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想象的文本穿越

作者:郭    艳

这是一批更加年轻的作者，他们的叙事在青春想象、青春记忆和日常经验的边缘游走，在且行且看的姿态中，对当下和过去进行多元的解读和思考。这一期的文本大致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沉迷于青春想象和青春记忆的非现实性写作。李浩对于当下的感悟和理解被转换成对于历史时空的想象，薛舒的少女记忆被置换成穿越在竹林中的海棠红鞋，即便是东君的小镇故事，也因为某种义气和品性而彰显出一种精神叙述的策略。张小痣讲述了年少美好时光中，因为一个秘密的偶然揭示，带来阳光少年人生的阴霾和惨烈。二、乡土社会底层的苦难依然是小说文本中永远的痛。张锐强描写了挣扎在婚姻中的从良妓女，凤鸣钟情于叙述为一日三餐辛苦奔波的打工夫妇，闫桂花从道德和价值评判的角度，揭示了无所事事最终从事色情行业的儿子的懦弱行径。三、描写城市和城市中膨胀的欲望和无奈。和晓梅和强文共同关注女性在都市中的生存状态，以及这种生存状态的无序、混乱和扭曲。这些文本在对于现象的摹写中都蕴含着对于生存本身的思考与反省。

薛舒《海棠红鞋》通过一个小女孩天真的童年视角，讲述了文革时期一段真实寻常又充满悲剧意味的故事。这篇小说的立意和题材在伤痕和反思文学中无疑已经被深入地探讨过，其清新别致之处在于作者对懵懂少女心智的准确把握。在竹林、狐狸、红色绣花鞋这些意象的组合中，营造了一个凸显审美心智的清幽奇幻世界，这个世界和现实的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活大异其趣。在伤痕、反思乃至当下很多关于这段历史的叙事中，大多是以人道主义为主旨，解构政治压力和经济困境带给个体的伤害，反映人日常生活的正当性，讲述对于人性、爱情、经济利益等的诉求、理解和认知，这种理解和追求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不同，在文本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在70年代出生的作家笔下，文革中的动荡和暴力事件，往往以一种记忆，甚至是模糊记忆的方式出现，通过一种类似于梦境的叙事，薛舒发现了小女孩和日常经验性世界的疏离，在这种疏离中，小女孩通过自己懵懂的心态建构了一个至今不为成人世界所知的审美时空。在这个时空中，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符号，她和被政治体制压抑的灵魂有着常人不能理解的情感交流和互动。即便在接受世俗的教育之后，仍然惦记着和伊以及伊所张扬的审美意境的眷念。在薛舒构造的小镇世界中，小姑奶的葬礼、我的小学生活都成为这段精神生活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中，小女孩愿意躺在冰凉的竹篾席上，黑夜里连绵不断的雨以没有形状的姿态在她的想象中倾倒而下。她期待着伊以风的形态从竹林顶端吹拂而过，在厢房门口等待伊以两缕艳红的光芒一闪而过。这种对于文革历史的解构是新颖而独到的，在审美的维度上，用奇幻的花妖狐媚来颠覆政治性事件的伤害以及日常经验对人灵魂的侵蚀。因此，薛舒的海棠红鞋行走在转型期的中国竹林中，历经黑夜中的瓢泼大雨，却依旧瑰丽深邃。

《乡村骑士》是写诗人的隐退和诗性的消失，彰显的是人某种命定的归宿。文本表现了所谓诗人在现实生存中四处碰壁之后，更加彻底地沉沦于世俗生活。同时平常的乡间邮递员朴素生活中蕴藏了义气与品性，这种义气与品性在某种程度上即是诗人的显现和诗性的张扬。东君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这种乡土气息不是底层艰难生存的叙述，而是对乡村小镇一种独特精神氛围的写照。在农业文明日渐式微的时代，他试图呈现的是这种式微过程中小镇文化和文化人的精神轨迹。在混迹于城市和农村的小镇生活中，在一种两相比照的文化语境中，小镇精神的演进和变革，竟然拥有着一份从容中的淡定，东君的作品在叙述失乐园的过程中仍然是有所坚守的。

《谋士生涯》是青春少年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和踹度，这种在历史时空中的想象和踹度有着自由跨越的飞翔快感，也存在着跨越历史维度的困难。这是李浩实验性的小说，将古代经典中忠君、气节、义气、甚至一统天下的气魄置换成现代性文本中势如破竹的解构意识，最为突出的是直接在文本中想象了张飞、关羽这些民间英雄的粗鄙化倾向。传统价值观念在诸葛亮对自己无比精确的预谋中坍塌，君臣之谊、患难之交乃至兄弟情分都在一次次谋划中灰飞烟灭，在这个过程中，三国时代固有的宇宙观、天人观和道德价值体系，在后辈实验的文本中被封闭了，而支撑古代帝王将相的是当代社会价值体系的尔虞我诈和利益博弈。在这里，李浩发挥了他重新构建文学疆土想象力，突出体现了诸葛亮智者的优越感和智者的孤独寂寞。太过聪明的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因为他将别人看得太透。文本一反《三国演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悲凉而激越的情感特质，撇开中国谋略文化对于运筹帷幄的赞叹，对战争中将士征战豪情的欣赏，而是在一个谋士个人化的视角中，重新演义了西蜀君臣的爱恨情仇。

     《酵头》是一篇少年视角的成长小说，三个无辜的少年因为父辈的情感纠葛，心灵遭受巨大的伤害。这篇小说非常巧妙地用酵头作为文本的线索，用细致真实的情节描述了工厂家属区孩子间的友谊与矛盾，在流水般的生活情境中，因为自立偶然看到自己同学的父亲和另一个同学的母亲偷情，于是一切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最让读者心惊的是：在所有过程中，父母对于青春期孩子的冷漠和麻木，三个孩子如野草般在家属区生长，无论是正直、善良和温暖的品性，还是虚伪、丑陋与冷酷的恶习都如那片夹竹桃一样成长得毫无方向。

《老乡的手》、《晚五点》、《挺胸抬头》和《窑路》都是当下较为流行的对底层生活的叙事，这几篇创作又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老乡的手》写得轻巧灵动，颇具匠心。同样是对底层生活进行叙事，闫桂花用寻常的“手”的意象，贯穿了整个文本叙事。两代人对于手的不同眼光，牵连到对于生存不同的价值判断。在平实缓慢的叙述节奏中，渐渐揭示了一个时代价值观念的巨变，传统的唱挽和当下的沉沦都在关于手的叙述中呈现。这个文本中有着令人感动的价值诉求，老乡对于劳动的朴素观念，对于温暖的细致追求，在看似寻常的人生经历中，老乡正是用他不懈的劳动，用一只充满细致温暖的手让懦弱的主人公触摸到了一丝迥异于当下价值观的光亮。正如文本中所说：要学会寻找光亮，一条道儿走到黑你就错了。现在的人把感动丢了，可感动毕竟是一件鼓舞人的事情。同样辛娟的《圣母》也表现了感动的主题，原本是一个体现贞操与爱情忠贞的主题，但是字里行间却是对于这种当下罕见的操守的惊异和感动。

《晚五点》的风格是新写实的路子，在点点滴滴的日常经验中，在文本的世界，我们再一次经历了生活的艰辛、麻木与痛苦。《挺胸抬头》描述了一个古老的妓女从良的主题，在结构和细节方面颇具用心，尽管文本中作为男性的父亲和丈夫都是在生存的重压下，才做出了种种对于女性和自身都具有伤害性的行为。但是文本仍然传达了女主人公对男性世界某种无言的愤怒。《窑路》似乎应了性格就是命运的魔咒，窑路通过人的命运来描写人的性格，窑路不是必然的，却是主人公这种性格的必然。在文本中更加让读者震惊的是母子之间的对抗和冷漠，尤其是母性的丧失对于儿子性格的负面影响。

《春季落雪的昆明》和《南辕北辙》是关于城市青年的叙事，城市在当下绝对不具有80年代的优越感，城市青年同样丧失了户籍制度和出生地所带来的大部分天然优越性。在贫富分化加剧的转型社会中，城市青年的大部分急遽地向一无所有的城市平民阶层靠拢。城市化所带来的财富成为这些平民欲望的对象，而城市平民往往又被财富和社会主流所遗忘。和晓梅《春季落雪的昆明》描写了一个女大学生的堕落毁灭，叙述了天真中的故作成熟，物欲中的无力挣扎，这些印证了当下都市女性生存的某些镜像，同时反映出了城市平民阶层的女性在复杂的物质主义面前的迷失和困惑。即便是另一类型的女性和豫和苏元，也在混乱失意的青春期无所适从。她们一方面羡慕着物质女性的美丽、强悍和爆发的生命力，一方面又牢牢坚守着自己脆弱的人生底线。强雯《南辕北辙》中的左小川是一个有着独立思考的女性，在智力提升过程中，遇到了一连串世俗的尴尬，无论最终的选择如何，都会和她对于人生最初假想的目的南辕北辙。这种人生情境正如王小波在《寻找无双》中所设置的种种貌似非理性，实则非常理性的叙事一样，人往往会迷失在自己寻找的过程中，只不过有些人不知自己已经迷失，有些人自知已经迷失而重新寻找而已。

以上点评的作品也存在着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首先，在青春想象力飞翔的历史情境中，价值判断在何种程度上发挥应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通常有两种价值判断：实证的和规范的。作实证判断时，应该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即严格的历史主义，不可用今天的标准来妄议古人。作规范分析时，则可以今天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为准，评议历史事件的潜在效应和长远后果，说明当时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谦虚，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下一代人也会指出我们所作判断的历史局限性。因此价值判断如何渗入文学叙事中应该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应该是意识问题。

其次，如何通过青春记忆将个人的经验和整体的社会性经验整合，从而反映一个时代人普遍的心态。在中国当代文本中，对于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一直存在着一个外省的特征，即作品所谓厚重的政治文化历史甚至哲学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现代人更加擅长于内省式的描写，尤其在一个整体上人对于自我灵魂缺乏反省、精神冷漠和浮躁的状态中，对于个体灵魂的审视非常必要，对于自我、他者和整体性社会经验的整合，应该成为一种灵魂的自觉和文本的自觉。

再次，在描述底层苦难文本中，如何发掘日常经验中的独异性和多元意义。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来就不是呈现出某种单一的现代性审美体验特征，而是具有多义性和不断附议的特征，这在20世纪并行不悖的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中就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当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描写苦闷还是艰难的生存，对于现代生活的日常经验性的描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这种日常经验的深度是不同的，对于这种日常经验深度的和多元意义的发掘，是作者在当下应该做的事情。而对于这种经验发掘的深度、多义性和独创性应该是作品高下的一个相对的标准。

最后，如何深层次地展开城市叙述，提高城市意象经典化的能力。中国古典意象，比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 、流水、 古道、 西风、瘦马等等，到当下刘庆邦笔下的手工鞋（注意这种鞋是乡土社会，女性用手工制作的鞋，而不是成品机器制造的皮鞋），刘庆邦用这种古老的意象编制出精致的故事，毕飞宇用传统农作物玉米作为女孩的名字，用青衣这种传统戏曲中的角色作为一个审美的意象……这些在我们当下的大量作品中存在。而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古老优美的农耕文明意象，尽管这些意象承载这多元复杂的审美趣味和人文内涵，但是他们不可避免得成为挽歌，正在日渐式微。我们该如何寻找和发现当下城市生存场景中经典意象？发现新的城市经典意象，并将其经典化，这将是当下中国城市文学叙事应该深入探讨和反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