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理性与欲望之间

——《天亮就走人》读后争鸣

2007年第5期《作品与争鸣》

作者：童君

薛舒的小说《天亮就走人》，真实细腻地展示了女主人公余静书游走在理性与欲望之间的真实心态。

余静书“向来是一个沉着镇定、冷静理性的女人”，这忧伤可从许多细节上见出。譬如身为教师的她业务过硬爱岗敬业，在专业教学上不乏独创精神；在家庭琐事上不会动辄哭闹怨天尤人，即使离婚这样的大事在她处理得很是果断低调；成为单身母亲后照样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尤其在对待前夫与儿子的关系上，心态平和开明大度。

小说通过余静书的两次婚姻来充分凸显她的“冷静理性”。在前夫杨益看来，妻子简直“冷静得可怕”，他们的婚姻犹如余静书准备的早灿——十年如一日的稀饭，虽不无营养却“乏味之透”；所以她被长相远为逊色但浪漫热情的林卫卫取而代之。但是，败也萧何成也萧何，洋溢眼中的“乏味”对另一个男人来说却如获至宝，为了这份“向来欣赏的气质”，其时“正当着一名幸福的新爸爸”的陈彬毅然离婚，成了余静书的现任丈夫。

但是，恐怕连作者也未必清楚认识到，她费了这些笔墨来一意标明的“冷静理性”的女主人公，其实充满了欲望——她对物欲和情欲的渴望之强烈，远非理性能比。

从表面看，余静书安于淡泊，因为她常常把同事戴钻戒、穿名牌贬之为“浅薄与虚伪”，说穿了这“其实是羡慕甚至妒忌”的表现，只不过余静书她表露得比较婉曲而已。而前夫洋溢正是没有参透这点，她误以为妻子不同流俗，鄙视物欲享受，结果自然被余静书认定为“无趣和不解风情”的“傻瓜”。而陈彬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当初他不由分说硬是买了一块贵重的瑞士浪琴表相赠，而且死活不肯收钱，结果证明“陈彬是聪明的，如若他果真收了她的钱，也许，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被她认可为达到可以与她结婚的标准呢”。所以，余静书与那些直接所求物质享受的女人相比，更多了一层口是心非的虚伪。

在对待自身情欲方面，余静书称得上放任。短短三四天的会议期间，她与素昧平生的许一阳的关系就迅速升温，连她自己都认为“尽管这暧昧还未真正发展到出轨，但他们之间，确是心照不宣地认可这种暧昧的”。这其中许一阳固然非常主动，余静书这方面也堪称心领神会配合默契。没有她的暗自心许甚至主动挑逗，从一起吃饭、散步、跳舞到相互依偎，并在醉意朦胧间试图解开男方的皮带扣子等一系列愈发亲密的行为，根本就没有发生的可能。

小说交代了一个细节，那就是余静书应邀与许一阳共餐时，刻意穿了一条非常性感的连衣裙。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初她从“心理上排斥”这样的“招蜂引蝶”，即便当着裙子的购买者、丈夫陈彬的面，也仅仅只是礼貌地在家试穿以下。所以，在公共场合当着一个陌生男人，她却打扮得如此“婀娜妖娆”，其用意当然不言自明，这其中理性可言？

小说第五章多次表达了余静书对“正人君子”的不屑一顾，“正人君子并不是女人所喜欢的模式，余静书再一次发现，自己的内心其实一直有一种邪气”。这也表明，她本人对自己内心的欲望并非毫无意识，不过她是听任甚至有意引导事态朝着欲望的方向发展，譬如她主动引诱前夫和她上床，“从建议喝酒开始，她就想象到了这个结果”，这让“她很痛快”。这不由得令人大胆揣测，许一阳曾经聪明地点醒了余静书的撩逗，这等正人君子做派她其实并不领情。

余静书老是把自身的欲望所驱谴的原因归结为“远离家庭”、身处异地，作者本人也认同地域差异对其性格行为的影响，似乎只要回到她生活工作的上海，余静书就会重又恢复理性，这种环境影响论其实是掩盖了对人物本质的认识。余静书在上海、在大连看似判若两人的言行举止，只能充分表明了她所奉行的价值观、道德观并非一以贯之、始终如一，而是区分情境的，这就是心理学中的“道德情境论”。在某中情境下，必须这样做，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就可能那样做，这就谓之“行行不一”，也就是通常说的“嘴上一套，背后一套”，“人前一个样，背后一个样”。

尽管作家本人对其女主人公的“行行不一”缺乏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但是她对以余静书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当下一些城市知识女性的心理洞若观火，因而展示得相当细致真实且有一定深度，这也足以令《天亮就走人》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