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香的浦东小麻子
——长篇小说《残镇》创作谈
在我的文学记忆里，从未有过“家族小说”这样的概念，可是一不小心，我写了一部叫做《残镇》的家族小说。今年三月，我在北京东四环外鲁迅文学院四楼的一间小屋里，为我创作历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打下最后一个句号时，我在想，也许，以后的多年里，我将长久地无法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我把我记忆里的所有资源用尽了。
6年前，我第一次在小说里为我的故乡小镇起了一个名字，叫“刘湾镇”。从此以后，我就一直这么叫她。在我的刘湾故乡，人们把黄浦江西岸那片拥挤的土地叫做“上海”。而我们，我的乡邻们，把自己脚下的土地，叫“乡下”。而黄浦江西边的上海人，把我们这些东岸的人叫做“阿乡”。小时候，一直沾沾自喜地以为，他们在叫我“阿香”。
这些有趣的古老说法里，让我最为记忆犹新的，是我刘湾故乡的亲人们，把“去镇上”叫做“去护塘上”。“护塘”的确切写法，是我最近几年才真正明白的。在这之前，我一直记得发音，而不知它们究竟是哪两个字。在浦东，有不少地名与“塘”有关，“塘桥”、“塘口”、“三林塘”……直到决定写这个长篇，我开始查找一些资料，咨询一些老人。方才知晓，除了“护塘”之外，那条长龙般横亘在东海岸边，拦截着泛滥的潮汛的海堤，还有着“捍海塘”、“钦公塘”、“命塘”之称谓。原来“护塘”的叫法，是有着悠远丰富的历史的，甚至可以追溯到雍正年间。于是，我便从“护塘”开始，进入浦东刘湾小镇的声色、生息。
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儿歌，是外婆教我的：小麻子，推车子，一推推到陆家嘴（“嘴”沪语念“子”）。拣着一包香瓜子，吃么吃了一肚子，撒么撒了一裤子。到黄浦滩去汰裤子，被那红头阿三看见之，抽上一棍子。
我想，这个推着车子去陆家嘴的小麻子，一定是个货郎。红头阿三的光景，便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做小生意的小麻子生活得何其艰辛，被浦东人用方言娓娓念叨，却流传成了一个有着幽默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可爱形象。而在我的想象中，儿歌有限的文字之外延伸出的，更多是小麻子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就这样，我喜欢上了小麻子虽卑微却持守的个性，当然，更同情小麻子被欺凌羞辱的酸楚经历。我甚至以为，小麻子就是我故去的太外公，或者，太外公的某个赤膊小兄弟。他们有着一些发财的梦想，一些光宗耀祖的志向，他们决不是黄浦江西边鸽笼一般的住宅里那个“扎了金子买房子，卖了房子扎金子”的投机者。他们有着浦东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质朴本性。他们万事要有交代，有果定要有因，好人必有好报。他们坚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艰苦得起，富贵得起，勤俭得起，奢侈得起。并且，他们不遗余力地把这些品质传承给他们的后代，哪怕在最险恶的年代里，依然坚持教化他们的子孙勤勉生活的传统。我想，这就是我对我的刘湾故乡——浦东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数代过着富庶而不事大张旗鼓，安静而不弃匹夫之责的溯源。
所以我要说，《残镇》，就是小麻子的故事，是老一代的小麻子，上一代的小麻子，和新一代的小麻子的故事。
一直以来，不喜欢用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渲染我的小说，不喜欢过于戏剧化地表现生离死别爱恨情仇。哪怕真的关涉到历史、生命的重大事件，我依然会尽力往平凡平淡靠近。所以，我便狂热地迷恋着王安忆用王琪瑶的衣服质地和样式、或者从老虎天窗泻下的光柱里的尘埃告诉读者，人性、爱情与时代的关系。我也无比热爱着余华用胜利饭店的爆炒猪肝、或者用一个老人和一头牛的无聊对话告诉读者，血液、生命和社会的矛盾。
对于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凡俗中的普通女子来说，即便我用尽想象，也无法创造出远远超过我生活经验的宏大和浩瀚，去叙述一个发生在几代人身上的故事。我想我需要的，是真实绵密的讲述，这样，才能完成我这一回因为胆大妄为导致的略显庞大的虚构。一如一个浦东乡下的女子，为做一条绣花裙子，从纺纱开始，织布、裁剪、缝制、直到最后一道工序，刺绣。我以为，我应该做这样一个按部就班，规规矩矩的乡下女子。
如果说，我把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当作一次次肆意的挥洒泼墨，那么这一部长篇，我却在尝试着拿起针线。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叫“阿香”的浦东女子，我是在用阿香的嘴说话，用阿香的手绣花，用阿香的眼睛看浦东故乡。阿香以安静恬然的模样，做着一个野心勃勃的绣女。她把内心的图画描绘成一幅绣本底图，然后，一针一线地堆砌。我希望，阿香的针脚下，《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是的，我用了“堆砌”这个词汇。因为首次捏针，所以我用最简单最普通，同时也是最朴素最塌实的针法。从纺纱开始，直到刺绣，耗费了我两年的时间。图画完成了，看起来，我的针线活尚属粗劣，虽然牡丹自是牡丹，海棠亦是海棠。可我还是看到我的庭院荷塘、水田麦浪上露出了粗糙的针头线脑。然而，我要说的是，虽然阿香的第一幅刺绣并不完美，但这是阿香在她刘湾故乡麻石铺就的小街上，闺房里的木窗棂下，捧一架绣绷，用心做出来的针线活。
《残镇》出版后第一位与我探讨读后感的读者，是我刘湾故乡的一名拐了十八个弯的远亲。读到这本书时，他并不知道他依稀的记忆中，当年那个唱儿歌的小女孩就是《残镇》的作者。他只是一边读一边想，这个作者，怎么能把浦东地面上的事儿写得这么真切？这个作者，用浦东话说，真可以叫“老土地”了。十分巧合的是，上星期，因为参加一位亲戚的婚礼，我和这位读者不期而遇。当他偶然听到亲戚介绍我的名字，立即兴奋起来。他追着我考证他在书里看到的那些地名、人名、方言、事件，得到我的确认后，他得意地咧嘴笑了。喜宴，我们坐了同一张八仙桌。两杯啤酒下肚，他给我提了一个意见。他说，你书里写了常家第二代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三最后都交代了结局，为什么老二没有结局？
我说：老二不是在文革中“畏罪自杀”了吗？
他说：可是粉碎四人帮后，应该给他平反。为什么没有给他平反？
我大笑，我笑着举杯，我真诚而谦恭地敬了他一杯酒。他可真是我刘湾故乡的亲人，率真，直白，可爱依然，一如我的太外公，或者，太外公的赤膊小兄弟，那些叫做“小麻子”的浦东乡邻，他们坚持的，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人好报，果必有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