩子认领了回去。这个过程听起来十分通顺，似乎没有任何疑点。只是谁都没有想到，苏金富还是隐瞒了某一段情节，他并不是不知道孩子是谁的，他曾经到医院去和夏玲娜见过一面，并且是在知道孩子的身份的情况下把孩子养了两个月。这一点，苏金富始终没有交代，关键时刻，苏金富比较敏锐的思维和判断力让他幸免于最为严重的后果。苏金富最终还是没有被定性为“与国民党特务同穿一条裤子”这样的罪名，他只是犯了阶级立场不稳定、没有主动揭发特务罪行的错误。但毕竟，这是比较严重的错误。如此，苏金富便在油漆车间里生了根，再也没有调回宣传科的可能了。当然，入党，也定然再没有可能。
心灰意懒的苏金富成了一名沉默而勤恳的工人，他依然努力工作，目的却与过去全然不同。过去是为了某一种理想而渴望生命之树成长得茂盛灿烂，而现在，仅仅只是为养家糊口，单纯而专一。当然，除了养家糊口，苏金富还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作中，他因此而在一年后又有了一个儿子。
自从我母亲林文芳生下了八斤重的我弟弟苏峰后，她便剪掉了留了二十多年的长辫子，她的发型变成了彼时流行的齐耳革命头。当年在刘湾镇农具厂，我母亲林文芳长辫子一甩，划破生铁味弥漫的车间空气后略显温暖的余波，现在，因为那两条乌黑的辫子而产生的温暖的余波已不会再有。
我父亲苏金富在油漆车间任劳任怨地干活，不多说一句话，不多走一步路，简直象刚入贾府的林黛玉。但他对生活的态度要比林黛玉积极得多，一年后，他居然靠着看别人干活而学会了油漆家具的手艺，并且技术娴熟而高超。他把自己结婚时我母亲林文芳陪嫁的那只五斗橱重新刷了一遍，竟是如家具店里卖出来的一样好看，漆面上清晰的木纹是苏金富用刷子描出来的，一个原本暗淡陈旧的五斗橱变得崭新锃亮。
我父亲苏金富开始揽下替隔壁邻居或者亲戚朋友油漆家具的活，常常会得到一些报酬，这报酬是绝不能用货币支付的，那时候，做手艺赚钱也是不允许的。那段日子，我们家经常储备着丰富的副食品，比如腌肉、咸菜、大米、菜籽油等等。这些都是苏金富为别人油漆了家具后，人家向他表示感谢送给他的。尽管没有现金收入，但这些副食品，无疑缓解了我父亲苏金富因养育一双儿女而紧张拮据的经济状况。
我还记得童年时候，每逢过年前，总是我父亲最忙碌的时候。刘湾镇上有人娶媳妇嫁女儿，都请我父亲为他们做油漆活。那时候，很少有人会去家具店买现成的家具，一般都是请木匠来做几样实木家具，然后再请油漆匠来刷一下。那些年，我父亲苏金富在刘湾镇上成了众口皆碑的第一块牌子的油漆匠。但他不是一个专职油漆匠，他是有正式工作的，油漆活只是业余干的。一个拥有正式工作的人，是不允许干第二产业的，所以，我父亲苏金富总是在忙碌着为别人刷家具时告诉人家：我这是尽尽义务，我这不是做生活赚钞票。
那段日子，我们家的生活水准还是因为我父亲的业余油漆工作而提升了不少，并且我父亲苏金富在付出了劳动后所收受的那些礼物也随着时代的步伐而水涨船高。我便在那些邻居亲戚送来的诸如苹果、山芋或者蛋糕等等食物面前感觉到我父亲苏金富的伟大，他为我们家创造了财富，他使我们的日子过得超过了刘湾镇上的其他普通居民。多年油漆匠生涯，使苏金富成了刘湾镇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只要谁家打了家具，或者旧家具要翻新，都会想到我父亲苏金富。
入党的事情似乎被我父亲苏金富抛到了脑后，他再也没有写过思想汇报。这个高小毕业的男人，在他十六岁那一年来到上海之前，只是一个为求得温饱而工作的劳动者。但是自从离开沙洲故乡后，他就抱以一种奢侈的希望，他认为如他这样一个异乡人，要成为上海这个大都市的主流人物，成为一个城市的主人翁，只有通过入党这样的途径，才能达到。于是，他为此努力了多年。如今，苏金富又回到了为最基本的温饱需求而努力工作的状态，只是十六岁之前，他只为一个人的温饱操劳，现在，他为一个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的温饱而操劳。在这操劳的过程中，我父亲苏金富毫不困难地发现，其实，通过自己的手艺，让家人的日子过得好一些，这样的生活也是很有意思的。最关键的，他是找到了一种成就感，在人群中被记挂、被尊重、被器重的感觉，是自我价值得到体现的高层次满足感。这种感觉，是他在过去的多年中从未体验过的，这使他完全忘记了“入党”这个他憧憬了多年的梦想。
我父亲苏金富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油漆匠，并且他的油漆匠生涯持续了二十多年。油漆匠苏金富偷偷摸摸地替人做油漆活赚取颇为丰厚的家用补贴，他的女儿苏雪和儿子苏峰因此而常常能吃到鸡鸭鱼肉，他们在超过刘湾镇普通人家的伙食的滋养下健康地成长着。直到这个城市不再流行自己做家具上油漆，我父亲苏金富才停止了他的油漆活，因为现在，大街上的家具店比几十年前的老虎灶还要多，店里的家具什么式样的都有，自然，油漆匠是更加不需要了。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敲响之前，我父亲苏金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那家开关厂遇到了世纪末经济浪潮的巨大冲击，工厂资产重组，大批工人要下岗。
在我母亲林文芳的提议下，我们一家人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商讨关于我父亲是否要提早退休的问题。在我和我弟弟坚决而一致的表决下，我父亲终于在一九九九年提前退休了。那一年，我父亲苏金富五十七岁。
二十四
当我在书写着我父亲苏金富的故事时，我那已经退休的父亲在离我七十公里外的浦东刘湾镇上，过着每天如一的养养金鱼、炒炒股票的闲散生活。过年节时，我回浦东家里，与父亲、母亲和弟弟坐在一起吃饭，我父亲苏金富总是会极其认真地问我：你有没有写过入党申请？
每次被问到此事，我常常会低下头，十分惭愧地回答父亲：还没有，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有空了，我会写的。
我父亲苏金富便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入党还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你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人，我劝你还是要积极一些，不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赚钞票”。
多半这种时候，我会脱口而说：爸爸，你没有入党，我看你日脚也过得蛮好啊。
我父亲苏金富便伸出掌心轻击桌子，面有温怒：我那是没得办法，我们那是什么时代？你们现在和我们过去是不一样的，不要把自己和我作比较，你要是和我作比较，我看你也不会有得出息了。
在父亲义正词严的批评下，我便再不敢造次，只默默地在内心对父亲的话不以为然着。
二零零四年春天，我弟弟苏峰在市区为父母买了一套新房子。我父亲苏金富和我母亲林文芳便离开住了大半辈子的刘湾镇，搬到市区去住了。当然，他们对刘湾镇上的那所狭小的老房子还是十分留恋。苏金富叹息说：我和你们姆妈自从结婚后一直住在这里，现在儿子给我们买新房子住，我们要离开这里了，倒还是有些舍不得的。
林文芳在搬家那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又哭又笑地和邻居们告别，并且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她的出生之地。对刘湾镇上的老屋子的留恋并未冲淡他们搬到新家去的喜悦，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人都想得通的道理。所以，他们带着亦忧亦喜的心情，离开了刘湾镇，住进了市区的新家。
搬家后不久，苏金富和林文芳便加入了小区的老年人协会，天天去跳舞、唱歌，还参加什么“新世纪老年人时装表演”。又过了一年多，也就是在2005年的春节前，弟弟打电话来说：姐姐，告诉你一桩事情，爸爸入党了，你晓得吗？
弟弟电话里口述的消息让我在那一刻震惊异常，一个已经退休的老人，居然入党了？从二十九岁后，他便放弃了这份努力，但是现在，已经活到了六十多岁的我父亲苏金富，居然入党了？
过年回家那天，一进门，我便看到我父亲苏金富面色红润、精神百倍地站在我眼前，并且声音洪亮地叫我：阿囡，你回来了。
我怀疑，他现在是否自我感觉良好到认为自己又一次前途无量了？看他的表情，的确有些春风得意的意思。但是只要他感到快乐，我是没有任何意见的，我始终这么想。
我坐定下来，还未等我开口问及入党的事情，我父亲便迫不及待地向我介绍了他这一回成功入党的过程。其实很简单，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明白：苏金富参加演出巧遇夏世钢，夏世钢报恩引介苏金富入党。
当然，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我父亲苏金富入党的前因后果，是有些亵渎了这件事情在我父亲眼里的神圣和庄严的。所以，我还是得比较周全地把整个过程写下来，以表明我父亲苏金富的入党是完全具备条件和符合程序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参加老年人协会的一次演出中，苏金富巧遇了夏世钢。这场演出，苏金富充当了合唱中的领唱，唱的是《四渡赤水》。当苏金富唱完歌下台后，一个满头白发的高个子老人到后台来找他，白发老人冲着他叫：苏金富，我肯定没有认错，你就是苏金富。
白发老人夏世钢作为老干部协会的领导来观看演出，他看到了当年抚养了他儿子两个月的苏金富正在台上唱歌。于是，这一场几十年后的偶遇，让苏金富再一次走上了为入党努力的路途。
夏世钢落实政策后，又当上了县商业公司的经理，后来又升任市商业公司经理，退休后，他发挥余热，成了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夏玲娜也已退休在家，他们的儿子夏冰，那个喝过林文芳两个月的奶水的孩子，已在澳大利亚留学后定居。夏世钢对苏金富的感激之心化为巨大的行动力，他带着苏金富出入老干部活动中心，为老年人的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做了不少工作。当然，夏世钢也听说了，因为夏玲娜的事情，苏金富受了牵连，尽管没有遭遇大难，但他一辈子的梦想因此而没有实现。于是，在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夏世钢的推荐介绍下，苏金富居然只接受了短短半年的考察，很快顺利入党了。夏世钢说：苏金富是经过了几十年考验的老同志，毫无疑问，他完全具备入党的条件。
事情就是这样的，我父亲苏金富作为一名退休工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零零五年除夕，我们一家人团团围坐吃年夜饭。我站起来，向着我父亲举起了手里的葡萄酒杯。为了表示我的郑重其事，我用普通话说：爸爸，祝贺你入党！愿你在新的一年更健康，更快乐！
我父亲不顾我的劝阻，也站了起来，他举起他手里的一杯老上海石库门黄酒，他居然也用已经多年未用而十分生疏的普通话来回应我的祝福，他面带笑容说：谢谢女儿，爸爸很高兴，今年，是爸爸最高兴的一年。我希望你也写一份入党申请报告，争取早日入党。
说完，他仰头喝完了杯里的酒。我看到，我父亲苏金富已稍显浑浊的眼睛里，有些微晶莹的水光。
我母亲林文芳夺过我父亲的酒杯说：老头子发昏了，你自家有高血压，也不晓得注意一下，怎么能这样一口干掉一杯酒呢？
我父亲哈哈笑起来，十分得意地说：老太婆，你抢我的酒杯也没用了，我已经喝掉了。
明亮的灯火下，我看到，我父亲的头上，几根稀疏的白发已无法遮挡他已近荒芜的头顶。二零零六年快到了，新年的钟声敲响后，我的父亲苏金富，就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了。
窗外，五彩烟花腾空而起，映照着岁末的夜空，一片璀璨。
（全文完）
薛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