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奔与情书
第一次听到“私奔”这个词汇,是在十多岁的年纪。大约是小学四年级,不知道是什么季节,记忆中是阳光灿烂的午后,母亲和家里的一位客人正说话,我在干什么?对,我正坐在方桌边,用一支十分大众化的毛笔在一本大楷描红本上写字,一个字一行,枯燥乏味。大人闲聊的话题总是吸引我,我听到客人说:阿翠和毛根私奔了。
母亲大惊失色:真的吗?跑哪里去了?
客人嘻嘻笑着说:已经回来了,阿翠的男人拷问她,她就承认了,去杭州了,玩了一圈,钱花完了,就回来了。
母亲叹息起来:作孽啊,那毛根怎样了?
客人回答:毛根倒不清楚,伊等于是光棍一条,也没有人管的,啥人晓得怎样了。
母亲点头:这倒是的,他们倒也走得神不知鬼不觉啊。
客人不屑轻笑:听说,阿翠骗她男人要去县城买被面,说是要涨价了,多买点囤起来,然后就带着很多钞票悄悄地走了。
我不知道那时刻的我是不是因为走神而把一页描红写得东倒西歪,但依然记得,“私奔”这个词汇让我好奇不已。我不知道私奔是什么意思,仅从字面上理解,是决然不能明白其中有关男人与女人的那一层含义的。记忆库中有一些黑白老片的镜头,比如因为受伤而掉队的新四军年轻战士在敌人的追杀中夺路奔逃,敌人的脚尖几乎碰到战士的脚后跟的瞬间,总是会出现一名英勇的老百姓,自然是女性。在女老百姓的掩护下,战士终于逃脱了敌人的魔爪,转危为安。逃命的过程十分紧张,总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故事由惊心动魄转向温馨浪漫。黑白片里的浪漫多半表现得晦涩,不是明目张胆的倡导,而是轻微的萌芽。因为母亲与客人的那番对话被我听到,从此以后,只要看到电影中“逃”的场面,“私奔”这个词汇便跃然脑海。私奔,当然就是指不被人知晓的逃跑。甚至有一次,看了电影《红孩子》,对一群孩子隐瞒了家人逃出去寻找红军的行为也确定为“私奔”,尽管这群孩子的逃跑显然没有女老百姓的引领和掩护。
长期的错误理解让我确信自己已经懂得了“私奔”的意思。我竟毫无怀疑地对母亲说:红孩子们逃出去找红军,结果,他们在私奔的半路上被苏宝的爷爷找到了……
我还没把故事说完,母亲已大笑不止。笑完,她问我:你懂什么叫私奔呀?
我哑然。母亲丢下一句话:小小年纪,懂什么私奔啊,以后不许乱说。
她并没有给我解释“私奔”的意思。直到某一天,我无师自通,终于懂得了这个词汇中最微妙的一层含义。那时节,初中二年级的我,义无返顾地爱上了日本影星三浦友和。某一天,看到《大众电影》杂志上说,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结婚了。心情竟起了波澜,十五岁的少女要用自己的幻想,把心爱的男人抢夺回来。幻想的故事结局是,三浦友和带着我私奔了。从梦境般的想象中醒来,忽然明白,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私奔”。
在我成长的年代,大凡人们对于“私奔”的理解,总是贬义的。这个词汇,包含了对贞洁、操守和道德的背叛,私奔显然是越轨的行为,是不齿之举,哪怕这私奔的出因是执着于真正的爱情,是追求自由的人性,是对封建婚姻的反叛。
小时侯对另一个叫“情书”的词汇不明意义,父母看了一半的书放在床头柜上,便拿来翻看。并没有把整本书读下来,但其中的某个片段记忆深刻。女主角被关在什么地方,通过看守者给男主角送了一张纸条,那张纸条后来被揭发了出来,被认定为“情书”,于是男女主角的倒霉日子越发深重而不可挽救。现在想来,这本书讲述的无外乎是文革中,人性受到禁锢和压迫的故事。但是那时候,我的认知程度仅限于“书信”或者“情报”。革命故事中常常出现狱中人冒着生命危险向革命队伍传递情报的情节,而幼小的我看到的那个片段中的“情书”,完全具备情报的特征。于是,我确定为“情书”便是“情报”的另一称谓。
于是,幼小的孩子便用新学会的词汇应用于游戏中。还记得是一堂美术课,已经画完了规定的水彩画,一只五彩的小鸟,画得还不错。无所事事的我便拿出一张草稿纸,写下了一段文字:下午放学后到南校门外的尼姑庵后面第三根水泥管子,不见不散。
纸条写完,觉得还不过瘾,于是再补上了标题——“情书”。新学会的词汇让我十分骄傲于这份情报的质量,游戏因此而显得越发有趣而神秘起来。我选择了最要好的一位女同学,把纸条揉成小团,扔向了三桌之隔的她。显然,上课时间传递情报的游戏让我兴奋不已,是的,我把“情书”完全理解成了情报。至于放学后到南校门外尼姑庵后的第三根水泥管子去干什么,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好。
“情书”标题的纸团毫无悬念地被老师发现了,美术老师是一位高个子年轻人,画一手漂亮的山水中国画。他高高地耸立在女同学面前,伸出宽大的捏画笔的手,说:拿出来,她扔给你的东西。
女同学乖乖地把纸团上缴。老师打开纸团看了一眼,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把“情书”收进了自己的口袋,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回到了讲台上。我很纳闷于老师的沉默,按照我的推测,我一定会被臭骂一顿,但那天没有,什么也没有,甚至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领受。当然,美术老师也没有告状给五十多岁的女班主任。我终于逃过一劫,但老师如何会轻易放过我,还是不甚明白。
上初中后,终于知道了情书的意思,一想起小学美术课的那段往事,便觉羞愧难当。好在只有美术老师一个人看到了“情书”,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连接收“情书”的女同学都来不及打开纸团瞧一眼。
初中二年级时,唱歌天赋被被音乐老师发现,于是被叫到办公室练习唱歌,为了参加区里的比赛。兴冲冲地跑进办公室,一个高高的身影把我吓了一跳。小学里的美术老师,他竟站在一块画板前,手捏一支毛笔,正挥毫作画。音乐老师笑道:你来啦,快进来吧。然后,她对着正画画的美术老师说:徐老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初二(1)班的XX同学,我找到的金嗓子,真是天生的好嗓子啊。
美术老师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咧嘴笑笑说:我教过她的,小学美术课。
说完又回头画他的高山流水去了。我确信,那时刻,我的脸上一定满是窘迫,我竟已忘了要叫一声“老师好”,我的脑海里是一张展开的布满皱纹的纸条,纸条上有两个字——情书。
我们的中学,美术和音乐办公室是在一起的。那天,音乐老师教了我什么歌已经全然忘记,只记得我站在钢琴边唱,唱得心猿意马,唱得魂不守摄,背后似长了千万双眼睛,我迫切地想看到,美术老师有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他是不是还记得,曾经从我的手里,飞出了一团“情书”,在他的美术课上。
美术老师什么时候从小学调到了中学工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整个中学时代,他始终以一个普通教师的身份在我们的学校里进出自如。一直怕与他照面,但还是常有狭路相逢的时候,便一脸忐忑地轻叫一声“徐老师好”,叫完便迅速消失,似是怕多在他面前逗留一分钟,就会多一份被揭穿的可能。
事实上,我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整个中学年代,美术老师完全没有用区别于他人的眼光看我,而我,却把童年的余悸一直隐匿于内心,直到长大成人。后来,即使回母校探望过去的老师,也再没有见过这位高高个子的美术老师。内心,却有一份感激越发深重。美术老师没有曲解和夸大一个小女孩对某一个敏感词汇的错误理解,而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表达了对某位异性同学的欣赏而被老师批评训斥的例子数不枚胜。我们的那个年代,没有人会关心一个孩子的心灵成长,那是一个试图把孩子教育成某一种规范的“好孩子”的时代,好孩子的标准里,是有许多不允许的条范的。而我当年的行为,若是公开,便可以成为非好孩子的典型了。一想起这些,我便有莫名的后怕,后怕之后,便是对美术老师无限的感激。
有时候,沉默亦是对无知的宽容,沉默同样是一种解救。因为你的沉默,一个孩子因此而得以健康成长。我,就是那个在十二岁的时候写过一封“情书”的孩子,感谢美术老师,他的沉默,给了我自由翱翔的勇气,和健全心灵的构筑。我想,我没有忘记他的名字,他叫——徐鸿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