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将永远存在
一、欲望的起始
从2002年开始写小说，真正的开始。之前，也仅仅是2001年，只在一个学生练习本上假模假样地写。第一篇完整的小说，有一万多字，写的什么？似乎忘了。很巧，昨天整理抽屉，翻出一小叠未曾学会打字前的手稿。那些生涩的文字，读来几乎让我咧开嘴角笑出声音来。我看到了我写作生涯的婴儿像。
我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叫《春天的故事》，讲述的是年轻的女孩爱上了她大学时期曾经的教授，某一天，因想念急切而突兀地决定去探望教授。故事的脉络太简单了，几乎没有任何悬念。整篇小说（权且把它叫做小说），更多的是在写女孩从城里冒雨赶到郊外的大学去，一路的情绪在雨景迷蒙中变化、延伸。结局，当然是没有结局。见到教授了，但是在远远的雨中，看到的只是一个身影，身影的旁边还有身影，一如女孩曾经的自己。
我的摹本，是奉贤五四农场边的“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据说，这所绿树成荫的学校，过去是干部下放学习的五七干校，老干部们大多对这处地方有记忆。而我，恰是因为那一年中的几个月，每天在这所学校出入，是为自己的工作单位要开设旅游专业课程而去进修。每周一早晨去，周五放学回家，单程要坐一个半小时公交车。机械而单调的路途，因了周遭的景致而不再无聊。汽车长途跋涉，从高楼丛林、人群车流中，一直开到海堤，堤下是成片的油菜田、荒莽的青麦……农田从裸露泥土的斑驳霜绿，到油菜花的亮黄弥漫视野，青麦变成了麦浪，路边的香樟树浓绿起来，学校就在浓绿的深处。上海的远郊，还有这样的景，这多少让我在反反复复的车程中，因身陷某种氛围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想象。
想象真是个好东西，并且，有现实的支撑，想象变得离我很近。比如，少女时梦想未来嫁一个满腹学识的成熟男人，这梦想维持到彼时，依然只是梦想，于是，那条铺满香樟落叶的窄窄的高堤，成了延续梦想的路径。并且，这条路，还具备了通向梦想的另一特征——忧伤和浪漫。因为那条路的尽头，就是海。
上海的海，一向是荒凉的。我在海边的小镇长大，曾经步行去三里路外的海滩上采摘芦叶，妈妈包粽子，用的就是芦苇叶；还和几个女孩结伴去海滩拔“茅针”，“茅针”，就是茅草的嫩芽，尖细的，像一根根针，春天，海滩上冒出成片的“茅针”，拔下来，放在嘴里咀嚼，会嚼出微甜的青草香，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农村孩子的零食。除此之外，就是腥湿的海风，向同一个方向倾斜的芦苇丛，远处混黄无际的海，以及，小小的我，因头颅里轻微的疼痛而感觉到清晰的孤独。
回到那条铺满香樟落叶的海堤，通往孤独荒凉的海滩的路，梦想在那里再次呈现，恰恰，那里有一所大学，大学里，当然有满腹学识的教授，成熟、稳重、淡定、骨子里有浪漫……很突然地，就生出了想写点什么的欲望。
我不知道别的写作者第一次创作小说的动因是缘于什么样的遭际，在于我，并不是因为一个震撼我的故事，也不是为了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只是梦想，与现实有距离，自知无以实现，便想通过某种方式说出我的想象。然而，很奇怪，当我把想象落于文字的时候，文字却多半不由自主地走向悲剧式的结局，或者接近悲剧，至少，是无果。这多少又落于了现实，我没有生活在童话世界中，我逃脱不了现实的掌股。
那个薄薄的练习本里，充满了绿色氤氲的水雾，故事实在不吸引人，甚至根本不能叫故事。现在回头再来看我人生中的这第一篇小说，我想我应该庆幸，很意外，当时，我居然没有用散文、随笔来表达我内心的想象或者梦想，而是选择了小说这种方式。
上海旅游专科学校，如今已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旅游学院”，不知五四农场边的那处林园，现在用来做了什么。《春天的故事》至今未曾拿出来示众，但那条通往浑浊的东海的高堤，把我带进了小说创作。
二、小说的命运
我总是说，我是一个迷信的人。其实，是为内心很多无法解决的疑问，为生活中无时不刻出现的命运之手，为无以掌控的吊诡遭遇……面对世界，人很无奈，甚至，只是面对另一个人，也会陷入无奈。
我的学生，一位二十岁的男孩，中专毕业后，被招聘于虹桥迎宾馆工作。三八妇女节，他来看望我。一来，他就告诉我，他已报名高复班，准备今年五月参加成人高考。毕业三年来，他工作发展都不错，一直没想过要继续读书。这一回终于决心高考，是因为，他说，他收到了一条不知来源的短信。短信是这样的：
一幢大楼着火了，A先生无处可逃，便在火焰四起的房子里祈祷上帝来救他。这时候，有一个人突然闯进火海，要带他出去，他对来人说：上帝会来救我的。那人走了，他继续祈祷，忽然又出现一个人，要带他走，他依然不走，说：上帝会来救我的。终于，大火把他吞没，他被烧死了。A先生来到天堂，见到了上帝，便问：上帝，你怎么没来救我啊！上帝说：我已经派了两个人来救你……
我的学生紧接着说，就在收到这条短信的一个星期内，他先后遇到了三位亲友，很巧合，他们不约而同地劝他：你还年轻，你应该继续读书。起先，他拒绝了两位亲友的规劝，他觉得他的工作生活都很好，不需要读书。直到第三位亲友提醒他，他忽然想到了那条短信，是不是，上帝派人来救他了？于是，他去报名，参加了高复班。
我的学生说完，自己率先哈哈大笑。那时刻，我却发现，我有些被感动了。我想，听到这个故事的很多朋友，只是觉得有趣，而不太可能会感动。对于我，是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我的学生，我看着他初中毕业进入我的班级，看着他中专三年窜了个头，看着他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有自觉自省意识的年轻人，我感动，是因为他像我的某一部小说，他是“我的”。
由此而想到，小说，自有小说的命运。这句话，记得格非曾经说过，他举的例子，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百年孤独》之前，写作让马尔克斯的生活陷入了穷困潦倒，写完《百年孤独》，他是卖掉了打字机，才把稿子寄出去的。如果这一部小说还是无法打开局面，他决定放弃写作。然而，命运之手轻轻一点，《百年孤独》闻名于世，人们从此认识了一个马尔克斯，认识了一种叫做“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
我记得，王安忆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她说，她得鲁迅文学奖的那篇《发廊情话》，其实她自己并不看好，当时，她更喜欢、觉得更有希望的是另一篇。那篇小说的题目叫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我们记住了《发廊情话》，而那篇也许比《发廊情话》更好的小说，却淹没在王安忆的创作整体中，很少被单独提出。
这就是小说的命运？
进入小说创作之后，我也开始拥有这样的体验。有时候，我会自问：为什么我如此疼爱着的这篇小说，却没有人看好？而那篇我觉得并不成功的小说，却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重视？或者，同一篇小说，在不同的编辑手里，得到的评价却完全不同。当然，这也很容易理解，好比歌手大赛中，李双江做评委，也许会更偏心民歌手，如果让戴玉强或者魏松来做评委，美声歌手就可能得宠多些。反过来也有可能，因为他是专家，他擅长这一类，便对专业内的作品要求更苛刻。
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卡佛的《大教堂》或者舒尔茨的《鳄鱼街》是我写的，那么这两篇小说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承认卡佛和舒尔茨独特的语言以及他们获得的成就，我也并不认为，我真的可以写出《大教堂》或者《鳄鱼街》这样的作品。我只是在想，是否，我真的不应该去预测我的小说一旦进入编辑和读者的视野，会有什么样的反响。而是，有欲望就写，喜欢就写，竭尽所能地表达我的内心，而不芥蒂于现实的限制？
三、现实的限制
说到限制，读者的需求、专家的评价、技术的要求、甚至，周遭环境，对于小说创作，都是一种限制。
我出生、成长于浦东远郊的一个小镇，离东海仅三里路程。这个小镇，并不是文艺作品中描绘的那种江南水乡的小镇。比如朱家角、比如西塘，那是作为江南小镇的典范来传说的。沿河一条青石板路，路边人家多是青砖围墙黑瓦房，墙内探出一支腊梅，河里有乌篷船偶尔划过，留下一径光滑的轻波……不是的，那不是我的小镇。我的小镇肮脏而杂乱，多数人家没有院子，一扇木门展露着屋内的所有生活：简单破旧的桌椅，墙角边堆着农具，鸡们在屋里屋外流窜，一不小心就会踩进隐匿在泥砖夹缝里的褐绿粪便。家里来了陌生食客、桌上多了一道荤菜、夫妻打架时相互揭短的诅骂、父母像后爹后妈一样教训孩子、张木匠调情的目光逗留在隔壁马寡妇的身上……这些，都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公然演绎。当然也有河，不是小河，而是一条通往东海的大河，河水的颜色暗绿浑浊，河面上漂浮着废纸、烂菜叶、来历不明的白色泡沫，有时候，会漂过一头饱胀的死猪，绝望的人，把这条河作为自杀的首选凶器。
幼小的我曾经目睹一个面色苍白的小媳妇一步步走进那条河，她在人们的围观下自沉河底。于是，有了《那时花香》（发表于2009年第一期《小说界》）；镇上修鞋的皮匠，他的女儿我的同学，每次路过父亲的修鞋摊，从来不肯叫一声“爸爸”。于是，有了《阳光下的呼喊》（发表于2007年第十一期《上海文学》）；金裁缝是我们镇上技术最好的裁缝，我曾经看见他老婆一路追打他到街上，他老婆气喘吁吁的骂声向全镇人宣布了金裁缝与女徒弟之间的苟且之事。于是，有了《母鸡生活》（发表于2007年第五期《小说界》）；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有一次因喝醉了酒，在一位女生的脸上捏了一把，这位女生和我们的老师，因此遭到种种非议。于是，有了《谁让你叫“叶尼娜”》（发表于2008年第三期《收获》）。我的幼儿园是在一座文革中被废除的尼姑庵里，幼儿园的后院里还居住着两位还俗的尼姑，她们偶尔进入我的视线，我惊奇地发现，她们竟和普通女人无甚区别。于是，有了《记忆刘湾》（发表于2002年第五期《收获》）……
我小镇上的人们并不优雅，也没有远大的理想，因是沧海桑田的陆地，历史不悠久，且多是渔民出身，而没有严格的祖传训导。他们甚至荒蛮而粗俗，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他们耻笑来自文明世界的繁文缛节时，很有些阿Q精神，他们也有他们的善良和美好、快乐与痛苦，如同我们镇上的那条河，漂浮在表面的是垃圾，而鱼们，总是在河流下面暗暗地肥美或者消瘦、冷暖自知着。
如今，当我回顾这些年的小说创作时，我发现，我总是在我的小镇上逗留，从来舍不得离开。而我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和理解，也总是建立在童年时代的小镇记忆上。从某种角度说，我的小说是有故乡的。然而，我同时又在想，当我在小镇的记忆和想象中不断重复时，我该怎样走出这种限制？从另一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无法避开的限制。小镇是一个现实世界，而我的文字中的小镇，是被我用想象加工过的小镇。我想象中的小镇，我想，其实，她才是我真正的、心灵的故乡。
一个人的心灵故乡，不可能与别人的心灵故乡完全重合，作品便会面临各种质疑。而当我面对质疑时，我想，我是应该为自己的内心写作，还是为得到更多的阅读者而写？大约，所有的写作者都会支持为内心而写作。那么，我的内心，又如何挣脱更多现实的限制？或者，如何突破因思想的局限，内心本身存在的、更残酷的限制？
或者，我永远不需要挣脱一些什么，我只需像一只蜘蛛，在那张属于我自己的网里守株待兔，捕猎命运赐予我的自投罗网者？
对于小说创作，我没有资格总结什么，我想，我只是在解剖自己，或者是为某种疑问、某种困境。我自知，我的打字，将伴随在不断出现的困境中，只要还在写小说，困境将永远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