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这期间，车间支部书记一直没有放松过对苏金富的考察。过中秋节那回，支部书记还请苏金富到家里吃过团圆饭。支部书记的家在离刘湾镇五、六里路远的农村，那天，苏金富坐在书记的自行车后坐上，在乡间的小路上颠簸了半个小时。一路上，书记一边骑车一边对后座上的苏金富说：阿富啊，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啊，我从来没有带过厂里的人到家里去吃饭，我也没有用脚踏车驮人骑过这么长的路，你是第一个，我是把你当自家儿子了。
因为自行车在土路上颠簸，所以书记的话音听起来有点象唱歌一样忽高忽低忽轻忽重。苏金富在后坐上也发出颤抖的回话声：书记，你对我是太好了，我阿爹姆妈也没有对我这么好的。我阿爹活着时从来没有用脚踏车驮过我，不过，我阿爹在我十六岁刚到那一年就死了，他活了四十二岁，从来没有骑过脚踏车，我们家里穷，买不起脚踏车。今朝我是第一次坐脚踏车，而且又是书记踏车，我坐着。你把我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当自家孩子，真不知道让我怎么感谢你了。
书记在前面一边蹬车一边喘着气说：我也不要你来感谢我，我只要你听话，做一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好青年就可以了。
苏金富在后坐上猛点头，点了数十下才想起书记在前面骑车，眼睛是看着前面的路的，他的后脑勺上没有长眼睛，所以他也是看不到自己拼命点着脑袋的样子的，所以苏金富赶紧开口说：书记，我知道了，我一定会记住你的话的，我会把乡下的亲事退掉，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的。
书记的后脑勺摇了摇说：别提退亲了，那是你自家的事情，我只看你的工作表现。
说话间，书记家的那个村子就到了。书记的老婆和他二十岁的小女儿已经煮好了毛豆芋艿站在一间破旧的黑瓦房前等着了。书记在场地上停好自行车，转身用手指头点着苏金富，对自己的老婆和女儿说：今朝我带回了一个客人，阿富是我们厂里的，他平常住在集体宿舍里，今朝是八月半，我是带他回家吃团圆饭的。
苏金富在他那张年轻英俊的脸上露出一个谦恭的微笑，他对着书记老婆轻轻叫了一声：妈妈，麻烦你了。
苏金富已经学会了浦东人对母亲辈的妇女的称呼“妈妈”，浦东人叫自己的亲娘不叫“妈妈”，而是叫“姆妈”，只有那些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才叫“妈妈”，是类似于“伯母”的意思。
书记老婆上上下下打量着面前的年轻人，一张粗脸上堆着热情洋溢的笑：不麻烦不麻烦，快点进来，肚皮饿了吧，我这就去弄饭，一歇歇就吃得。
书记对老婆说：好了好了，去把毛豆芋艿端出来吧。
书记又转身指着自己的女儿对着苏金富说：阿富啊，这是我家小囡，从前我一直没有向你提起过，今朝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们也好相互认识了。
苏金富这才仔细地打量起了站在门槛上的那个姑娘，矮而壮实的身材，短发，宽脸，黝黑的皮肤，脸大，脸上的五官也都大，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巴，看起来十分健康的样子。
苏金富对着姑娘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话。姑娘低下了一张粗黑的脸，似乎是害羞了，只盯着黑色布鞋的脚尖看着。一边的书记却发出了爽朗的笑声：看看，两个年轻人，多好。阿富、阿囡，你们说说话，你们年龄差不多，你们一定有很多话可以说的，我一个老头子就和你们没什么话讲了，我去相帮你们姆妈弄饭菜。
说完，书记就丢下苏金富和女儿，拍拍屁股进了屋后的厨房。苏金富看看低着头的姑娘，心里便有了重任在身的感觉，好似与姑娘聊天是书记派给他的任务。他清了清嗓子，用进步青年的规范口吻说：你好，认识你很高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姑娘用比蚊子叫大不了多少的声音回答：于荷花。
苏金富就说：哎呀，这名字真好听，我是顶喜欢荷花的，我老家的屋门口有一条小河，河里有很多野生的荷花，每年夏天都开得很旺，很好看的。
于荷花把脑袋低得更厉害了，也不与苏金富答腔。苏金富只好继续他独自的感叹：我已经离开老家好多年了，在这里，我是举目无亲的，有时候还真的很想沙洲老家的。不过，书记对我真好，就象对自家小囡一样，书记对我这么好，我就不大想家了。
说到这里，于荷花抬起头看了一眼苏金富，脸腾地一下红了，本来挺黑的皮肤，此刻是越发黑了。她用她那双很大的眼睛瞟了一眼苏金富，又低下头，用和蚊子叫一样响的声音说：那你以后就把我家当你家好了。
苏金富十分感动地说：你和你家阿爹一样，是好心人，谢谢你了。
说完了这句话，苏金富感觉有些不对，于荷花在说“那你以后就把我家当你家好了”时，脸红到了脖子根，那语气里，分明是带着几许暧昧和羞涩的，难道，书记答应过给他介绍对象，就是介绍自己的女儿给他吗？
这么一想，苏金富的心就开始狂跳起来，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激动，总之，这是一件令他始料未及的事情。他再一次仔细打量着于荷花，这个姑娘，虽然不算是漂亮的，但还是很健康的，皮肤是黑了点，但还是挺光滑，嘴巴也大了点，但这会儿不说话，倒也不显得很大。和乡下的冬妹比起来，倒也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但比起厂里的林文芳，就差得远了一些。不过，长相是不重要的，只要人好就行。最重要的是，于荷花是书记的女儿，如果真的做了书记的女婿，那入党就绝不成问题了。
苏金富想得有些出神了，屋子里的人叫开了：吃饭了，快进屋吧！
苏金富猛醒过来，摇了摇脑袋，想想自己真的是有些头脑发昏了，书记怎么可能把女儿介绍给自己。他有些自我解嘲地笑笑，于荷花倒是已从羞涩中转回了自然的神色，她对苏金富说：进屋吧，吃饭了。
晚饭是竭尽丰盛的，有红烧鱼，煮毛豆、煮芋艿，还有南瓜饼。书记老婆使劲劝苏金富吃，苏金富一开始还吃得很是客气退让，书记老婆就干脆用筷子把芋艿毛豆南瓜饼夹了一大堆放在苏金富的碗里。在难却的盛情下，苏金富终于敞开肠胃开始了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书记家的晚餐。苏金富大口吞着芋艿，腮帮子里鼓满了食物，象一只勤恳的牛，干活卖力，吃草也卖力。书记老婆看得咯咯直笑，边笑边说：年轻人就是胃口好，胃口好身体就好，身体好就有力气，有力气就能干活，阿富啊，多吃点哦！
书记老婆的推理十分经典，得到了书记的点头认可。比起苏金富来，于荷花在饭桌上的表现就有些矜持了，她小心翼翼地剥着芋艿皮，嘴巴很大，吃芋艿的时候却是小口小口地咬，没吃多少，她就停下筷子不动了，只看着苏金富大口大口地吃，大而黑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倾慕的神色。苏金富被于荷花看得不好意思了，在吞咽的空挡里对着她客气地说：荷花，你也吃啊。
于荷花低下头说：我吃饱了。
苏金富并不认为于荷花吃饱了，但不知道面前这个壮实的姑娘为什么只吃了一点点东西就说自己吃饱了。他拣了自己碗里还没动过的芋艿和南瓜饼给于荷花说：我吃不了这么多的，你帮我吃掉点吧。
于荷花也不推托，只木呆呆地低头坐着。一旁的书记笑出了声：年轻人，晓得谦让是好的，不过阿富啊，今朝你敞开肚皮吃，不要管荷花了。今后立了业成了家，有的是你多多谦让的时候。
苏金富一口芋艿含在嘴里，被书记的话噎住了。书记的话是有些微妙的，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和于荷花成家后要他多谦让呢，还是和任何女人成家后要多谦让？苏金富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又不能确定书记话里的确切信息，脸上就有些幸福加之尴尬的笑容露了出来。
那一顿中秋节团圆饭，苏金富是在前所未有的忐忑不安和美好憧憬中吃完的。吃完饭，夜色已经很浓重，苏金富要回厂了。书记一家把他送到村口小路上，书记说：回去就早点休息，明朝还要上班的。
书记老婆说：路上当心哦，夜里相没得灯火，脚下看看清，不要一脚踏到田里去。
于荷花在父母的身后没有说话，只用黑漆漆的大眼睛殷切地看着苏金富，夜色中，倒也看不出她的皮肤是超乎常人的黑，只感觉她的眼睛是亮的。苏金富向着书记一家人挥了挥手，一转身，隐没在了夜色中。
去的时候是坐的书记的自行车，回来的路是用脚走的，可苏金富并未感觉路途的遥远，那一路，他机械地迈着脚步，脑袋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头。看今天的情形，书记是有想把女儿介绍给他的意思的，但又没有说明白。如果找书记的女儿谈对象，那今后就真的会前途远大了。找对象是小事，前途才是大事。
年轻的苏金富尽管农村出身，但在思想上还是十分进步的，可他对自己的前途又显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掌握，农民的后代终究有着农民的狡黠和功利，他并不知道入党究竟于他的前途有多大的好处，他只明白，那是绝对有好处的。但真的要入党，却是要付出很多的，一如书记说过的，哪怕是流汗流血，甚至牺牲都是值得的。流汗流血他都不怕，牺牲也不怕，怕就怕没机会流汗流血，更没有机会牺牲。现在，似乎机会来临了，不是要他去牺牲生命，而是牺牲一个人的爱情或者婚姻。相对于前途而言，爱情或者婚姻，那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再说，找书记的女儿谈对象，怎么能叫牺牲呢？兴许还是天底下最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呢。
第二天，他又去了一次刘湾镇上的百货店，营业员说，一个星期以后套鞋就要来货了。
一个星期后，苏金富带足了钞票跑到百货店，营业员却说，女式套鞋只来了两双，人家比你早排队，自然是先给人家的。苏金富说：那我也排队好了，你现在就给我登记，总会轮到我的。
苏金富足足等了一个月，才买全了苏陆氏信上说的百雀灵雪花膏和女式套鞋。拿到套鞋那天，他马上去邮局把东西寄了出去。邮包送进那个穿绿色制服的女人手里后，苏金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好了，乡下的亲事终于解决掉了，接下来，是该积极地写入党思想汇报的时候了。
然而，事情并未向苏金富所预料的方向发展。刘湾镇这块弹丸之地，一家百货店里出进了张家老婆李家儿媳、粮管所许进财农具厂苏金富，转眼间便家喻户晓了。所以支部书记也非常及时地了解到了苏金富的一些新动向。半年前，苏金富在百货店里买了百雀灵雪花膏，这肯定不是他为自己买的，他一个打铁工人，是不会去擦雪花膏的，并且在这半年里，支部书记走到车间里，走过苏金富身边，只闻到苏金富身上的生铁味道，从来没有在他身上闻到过雪花膏的香味，所以雪花膏肯定不是买给他自己擦的。雪花膏本来就是给女人擦的，能让苏金富买雪花膏的女人，除了他母亲以外，还能有谁。支部书记敏锐地察觉到，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在这期间，书记请苏金富去了一趟自己家里吃中秋团圆饭，那次，苏金富的表现还是很让书记满意的。可没想到一个月以后，苏金富又到百货店里买了一双女式套鞋，这回是铁定的了，女式套鞋是不可能买给他自己穿的，这种新花样的东西，价钱还老贵，也一定不是买给他母亲的。那么苏金富一定是买给一个女人的。这个女人是谁？难道他还没有和沙洲乡下的姑娘了断？
支部书记明察秋毫的眼睛又探察到了苏金富进邮局把那两样女人用的东西寄了出去，于是书记便认为，自己的怀疑已成为事实，他一向看好的青年团员、未来的党员、农具厂锻打车间的革命接班人苏金富，完全是一个两面三刀阴奉阳违言行不一致表里不如一的人。这样的人，自己竟然一直把他作为重要的培养对象，甚至还想把女儿撮合给他，这简直太让他这个做了多年车间党支部书记的人丢面子了。
苏金富去邮局寄雪花膏套鞋的事情，严重打击了书记对自己向来十分肯定的“看人有准头”的信心，当然，书记也绝不可能再让女儿和苏金富谈对象了，更严重的是，苏金富入党的愿望，也因此而不能实现了。
那天，书记知道了苏金富在邮局里往沙洲乡下寄雪花膏和套鞋后，他狠狠捶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嘴里骂着：我操，我还真是第一次看走了眼。
六
我父亲苏金富在回忆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总是面露遗憾的神色，他对我说：阿囡，你看，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你找对象一定要把眼睛睁睁大，如果领导要给你介绍对象，你就千万要沉住气，这可是关系到人生前途的大事情啊！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父亲苏金富几近苍老的脸上仅有的一丝追悔已经不甚明显。尽管我对父亲“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夸张说法不太同意，但我还是从这句话里感受到了我父亲第一次与他所向往的“党”失之交臂后的痛心疾首。
那些年，我母亲林文芳也开始由一个不谙世故的少女渐渐成长为一个丰腴健康的女青年。我母亲在回忆那段往事时，常常对我父亲于乡下订婚的事情颇有微词，她总是对我说：阿囡，你爸爸脚踩两头船呢，乡下那边和刘冬妹订婚了，又想要做农具厂车间支部书记的上门女婿，弄到最后他是两头不着杠。
这种时候，我父亲就会说一些自我解嘲的话：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底处流，啥人不想把日脚过得更好一些？啥人不想找一个更好的对象？所以啊，我最后找到了你，你林文芳才是和我苏金富最般配的。
我母亲便在我父亲的花言巧语下几次三番地确认着自己在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接下来，她的回忆便充满了对青春的美好怀念，那些贫瘠而又快乐的岁月，让我母亲的回忆保持着浅显和单纯。她把一些她记忆深刻的情节反复叙述以表达她对美好青春的留恋，这些情节尽管被无数遍重复着，但还是无数次地令我感慨和向往。
比如每次我们家做猪油咸酸饭的时候，我母亲就会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每个月的定粮二十八斤，吃是吃不饱的，但我还是会从家里偷两汤盅米出来过家家。我们一群农具厂的小年青跑在乡下的田沟边，搭一个行军灶拣几把柴草来就可以做咸酸饭吃了。你爸爸的定粮有四十四斤，但他是吃食堂的，他拿不出米，他就出力，到田里挑些荠菜马兰头，没有猪油，就放点盐，柴草烧出来的饭，又香又软，那个好吃啊，比现在电饭煲里做出来的不知道要好吃多少倍。那时候日脚过得穷是穷，不过真是开心哦！
再比如，我们一家去剧院看电影的时候，我母亲就会说：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是露天电影，天还没黑，我们一帮农具厂的小年青就搬着凳子去抢位置。露天电影是在公社的场地上放的，那个热闹啊，人山人海的。看完电影，我们就到点心店里吃一角钱一碗的阳春面或者咸泡饭，不过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半年有一次就蛮不错了。那时候的阳春面味道可真鲜，飘着油星星，撒着葱花，咸泡饭是用高汤煮的，能吃到肉骨头上掉下来的肉渣子。吃完后大家抢着付钞票，你爸爸总是很起劲地和别人抢，动作大得来象要打架，其实他是假客气，最后钞票总是我、善弟娘娘或者伟明阿叔付的。不过，那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爸爸是个会过日脚的人，晓得做人家的男人是可靠的……
说到这里，我母亲已略微有些发福的胖脸蛋上总是会露出一些幸福的微笑，已近六旬的躯体中那颗心已飞到了四十年前的年轻岁月。
我父亲苏金富在刘湾镇农具厂的岁月里，终于没有能够入党。进步青年的名声开始大不如前，没有诋毁的诽闻，却也不再当红。锻打车间沉闷的日子又过了一年，只有偶尔和林文芳们溜出去打打牙祭看看电影是比较快乐的事情，但这快乐也是小快乐，是没有多大成就感的微薄的快乐。长久的沉寂生活，苏金富开始对自己的前途产生渺茫的迷失感，好似前行的路途上忽然灯火尽灭，不知道自己要走哪条路，也不知道自己将走到哪里去。这感觉让他想起十六岁离开沙洲乡下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迷惘和焦灼。那时候，是为了向往中吃饱饭穿暖衣服找个媳妇过过富足的小日子的生活，也是欲求，那欲求却是简单而浅薄的。现在，苏金富又一次处于强烈的欲求中，那是一种精神的渴望，这个读书不多但时刻想让自己立足于主流社会的年轻人发现，刘湾镇农具厂已不能容下他远大的理想。这就好比搭上了一条船，水涨船高时，撑船人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与浪涛拼搏着，待潮水落下风平浪静时，撑船人反倒不适应了，要寻着到有大风浪的江海里去航行，才能让他对这行船的生活充满着饱涨的激情。
年轻的苏金富驾着他的船从沙洲乡下的小河撑到上海的刘湾镇农具厂这条大江，现在，他决定把他的船撑到更远一些的海洋里去，海洋里的风浪是大了一些，但海洋里的鱼也一定要比江河里更大，那是毋庸置疑的。
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我父亲苏金富穿上军装背着扎成豆腐干一样方方正正的被褥在喧天的锣鼓声中爬上了一辆绿色的解放牌军用卡车。那辆卡车上装着很多颜色相同表情相同甚至情绪也相同的年轻人，他们多半对未知的军队生活充满了浪漫的幻想。他们是满怀着骄傲的，因此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用当时比较时髦的动作向车下送行的亲友们有力地挥动着手，那动作是从电影《南京路上好八连》里学来的。尽管他们不止一次地看过那部电影，但这些新兵的动作还是过于生硬，看上去就象是在用手掌劈着荒山上的丛丛荆棘开辟出一条路，带着生涩而粗蛮的力量。苏金富很清楚地记得《南京路上好八连》里，排长喜子举起右手轻轻摆动时干练潇洒的样子，因此他举起手来和军用卡车下的林文芳沈善弟朱伟明或者车间支部书记厂长以及刘湾镇武装部部长们挥手告别时，很是关注了一下自己布满了老茧的手掌。他尽力修正着挥手动作的姿势，争取做到柔和中有力量、热情中见冷静。他就这样站在卡车上草绿色的人群中长时间地挥着手，心里充满了无以名状的豪迈感觉，直到卡车启动，整一车人象被风吹过的绿树苗一样一并地往前倾倒，他才赶紧用挥动的手抓住卡车顶端的铁棚架以保持身体的平衡。
林文芳们的身影渐渐模糊消失了，苏金富崭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了。
我始终对我父亲和母亲于何时开始谈恋爱这件事情深感兴趣，尽管他们一直否认在我父亲当兵去之前有过一些相互传达爱意的眼神或者语言交流，但我还是看出了他们爱情萌动的端倪。比如，我父亲要当兵去了，很多同事都送了纪念品，大凡送的都是那种牛皮纸封面上印着红色的“工作笔记”四个字的小本子，扉页上多半写着“祝金富同志工作顺利思想进步”、“祝金富友在革命征途上发扬螺丝钉精神努力努力再努力”或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的留言。惟独我的母亲林文芳，很是别出心裁地送了一把口琴给我父亲苏金富。尽管口琴上是不能留下林文芳的笔迹的，但显然，一把口琴要比一本千篇一律的笔记本浪漫抒情得多，这个中的特殊感情已显现无疑。
这把口琴，直到现在还躺在我家橱柜的抽屉里，银色克鲁米抛光外壳已有些生锈，琴身下角上草体的“上海”二字依然清晰，琴孔内的不少簧片却已断裂。小时候，我和弟弟常常背着母亲偷偷从抽屉里翻出口琴放在嘴唇上胡乱吹着玩，尽管已经走音，但音色还是清亮明净。母亲是不允许我们随便动那把口琴的，那时候，我并不明白为什么我母亲如此钟爱这把破旧的口琴，后来长大了一些，我才开始明白，这是一把具有特殊意义的口琴，它见证了一段历史，它是我父亲和母亲的青春和爱情的信物，因此，他们一直保存着这把已近四十岁高龄的口琴，它的确包含着无以衡量的价值和非同一般的意义。
事实上，林文芳并没有直接把那把口琴送到苏金富手里。刚满二十岁的林文芳显得青春而又傻气，在苏金富入伍出发前一个星期，她揣着一饭盒油渣咸酸饭，和一张写了字的报告纸以及三元五角钱去农具厂的集体宿舍找他。十二月的这一日傍晚时分，太阳已经落到了厂房屋顶的后面，天快要黑了。选择这样一个将近黑夜的时候去找苏金富，是因为林文芳知道，一般住在宿舍里的人晚饭后会到刘湾镇上逛一圈，所以这时候，宿舍里应该是没有别人的。林文芳也知道，苏金富是很少象别人那样在晚饭后去刘湾镇上逛街的，因为逛街就预示着有可能要花钱。苏金富是一个节约的年轻人，即便是买一包橄榄话梅，他也认为是奢侈而无聊的消费。所以，林文芳选择这样的傍晚时分去找苏金富，说明了她是充分了解和掌握了苏金富的生活习惯的。林文芳从来没有独自去过苏金富的宿舍，以前都是和沈善弟一起去的，今天她想避开沈善弟，也许是因为她有一些想单独说给苏金富听的话，她是带着一些目的去的，因为有目的，林文芳就有些心虚，所以，在这样一个入夜前的黄昏时段去找苏金富，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是单独去的，并且是一个天色近黑的黄昏，所以林文芳与苏金富在他当兵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便显得有些暧昧了。
林文芳轻手轻脚地走到苏金富的宿舍门口，门开着，正如她所料，宿舍里没有别人，只有苏金富正弯腰整理着包裹行李。林文芳站在门口，伸手在门上轻敲了两下：阿富，我来帮你打包裹吧。
苏金富一看是林文芳来了，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小文，你来了啊，快进来。
林文芳走进宿舍，站在苏金富边上看他忙活。她伸手要替苏金富整理东西，苏金富说：小文，不用你动手的，我都弄好了。
林文芳看了看苏金富已经整理好的东西，发现除了一条被褥和几件换洗衣服外，别的什么也没有，看来的确插不上手帮忙。于是林文芳又问：阿富，你夜饭吃过了吗？
苏金富摇摇头说：没有吃过，要紧打理东西，来不及去食堂了，现在食堂大概已经关了吧。
林文芳“扑哧”一下笑了出来，从怀里摸出一个铝饭盒，说：就这么点东西还弄得夜饭都来不及去吃啊，我从家里带油渣咸酸饭来了，你快点吃吧。
苏金富眼睛一亮：真的啊，太好了，我肚皮倒真是饿了。小文，谢谢你哦。
苏金富捧起饭盒开始大口吃起了油渣咸酸饭，一边吃一边说：小文，这饭是你烧的吧，我一吃就吃出来了，就是你的手艺，真好吃。以后我去当兵了，就吃不到你做的咸酸饭了，我要是想吃咸酸饭了，还真找不到地方吃呢。
林文芳坐在床沿边看着苏金富吃饭，笑眯眯地回答：你总不会一辈子都当兵吧，你总归要回来的，你回来了，就可以吃到咸酸饭了。
苏金富笑笑说：那我要是真的一辈子当兵的话，我就吃不到你做的咸酸饭了喽？
林文芳的脸呼啦一下红了，她低下了头，轻声回答：作兴外地的咸酸饭更好吃呢，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做咸酸饭咯。
苏金富发现林文芳的话似乎有些话语之外的意思了，便埋下头更为努力地吃着那一盒咸酸饭，他没有再说话，只有吃饭时口腔和咽喉间发出的响亮的摩擦声，这声响表示着苏金富是一个胃口很好食量很大身体相当健康的年轻人。
林文芳低着头，眼睛看到的是床下的砖头地面上那张桌子的四条腿，耳朵里听到的是苏金富吃咸酸饭的咀嚼声和吞咽声。她实在是不知道该怎样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年轻的林文芳心里有着许许多多想说的话，可就是一句也说不出来。她沉默了半天，忽然站起来，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塞到苏金富怀里，然后转过身，长辫子一甩，逃跑一样奔出了苏金富的宿舍。
我母亲林文芳的这一动作，具备了五、六十年代的年轻姑娘因陷入爱情的漩涡中而表现出羞涩与甜蜜情绪交织的典型特征。我在无数部老电影中看到过类似的镜头，因此我便断定，那时候，我母亲林文芳已经悄悄地爱上了我父亲苏金富。至于苏金富是否也爱上了林文芳，这似乎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林文芳把一个纸包塞到苏金富怀里后就害羞地逃出了宿舍，那时刻，苏金富嘴巴里正塞着满满一口咸酸饭，他想张嘴叫住林文芳，一团饭从口里滚出来撒在了裤腿上。苏金富是一个勤俭节约的好青年，他看到裤腿上撒着的饭米粒，就不敢站起来了，因为一站起来，饭米粒就会掉到地上去了，一旦掉到地上去，就不能吃了，那就是浪费粮食了，所以苏金富没有站起来去追林文芳。苏金富稳稳地坐在原地，把裤腿上的饭米粒一颗一颗拣起来塞回嘴巴，等把饭米粒全拣回嘴里后，苏金富才“腾”地一下窜起来，拔腿追出门去，奔到厂门口，林文芳却早已跑得没了踪影。苏金富边嚼着嘴里的饭粒，边咕哝着：这个小文，话都没说完就走了。
回到宿舍，苏金富打开了林文芳塞给他的纸包。他看到这个用一张报告纸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包里，有四张钞票，三张一元，一张五角。把包钞票的报告纸摊开，上面是林文芳写的几行字：
阿富：
你要当兵去了，我为你感到高兴，厂里的同事们都为你高兴。大家都送了你纪念品，伟民送给你笔记本，善弟送给你钢笔，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送给你，想来想去，我打算送你一把口琴，但是镇上的文具店里没有口琴卖，我只能给你三元五角钱，你自己去买一把口琴吧，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去部队后，要是寂寞了，吹吹口琴也是可以解闷的。
祝你在部队里进步。
林文芳
尽管林文芳并没有在信中表达任何特殊的意思，但苏金富读完信后还是有些心潮起伏。难得林文芳有心，要送给苏金富一把口琴，如此浪漫的礼物，的确与别人是大不相同的，尽管她没有把口琴直接送到苏金富手里，但她把买口琴的钱送给了苏金富，那就等于把口琴送给苏金富了。苏金富是一个十分实在的人，他收下了林文芳的三元五角钱，几天后他去了一趟县城，便按照林文芳纸条上的要求，买了一把上海牌口琴。这把口琴的标价是三元八角五分，苏金富买这把口琴倒贴了三角五分钱。当天回到农具厂，他就把新买的口琴拿给林文芳看，并且面带感激的微笑告诉她：小文，口琴我已经买好了，你送拨我的纪念品和别人送的都不一样，我很欢喜的，到部队里去后我就可以学吹口琴了，谢谢你哦。
林文芳接过口琴仔细看过，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然后把口琴还给苏金富，说：对的，我想买的就是这样一把口琴，送给你了，留作纪念。
苏金富十分珍爱地把口琴捧在手里，就象捧着一根昂贵的长白山野人参一样。当然，苏金富并没有告诉林文芳口琴的价格，林文芳也没有问他三元五角钱够不够，或者有没有找零。就这样，苏金富背着简单的行装，带着笔记本若干个、钢笔一支以及口琴一把，穿上戎装，踏上了远征的路。
多年以后，苏金富和林文芳即将结婚前夕，有一次他们去文具店里买红纸，红纸是用来剪大红喜字的。他们在文具店里买了一张八分钱的大红纸后，准备转身离开文具店，正当他们带着满脸喜气走出店门的时候，我母亲林文芳一不小心看了一眼角落里的那只柜台，柜台里躺着一把与她送给苏金富的一模一样的口琴，那把口琴下面的价牌上清楚地写着“三元八角五分”。四十多年前的商品物价就象盆景里的花草一样不会轻易长大，并且同类商品也不会有很多个品牌竞争，所以，当林文芳看到标价三元八角五分的口琴时，她立即想起了几年前她叫苏金富买口琴时只给了他三元五角钱，她是少给了他三角五分了，也就是说，苏金富自己贴了三角五分钱才买下了口琴。林文芳顿时感觉很是内疚，她十分尴尬地对苏金富说：阿富，你当兵去的时候，我给你三元五角买一把口琴，今朝我才晓得这把口琴要三元八角五分，我少给你三角五分了，我现在把三角五分补给你吧。
林文芳说这话的时候大概已经忘了她和苏金富一起去文具店的目的是买红纸剪结婚用的大红喜字的，她居然提出要补还给苏金富三角五分钱，她忘了他们两个人即将要变成一家人了，一家人是不需要为三角五分钱分出个你我的，所以她那些话一说出来，苏金富就大笑起来。苏金富一边笑一边说：小文，我们就要结婚了，你还要补三角五分钞票给我，被人家听得去，不要笑歪了嘴巴的？
被苏金富这么一说，林文芳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还是掏出三角五分钱，硬是塞到了苏金富手里。好似不把这三角五分钱补给苏金富，就有着无法弥补的缺憾，那把口琴也不能完全算她送给他的一般。
苏金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笑着把三角五分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七
童年时代的我，常常翻找出我父母年轻时候的照片来看，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我父亲苏金富在新兵营训练结束时拍的一张合影。那时候，我父亲还没有一张单独的照片寄给我母亲，所以他把这张在杭州半山拍的他们新兵连的合影寄给了依然在刘湾镇农具厂工作的林文芳手里。林文芳收到照片，看到穿着一式一样的军装的小伙子们紧紧挨着肩膀排着整齐的队伍，她发现，他们的面部表情几乎都是相似的，充满希冀的眼神里稍带惶恐，昂首挺胸地看着镜头，脸色专注而严峻，连同身后整齐的一排排松柏，都展示着照片里的年轻人正生活在一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气氛中。合影中的苏金富与别的战士并无多大区别，但林文芳还是看出了他紧抿着嘴唇高抬着头颅的形象背后充满向往的内心，他炯炯的双目里散发出一些明亮的光芒，让林文芳想起诸如“胸怀大志”或者“踌躇满志”之类的词汇。
后来，在我读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我母亲工作的调动，我们举家从刘湾镇搬到县城去居住了。搬家前，我帮母亲整理杂物，在一堆旧书信中，我看到了几张发黄的信封，上面的邮戳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之间的日期。于是，我详细地阅读了那段日子里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信。
那几封信发自不同的地点，可以说明当时我父亲苏金富常常随部队辗转开拔，驻扎在不同的地方。当我打开已经发脆的信纸，看到依然十分清晰的钢笔字迹时，我发现，那些信里的文字常常让我哑然失笑。从我父亲用他的那支英雄牌钢笔书写的信件里，我看到了一些我从不了解的他们的过往生活。尽管我高小毕业的父亲在信里的字迹并不漂亮，但我还是能想象在那段我未曾经历的时光里，我的父亲和母亲把他们纯真的情感承载于一些来往不断的文字中，并且在等待着对方的书信时，期盼和焦灼的心情一览无余。那是我父亲和我母亲青春岁月里的黄金时段，爱情的种子具备着顽强的生命力，任何风雨都无法阻碍它的萌芽。尽管我没有看到我父亲苏金富向我母亲林文芳求爱的只字片语，他们没有用任何词汇直接表达他们之间的相互爱慕，但这些朴素而规矩的文字，却灌溉了他们的爱情，使他们简单却旺盛的爱情在字里行间茁壮成长。
第一封信，是来自杭州的新兵训练营。一九六四年的冬季，断桥的残雪并没有让苏金富的信带有丝毫寒气，相反，信里洋溢着春天般的热情。
小文同志：
你好！
革命形势大好，《毛主席语录》已经出版，想必你也已经知道，书店里有卖，红色塑料封皮的。我在新兵训练营里参加团员学习，指导员有一本，他说买不到，书一出来就被抢购一空，指导员总算买到了一本，我们全连只有指导员有，但只要有，就不怕了，革命的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这是指导员说的，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就可以照亮千千万万个战士的心。学习的时候，指导员念给我们听，听了之后，我才深深体会到了“毛主席著作象太阳，字字句句闪金光。照得战士心里亮，工作学习有方向。”
这几句话也不是我说的，我还没有这么高的水平，这几句话是我们全体团员学习《毛主席语录》时，指导员每次重复强调的话。象我这样从十六岁起就离开家乡出来工作的人，是很需要有人给我指引方向的。以前在农具厂时，支部书记总是给我指引方向，手把着手牵我走路。我不是不会走路，我一岁半就能走路了，在沙洲乡下的土路上我跑得象条狗一样快。我说的走路，是生活的道路，革命的方向，没有人指引，我就很有可能会迷路。农具厂的书记带着我走了一段路，后来他就不愿意带我走了，原因我想你也是知道的，我不想在这里作任何解释。但我还是很感激书记的，因为他，我才入了团，我的入党申请也是他一字一句帮我修改的，虽然没有入党，但我还是记得他对我的好。现在我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自己，听指导员的话，跟党走，做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
杭州下雪了，每天早晨起来出操，热气从嘴巴里呵出来，就有一团白色的烟雾升起来，就象以前在农具厂里把一块烧红的铁扔进水里冒出青烟一样，就差“呲啦”一声响了。上个星期我们去参观了西湖，西湖可真漂亮，比沙洲乡下我家门前的小河强多了。指导员说，可惜不是春天，要不岸边的杨柳绿了，桃花红了，一红一绿间隔着，是顶漂亮的。只可惜我们新兵训练只在杭州呆几个月，现在是十二月，明年二月我们就要分配了，我们将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桃花还没有开，我就要离开杭州，所以我是看不到春天的西湖了。你要是在春天来杭州，是可以看到这些很美的杨柳和桃花的，可惜我是没办法陪你看了。
最近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很猖獗，我是一个新兵，就更要抓紧学习努力操练、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毛主席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
不管分配到哪里，我都会按毛主席的指示执行，坚决站在反帝、反侵略斗争的最前线，做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先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最后送你一句话：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摘自《毛主席语录》
与小文共勉。
苏金富
1964年12月25日
这封来自杭州新兵训练营的信，让我十分钦佩我父亲的文字功夫。尽管他只念到高小毕业，但他的信，却语句流畅，颇具文采。也许，这该归功于他在刘湾镇农具厂里的锻炼，他在锻打车间支部书记的指导下写过入团申请，也写过入党申请和更多的思想汇报，还有，那个年代众多的学习班和笔记，也使他的文笔练得十分了得，令人不敢相信他只是一个高小毕业的人。
之所以把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这封信完整地摘抄下来，是因为我的确不能理解他们当年如火的热情是从何而来。但信中对杭州的描述还是让我确信，我的父亲苏金富是一个颇具浪漫个性的男人。在信的结尾，苏金富与林文芳共勉的那句话，却是我耳熟能详的。我记得在高中的课本中学到过。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莫斯科大学讲的这句话流传至今，依然鼓舞人心。年轻时代的苏金富与他的女儿我在看到这句话后产生的激情是大不相同的。当我读着课本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时候，我脑海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应付高考，如何才能进一所我理想中的大学，将来可以找到一份我喜欢的工作，找到一个如意郎君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我和我的父亲苏金富还是有着一些共同点，虽然我没有想过要入党，但我同样对未来的生活抱着美好的向往，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共勉的，一如当年苏金富与林文芳共勉一样，懵懂着，却充满热情。
尽管在这封信里，我父亲并没有向我母亲明确示爱，但还是让我探究到了一些兴奋之处，似乎，我父亲与我母亲的爱情之花开始绽苞。
八
我的母亲林文芳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前，我外公家，在刘湾镇上开着一个最大的商号——“信丰祥绸布庄”。著名的林家大小姐林文芳，便是信丰祥绸布庄的小开——大少爷林之奎的女儿。尽管林文芳是一名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小姐，但她却并未享受过资产阶级腐败的生活。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她就被分配到了刘湾镇农具厂工作。那一年，苏金富已经是农具厂一名大有前途的进步青年了。进步青年苏金富在锻打车间通红的炉火前举着锤子努力地敲打出诸如锄头、镰刀、爬犁等等各种农具，沉重的锤子在那些烧到红得几乎透明的铁块上敲击出繁密坚实的声响，他以他竭尽所能的力气活，表现了一个体力劳动者自食其力的生活是无上光荣的。
每天下班前，林文芳抱着一本记录本走进锻打车间，对着埋头苦干的苏金富用她脆亮的声音问：报一下，你今天打了几件？
苏金富抬起头，看到发出脆亮声音的姑娘站在他面前，垂着眼皮记录着一些什么。这个姑娘留着两条长至腰际的辫子，脸上的肤色于白皙中透着红润，额角有一些毛茸茸的碎发，象一只刚熟的桃子。她就那样连头也不抬一下，只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报一下，你今天打了几件”，苏金富便小心翼翼地回答道：锄头两把，镰刀三把……
林文芳一一记录下来，又问了一句：你叫啥名字？
“苏金富”
林文芳记录完，一甩长辫子，也不多看一眼苏金富，就扭身走了。只留下苏金富挽着袖口，手里捏着锤子，站在熊熊的炉火边看着她的背影袅娜而出。
下一回，林文芳走进锻打车间，例行公事地问完苏金富的当日工作量后，还是会问他：你叫啥名字？
苏金富就会羞涩地笑笑说：上次讲给你听过的，我叫苏金富。
林文芳这才抬起头来：哦，我忘了。
说完，她记下了这个叫苏金富的工人的工作量，一甩长辫子，又走了。
再下一回，没有等林文芳问苏金富叫什么名字，苏金富就自报家门了：今天打了三把锄头、一把铁镐，我叫苏金富。
林文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晓得你叫苏金富的，不用提醒了。
苏金富心里就暗暗想：上次还不晓得，这次作兴又忘了呢。
苏金富心里这么想，嘴上却说：你每天要统计很多人的生活，你不记得也很正常的。
林文芳就有些不高兴了，圆白脸一沉说：啥人说我不记得了，我讲过了，你叫苏金富，自家记性不好以为别人记性都不好啊！
苏金富赶紧解释说：不是不是，我没有讲你记性不好，我是讲你工作很忙的，那么多工人的名字你要记得，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林文芳的脸这才舒展开来，抱着记录本说：你是我们厂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哪能不认得呢。上趟全厂生产动员大会你还代表青年工人上台发言的，我们厂里是没有人不认得你的。
苏金富听了，更是羞涩地红了脸，心里却想着：既然认得我，那前两次为什么要问我叫什么名字呢？看来她是成心问的。
这么一想，苏金富心里就挺高兴的，他知道，林文芳明明认识他，却偏偏要问他的名字，可见得，林文芳对自己还是很特殊的。究竟特殊在哪里，苏金富又不是很能说得清楚，总之象林文芳这样还算有一些姿色的女同事与自己一忽热情一忽冷淡的纠缠，是一件令他感到略微有些兴奋的事情。
以后，林文芳再到锻打车间去，就不会再问苏金富“你叫啥名字”了。有时候，她还会在统计完工作量后和苏金富闲聊几句，比如你老家平常日脚吃什么，或者你来上海多久了上海话好象学得挺快啊之类的闲话。再后来，林文芳就会学着别人叫苏金富的样子叫他：阿富，今朝夜里相刘湾镇上放电影的，吃好夜饭后去看吧，叫善弟和伟民一起去。自然，阿富和伟民负责端小矮凳抢好位置，林文芳和沈善弟负责坐在抢占了好位置的小矮凳上看电影，她们的口袋里还会有一包自己家炒的瓜子或者两三颗采芝斋话梅糖，作为对苏金富和朱伟民替她们抢位置的报答，她们会分给他们吃那些瓜子和话梅糖。
就这样，我父亲苏金富和我母亲林文芳从认识到熟悉，又从熟悉发展到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关系，当然，那时候，他们仅仅只是好朋友。
三十多年后，当我问起我母亲怎么认识我父亲的时候，我母亲就说：其实我老早就认得他了，我就是装作不认得，我就是每次都要问他“你叫啥名字”。问到后来，你爸爸就提醒我“上次讲给你听过了，我叫苏金富”，我心里就暗暗好笑啊！
每次我母亲挑起话头后，我父亲便抬起正看着报纸的老花镜片后的眼睛，用求助的语气对我说：阿囡，你姆妈就是欢喜捉弄人，他看我是外地人，又是老实头，就欺欺我。
我母亲就哈哈大笑着说：老头子真是拎不清，我哪里是欺负你，我是寻机会和你多搭搭话。你怎么是老实头？你要是老实，会一门心思地想入党？
这时候，我父亲的表情会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他郑重其事地说：老太婆，你这种讲法是不对的，一心想入党就是不老实了？那是要求进步，再说，党员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要求入党的人，才是老实头呢。
我的想法与我母亲有些接近，我一直感觉，我父亲想入党，并不是他对他的信仰抱着赤诚之心，他是有着一些目的的，这目的，便是一个聪明的外乡人带着小农意识的追求。但是，父亲忽然变得严肃的表情又让我不敢确信我的猜想了。
我母亲一看父亲变了脸色，便转了话题：阿囡啊，当年你爸爸从沙洲乡下来上海，可真是赤手空拳啊，穷是穷得来，上无片瓦遮身，下无寸土立足，要不是他去当兵后接二连三地给我写信，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我父亲便不再与我母亲争论，他对着我说：阿囡，虽然爸爸我是穷人家出身，但我是三代贫农红五类。那个时候，为了和你姆妈谈对象的事情，部队领导还寻我谈过话，说你姆妈是资产阶级小姐，会影响我在部队里的发展。当然，我没有因为你姆妈是资产阶级小姐就看不起他，我照样还是顶着压力，和你姆妈好了，要不哪能会有你和你弟弟呢？
说到这里，我母亲就开始慨叹起来：这倒是的，那个时候，你外公外婆被打倒了，抓进了学习班，你爸爸一点也没有嫌弃我的家庭出身，你外公对我说“小文啊，找个苦出身的也好，太太平平过过苦日脚总比担惊受怕强。”所以，我就嫁给你爸爸了。
我父亲和母亲的回忆让我由衷地认为，我该感谢那个混乱荒诞的时代，如果不是那个时代，一个来自外地农村、只读过高小并且赤贫到连一顶帐子都买不起的男人，即便他再积极要求上进，也是与资本家出生的我母亲门不当户不对的。
一九六七年春天，我父亲苏金富已经是一个参军两年多的不老不新的兵了。我确信我父亲苏金富到了部队后，必定又开始发扬他勤恳踏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我也可以想象到，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及好学上进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定然会给部队领导留下不错的印象，一如刚进刘湾镇农具厂时他深得车间支部书记的喜欢一样。苏金富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尽管在农具厂里他没有实现入党的理想，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尤其是他当了兵，换了一个环境，他便更加对远大前途抱以向往和憧憬了。没有人知道他曾经与沙洲乡下的刘冬妹订了婚又退婚的事情，也没有人知道他曾经被支部书记看中差一点做了人家的女婿，部队领导只知道他是一个在原单位就打过入党申请报告的要求进步的青年，所以，苏金富是完全可以重整旗鼓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然后东山再起的。
那一年，苏金富已经当上了某部队某营六连十排的七班长，苏金富与林文芳的通信也从平淡的互通近况到相互诉说一些思念的话题了。在一封一九六七年早春的信中，我读到了我父亲对他政治生活将有所进展的喜悦情绪，以及对我远在上海浦东刘湾镇农具厂里工作的我母亲的思念之情。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小文同志：
见信好！
最近，部队正在学习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王杰同志和我一样，是一名战士，也是一名班长。他为了保护十二名没有战争经验的民兵、干部的生命，自己扑到已经引爆的炸药包上，他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和国家财产，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王杰同志的伟大精神太值得我学习了，小文，虽然你不是部队里的战士，但你也是一名工厂生产中的战士，我们都应该学习王杰的精神，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把他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二，把个人的安危放在第三。这样，我才能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好战士，你也能成为一名工厂里的好工人。
春天到了，刘湾镇大街上那些榆树发芽了吧？是不是开始飘榆钱了？你还记得困难时期，我们去摘榆钱做咸酸饭吃的事情吗？米还是你从家里拿出来的，油是善弟从家里拿的，盐是伟民带来的，只有我住在集体宿舍，什么也没有贡献。虽然我什么也拿不出，但你们还是请我一起吃了咸酸饭，不过，摘榆钱的时候，我是很卖力的，行军灶也是我搭的，火也是我生的，你们都不会干那些活，我会干。我贡献不了东西，但我可以贡献力气。在部队里，我的这些小技能也充分地得到了发挥，这让我更加体会到，只要有一双勤劳的手，就会有你作贡献的地方，更不怕没饭吃了。
最近部队调防到了杭州半山机场，这回真的可以看到西湖的杨柳和桃花了。可惜你离得很远，如果你想来看西湖的杨柳和桃花，你就要坐火车，你还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吧？离开刘湾镇两年多了，我是很想念农具厂的同志们的，想伟民，想善弟，也想你，如果有时间，你就坐上火车来杭州吧，我会陪着你，一起去看杭州的春天。你送我的那把口琴，我一直带在身边，现在我已经学会吹《我是一个兵》和《学习雷锋好榜样》了。等你来的时候，我吹给你听。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尽管春天是美好的，但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形势依然严峻，不容我们放松懈怠。最近领导找我谈话了，具体内容我不能跟你细说。领导的话让我领会到，只要努力工作，紧跟形势，入党的希望就不再遥远。
最后，请代我向伟民和善弟问好，祝你进步！致以革命的敬礼！
苏金富
1967年3月7日
在这封信里，苏金富尽管没有详述领导找他谈话的具体内容，但还是流露出了谈话的中心思想。年轻的苏金富因为被部队领导的重视而几乎按捺不住了，正如他所说的，只要努力工作，紧跟形势，入党的希望就不再遥远。而他对林文芳的思念，却有些闪烁其辞，他并没有单独说想念她，他在说到想念农具厂的诸如伟民、善弟等等那些同志们时，补充了一句也想念林文芳的话。因为想念，所以他便邀请林文芳去杭州，他还承诺，他将陪伴着林文芳一起去看西湖的杨柳和桃花，并且他将在林文芳到杭州的时候，为她吹奏那把她送给他的上海牌口琴。也许他会吹的曲目并不多，只是一两首《我是一个兵》或者《学习雷锋好榜样》这样的歌曲，但他却在信里写出了他对这把口琴的珍视，可见，林文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伟民或者善弟这种普通的同事所不能及的。
我父亲苏金富并不否认这就是他对我母亲的求爱的表白，六十年代的青年男女求爱的方式的确令他们的子女颇感过于矜持而不得要领。但那时候，苏金富信中的暗示却已让我母亲林文芳在收到信的那天彻夜无眠了。在苏金富的字里行间，林文芳以她初涉人生的稚嫩眼光读到了一线爱情的信息，她开始思考是否应该去杭州的问题了。尽管她对这个外貌酷似年轻时代的周恩来的外地青年苏金富早已心有爱慕，但林文芳始终未有正视过埋藏在心里的似是而非的情感。即便是在苏金富即将入伍前她送他一把上海牌口琴时，也没有对他说过任何稍有表白的话，但是，那把口琴却在苏金富心里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现在，种子要发芽了，爱情之苗即将破土而出，年轻的林文芳既激动又担心。激动，是因为她以她年轻的身心迎来了她生命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爱情，且这发出爱情信号的对象，是她所认可和欣赏的；担心，是来自她的父亲——过去刘湾镇上最大的商号，信封祥绸布庄的大少爷、小开林之奎。我外公林之奎是绝不会赞成他的女儿和一个外地穷小子谈恋爱的，所以林文芳的担忧绝非多余。林之奎曾经在林文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她语重心长地说过：先立业，再成家。
林文芳是明白父亲这句话的意思的，父亲希望女儿找一个“立业”的男人，似乎那样才能与他们林家的门户般配。苏金富显然是一个没有“立业”的男人，尽管他在信里已经透露出他很快就有可能入党的信息，但以林之奎的价值标准，他依然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即便入党了，那又能叫什么“立业”呢？
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小开林之奎眼中的党员，与贫农出身的苏金富眼中的党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所以，林文芳确认，她的父亲是绝不会同意她去杭州看西湖的春天的。因为，西湖的春天已不再是一处纯粹的景色，它成了连接林文芳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举足轻重的纽带，如若真的去杭州看西湖的春天，就意味着林文芳接受了苏金富的追求。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是如此重要，重要到决定了一代人的爱情或者婚姻，影响了两代甚至三代人的未来生活。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年轻的苏金富穿着草绿色军装，过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军队生活。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杭州西湖边的杨柳和桃花一如既往地在三月到后，显露出渐进繁茂的翠绿和嫣红。苏金富期待着林文芳梳着拖到腰际的长辫子的身影出现在刷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部队大门口，期待着那个有着皎好面容的姑娘如这春天一样，在温暖的风中如约而来。
九
林文芳的杭州之行终于还是成功了。林文芳并没有独自前行，她邀请了她的小姐妹沈善弟和她一起去杭州。沈善弟以她热情高涨的阶级姐妹情携同林文方赶赴杭州，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她象一盏明亮的电灯泡，夹在林文芳和苏金富中间，照亮了一对年轻男女的爱情征途，同时也起到了遮人耳目的作用。她陪伴着林文芳完成了一次遥远的约会，在这场约会中，她始终表现得积极有加，好似去约会的不是林文芳，而是她自己。她几乎忘了她陪伴者的身份，在三人的见面中，以喧宾夺主的姿态使这场约会更显浪漫和滑稽。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林文芳谎称要陪沈善弟去杭州探望她的姨妈，让她父亲林之奎同意了这个从未离家过夜的女儿出门三天。那个清晨，林文芳和沈善弟坐上了前往杭州的火车。林文芳第一次出远门，心里有些不塌实，况且是冲着一桩自由恋爱而去，这恋爱是否如预想中那样顺利可行，也是在未卜之中，所以更是心怀忐忑。林文芳一路少言寡语，心头纷乱纠杂。沈善弟倒是真的作好了游玩的准备，她向林文芳滔滔不绝地说着她的盘算：西湖是一定要玩的，如果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去爬一下北高峰，杭州小胡桃也是要买的，还有香榧子，上海是买不到的……林文芳在沈善弟向她喋喋不休着她的游玩计划的时候，显得心事重重，她只是敷衍地应答着说得眉飞色舞的沈善弟，心不在焉的样子。
午后两点左右，她们到达了杭州半山的某部队驻扎地。当一个梳着大辫子和另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子一起站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部队大门前时，杭州的春天因此而显得分外妖娆起来。年轻的女人们看到绿荫中的军营大门边站着一个手握冲锋枪的哨兵，他拦住她们，举起右手给了她们一个标准的敬礼，然后表情严肃地问：你们找谁？
林文芳吓了一跳，她怔了怔，脸腾地一下红起来。她要找的人，是她即将确定为恋爱对象的苏金富，如果要说来访者的身份，还不能归类为家属，只能算对象。这么想着，她竟怎么也开不出口了。沈善弟倒是十分自然地回答哨兵：我们找苏金富。
哨兵的表情依然严肃：你们是他的什么人？
林文芳的脸色更显尴尬了，她说不清她们是苏金富的什么人，她还不好意思说她是他的对象，他们的确还没有真正进入谈对象的程度。正因为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所以这次见面才更显重要。当然，她也绝不会冒然地说她就是苏金富的对象这样的话。因此，她便闭着嘴巴不说话，眼神却向沈善弟传递着求助的信息。
沈善弟倒十分老练地笑笑说：我们是苏金富的亲戚，是从江苏来的。
哨兵又“啪”地一下给她们敬了一个礼，然后转身进入岗哨亭，拨通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叽叽哇哇”地说了一通话，然后走出来对林文芳和沈善弟说：请你们稍等一下，七班长马上出来。
“七班长？七班长是谁？我们不是来找七班长的，我们找苏金富。”沈善弟面露不悦的神色，难道要见阿富的面还得通过七班长的审查不成？
哨兵似乎懒得对答，只紧绷着面孔站在那里，手里的抢握得很紧，昂首挺胸的，象某张宣传画上的标准相。
林文芳和沈善弟只能闭嘴，耐心等着“七班长”。七班长来了，就能带她们进去找苏金富了。
十分钟后，他们看到大门内的林荫道上出现一个穿军装的战士，矮小的个子，帽檐扣到眉心，几乎挡住了脸庞，看不清楚长什么样儿。矮个子战士渐渐走近大门，她们看清了，迎面而来的战士脸上居然带着微笑，然后她们同时看到，他向着她们招了招手，紧接着迈开脚步，向着她们飞奔而来。
她们不约而同地叫起来：阿富！
七班长苏金富奔到两个姑娘面前，欢叫一声：小文，你来啦！
他没有说“小文、善弟你们来啦！”，他并没有想到林文芳会和沈善弟一起来杭州。他十分专注地盯着林文芳，好似站在他面前的只有一个梳大辫子白皮肤的姑娘，那个留着齐耳短发的黄皮肤姑娘在他眼里型同虚设。
幸好沈善弟是一个善良开朗的女孩，她非但不介意苏金富的失礼，还十分豪爽地“咯咯”笑起来：阿富，你就是七班长吗？你现在已经当上七班长了？真了不起啊！
苏金富这才注意到边上洋溢着一脸皱纹丛生的笑容的沈善弟，他不好意思地说：哎呀，善弟你也来了啊，欢迎欢迎，快进去吧。
说完，他转过身，向那个严肃的哨兵道了谢，带着林文芳和沈善弟进了军营大门。这当口，林文芳象一个漂亮的木偶一样未发一声，只是红着脸，被沈善弟拉着手跟在苏金富身后走进了大门。
林文芳看着苏金富的背影，恍惚间竟有些疑惑，这是阿富吗？两年多未见，他怎么变矮了？再看看周围的景象，战士们穿着一样的军装，房子也是一排排整齐规矩，连路边房屋周围种的树也象列队似的间距统一。这就是军营，在军营里生活了两年多的苏金富，已与周围别的战士毫无区别，那个刘湾镇农具厂的进步青年曾经身着蓝色工作服手拿打铁榔头，在火炉边敲打着钢铁农具发出巨大的声响，那时候的苏金富还带着一身土气，但终究未感觉他是一个如此矮小的男人。现在，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前面，与擦肩而过的战士们打着招呼。尽管挺着胸膛抬着头，但林文芳依然感觉，阿富走在在空旷巨大的军营中，显得十分矮小。
有走过他们身边的战士问苏金富：七班长，家属来了？
苏金富便含笑首肯，脸上带着不可抑制的喜悦。林文芳曾经想象过苏金富穿着军装的样子，在她的脑海里，当兵的人都是如雷锋那样，是头戴棉帽手握钢枪站岗放哨的样子，或者就是手捧毛主席著作面带笑容心有所悟的神态。她当然没有细想过，雷锋是在东北当兵，那个地方特别冷，所以是要戴棉帽子的。而苏金富是在杭州，在杭州当兵是不需要戴棉帽子的。她更没有想到，其实雷锋的个子远比苏金富矮，只是照片都是半身像，她是看不出雷锋的身高的。她仅仅凭借着她的想象判断出，当兵的人一定是威武高大的，所以当苏金富以他身着军装的矮小个子出现在林文芳面前时，她一时无法确认这就是她想象中的战士苏金富。直到这个小个子兵笑盈盈地欢声叫她：“小文，你来啦！”，那时刻，林文芳想：没想到，阿富是一个矮个子。
我母亲林文芳在回忆与我父亲杭州相见的情景时，总是慨叹着自己当时的蒙昧无知，尽管她与我父亲已在刘湾镇农具厂相识多年，但她还是莫名其妙地忘了阿富的身高。当她见到从军营大门里走向她的那个战士时，她甚至不敢确认，她爱上的是一个并不高大威武的男人。可见，爱情是个障人耳目的东西，它可以让人忽视所爱之人的长相、身高、家庭出身以及种种现实缺陷。我母亲林文芳，便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以至于忘了我父亲苏金富的具体长相。但她并未因觉醒了苏金富的长相而退缩不前了，这个矮个子青年长着酷似周恩来的五官，他的脸看起来依然英俊，他的谈吐和举止比之在农具厂时更显成熟干练，他穿着军装的身材尽管矮小，但他被周围的人叫着“七班长”时，林文芳还是感到了无比的骄傲。
这个下午，七班长的家属在部队食堂里吃了一顿鸡蛋面条，对这顿货真价实的面条，林文芳始终记忆犹新。面条里充足的油水和堆得很高的炒鸡蛋在林文芳的眼中代表了衣食无忧的军旅生活，即便她是资产阶级小姐出生，家里也不会如此奢侈地在面条里加入这么多油和鸡蛋。当然，在林文芳的记忆中，苏金富带着她和沈善弟游览杭州西湖的情景，才是深刻而永远难忘的。
杭州果然是人间天堂，一九六七年的杭州依然保存着亘古未变的胜景。年轻的苏金富带着两个同样年轻的姑娘走在苏堤上，身旁的柳树已抽出嫩绿的叶芽，桃花正是开得片片绚烂的时候，和煦的春风吹在他们身上，吹得爱情的种子也迅速发芽抽枝了。
但是，在热情的沈善弟姐妹的陪伴下，苏金富始终没有机会和林文芳单独说上一句话，尽管苏金富邀请林文芳来杭州的目的显明昭著，但他们依然羞于在沈善弟面前提及半句暧昧的话。沈善弟却如得水之鱼，在天堂般的美景中玩得不亦乐乎。她在林文芳和苏金富面前扮演着一个木纳与敏感兼并的角色，她很清楚林文芳此行是来杭州相亲的，但她似乎又不懂得要给一对相亲的男女留出些许互表心迹的空间。她象一只天生迟钝的笨鸟一样在苏堤上扑腾着，一会儿大呼小叫，一会儿赞美慨叹，她完全沉浸在了西湖的美景中，她无法体察到身边的一对男女正急于相互倾诉点什么。
苏金富是极想对林文芳表白他的心意的，但在沈善弟的监视下，他只能偶尔用他的目光深情地注视林文芳几眼。林文芳在他的眼神里读到了令她心旌荡漾的爱意，那双浓眉下的大眼里，有她久已向往但不敢确定的东西，这东西让她完全忽略了这个男人的身高和贫困的出身。在军营门口刚见到他时，林文芳十分惊讶于自己怎么就忘了他是一个矮个子了。可是只要他与她对视、她接收到他射向她的缕缕真挚而迫切的目光时，她便全然忘了他是一个矮个子了。在爱情面前，身高或者体重这样的凡俗条件，都已不再重要。就这样，他们在杭州的西湖边，用他们的眼睛，沉默地情定终生了。
三天后，林文芳和沈善弟回了上海。她们不动声色地在刘湾镇农具厂里一如既往地做着一名工人，但是没几天后，她们去杭州的事情，却在农具厂里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沈善弟象传达中央文件一样，用她那张能说会道的扁薄的嘴巴几乎向全厂的每一位职工宣布了苏金富和林文芳情定杭州的故事，杭州之行便显出了强烈的传奇性和浪漫性。人们了解到，两年多前离开农具厂入伍的进步青年苏金富，在部队里依然表现出色，已经当上了七班长，并且已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离真正的入党仅咫尺之遥了。
苏金富的车间党支部书记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略有酸痛之感，但他并未在脸上露出点滴失意，只在某一次见到林文芳时说：小文啊，听说你要和苏金富结婚了?年纪轻轻的，不要先想寻对象的事情，把工作干好才是顶重要的。
林文芳点着头，乖巧懂事的样子。党支部书记就满意地点点头，反背着双手走了。党支部书记不知道，林文芳回上海后没几天，就收到了苏金富紧跟而来的信，在信上，苏金富终于畅所欲言，全方位地阐述了他对林文芳的感情。这封信并没有与别的信放在一起，它被林文芳诊视为爱情信物，锁在了她卧室床头柜的抽屉里，精心保存至今。
在我锲而不舍的追讨下，我母亲林文芳终于把这封定情之信从加锁的抽屉里拿了出来。她从牛皮纸信封里小心翼翼地抽出已有些发脆发黄的信纸，十分不情愿地递给我说：当心点哦，不要弄破了。
我再一次读到了我父亲苏金富写给我母亲的信，但这一封，与以往几封的措辞有很大区别，并且在长度上，它远远超出了任何一封别的信。这封信，用了整整五张报告纸，我父亲苏金富用他并不漂亮的字迹向我母亲林文芳许下了终身的承诺。当然，在信的开首与结尾处，他依然运用了新学的毛主席语录，表达着他一如既往的进取心。这封信太长了，长到我无法在这里详尽地复述。在信里，苏金富回忆了他贫困的童年时代，介绍了他江苏沙洲家里老少家人的情况，历数了他从小到大几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情，当然，与林文芳擦出爱情的火花，是其中最令他难以忘却的。他是这么写的：小文同志，我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如果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走出老家、走到上海去工作的机会，如果不去上海，我也就不会成为新社会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更不会在刘湾镇农具厂里认识你。如果不认识你，也就不会有今天。小文同志，我向你郑重请求，让我们在今后的革命征途中携手共进，一起创造幸福生活。我会在部队里努力工作操练，争取早日入党，将来，我就可以在我们的孩子面前骄傲地说，你们的父亲是共产党员。
在这封冗长却真诚的信里，我父亲苏金富用“致以革命的敬礼”作为整封信的结尾，这句话的旁边，有一副用钢笔勾勒出的戴着军帽作敬礼状的战士头像。那是我父亲苏金富用他拙劣的绘画水平描摹的自己的形象。这让我在读完这封信时，心里兀然升起一种深深的依恋感，好似这画像上的人果真就是我年轻的父亲苏金富一样。那是作为一个女儿对父亲的依恋，我确信，当年，我母亲林文芳，也定是与我有着类似但又不太一样的美好甜蜜的依恋感的。但是，我发现，我依然难以理解我父亲苏金富当时的精神境界何以如此单纯真挚，我甚至边读边笑，是笑我父亲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近乎傻气的字句，他几乎是把我母亲林文芳当作了党组织，他详细地介绍自己的家庭出身乃至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解剖，目的似乎是希望我母亲能象党组织一样敞开怀抱接纳他。而在我看来，结婚与是否入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我父亲苏金富，却不失时机地表露着他迫切希望入党的心愿，连求婚的信上也不错过。我完全可以想象到，苏金富在写这封信时的心情是何等激动，一如现在的年轻人在恋人面前保证自己将努力赚钱，实现购置三室二厅的住房和开着宝马汽车娶她回家的梦想。
然而，我父亲苏金富最终还是没有能入党，当然，我母亲林文芳也并未因此而不嫁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