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看小说

沉稳的女性主义（2006年2月7日《文艺报》）

薛舒的《破碎的花瓶》（２００６年第一期＜小说界＞）很象个人回忆录的截取，这不光是因为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而且还因为小说里面表现出的沉稳的理性。小说写的是闺中密友的“围城”故事。“我”执着寻找真爱，宁缺毋滥，静茹则无法跟任何一个人坚持到底。而有意思的是，每一次与“我”交往的男人，都会成为静茹争夺的对象，她因为爱“我”而爱我所爱的男人。最后，两个孤独的女人在子夜的城市重逢，开始新一轮的惺惺相惜和相互争夺。至此可以发现，小说的标题真是很有女性主义的意味：女性的主动选择让自己的花瓶身份破碎，无论破碎之后是痛苦还是平静。

尊重生活以避浮躁 （《文艺报》2007年11月6日）

好小说一定是具有生活质感，富有生活情趣的。薛舒的《母鸡生活》（《小说界》2007年第5期）即是如此。裁缝、切面店的老板娘、刷马桶的男哑巴、学徒女哑巴共同构成了一幅尘烟四起的小镇生活图景，充斥其间的则是一板一眼又活色生香的生活情趣。金裁缝手艺精湛，给切面店老板娘王阿姨做了一件时髦款式的衣服之后，王阿姨得以近距离地走近金裁缝的单身生活，而金裁缝也从王阿姨这里得到了最直接的异性感受。最终，二人的正常交往导致了王阿姨的婚姻破裂。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金裁缝给刷马桶的蔡哑子做了相亲穿的裤子，结果引来了乡下姑娘方哑子的向往。一个单身男人和两个单身女人，就这样在自然流淌的日子中相遇了。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调，爱情的选择和被选择也变得心气和顺。而且，小说远不是写封闭的小镇生活这么简单，每个人物都仿佛庞大社会背景中的毛细血管，震动和改变都在细微之间。小说采用的是片段式的人物特写的方式，最终却巧妙地将所有的片段和偶然连缀在一起。《母鸡生活》作为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再一次证明，作家对生活本身的观察和尊重才是对抗浮躁的创作情绪、避免对生活表面化的理解以及片面追求叙事技巧等诸种不良创作情态的最佳途径。

一个男孩的化蛹成蝶 （2007-12-04《文艺报》）

　　《阳光下的呼喊》（《上海文学》2007年第11期）是一篇比较典型的成长小说。“我”的父亲是个修鞋匠，在父亲的叙述中，祖父是一个具有英雄色彩的文化人。“我”暗恋着同班的女孩，但是对于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成长中的少年看似满不在乎却又敏感脆弱。小说中的很多细节在类似题材中都比较常见，比如男孩青春萌动时对异性的好奇和暗恋，在欲望中的煎熬，对父亲的反叛等等；从形式上来说，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讲述式的长句子写法，也并不稀奇。但是，由这些熟悉的元素结构起来的小说却带给人陌生化的感受，这源于作者从始至终的叙事激情，叙述者饱满的情绪，注重修辞的长句子，令小说洋溢着如摇滚乐一般昂扬而又忧伤的调子。小说最后，“我”是否得到爱情已经不重要，而我与父亲与家族之间的情感却变得分外清晰动人——“我”知道祖父并非如父亲想像的那么完美，但是即使祖父只是一个死于逃难中的普通农民，那又怎样呢？“我”已经接受了自己低微的出身。这是一个男孩的化蛹成蝶，当他足够强大，他开始直面家族的历史，也直面自身。

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 (2008年7月22日《文艺报》)（《太阳黑子》）

从主题方面考察，薛舒的这部中篇(《芒种》2008年第6期)属于劝诫类小说，展开劝诫的支撑点是基督教教义与相关故事。这些支撑点使这部小说在立足当下叙事的同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小说围绕上海的一个经济上陷入困顿的家庭展开。男主人公凌中圣是经济收入一般的公交司机，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一家三口生活，同时还要负担女儿上重点高中的费用。但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的突然重病又将他再次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初恋情人尽管帮助解决了住院的初期押金，但接下来高达几万元的住院费使他备感焦急。有一天，他意外地发现了那只公告悬赏的金属手提箱，到底是打开金属箱获取更多意外之财，还是将之上交只拿悬赏奖金？他每天都去摸索探望那只被自己藏匿的金属箱，艰难地选择着。时间已经过去月余，当他无意中发现印在金属手提箱上的骷髅并最终弄清楚：手提箱中本没有什么值钱的金刚钻，装的是可以致人死亡的放射源。凌中圣最终将金属手提箱上交但此时的他因辐射作用已经身患绝症。他和父亲一起住进了医院，那本劝诫世人勿贪欲太多的《圣经寓言》安静地躺在病房的床头柜上。小说最后，在凌中圣面前出现过的太阳黑子重新出现，可观看的人已经死去。

又一曲女性悲歌（薛舒《哭歌》）（2009年3月1日《文艺报》）

读薛舒的中篇小说《哭歌》（《十月》2009年第1期）很容易让人想起毕飞宇几年前的中篇《青衣》，同样是演绎戏里戏外的女性人生，同样是感喟“人生如戏”。然女性与周遭世界在心理上的“别扭感”在毕飞宇笔下出神入化，薛舒机智地避免与高手过招，另辟蹊径。差点成为明星的小凤仙在小镇文化建制崩溃之后，迅速顺应生活的变迁，相夫教子，赚钱养家。丧礼“哭歌”这个新行当让她重操旧业，并迅速成为“丧葬公司”的台柱子。随之而来的，是她的女性角色转化，在丈夫眼中他是“钱+晦气”的代名词，在昔日的文化站长、今日的丧葬公司经理邱寅生眼里，他是“情人+效益保障”。顺风顺水的生活总是会被意外打断，小凤仙病了，女徒弟出师，情人背叛，最终，小凤仙为自己创作了一首哭歌绝唱。小说由一连串的普通生活事件组成，但写着写着，一个叫“命运”的东西就跳出来了。如果说《青衣》在女性悲歌之外还思考人生起伏、务实识时务的普世法则的话，那《哭歌》则完全在思考女性的命运，思考女性性别化的孤独和似乎无可逃脱的悲剧命运。只是，从阅读的感受上而言，《哭歌》的叙事腔调还是平淡了些，以越剧《宝玉哭灵》为映衬的小说，原本应有一番“诗情画意”的高亢吟唱，然而生活琐碎的歌哭和揶揄占了上风。小说因此而缩小了一些回味的余地。

一种生活情境（2009年6月16日《文艺报》）（薛舒《摩天轮》）

近水楼台不得月，底层的梦想往往是一个美丽的泡沫，这是《摩天轮》（《飞天》2009年第3期）要揭示的当下中国的一种生活情境。有着强烈摩天梦想的菜农，不但忍受着巨大的经济差异带来的挑战，还被严厉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碰得头破血流。

菜农王振兴初中毕业后，全心研究蔬菜种植，本来想当一名先富起来的菜农，但事与愿违，菜地被一家美国娱乐企业征用了。王振兴当起了这家外企的摩天轮操作员，一当就是30年。新的职业开启了新的梦想。他梦想有一天自己能够乘坐摩天轮到天上巡游一番。然而，严格按市场运作的外国企业完全不是他印象中温情脉脉的“单位”式的国有企业，员工不允许偷坐摩天轮，否则就会被炒鱿鱼。他能管住自己，却架不住妻子的虚荣，于是，只好自己掏腰包请妻子和她的朋友“享受”摩天高消费。有一天他得知，与他同是菜农的堂兄，现在已经是坐宝马车的企业总经理，包了二奶，给二奶买了住房。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这些女人养狗当人的生活方式。企业倒闭的时候，王振兴终于登上了自己日夜守候的摩天轮，然而，就在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候，摩天轮却停在了半空.

通过一场注定要破灭的梦想，薛舒似乎捕捉和贴近了底层生活的深处。  (师力斌)

一个裁缝的传统守护与现代性(2009年9月8日《文艺报》)（薛舒《唐装》）付艳霞

上个世纪80年代，莫言用“我爷爷”的故事感叹“种的退化”，如今的薛舒用《唐装》(《人民文学》2009年第7期)表达了人在现代性面前无处转圜的卑微和渺小。“唐装”被作者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擅长做中山装的裁缝苏伍靠着跟父亲学来的手艺进城成了“凤凰男”，城里的老婆不允许他回乡下。时隔24年之后，快退休的他返乡寻找父亲的坟，遍寻不着。苏伍的两个儿子受命继续寻找，结果一个想到了用假坟安慰父亲，一个忙着把家乡仅有的耕地变成房地产开发项目。苏伍在儿子的“帮助”下终于跪在了父亲的坟前。

如果说莫言的“我爷爷”还有历史的价值感的话，薛舒的“我爷爷”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凡人，他与历史的联系仅限于做唐装的手艺，而且，他完整经历了唐装从盛到衰几近被淘汰的过程。即使是“我父亲”，一个曾经给周总理做过中山装的人，在“唐装”再流行的时候也已经面临退休。用小说关注现代性的吊诡给人的命运带来的荒诞感并不新鲜，作者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重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作者力图有所发现。到底是现代化激活了历史，使得原本无法进入叙述视野的故事具备了讲述的价值，还是这样的讲述进一步印证了现代化的两面性？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城市和乡村，遗忘和铭记，孝顺与不孝……或许，所有的一切都已然面目全非，无从寻找。所以，薛舒说，“我”作为中学老师，面对这些的时候，先是“沉默无语”，然后“哑然失笑”。一代人倘若连自嘲“种的退化”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了，小说的可为空间是不是也逼仄得无以复加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