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苏金富与林文芳终于在杭州相约后私定终身了，林文芳隐瞒了她的父母，尽管资本家林之奎已成了没落贵族，但他依然自视高贵，苏金富贫瘠的出身和低微的教育程度让他始终拒绝这个小伙子成为他的女婿。然而，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没有一种感情能战胜因爱而产生的战斗力。林文芳以她文弱的表面蒙蔽了林之奎，在父亲的眼皮底下，林文芳与苏金富开始了一场热火朝天的恋爱，当然，这恋爱是以书信的方式进行的。

原始而古老的书信传递方式促成了一桩姻缘，而那个年代的男女，即便是热恋，也表现得矜持和低调，恰是这样一种遮遮掩掩的方式，让苏金富和林文芳岌岌可危的爱情在险中得存。苏金富没有别的资本赢得未来岳父的认可，他唯一的途径便是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时代的主人翁。幸好，那个时代的价值标准并不是金钱，幸好，贫穷的苏金富有着积极要求上进的心，幸好由穷人当家作主的年代还可以让苏金富抱着入党的希望，成为一名光荣的、朝气蓬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高小毕业的苏金富当上了七班长，当上了七班长的的苏金富在部队里的发展势头很旺，似乎很有提干的可能。当然，首先要解决的是入党问题，只要他入了党，估计提干的可能性也很大了。苏金富到照相馆拍了一张一寸小照寄给了林文芳，并且告诉林文芳，这一回，他穿的是两个口袋的军装拍的照片，下一回等他入了党、提了干，他就可以穿上四个口袋的军装了。穿四个口袋的军装是十分神气的，穿四个口袋的军装，就代表着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而是一个干部了。所以，苏金富表示，他一定会在穿上四个口袋的军装后再拍一张照片寄给林文芳的。当然，这也是需要苏金富更加努力争取才能得到的。现在，林文芳在苏金富寄给她的这张半身相中看到了一个威武而标志的解放军战士。因为是半身照，所以是看不出苏金富的身高的，当然也看不出苏金富的军装到底有两个口袋还是四个口袋，苏金富在照片中的形象因此而显得十分英俊潇洒，完全具备一名部队青年干部应具备的气质。

收到照片的时候，林文芳的父亲林之奎正接受隔离审查，家里也被抄搜一空。三天后，林之奎回了家。事实上，林之奎早已不再拥有资本家这个称谓所具备的实际内容，多年之前，他已经从一个拥有丰厚资产的工商地主沦为了一介商店营业员。只是他依然强撑脸面，直到隔离审查回来，他终于发现，他的确已经不再如十多年前那样拥有高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于是，他把林文芳叫到跟前，以前所未有的卑下语气说：小文啊，其实爹爹知道你和阿富的事情，我一直没有答应过这门亲事，现在看起来，我们家还是很需要阿富这样的人的。嫁个苦苦恼恼出身的人，对你有好处，对我们家也有好处。

林之奎讲的道理浅显易懂，林文芳因此而大松一口气。有时候，灾难与幸福只一线之隔，于林文芳来说，幸福的爱情在家庭灾难降临之际同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她甚至庆幸她父亲林之奎的蒙难，如若没有遭遇这场灾难，她与苏金富的爱情也将不会有结果，或者，她和苏金富走到一起，会经历更多磨难和挫折。现在，她很顺利地与苏金富开始了公开的恋爱关系，并且因为与一位军人结了姻缘，所以，林之奎仅仅只接受了那么一次审查，然后，便在默无声息中聊以度日。当然，也不排除林之奎交代的态度十分积极的原因。

革委会主任说：林之奎，听说你女儿林文芳在和原来农具厂里的苏金富谈对象？

林之奎一惊，愤愤地想，小文和苏金富谈对象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了？但他迅速以他聪明机灵的脑袋瓜想到，也许这是一条对他有利的信息。于是，他点了点头说：大概是的吧，小囡的事情，我是从不干涉的，现在都说婚姻自由的，我也是十分赞成我家小囡和苏金富谈对象的，就是不晓得他拉现在到底谈到什么程度。

革委会主任说：你家女儿林文芳都跑到杭州去和苏金富订婚了，你还不晓得吗？你也不用隐瞒这幢事情，我们已经调查过了，确有此事的。

林之奎便脸皮堆笑点头不已，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死小囡，也不告诉我一声，早晓得，我也不会这么被动。

革委会主任脸上带着不无醋意的表情说：林之奎，我看你一个臭资本家，居然还能寻到一个部队里的女婿，本事还蛮大的嘛，苏金富都要提干了，要不是看苏金富在部队里是党员的培养对象和干部苗子，你今朝好好要多吃点苦头呢。所以我看你还是态度好一点，老老实实交代你屋里厢几代人的剥削历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点，我想你是晓得的。好了，交代吧。

林之奎的态度当然十分好，因为态度好，所以他很快被放了回来。也或许，是因为他有了一个干部培养对象的女婿，所以才这么快就被放回家了。一回家，林之奎就把林文芳叫了过来，主动提及了她和苏金富的婚事。林之奎明确表示，他是支持这桩婚事的。林文芳因此而欣喜若狂，她并未想到父亲会如此爽快地认可了她和阿富的婚事，当夜，她就兴奋地给苏金富写了一封信，她告诉他，他们的爱情征途上所有的荆棘障碍已扫除干净。年轻的林文芳发出信后，便急切地等待着苏金富的回音。美好的爱情果实就在眼前以丰硕的姿态悬挂着，触手可及。可是，苏金富却迟迟不回信，这让林文芳的心头又陡然升起了一丝不详之感。

林文芳并不清楚，刘湾镇革委会的确派人去杭州部队里调查了林文芳和苏金富的情况，短暂的几个月里，苏金富因为与资产阶级小姐的恋爱关系而接受了颇为严峻的考验。指导员找他谈话，说：苏金富，听说，你正在和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姑娘谈恋爱，这可危险啊，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入党问题，希望你要三思而行。

苏金富答应指导员：我一定会严肃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苏金复也的确严肃而认真地思考了关于爱情、婚姻、政治生涯、前途未来等等问题，权衡了许久，他开始犹豫了。

林文芳焦急地等待了半年多，从一开始的兴奋，到后来的焦虑、失望，最后，她几乎绝望了，正在她认为再也不可能等来苏金富的消息时，苏金富的回信却姗姗而来了。林文芳捧着那封薄薄的信，颤抖着双手拆开信封，苏金富并不漂亮但却十分熟悉的字迹赫然眼前。林文芳喜极而泣，她等来了一个好消息，但是，于苏金富而言，却是一个坏消息。苏金富再一次失去了入党的机会，他说，他将复员回上海，然后与林文芳结婚。只是，也许他无法在他与林文芳未来的孩子面前骄傲地说“你们的爸爸是党员”这样的话了。

我母亲林文芳每次回忆到这一段时，总是会露出心有余悸的恐慌表情，她似乎依然后怕着，如若当时收不到我父亲的回信，那么她所播种的爱情种子将夭折于一九六七年。而我父亲，亦是在提到这一段故事时面带憾色，然后以客观而公正的口气说：我不能否认我对你姆妈是有感情的，当然我也希望找到更好的办法解决问题，既能入党，又能与你姆妈继续好下去的办法。不过，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我命里注定是入不了党的，那次的枪杀事件，倒是成全了我和你姆妈的事情。旦夕祸福，谁知道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不过，现在想想，我有一双儿女，是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在我母亲林文芳焦急地等待着我父亲苏金富的回信乃至几近绝望的那几个月里，我父亲是在寻找一种权宜之计，既能与所爱的女人结成良缘，又能不放弃入党的希望。我的弟弟苏峰在某一次与我说起父母的往事时，十分肯定地判断出我父亲属于一个投机分子。苏峰说：父亲一直说自己是在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我始终认为，父亲是在冷落母亲，他所想的办法是怎样放弃母亲，让母亲自然而然地退出他的生活舞台。但是命运真的捉弄他，就在他表现得更积极更努力以求得组织的认可而达到入党的目的时，出了那桩枪杀事件。即便没有母亲，他也入不了党了，所以，他便给母亲回了信。西瓜丢了，芝麻还是要拣回来的。

苏峰的话十分残酷，但不得不承认，这话也是客观而真实的。但苏峰说父亲是一个投机分子，我却是不敢过于苟同。我十分确信，父亲入党的愿望是真诚的，并且相当迫切。他也是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作出了沉默的决定，这决定，还是留着一丝残存的希望，他当然不甘心丢弃一段美好的爱情。我想，我还是十分理解我父亲苏金富那时候的心情的，他定然因取舍问题而痛苦不堪。而枪杀事件，也是我父亲人生经历中的第一次大挫折。对于我母亲林文芳来说，她是该感谢那个擅自拿去我父亲的冲锋枪制造了一起恶性流血事件的叫武宝玉的人。那个还只能叫少年的战士，成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最终踏上了婚姻之路的载体，而他，却在枪声中倒地不起，并在死去后被冠以了“反革命”的终身罪名。

指导员找苏金富谈话后不久，林文芳的信也迅速到达了。林文芳在信中的欣喜与幸福感不遗余力地传达而来，她急切地告诉苏金富，她的父亲林之奎终于认可了他这个女婿，现在，只等苏金富向林之奎正式提出要娶他女儿的要求了。苏金富在未来的前途和唾手可得的爱情面前不知所措了，他答应指导员慎重考虑这件事情，然后，他表现出了一个要求上进的解放军战士竭尽所能的积极态度。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干最重的活，接受所有对他提出帮助的战士的要求，他甚至主动替别人站岗，两小时一轮的岗哨常常被他站成四小时或者六小时，尤其是半夜的岗哨，苏金富握着冲锋枪的矮小身躯在黑暗的军营门口伫立不动，那情景于想象中，是极具美感的。但是苏金富，却是在忍辱负重中做着这一切，他的确希望以自己优秀的表现弥补和一个资产阶级小姐谈恋爱的过错，他天真地认为，功过是可以相抵的，只要他经得起考验，入党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武宝玉，便是苏金富班里的一名小战士，陕西秦岭山区出生的武宝玉入伍后，并没有顺利地把心态从一个农民调整为一个解放军战士，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没有让他改变山坳里的生活习惯。武宝玉从不穿袜子，甚至不爱穿鞋子，也不习惯刷牙。吃饭的时候，他象一只落魄猥琐的家狗一样顿在某一个角落里，苏金富班长请他坐在凳子上吃饭，他便端着饭碗蹲到了凳子上，在众多的吃饭者中犹如一只飞禽类动物一样鹤立鸡群地高高在上。他从不把厕所放在眼里，想小便了就解开裤子往任何地方浇上一泡浓烈急迫的尿水，不顾忌周围人的眼光。晚上睡觉时，他脱光衣裤赤裸裸地躺在铺上，苏金富班长指责他有碍雅观，他便把自己连身体带脑袋地捆在被窝里，扎紧被口，不再出现。紧急集合的时候，他便找不到出口了。半夜尿急，他出不了被窝，就在床上就地放水，被苏金富班长批评后，他就在被窝里放一只水壶，要小便了，就直接往壶嘴里灌，简直把部队当成了他山里的土炕，把军用水壶当成了夜壶。

更为艰难的是军事操练项目，除了光着脚的五公里长跑是武宝玉的强项，几乎没有别的项目能过关。投弹的时候，他的动作就象是拣起一块砖头打狗，猫着腰，斜着身，手榴弹在他手里几乎没有一次能扔到准确的方位和二十五米的及格线，他当然不会懂得抛物线的原理，也从不知道手榴弹如果投不远，还会伤及自己。射击的时候，他闭了左眼，右眼也一定会闭起来，闭着眼睛把子弹射到什么地方他是不关心的，只听得“嘭”的一声巨响，肩膀被枪托沉重地撞击过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可他对枪，却表现出无比的兴趣和热爱，每次射击完成，他就会抱着那把步枪，眼露向往和倾慕的神色。

天晓得武宝玉怎么没有在新兵训练营里就被淘汰，总之，他成了战士们的愚弄和嘲笑对象。他们在他的鞋子里放进小石块，紧急集合的时候，他光脚套上鞋子，趔趄着最后一个奔向操场时，所有人发出一片哄笑声。或者在他睡着后，他们把他的衣裤藏起来，在他捆住自己的被子口后又在外面扎上一个死结。起床时，他便象一只困在麻袋里的动物，百折不挠地寻找出口，却千万次地失败，直到被筒里发出喘息和咆哮，他们才解开被口放他出来。射击训练的时候，有人故意在他发射时发出一片犹如电影中炮弹落地的嘘声，群起而耻笑他。而他，只是在他们捉弄他时表现出异常的沉闷，目光，却有些凶狠，象一头未经驯养的野兽。

武宝玉是连队里的帮助对象，苏金富主动向连队党支部请缨，作为武宝玉的班长，他要求把武宝玉派为他的一帮一对口。那段日子，苏金富手把手地教导他诸如“饭前便后要洗手”，“不能随地大小便”，“内务要整洁有序，行为要规范标准，出操要迅速快捷，踏步要左右交错”等等，可见，武宝玉连踏步都顺拐。苏金富耐心细致的关怀引导在短时间内并没有使武宝玉有大的进步，这的确是一件颇为困难的工作，但越是艰巨的任务，越是一种挑战，把武宝玉带成一名合格的战士，被苏金富定为了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工作。这本是一件可以立功的好事，苏金富也十分自信地认为，他是能够把武宝玉带出来的，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来自陕西山区的战士，葬送了他的远大前程。

那时候，在苏金富的部队里，独独班长才有一把带子弹的冲锋枪，一般的士兵只有一把半自动步枪，而且是不带子弹的。苏金富是班长，他拥有一个班里的唯一一支带子弹的冲锋枪。那时候，苏金富经常找武宝玉谈话，只要苏金富找武宝玉谈话，武宝玉便会扑到班长那把冲锋枪上，抚摩、擦拭，眼睛里露出灼亮的光芒，而苏金富对他喋喋不休的所有教导，他却充耳不闻。苏金富对此却感觉非常高兴，他发现武宝玉十分喜欢摆弄这把冲锋枪，他认为，一个热爱武器的战士，是一定能成为好战士的，因此，苏金富想把武宝玉带成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的战士的信心加倍充足了。

那天早晨，轮到武宝玉值日，值日的战士可以不参加出操，在大家出操的时候他要负责打扫宿舍，然后可以先去食堂吃早饭。起床号响过后，除了武宝玉以外的所有人都去列队操练了。操练结束后，大家一起念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唱着“我们的队伍象太阳”，在一片飞扬的尘土中踏着整齐而有力的步伐，排着队走进食堂。苏金富部队里的早饭还是很丰盛的，他们从不喝稀饭，也不吃面条，他们吃的就是饭和菜，或者是那种油水比较充足的点心。苏金富吃饭的速度不快，这是他的一大缺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是无法让自己吃饭的速度象紧急集合时起床的速度那样迅捷快速起来。苏金富坐在部队食堂里吃着一份菠菜炒肉加米饭的早饭时，食堂外面的洗碗水池边已经挤了许多已经吃完了饭的战士。苏金富心里想着要快快吃完，不能赶在别人前面，也不能太过落后。按照苏金富吃饭的速度来看，他并不象一个出生贫穷的人，穷人家的孩子吃饭都是狼吞虎咽的，可他却是笃定泰然的，这一点，常常使他显示出日后可能成为一个家境丰裕的富翁，或者一个当上了高官的上层人物。总之，苏金富吃饭的样子，是有些接近绅士派头的。

象绅士一样慢慢吃着饭的苏金富终于把最后一口饭菜送进了嘴巴，他的腮帮子挪动着，菠菜猪肉和米饭被他的牙齿和舌头充分搅拌，然后，他端起空饭碗，站了起来。正在这时候，他忽然听到外面的洗碗池边响起了一阵突兀的枪声——哒哒哒！如此接近的枪声，发生了什么？是演习吗？是走火了？当然不会是演习，吃早饭的时候，怎么可能是演习。紧接着，枪声停下了，外面一片杂乱的呼喊声、口令声，苏金富和所有还坐在饭桌上的战士一样腾然跃起冲向门外。接下来，苏金富看到了一幕惨不忍睹的景象，只见水池边，五六名战士躺倒在血泊中，手里或者身边散落着一些饭碗和筷子，另外一些战士正匍匐在地，完全是以一副临战状态，手里却没有枪。哪里来的枪声？苏金富抬头，远远看见一位战士手握一把冲锋枪，歪斜着肩膀往宿舍方向奔去的背影。天啊，是武宝玉，苏金富迅速地认出，武宝玉手里的冲锋枪，正是他插在宿舍里的枪架上的自己的枪。

苏金富的脑袋“嗡”地一下大了一圈，但他还是显出训练有素的样子，猫着身体向武宝玉的背影追击而去。武宝玉冲进了自己的宿舍，宿舍里有两个已经吃完了饭正在休息的老兵，一个正抽着烟看女朋友的照片，另一个正用两个五分的硬币夹下巴上的胡子，鼻子里还哼着小曲。两个老兵正处于休闲状态，他们没有任何防备，他们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瞬间就倒在了武宝玉的枪下。不，应该说，他们是倒在了苏金富的枪下。苏金富冲进宿舍的时候，那个夹胡子的老兵瞪着垂死的眼睛看着他，两个五分硬币依然粘在他的手指上，身下的黑砖地面上，两滩血水正殷殷汪出。

苏金富当兵三年多了，但他却从未上过真正的战场，此刻的场景，却是颇有腥风血雨的战场感的。但苏金富手里却没有武器，手无寸铁的苏金富就那样矗立在握着冲锋枪的武宝玉面前，他似乎忘了害怕了，或者说，他已经傻掉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每天手把手帮助着的这个战士，竟会举起枪口对准他的战友。苏金富向来灵敏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只跳出一个念头：完蛋了，完蛋了，今天我是要死了。

这个念头的确只是在刹那间闪现，仅仅是刹那间，武宝玉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苏金富是没有时间思考的，他只有面朝武宝玉站着，他是要以命相搏了。武宝玉却并没有立即朝苏金富开枪，只端着枪呆呆地看着他，象一只不小心抓住了老鼠的瞎猫，知道自己的战果后因不敢确信而发着傻。

苏金富一边往武宝玉身边挪，一边叫着：武宝玉，放下枪！

武宝玉的眼睛呆滞无光，他茫然地看着苏金富，紧闭着嘴巴。苏金富看到，武宝玉的手指还在扳机扣里，那根粗壮的食指正轻轻颤抖，随时有可能用力压下。苏金富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武宝玉迂回了，他忽然跃起身躯，向着武宝玉猛扑而去。就在他扑到武宝玉身上的时候，巨大的抢声在他耳边响起，然后，苏金富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幻觉，他看到了刘湾镇农具厂的锻打车间里，梳着长辫子的林文芳抱着记录本问他：报一下工作量，你叫啥名字？

他口里喃喃而语：你上趟问过我的，我叫苏金富，今朝打了一把锄头，两把镰刀……

苏金富紧紧抱着武宝玉，两个躯体同时倒了下去，发出肉体和地面碰撞的砰然声响。

十一

苏金富醒来的时候，已是天色近黑的黄昏。他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没有死，他“忽”地一下坐起来，大叫一声：武宝玉！

随即，一阵眩晕袭击而来，他回忆起了清晨时分的那一幕，食堂外水池边有人倒在了血泊与污水混合的地面上，宿舍里，夹胡子的老兵胸口正往外涌着血水，惨烈之极的场面。他想起来了，他是扑到了武宝玉的身上的，他听到了枪声，他记得他倒下了，把武宝玉紧紧抓抱在怀里一起倒下了，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那时刻，苏金富是的确有些视死如归的意念的。倒下前那一刻，他想到了林文芳，他在瞬间回忆起了几年前在刘湾镇农具厂的锻打车间里初识林文芳的温馨场面，他在心里默默念叨：小文，我对不起你！

现在，苏金富醒过来了，他摸了摸自己的左胸，发现心脏正有节律地跳动着，他又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发现完好无损。他非但没有死，连轻伤也没有。既然没有受伤，又怎么会晕过去了？他想不通，随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走在了黄泉路上，此刻的所见，都是他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的回顾和省视。可是眼前的场景却如此清晰，指导员正坐在他床边，连长也在他的床前站着，如临战事表情严肃的样子。他开口问道：武宝玉呢？

指导员面无表情地说：已经死了，死在了他自己的枪口下。

苏金富完全清醒了，他想起来，就在武宝玉把枪对准他时，他勇猛无比地扑了上去。武宝玉的确扣动了扳机，但是枪口却在苏金富的撞击下歪向了他自己的脖子。苏金富以为自己被射中了，他的眼前顿时一片黑暗，他紧紧抓住武宝玉，似乎要与武宝玉同归于尽，然后，他在蓦然昏厥之前，内心升起一股深深的愧疚和遥远的向往。

那时刻，他发现，他真的是爱着林文芳的。可是，他的理想却如肥皂泡泡，飘逸着，发出一些“筚拨”的爆裂声，渐行渐远了。他象一个贪玩的孩子，欲伸手去抓那些色彩斑斓的泡泡，却只抓到了一把空气，打开手掌，手心里有一些水迹和肥皂的清香，泡泡破碎了，什么也没有。眩晕过后的苏金富无比清醒地意识到，在部队里，他原本光明远大的前途划上了句号。

没有人知道武宝玉为什么会作出如此凶险的举动，连一直和他呆在一起的苏金富也不知道。当然，武宝玉完全可能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最合理，也是最恰当的解释。阴险狠毒的反革命分子居然在眼皮底下猖獗地向革命战士举起了枪，这虽然与苏金富没有过多的干系，但他也是难脱责任，因为那把射杀多个战士的枪是苏金富的。苏金富很年轻，一个仅仅二十五岁的年轻战士，对一个用心险恶的反革命分子，实在还显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这当然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武宝玉比苏金富更年轻，年轻到连二十岁都不到，这么年轻的反革命分子居然被他得逞一时，可见得，反革命分子的狡猾是革命战士远不能所及的，苏金富的确还需要更多锻炼、更多学习、更多考验。所以，苏金富与入党的距离还是十分遥远的，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便也明白了继续在部队呆下去，是没有更美好的前景了。于是，他给林文芳发出了时隔半年多后的一封举足轻重的信。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父亲苏金富曾向我讲述过他所经历的“枪杀事件”，小时候听这些，犹如听说书人讲故事，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让我对父亲崇拜之极，但始终不明白，为什么革命队伍里藏着一个活生生的反革命分子，以我父亲苏金富聪明的脑瓜和明察秋毫的眼睛，怎么会让反革命分子错漏而过？这也是在我对父亲崇拜之余同时困惑不解的问题。长大后，再次提及“枪杀事件”，我父亲依然会毫无遗漏地重复描述他二十五岁的那段经历，我却开始以我渐近成熟的思维分析那个叫武宝玉的年轻人的举措由何而来。

一个从小生活在秦岭山区的穷苦孩子，却鬼使神差地与反革命沾上了边，这实在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情。在我看来，他所有的行为来由，都是因环境的变化和紧张的部队生活而造成的不适应，最后导致了心理扭曲。一个心理扭曲的山里孩子在纷繁复杂的人群中失去了看待世界的一贯准则，他迷惘且惶恐着生存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群体中，这些人不是他秦岭山村里的乡邻，他们嘲笑他，鄙视他，捉弄他，他手足无措地过着慌乱不堪的每一天。他不是一个没有魂灵的人，他必定因失去了自尊而感到痛苦，当他抚摩着班长苏金富那把冲锋枪的时候，他也许想到了一个找回自尊的方法，他是弱者，拥有了武器的弱者，便可以变成强者，于是，他端起了那把冲锋枪，向着那个他格格不入的群体发射出盲目而冲动的子弹。

据那个最后被救活的哼小曲看女朋友照片的老兵回忆，那天早晨，武宝玉在打扫完内务后就去食堂吃饭了，吃完饭，他就在宿舍里把玩苏金富的那把冲锋枪。两个老兵吃完饭回到宿舍，看到他端着冲锋枪正玩得兴致勃勃，那个用硬币夹胡子的老兵就说：傻蛋，不要玩班长的枪，你会玩枪吗？走火了怎么办？

武宝玉说：我帮班长擦枪不可以吗？

用硬币夹胡子的老兵一边掏出两个硬币，一边嘻嘻笑着说：行，擦枪是可以的，不过你不要擦着擦着把自己给毙了哦！

武宝玉瞪了他一眼，没有作声。老兵便在他屁股上踹了一脚，自言自语地说：傻帽一个，还想玩冲锋枪。说完就坐到自己床上，开始端着下巴拔胡子。老兵踹武宝玉的这一脚其实并不重，这也是平时常常会发生的事情，武宝玉向来会默默地承受来自战友的诸如一记“暴栗子”或者一个“窝心脚”之类的袭击。但是这一天，他似乎忍耐到了最后。他并不说话，他只是端着枪，然后站起来，转身走出了宿舍。两个老兵并没有在意他拿着班长的枪离开宿舍有什么特殊的意思，惨案却在片刻后发生了。

我确信，老兵踹他的那一脚，是让武宝玉走向最后的疯狂的导火线。尽管那不是一计肉体上的重击，但那一脚，却彻底摧毁了武宝玉最后的自制力，他开始为捍卫自尊而拿起武器。同时我也确信，他最后发出的那颗子弹，的确不是他设想好了要送给苏金富的，他端着枪站在无所畏惧的苏金富面前，也许他是想到了班长无微不至地关心他教导他把他当兄弟一样对待他的好处，所以，他犹豫了，他并没有扣下扳机。那颗子弹，应该是在苏金富扑向他时，他下意识的误射，他没有想过要向苏金富开枪，他也必定想不到他最后一颗子弹射杀的，会是他自己。可是，他还是死了，死在了他自己的枪口下。

最后的事故判定，是苏金富同志舍身扑向敌人，夺下了革命的枪支，射杀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我父亲苏金富常常为这个结论而心有不安，射杀武宝玉的不是他，而结论却让他感觉有些冤枉，结论并不是事实，结论却是部队上下的需要。但是，即便是他射杀了武宝玉，他也无法挽回这场重大事故的严重后果了，他在部队里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

武宝玉是某一个纷乱无秩的时代无谓的牺牲品，“反革命”的帽子扣在他头上实在是太高估他了，幸好他已经死了，如若不死，他自己也不会想通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了处心积虑用心险恶的反革命分子。当然，我父亲苏金富，也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他即将入党的可能没有了，更不用说提干，他好学上进的信心几经摧残，差不多已经恹恹一息了。

那时候 ，林文芳在远离苏金富的上海远郊刘湾镇上锲而不舍地等待着一封情定终身的信，尽管她已经有些绝望了，但她依然日复一日地等待着，这等待，恰是给了苏金富在失去事业前途之后温暖的港湾。我父亲苏金富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从此以后，他用他对我母亲林文芳一辈子的关爱来表达他感恩的心，尽管他在前途与爱情的取舍问题上犹豫过，甚至意欲放弃爱情，但他最终还是走到了我母亲身边，成了林文芳的丈夫，成了林之奎的女婿，成了日后应运而生的我——苏雪的父亲。

十二

苏金富复员了，因为他是从上海的刘湾镇农具厂出去当兵的，并且他的未婚妻林文芳也在上海，所以他没有回沙洲老家，他被分配到了上海浦东。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苏金富带着一颗惊魂未定的心回到了刘湾镇，当他身着卸掉了帽徽领章的草绿色军服走进林之奎家时，他发现，这个当年十分不可一世的资本家在他面前居然点头哈腰唯唯诺诺。苏金富很有礼貌地对着林之奎说道：“爹爹，你好！”

林之奎本来是靠在一张竹躺椅上打瞌睡的，林之奎靠在竹躺椅里打瞌睡并不代表他此刻十分悠闲，他只是无所事事，几天前刚参加过一次批斗大会，他站在刘湾镇潮音庵前的广场上，身躯弯拱着，呈现出当时十分时髦的喷气式飞机状。回家之后，他就那样躺在竹躺椅里养精蓄锐，等待再一次的批斗。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从担惊受怕变成了泰然接受。林之奎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把他批斗得再凶狠，他也必须要在回家后修养好身体，既然地位和财产已经没有，身体是再也不能被最后摧残的。所以，林之奎便在革命小将们的眼皮底下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养歇身体，以保存和维持挨斗的体力。

林之奎靠在竹躺椅里，睡眼朦胧中，他看见他的女儿林文芳带着一个穿绿色衣服的年轻人走进了客堂，然后，他看到这个草绿色的年轻人站到了他跟前，对着他叫了一声“爹爹”，声音响亮干脆。他睁大眼睛看挺立在他面前的人，发现这个人就是复员归来的他未来的女婿苏金富，他近乎佝偻的身体“忽”地一下跳了起来：哎呀，是阿富啊！快请坐快请坐，怠慢怠慢，小文快去倒茶……

林之奎一边打招呼，一边哈着腰作鞠躬状。这个被审查过一次、批斗过无数次的资本家身上曾经的豪气和骄傲已经荡然无存。接着，翁婿俩便坐下来，开始了客套而东拉西扯的闲谈。林文芳在倒茶端水间听着他们的谈话，她发现，自己的父亲正用极其不标准的普通话与苏金富作着艰难的交流，脸上还堆着谦卑的笑容。林文芳暗自发笑，苏金富刚从部队回来，一下子改不了说普通话的习惯，那也是正常的，但爹爹居然跟着他也说普通话，说得又十分“洋泾浜”，而且还笑得那么讨好，他可从来没有对自家儿女这般笑过，这实在是一件令林文芳感觉既好笑又十分惊讶的事情。

尽管苏金富复员归来的原因并不是十分光彩，但他也不算是犯了严重错误被退回地方的，一切罪责都归于反革命份子，反革命份子是武宝玉，不是苏金富，所以，苏金富作为一名复员军人的形象还是十分让人尊敬和仰慕的。苏金富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了，在未来岳父的面前，他表现得很是有理有节，并且对林之奎过去拒绝他的态度不计前嫌，依然把他当作他的长辈，对他尊重有加。他是作好了与林文芳结婚的准备的，既然是要结婚的，那对老头子的态度也要好一点的，只要林文芳与他做一天的夫妻，老头子就有一天是他的岳父，对岳父好，等于对妻子好，这一点，苏金富的思路还是十分清晰的。也许，这就是苏金富到任何地方都会讨得领导和同事喜欢的原因，他是一个懂得察言观色的人，他也是一个明事理的人。

回到刘湾镇不久后，苏金富被分配进了一所市属工厂。苏金富脱下了军装，又回到了工厂里，只不再是刘湾镇上的农具厂，他再也不需要象过去那样，穿着破旧的工作服，站在烈火熊熊的炉子边，敲打着那把巨大的榔头，度过铿锵有力的每一天。他现在在一家比刘湾镇农具厂大得多的市属工厂里工作，他是复员军人，复员军人的政治基础应该是很扎实的，所以，他成了那家厂里的的政工宣传干事。苏金富崭新的生活又将开始了。

一九六八年春天，苏金富和林文芳拿到了结婚证书，他们顺理成章地结婚了。我青春的父亲自从离开江苏沙洲老家后，一直试图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站住脚，现在，他终于在远离他故乡的上海成家了，这也预示了，他将作为一名上海的移民，立足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他长久乃至一辈子的生活。结婚证书，便是他居住在大城市上海的一张绿卡，结婚证书，也暂时掩盖了他未能完成入党心愿的失意。

我曾经在我母亲林文芳的抽屉里找到过他们的结婚证书，它不象现在的结婚证书那样是一本红色的硬本子，它只是一页比一般纸张厚一些的硬纸，在这张硬纸片上，印刷着诸如五角星、稻穗、彩绸和光荣花等等图案，就象一张普通的写着“XXX被评为年度生产标兵”的奖状，奖状上没有两个人的照片，只有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人，一个叫苏金富，另一个，叫林文芳。我毫不怀疑，我母亲林文芳在刘湾镇上毫无怨言地敞开胸怀等待着我父亲与她结婚成家，这的确是对我父亲的一份奖励，如若没有这场奖状似的结婚证书，我父亲远离家乡的移民生活还将继续漂泊无定。由此可见，奖状似的结婚证书远比如今的硬本子结婚证书更有着特殊而贴切的象征意义。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家里拥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这也是我们家最昂贵的家当了。凤凰牌自行车粗壮的身材和坚硬高大的形状使它看上去结实而具备无限强大的承载能力，它是我父亲苏金富和我母亲林文芳结婚时买的。苏金富托朋友弄到了一张自行车票，为了买这辆自行车，他花掉了他全部的复员费，他的复员费一共是108元，自行车的价格是118元，所以，他在买自行车的时候，十分羞涩地对一起去买车的林文芳说：小文，我的钱不够了，复员回来时，我身边还有108块，回来这段日脚花掉了点，只剩下88块了。小文，脚踏车要118块，你能借拨我30块钞票吗？

我母亲林文芳十分慷慨地从自己的存折里领了50元钱交给苏金富，并且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豪爽语气对苏金富说：阿富，这钞票你拿着吧，成家是两个人的事情，不要讲借不借的话了。

因为林文芳经济上的援助，那辆二十八寸的凤凰牌自行车成了苏金富的坐骑。苏金富买下了自行车，还赚了二十元钱，这二十元钱，在他们回沙洲乡下时，他悄悄塞给了他的老娘苏陆氏。这二十元钱的最后去向，林文芳是不知情的。直到多年以后，提起这段往事，我父亲苏金富才实话交代了二十元钱的去路。这种时候，我母亲总是会十分不屑于我父亲的举措，她会说：我是不会不同意你把钞票给你姆妈的，你鬼头鬼脑瞒着我，倒弄得我很小气似的，讲老实话，我好好比你要大方得多呢。

我母亲林文芳对我父亲苏金富，的确是十分慷慨大方的，比如结婚的费用，苏金富除了花掉八十八元，拥有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的大部分股份以外，别的都是林文芳和林文芳的父亲林之奎置办的。包括四尺半钢丝床一只、木纹油漆五斗橱一只、马桶一只、被褥枕头毛巾面盆肥皂等等生活必需品若干，连到沙洲乡下去买长途汽车票和发喜糖的钱都是林文芳掏的。就这样，苏金富和林文芳结婚了，十分简朴的婚礼，没有举办仪式，也没有请客吃饭。

领到结婚证书的那天夜里，林之奎的老婆——林文方的母亲顾美云做了一桌挺象样的晚饭，林文芳的五个兄弟姐妹加上林之奎夫妇和苏金富，正好团团坐满了一张八仙桌。顾美云的烹饪手艺向来是不错的，但多年以来，她已经很久没有显露过身手了。大女儿结婚了，这一夜，她料理五味的手艺再次展示。苏金富给林之奎倒上酒，举起酒杯说：爹爹，今朝我和小文结婚了，谢谢你把小文养育大，以后，我会象儿子一样孝敬你的。

说完，苏金富仰头喝干了自己杯子里的酒。林之奎点了点头，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小口酒，开始了他极具沧桑的慨叹：“你们总算结婚了，爹爹很高兴。只是，家里的值钱东西都被抄家抄走了，我也没什么细软给你们了，爹爹对不起你们啊。想当年，我和你们姆妈结婚时，可是轰动整个刘湾镇的，我阿爹，也就是小文她爷爷，他给我们办了足足一百桌酒席，请了吹打班子和戏班子来，闹了三天三夜，你们是没有赶上那个时候的日脚啊！”

苏金富的脸色有些不屑，他还没有从一个解放军战士的角色中转换过来，张口便发表自己的意见：爹爹，现在不时兴那些了，我和小文结的是新社会的婚，现在提倡艰苦朴素，这样也很好。

林之奎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连忙改口说：是啊是啊，我们那时候是旧社会，我阿爹剥削得来的钞票，把一场结婚搞得这么奢侈实在是很不应该的。我现在认识到了，所以我就不给你们搞那种资产阶级的婚礼了。今朝一家人吃顿饭，也是表示一下对你们的祝贺，没有什么别的意思的。阿富啊，吃菜吃菜。

丈母娘顾美云对苏金富说：阿富啊，快尝尝这番茄沙司鱼，这是我学着凯司令西餐馆里做的，味道哪能？

盘子里的鱼身上居然裹满了红色的浆，苏金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做成红色的鱼，便低头吃丈母娘顾美云夹在他碗里的鱼肉，他发现，丈母娘做的菜的确是十分好吃的，甜甜酸酸的，爽口得很。

丈母娘又夹了一筷子肉片给苏金富：阿富啊，这是滑炒里脊肉，我一清早起来去肉庄上买的，平常日脚还买不到，今朝运气好，居然给我买到了。

苏金富夹了一片肉送进嘴巴，那肉片嫩到几乎入口即化，简直不需要用牙齿咬的，鲜美软滑到要把舌头都吞进肚子里去了。

苏金富吃着菜，心里想着，这凯司令番茄沙司鱼和滑炒里脊肉都是他以前连听都没听过的，可见得，林文芳家以前过的日子必定是十分资产阶级的，但是这资产阶级味道的菜的确要比农具厂食堂里的菜好吃，比部队食堂里的菜也好吃，甚至比红星点心店里的咸泡饭和阳春面都要好吃。苏金富便确认了一个道理，资产阶级的奢侈生活固然是不好的，靠着剥削而吃那么好吃的菜就是罪过了，要是靠自己的劳动吃上这样好吃的菜，那就是一件好事了，当然，要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都能吃上那样的菜，那就差不多该是共产主义了。

苏金富挺着酒足饭饱的肚子回到租借的新房后，他用略有醉意的涣散眼神数了一下房间里的家什，他发现，这间狭小但洁净的屋子里，几乎所有的财富都不是他苏金富创造的。五斗橱不是他买的，脚桶马桶也不是他买的，连睡觉的床都不是他置办的。尽管因五斗橱镜子和房间的门上贴着林文芳自己剪的几个大红喜字而使房间带着一股热情洋溢的喜气，但苏金富还是开始感觉到强烈的歉疚。他想到自己离开沙洲老家到上海来谋生，又出外当兵多年，他感觉自己始终努力着，从未懈怠过。如若说刚来刘湾镇没几年的时候，他买不起一顶帐子，那是因为他还年轻，他还没有积累起足够的财富，那么到现在结婚的时候，他居然还是穷到连一张床都买不起，那就是一件令他感觉颇为沮丧的事情了，他因此而觉得十分对不起林文芳。因为喝了一点酒，所以他的脑袋就有些恍恍惚惚的，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从沙洲乡下出来后混了十年了，还是一无所有。好在他现在拥有了一个妻子，那是他走出老家后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收获了。这实在是一件令苏金富感觉无比困惑的事情，无产阶级红五类出身的苏金富在他结婚的那天晚上忽然发现，其实钱还是很重要的，没有钱实在是办不了什么事情的。

苏金富和林文芳没有举办婚礼，他们只是买了一些糖果发给亲朋好友，苏金富原来工作的刘湾镇农具厂里的许多同事也吃到了喜糖。苏金富去农具厂发喜糖的那天，锻打车间支部书记正好开会去了，他没有直接收到苏金富的喜糖。苏金富托朱伟民把喜糖转交给支部书记，朱伟民把喜糖给他时，他嘴角一瞥说：这种喜糖，我是连味道都不要闻的，好好的一个红五类，找了个资本家的囡，脑子发昏了。

说完，他把喜糖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把拎着一串用红线系着的喜糖的朱伟民弄得十分尴尬。后来，朱伟民对苏金富说：阿富，支部书记不要你的喜糖，他说，这种喜糖，我是连味道都不要闻的，好好的一个红五类，找了个资本家的囡，脑子发昏了。

朱伟民完整的复述让苏金富心生些微歉疚，但这也是无法弥补的事情，毕竟，他已走出了刘湾镇农具厂，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那个春天，苏金富带着林文芳回了一趟沙洲老家。新媳妇娶回家后，还没有带给他的老娘看过。林文芳跟着苏金富坐上小火车到达浦东的庆宁寺，在庆宁寺码头摆渡到浦西的定海路，又坐上八路有轨电车到提篮桥，再坐上十三路无轨电车到北汽车站，然后搭上长途汽车，一路颠簸了大半天，才回到沙洲老家。这一路，苏金富十分感慨地想起了十六岁那一年，他只身来到上海时惶恐而孤独的往事。现在，他不再是一个人走在这条连接着家乡与上海的路上，他的身边有了一个女人，他已经成家了，他带着他的妻子一起回沙洲老家，尽管不能说他已经立业，但依然还是有着一些衣锦还乡的荣耀感。

我奶奶苏陆氏爽朗满足的笑声在一九六八年的春天，响彻了沙洲老家那两间破陋的茅草房。我母亲林文芳享受到了至上的礼遇，这礼遇并不是高贵的礼节和丰盛的喜宴，这礼遇只是一个贫苦人家对待来自大上海的儿媳妇的宠爱和追捧。我那梳着两条大麻花辫的美丽的林文芳母亲在漏风的草房里吃着我苏陆氏奶奶养的那只芦花母鸡下的双黄蛋，看着屋门口围观的那些衣着破旧眼露艳羡神色的大人孩子们，羞红了一张雪白粉嫩的脸。她放下手里的一碗糖水鸡蛋，从一只灰色的旅行包里摸出一包什锦糖果，对我父亲说：阿富，给大家吃糖啊！

我父亲苏金富面带喜色地把糖果交给了我的苏陆氏奶奶，我奶奶接过袋子，开始向围观的人群分发她儿子苏金富的结婚喜糖。苏陆氏十分小气地只给每人发了一颗糖，林文芳心里就有些不满了，糖是她带回去的，准备了不少，就是打算发给乡邻的，可婆婆只发每人一颗，让她这个上海媳妇觉得有些没有面子。林文芳对站在一边笑眯眯的苏金富说：阿富，包里还有糖，你去拿来分给大家，多分几颗，我准备了好多的。

苏金富点头答应，从旅行包里又拿出一大包什锦糖，在苏陆氏已经发过喜糖的人群中又发了一遍，并且不是一人一颗，而是一人一把。拿到喜糖的人激动地轰闹起来，苏金富干脆抓出糖果撒向人群，顿时，门口场院里充斥了一片呼喊叫闹声，大人小孩们有的跳起来接糖，有的干脆趴在地上抢糖，欢笑声不断从苏金富那向来寂静贫穷的老家屋子前传播而出，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华热闹气氛。

我的苏陆氏奶奶嘴里，也发出了响亮而满足的笑声，苏金富的荣归故里让她接纳了他将不再回沙洲老家定居的事实，娶一个上海媳妇，自然要比娶一个诸如刘东妹那样的乡下姑娘好，发喜糖这么大方，将来对自己，也必定是大方的。

十天的沙洲之行，让林文芳享尽贵宾的待遇，苏金富亦是因此而分外骄傲。尽管党没有接纳他，但林文芳接纳了他，现在，他也算是一个有了归宿的男人了。

十三

一九六九年的十二月，我在我母亲林文芳的肚子里等待着阳光并且显得有些躁动不安。我一直觉得我出身在一九六九年冬天的清晨是我自己蓄意已久的一件事。我在林文芳的肚子里等待了九个月，选择了一个晴朗的半夜开始了出生前的准备运动。

那晚，林文芳把苏金富煮的整整一铝锅肉骨头花菜汤喝得精光后，心满意足地与坐在方桌边看报纸的苏金富猜测着我的性别。尽管他们已经无数次地讨论过这件事，但在迷底还未揭穿以前，他们还是会在每晚的饭后无休止地幻想直到我出生。尤其是林文芳，我知道，其实她一直希望我是个男孩，直到我出生前的那一刻，她还在那么想。那个年代的孕妇们，很多的美好幻想是来自肚子里的这个胎儿，而孕育一个男性胎儿，将会给她们带来更多的好名声和更有希望的前景。

然而苏金富，却是一个开明且理智的男人。自从林文芳怀孕以后，他一直说：这个小囡是个女儿，我有感觉。

我的确是个女孩，我父亲苏金富在我还未出生时就预感到了我的的性别。而此时，我这个被我父亲确认为是个女婴的胎儿，正在我母亲林文芳的肚子里吞噬着她通过脐带传递给我的营养，准备做最后冲刺前的热身运动。

冬天的夜风在窗外呼啸，林文芳早早地上床休息了。她对我可能在这一天出生竟然没有一点预感，苏金富却久久不能入睡，他把那份《人民日报》或者《解放日报》看得很慢很仔细，直到午夜后，睡梦中的林文芳被我剧烈的踢腿运动弄醒。

林文芳的肚子开始疼痛起来，这是我兴风作浪的开始。苏金富按照早已计划好的步骤利索地干了起来。他先把棉垫子扎在他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后坐上，再带上一大包准备给我出生后用的尿布和小棉衣棉裤，然后扶着林文芳坐上自行车后坐，小心翼翼地踩着自行车赶往离刘湾镇十二里外的县人民医院。

一九六九年的刘湾镇上，几乎所有的孕妇生孩子都在镇卫生院，很少有人到县医院去生孩子，除非在卫生院生不出来，才会乘上那种打着铜钟发出“当当当”的声音的被刘湾人叫做“救命车”的交通工具到县医院去生孩子。

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异常寒冷，人们走在街上脚底板会发出“渣渣”的响声，沿街的人家隔夜泼在路边的洗脚水都已结成了冰渣子。这是在三十年多前的一个很平常的冬季之夜，那一夜之后的清晨，我出生了。

我反复地强调我出生那一天的情景，是因为从那一天以后，我的父亲和母亲，便不再青春。那个年代的人们，总是以孩子的出生作为青春的结束和步入成年的起始。而我，在一九六九年的岁末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生命的开始，便是我父亲和我母亲青春岁月的结束。因此，我把我出生那一天的情节如此累赘地反复叙述，实在是想更为深刻地记住我父亲苏金富和我母亲林文芳那一段贫瘠而又如花的岁月。

我青春的父亲苏金富和母亲林文芳决定把我生在县医院，因此在这个晴朗而分外寒冷的冬日后半夜里，苏金富用他那辆二十八寸凤凰牌自行车把臃肿沉重的林文芳送到了县医院，那时候，已是凌晨四点。

林文芳的阵痛间隙还可以让苏金富给她讲完一段笑话。医生说：还早呢，天亮前是生不出来的，放心吧。

苏金富看了一下窗外还未见亮的天色，他决定到外面去为林文芳买一些早点。他们谁也没有猜测到我有气无力地挤压林文芳的肚子并不是我还不想出来，我只是想积蓄一点力量，进行一次具有爆发力的冲刺，因为，太阳就要出来了。

那时刻，窗外的天色是漆黑的，只在窗棂以东的一角玻璃上，透出依稀的暗红。苏金富对林文芳说：“我去给你买点早饭，吃了才有力气养小囡。”

尽管林文芳是很希望苏金富一直陪伴在她身旁的，但林文芳还是点头答应了。她想到昨夜喝的整整一铝锅花菜肉骨头汤，此刻已经全部消化尽了，不吃东西，等一会儿是生不动孩子的。

苏金富出去买早饭了，但是苏金富走出医院大门五六百米时，又回了医院。他回医院是因为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临产的孕妇，他是送这个逗留在路上已经走不动的陌生产妇回医院的。送完产妇，他再次走出医院，这一来一回已经是半小时过去了，街上的商店却依然紧闭着大门，一盏盏路灯照耀着凌晨时分冷清的街路。

一九六九年的县城街头竟然没有一家点心铺子，唯一有名的红星点心店在中市街上，步行过去差不多要走半小时。红星点心店有名就有名在它只卖锅贴和小馄饨，一九六九年的人们，很少会花钱去吃一回锅贴和小馄饨，乡镇里的人逢年过节去县城逛街或者办事，就有可能去红星点心店吃一顿有名的锅贴和小馄饨了。苏金富曾经带林文芳去吃过，那还是在他一年前刚复员回来时的事情。不过，红星点心店的锅贴和小馄饨还是很让人在品尝了一次后便难以忘却的。那种包着肉皮冻拌肉糜的饺子放在油锅里生煎过后，散发出强烈的催人食欲的焦香味，夹起一个锅贴，一口咬下去，香脆的皮子里飞溅出滚烫的肉汤，嘴皮和舌头都要烫破了，却舍不得吐出来，那味道是又鲜又香，眉毛都要掉下来，打耳光也不肯放的。还有小馄饨，是必定要与锅贴配套吃的，一客锅贴配一碗肉骨汤里飘着葱花的薄皮鲜肉小馄饨，总共一角二分钱，有干有湿，吃得满嘴流油，饱嗝连声，忘了嘴里还有一条发麻的舌头，只继续回味着：锅贴的陷料里毕竟是拌了肉皮冻的，小馄饨也是用的肉骨高汤，怪不得这么鲜，哎呀，就是太烫了，心急火燎的，舌头都烫木掉了。

苏金富在和林文芳品尝红星点心店里的锅贴和小馄饨之前，就知道了这个县城的中市街上有一家著名的点心店。这家点心店里的陈设也是别的饮食店里少有的那种火车座，人造革长条座椅面对面背靠背，长方桌面上油迹斑斑，却不可阻挡地散发出一种浪漫且时髦的新潮气息。一年以前，苏金富花了二角四分钱请林文芳坐在火车座里，享受了一次浪漫、时髦且比较奢侈的午餐。在午餐中，她们商讨了诸如结婚要准备一些什么，要不要请客办喜酒，要不要发喜糖之类的事项。苏金富与林文芳正式开始谈婚论嫁，就是从红星点心店开始的。对苏金富而言，红星点心店承载着他从爱情阶段上升为婚姻阶段的特殊而重大的意义，所以，苏金富在林文芳等待着生产的这个凌晨一下子想到了中市街上的这家点心店，那是十分在情理中的事情。

医生说天亮前，林文芳是不可能生出孩子来的，看看天色，半小时之内似乎不会亮起来，于是苏金富在路灯下再次朝中市街快步奔去。往西拐，走了差不多有十分钟，他看见了一家叫“工农电器厂”的工厂后门口，厂食堂的烟囱正在黑暗中冒着隐约的袅袅炊烟。苏金富看了看天边即将微微明亮的天色，想想要是赶到红星点心店再回医院，太阳肯定出来了。医生说，太阳一出来林文芳就要养了，这女人养小囡就象母鸡生个蛋，眼睛一眨就下来了，一不小心错过了时间，苏金富就不能让林文芳吃上早点，没有吃早点，就没有力气养小囡，林文芳躺在产房里养小囡的时候就会有气无力，所以，苏金富便决定不去红星点心店了。苏金富是一个脑子灵活的聪明人，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男人脑筋一转，便拐进了工农电器厂食堂的后门。

等到苏金富走出工农电器厂食堂后门的时候，他的手里就多了两个搪瓷饭盆了，一个饭盆里是大米稀饭，另一个饭盆里是肉包子。食堂里做早点的三个穿着油迹麻花的白色工作服的烧饭师傅听说这个年轻人的女人正躺在医院里等待生产，便十分热情地给了他随便挑选任何一种点心的权利。苏金富选了包子和油条，其中一个年纪大的胖师傅说：产妇娘是要喝点稀饭的，只吃干的怎么行？

苏金富说：我没有家什盛稀饭。

另一个年纪小的瘦师傅说：介冷的天，你拿到医院，点心都会冷掉了，稀饭倒还可以在医院里的炉子上热一热的，包子和油条怎么热啊？

苏金富说：我捂在棉袄里面，不会冷掉的。

第三个不胖不瘦年纪不老不小的师傅说：我借给你饭盆吧，用完了记得还给我就是了。

这个师傅说起话来声音是尖尖的，象女人。苏金富对着那个不胖不瘦不老不小的师傅连声道谢，不胖不瘦不老不小的师傅在明晃晃的灯光下转身从橱柜里拿出了两只搪瓷饭盆，白色的厨帽后面露出一簇用红色毛线扎起来的浓密黑发。苏金富这才分辨出，这个不胖不瘦不老不小的师傅原来是个女师傅，怪不得说话声音尖，怪不得心眼好，肯借饭盆给陌生人。

女师傅用她的饭盆为苏金富盛了满满一大盆稀饭，又在另一个盆里装了四个包子。装包子的盆子内底里用红色油漆写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盛稀饭的盆子外壁用蓝漆写着“上海工农电器厂031”。

苏金富说：我一定会来还饭盆的，我女人生了小囡，我还会来发喜蛋的，可是我现在没有饭菜票，我也是工厂里的工人，我每天在厂里吃午饭，我知道买食堂里的饭菜是要用饭菜票的，我只有钞票和粮票，我知道食堂里是不收钞票和粮票的，收了你们也不能划账的，收了你们就要犯错误了，我不能让你们因为我犯错误的。

三位师傅面面相觑，竟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让苏金富可以顺利地端了包子和稀饭走人。他们很希望这包子和稀饭快快地送到医院里的产妇嘴里，但他们又不能因此而犯下贪污食堂饭菜的错误，就这样，他们便有些束手无策了。

苏金富灵机一动说：这样吧，我给你们钞票和粮票，你们把自己口袋里的饭菜票卖拨我，我就可以用你们卖拨我的饭菜票买早饭了，这个办法可以吧？

女师傅想了想说：我们食堂里上班的人是不能用饭菜票的，否则收进来的饭菜票和我们自己的饭菜票会分不清楚的，我们在食堂里吃饭买点心都是记账的。这样吧，三两稀饭，四只包子，你给我二角钱和一斤粮票，记在我的账上，我们三个人都在，他们可以为我记账的，就算是我买了早饭送到医院里给你女人吃的。当然实际上不是我送去的，是你付给了我钞票和粮票，所以等于是我买了早饭，又转手卖给你了。

女师傅转身用她那双沾了很多面粉的白手指了指站在一边的瘦师傅说：张师傅，你帮我记账吧。

苏金富就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二角钱和一斤粮票给女师傅，然后看着瘦师傅翻开一本油乌乌的练习本，在一张纸的某个名字下记录着一些数字。瘦师傅记录完了，把本子又交给胖师傅，胖师傅又在刚才瘦师傅记下的那些数字后面的空格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苏金富就端着稀饭和包子千恩万谢地走了。

苏金富端着一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包子和一盆上海工农电器厂031的稀饭，只用了十多分钟就走回了医院，当他走进医院妇产科9号病房时，他发现，那张白色的床上林文芳臃肿的身影不见了。

隔壁床上的女人对苏金富说：她已经进产房了，你一出去买早点，她就要养了，所以她已经进产房半个多钟头了。

隔壁床的女人的男人坐在一张摇摇欲坠破旧不堪的剥落了白色油漆的方木凳子上对苏金富说：你女人要生了，一开始她一直是发出很轻的叫唤，这个你也听见的。后来你去买早点了，你前脚出门，她后脚就开始发出老大老大的叫声了，她发出老大老大的叫声你就没有听见了，因为你去买早点了，你人不在是肯定听不到的。

躺在床上的女人接着她男人的话说：你晓得吗，痛得耐不住要大声叫喊了，这种时候就赶快要送产房了，所以，我就叫我男人把你女人扶起来，你女人的肚子真大，比我养的时候的肚子大多了，所以我男人扶她的时候是很吃力的……

苏金富站在病房里，手里还端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上海工农电器厂031，他打断隔壁床女人的话头问：现在呢？现在她人在哪里？

隔壁床的女人的男人说：刚刚对你说过了，她被我扶到产房里去了，是我女人让我扶她去的。

隔壁床上的女人笑眯眯地点点头，红润的脸色显示出产后被照顾得十分周到的迹象，她身边的男人却头发蓬乱满脸疲惫。他们笃悠悠地你一句我一句说着刚才林文芳即将临产疼痛难忍千钧一发的时刻的情景。苏金富没等他们说完，就放下手里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上海工农电器厂031，一脚跨出病房往产房冲去。

苏金富以小跑步的速度穿越长长的走廊奔到产房门前，不顾一切地推开“产房重地闲人莫入”的弹簧门想挤进去，就在他另一只脚想跟随第一只脚一起踏进房门时，被正在产房门口的一个小护士赶了出来。小护士一边往外推苏金富一边训着：你当是在你家里头啊，可以随便进来，产房里又不是只有你家女人一个产妇，快出去快出去。

苏金富被小护士推出了闲人莫入的产房重地，弹簧门反弹回门框的一刹那，他听到了哭声，产房里传来一声清脆的哭声，如此嘹亮的哭声，他猜想，那一定是我——他的女儿的哭声。他侧脸看了一下医院走廊窗外的天空，本是灰白的天色已被初升的旭日染得红黄斑斓，天尽头，一轮血红的太阳正蓬勃升起。

十四

一九六九年岁末的那个清晨，我冲破了黑暗，见到了这个世界和世界顶端红红的朝阳。我涨红了脸哇哇大哭，我在我母亲肚子里酝酿了九个月，那一刻，终于来到了人间。我不会说话，我只能用哭声来欢呼自己的降临人世。我的父亲苏金富在产房外面听到了我的哭声，他知道，他拥有了他的后代，他的生命和血液便将在这个叫上海的异乡被传承下去。

后来，每次我母亲林文芳回忆起这一段情节时，总是嘲笑我父亲的卤莽：你爸爸真是的，要不说他是乡下人，也不看看那是什么地方，那是产房啊，男人能随便进吗？他居然推门就往里冲，门上的字都不认得了，门上写着什么？写着“产房重地，闲人莫入”，他连字都不认得了，只晓得看他的小囡了。

我母亲在嘲笑我父亲的卤莽行为时，她那张圆脸蛋上总是挂满了天真的笑容，带着娇羞与不屑，好似自家男人这么不懂事理是让她难为情的事情，但这嘲笑里，却分明带着自得。这段小小的插曲，在日后我渐渐成长的岁月里，成为了我母亲嘲笑我父亲的必用素材，而这素材，也是令她受用一辈子的骄傲。

我在医院里度过了一九六九年的最后几天，一九七零年的第二个早晨，我回到了刘湾镇上的家。尽管我被一条红色的棉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外面的寒冷空气和冰雪覆盖着的世界是如此洁白。

长大后，有一次我问我父亲：我出生后那些天，是不是下雪了？

我父亲苏金富说：是啊，落雪了，落得还不小，所以爸爸给你起的名字就叫苏雪。接你出医院回家的那个早晨，雪停了，天冷得出奇，我们借了一条船来接你和姆妈，船老大一边敲开冰一边往前航行……

那艘乌蓬小船载着婴儿的我，把我送回了离县城十二里外的刘湾镇上的家，从那以后，我父亲苏金富和母亲林文芳的青春岁月渐渐消逝。他们青春的血液流到了我的身上，成为抚育着我长大的最肥沃的土壤，我扎根于他们的血液，脱胎于他们的肉体，我象一株贪婪的青树苗，吞噬着他们的青春，茁壮成长着！

许多为人父母的人，都经历过一个孩子的孕育与出生，却从未记得自己是如何从母亲身体里破土而出的，当然，我也同样不记得我是怎样出生的。然而我依然不断地用文字描述着我出生时的那段经历，虽然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具备记忆能力之前，但我还是可以条理清晰地把那一日的情景无一遗漏地完整叙述。这一点，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林文芳。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向我母亲打听关于我出生时的一些情况，我的很多问题常常让我母亲林文芳羞于回答，但她断断续续避重就轻的叙述还是满足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某些被她忽略的细节，我通过自己的想像和推理补充完整，便能详细地描述自己的出生过程了。

在我还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时，我问我的母亲：姆妈，你是怎样把我养出来的？

母亲回答说：你是自家从姆妈肚皮里钻出来的！

母亲轻描淡写的回答并不能消除我的疑问，我继续提问：姆妈，那我是怎么从你肚皮里钻出来的？隔壁三妹说，她是她姆妈从屁眼里拉出来的，是真的吗？

母亲怔了半天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我却紧追不舍。母亲白了我一眼，索性回答：对，就是从屁眼里拉出来的。

母亲转身去忙她的家务了，留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发呆。隔壁三妹说，她是被她姆妈拉到马桶里的，然后，她奶奶把她从马桶里拎出来，把身上的屎啊尿啊洗掉，象洗一只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萝卜一样，洗干净了，用一块被子包一包，他们家就多了一个小毛头了，三妹就是这样来的。我也是这么来的吗？

母亲闪烁其辞的回答让我产生更强烈的好奇，后来，我依然不失时机地向母亲反复追问，母亲的答案并不能让我信服，我也不能容忍自己被大人从马桶里拎出来这样肮脏猥琐的事情，隐约感觉母亲是在哄我，却终是不得要领，不知所以。

我父亲苏金富和我母亲林文芳从一开始就决定要把我生在县医院，这多少有些给我的出生带来几许奢华的感觉。既然隔壁三妹可以让她的母亲生在马桶里，为什么我的父亲和母亲要把我生在县医院里？这个问题让我产生了一些妄自尊大的优越感，尽管我无法解释父母要把我生在县医院里的初衷，但这还是让我在日后与小朋友谈论到自己的出生地时，得以骄傲地告诉那些被生在马桶里的孩子：我是在县城医院里出生的，我生出来后就被关在婴儿室里，一天只有三次被护士抱到我妈那里，县医院是很严格的，不可以随便把小毛头放在妈妈身边的……

童年的我一直在思索着孩子是怎样从母亲肚子里钻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和许多无知的孩子一样，曾经有过一度为自己丑陋的出生而厌恶着自己的生命。等到长大了，如所有的母亲一样，我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孕育一个小生命的时候，我才发现，父亲或者母亲的称呼，竟是如此伟大，所有的懵懂无知，此刻，便是理解通剔了。

在我的脑海中，还保留着五岁左右的一些记忆片段，那时候的我父亲苏金富，面容稍稍消瘦，身上总是穿着一件发白的军装，当然，军装上是没有领章的。每天早晨，我父亲苏金富骑着他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到离刘湾镇十二里路的县城去上班，傍晚，那辆健壮而沉重的凤凰牌自行车以其始终崭新闪亮的姿态在“叮呤、叮呤”声中回到我刘湾镇上狭小简陋的家。可见，我父亲苏金富是十分爱惜这辆自行车的，多年以来，他一直保持着每天擦拭自行车的良好习惯，这辆自行车的寿命，也得以延续了二十多年。

我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每个礼拜天，我父亲苏金富会用自行车驮上一家人，去刘湾镇附近的农村踏青，或者到县城的红星点心店里吃一顿锅贴和小馄饨来给家里人改善生活。于我而言，这就是节日了。一般，我是坐在自行车的三角挡子上，我母亲林文芳则坐在后面的书包架子上。苏金富夹在苏雪和林文芳之间，手握龙头，脚踩踏脚,卖力地蹬着自行车。他一边骑车,一边不失时机地向他年幼的女儿指点着一路看到的景色：雪雪，看见没有，河里有一只老牛在汰浴，这就是老牛，记住了吗？长大了还会记得爸爸带你在这里看到一只老牛吗？

幼年的我认真地点着头，嘴里喃喃而语：老牛、老牛。

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我母亲林文芳笑着说：以后雪雪哪里还会记得这些？阿富，你现在跟她讲也是白搭。

我父亲苏金富不以为然地说：不会的，雪雪一定会记得的，是吗？

幼小的我十分配合地继续点头，并且用我肥胖的小手指着那头在河里洗澡的水牛更为响亮地叫嚷着：老牛，老牛，老牛……

苏金富高兴地笑起来:看看，雪雪肯定不会忘记的，对不对雪雪?

这些往事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但的确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那条通往县城的柏油马路两边茂密的榆树林绿荫葱茏，沿路的小河轻轻流过身边，总是会有一头或者两头水牛在河里洗澡，还有几只鸭子在水里游弋觅食。和煦的风吹在身上，清凉舒适，我的头发被吹起来了，我小小的脑袋靠在我父亲的胸口，我闻到了从身后散发出的一股好闻的男人味道，那是我的父亲苏金富身上略带肥皂气息的汗香，我在这气味中倍感温暖和安全，我背靠着我的父亲，眼前闪掠而过的景致渐渐模糊，然后，我一歪脑袋，便靠在我父亲因骑着自行车而起伏不定的胸膛上睡着了……

记得那时候去市区走亲戚或者白相大世界，我母亲会带着我坐上小火车，我父亲一个人骑自行车沿着铁轨走，然后在庆宁寺摆渡口汇合。那时候是为了省下一张火车票，在我眼里，却是一件浪漫且极具刺激的事情。父亲在公路上骑车，我们坐在铁轨上疾行的火车里，总是会遇到公路与铁路并行的一段路，我就爬在窗口寻找父亲，我常常会看见我父亲苏金富的自行车与我们的火车正遥遥平行着前进，我挥手大叫：爸爸——爸爸——

蹬着自行车的我父亲苏金富在他女儿的召唤声中扭头，他看见了火车上的我和我母亲。他一只手握着自行车把，一只手向我们挥舞着，我看到猛烈的风吹在他脸上，吹得他并不长的头发高高地飘起来。他微笑着，骑车的速度却更快了。他似乎想赶着火车跑，不落下一步。我在火车上拼命喊着：爸爸加油！爸爸加油！

父亲的自行车还是渐渐落后于火车了，他的身影越来越小，然后，被火车长长的尾巴遮挡住，看不见了。火车进了某一个小站，等到出站继续上路时，我又在窗口看到了与火车并行的我父亲苏金富，他骑着自行车的矫健的身影又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火车在小站上短短的几分钟停靠时间，我父亲的自行车追上了我们。那样的场景，使幼小的我的意识中，产生了对我父亲苏金富不可替代的力量感和安全感的认可。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的父亲苏金富，都会紧随着我，一次次地赶上我，让我看到一个带着笑容的男人的身躯在与我遥遥相对的地方关注着我，保护着我。

后来，我有了一个弟弟，我父亲的自行车就要驮三个人了，我依然坐在前面的三角挡子上，我母亲抱着弟弟坐在书包架子上。作为长女，我独享着父亲的胸怀，直到我象一只成长着的小鸟一样展翅飞翔起来。

对这些童年往事的追忆，让我十分清晰地看到一个恋家的男人，和一个深爱着自己的孩子的男人。这个男人曾经有着强烈而上进的政治要求，尽管他几度遭受挫折，但他依然有着美好的憧憬，他从沙洲老家来到上海的远郊小镇刘湾，当上了一名工人，然后又离开刘湾镇，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后来，他又回到了上海浦东，继续走在了他一往无前的生活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