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命遭遇威胁
——由“普韦布洛”号事件想起
在网上看日本NHK纪录片《北朝鲜纪实》，其中有一节，提到“普韦布洛”号事件。长辈们大约知道这起发生在1968年的往事，据说，当年，此事件十分地“长了朝鲜人民的志气”。
1968年1月严冬，美国海军电子侦察舰“普韦布洛”号在进行侦察活动时，被朝鲜海军捕获，包括舰长布克在内的82人被俘。朝鲜认为，美国侦察舰侵犯了朝鲜领海，美国不谢罪就不放人。美国反驳，说侦察舰在公海上行使。为了夺回侦察舰，约翰逊总统考虑对朝鲜实行轰炸，三艘航空母舰和2千多架战机出动。与朝鲜订有军事同盟的前苏联顿时惊愕，如果朝鲜与美国发生冲突，他们就有可能被卷入全面战争。于是，苏联在朝鲜和美国之间周旋协调，约翰逊总统便同意与朝鲜谈判。
美朝谈判在板门店开始，朝鲜寸步不让，反复强调，美国如果不谢罪他们绝不放人。面对朝鲜的强硬，美国似乎无计可施，经过十一个月的交涉，美国终于让步。镜头播放到当时板门店谈判现场，美国谈判代表手持一份文件，对着麦克风说：我将在这份朝鲜制作的文件上签字，这份文件的主张，与我们的主张并不相符，我仅是为了使船员获得自由而签署。
美国谈判代表在朝鲜方面准备的“谢罪书”上签下了他的名字，82位被关押了十一个月的船员终于被释放。当时的美国国务副长尼古拉斯·克金伯格说：在谢罪书上签字，对美国来说是屈辱的经历，但找不到别的办法解救船员，要是拖下去的话，不知道要花上几年。
遥远的1968年，我还没有出生，我自然只能通过文字和纪录片了解事件的经过，即便发生在当今，我们也未必能正确判断，美国侦察舰闯入朝鲜领海究竟属实与否。那么，姑且不论事件的起因，让我们只看结果。
为了解救82名船员，美国签下了屈辱的“谢罪书”。当朝鲜全国上下欢欣鼓舞地庆祝着他们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获得了又一次胜利的时候，美国人正静静地迎接着从朝鲜归来的船员。看到穿着海军服的美国船员一个个被亲人的怀抱拥住时，我几乎潸然而泪。那时刻，想到了一个问题，当生命与尊严发生冲突时，我将如何选择？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从来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小被告知，宁死不能投降；在被敌人俘虏之前，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严刑拷打下也绝不认罪，绝不做叛徒……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当信仰、尊严、人格、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以及自己的生命，同时处于危险中时，我们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把解救生命放在最后一位，也就是说，如果要有牺牲，那么我们首先应该牺牲的就是生命，那是勇敢、坚强、有骨气、有气节！
如此想来，美国向朝鲜谢罪，岂不太丢脸？如果我是美国，我是约翰逊，我会让三艘航空母舰和2千多架战斗机投入对朝鲜的轰炸而坚决不谢罪吗？如果这样，82位船员的生命可能将无一生还。我该如何选择？这可真是让我犯难。
晚上，儿子放学回家，说感冒了，于是给他找药，量体温，做可口的热汤给他喝，直到他睡一觉醒来，出了一身汗，好了一些，我焦急的心情才稍稍舒缓。看着继续入眠的儿子，忽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假如我是美国，我是约翰逊，我想，我同样会在谢罪书上签字。因为，只要是一位母亲，就会与我有相通的感情，当孩子的生命遭受威胁时，母亲会如何？只要有一线希望，母亲是愿意用任何代价去换取、去争得孩子的生命的，哪怕失去尊严，哪怕遭受屈辱，哪怕牺牲自己。那82位船员，难道不是82位母亲的孩子吗？美国签下了谢罪书，82位孩子因此而回到了母亲的怀抱，82位母亲因此而没有失去她们的孩子，而美国，一个国家，却承担了“国格”受损的屈辱。
如此，便很可理解那些所谓的“叛徒”，所谓的“变节者”了。被抓起来的那一位，不必严刑拷打，只需告诉他，你家娇妻今夜等不到你回家，会急疯吧？你家小儿今夜见不到你，会不会哭？这种时候，坚贞不屈的信仰者未必软了手脚，却会无法阻挡地软了心肠，他怎么能让孩子失去父亲的庇护成为一个孤儿？怎么能让妻子失去宽大的胸怀成为一个寡妇？他怎么能把孩子和妻子的生命，当做换取他“信仰”、“人格”、“事业”、“前途”的代价而牺牲掉？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爱啊！哪怕他是被严刑拷打，因为怕痛怕死，甚至还没有打，因为怕被打，就投了敌，那又有什么可厚非的呢？生命是何等重要，生命所不能承受的疼痛，亦是生命的自我保护，爱自己的生命，有错吗？信仰又如何呢？即便是上帝，也是因为极度仁慈地爱着众生，把众生叫做“我的孩子”，才会被众生虔诚地信仰着。
我要在这篇简陋的短文中，对美国的“认罪”表示我诚挚的敬意！一个真正爱着他的人民的国家，才会被人民才真正地爱着，不是吗？
生命是如此重要，每一个生命的背后，又倾注着多少伟大的爱。生命之爱，高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