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篇小说之感
作者:关圣力
[作者简介:关圣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1988年开始发表小说，一年后因颈椎病被迫辍笔十年，1999年重返文坛。现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任编辑部主任。曾用笔名：关胜力、郑 白、瓜哥等。著有：《现当代文学大师丛书—王蒙卷》，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作品。]
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刊到现在，五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工作，我阅读了大量的中篇小说。仅从读到的这部分作品来看，我的感觉是读的很辛苦，有时候是十分辛苦。说实话，有不少好作品，也有许多作品不能使人感觉兴奋和满意。
目前的小说，有一部分作品在其文学的基本概念上，似乎很完美，写作者们也自我感觉良好。有些作品写得很细腻，结构、语言也不错。但究其内容所承载的内涵，却不能使人满意，因为这些作品引不起读者的深思，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读后无记忆。这也是当前评论界、读者对文学现状提出质疑的原因之一吧。
回到文学话题看当前的文学作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部分小说基本上平淡，有些作品甚至媚俗。这里的媚俗，是指小说叙事和文本结构方面的无个性。
假如我们以郁达夫的小说《迷羊》来比曾经火暴的这个，那个“宝贝儿”，就会发现他们的不同处在于其文学价值的恒久性，而不是商业的性展示价值。有时候，出版商为了谋取利润，需要刺激的低俗的文本，他们用金钱诱惑写作者，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使这部分作者成为他们泄欲的工具。可以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出现了更大胆、更年轻的“宝贝”的时候，这些宝贝儿就会变得嘣子儿不值，绝不会比《少女的心》更具有感官刺激的阅读价值和售买积极性，假如《少女的心》能够出版的话。而郁达夫的《迷羊》则会以其自身对社会的介入，对邪恶的抨击，对普通妇女命运的关注而继续被文学所承认。
感觉现在的小说对作品语言、文本结构、叙事技巧等文学的艺术性关注减少了，表层叙事很流行，很多作家满足于讲个肤浅的故事给你听。而对生活现实、人群生态、个体命运以及人文精神等关注的欠缺，对底层处境的疑问，揭示大众生存现状成因的作品就更少，这是写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忽略，是作家视角的偏差，是文学作品文学性去势的重要原因，是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责任的偏移。出自于书斋的、纯粹自我编造性的、准纪实性的、新闻报道改写性的小说文本，无法与社会现实对话，没有厚重的深层内涵，读起来感觉陌生，造成了读者对小说的麻木和腻味的感觉。
比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写作者的文学感觉变得迟钝而随意，往往滞后于社会现状，独立于生活之外，唯一与生活同步的，大约就是喜爱讲述与新闻报道事件相似的故事。我猜，这与作家们的生活现状有着直接的联系，与社会接触少了，生活简单，阅历浅薄，毕竟只能落得借助新闻报道搜寻事件或故事，来支撑自己的想象。
现在的一些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在直接复述生活的表面现象，通过多媒体进入作家视野的画面，社会上流行的画面，就是小说叙事的主题和主体。可是具体到文本上看，有些作品仅仅是文字的罗列堆积，根本没有一点文学内涵。在这些作品里，寻找不到写作者对于“底层”“中层”或“高层”存在的思维焦虑痕迹，以及他们的失意和得意。人的、心理的和人性的探索几乎没有。这些作品里，几乎没有一个人物可以独立于文本之外，存在读者心里。有些作家们的大脑，似乎变成了电脑，运转速度绝对奔腾，拷贝影像，转换文字的功能奇快。可是恰恰缺少了对叙述对象的深度审视、分析和文学层面的再创造，缺少了人脑对人存过程中人性的倾诉欲望，叙事主体简单，导致文本趋于平淡化，现象化，缺少了对生命、生活真实内核儿开掘的神韵。
我们看到的一些中篇小说，常常充满了叙事者的叙事兴奋，面面具到的讲述，密密麻麻的文字，缓慢的故事进度，甚至在叙述中，将一片树叶落地的经过全部写出来，它怎样在空中对抗地球的引力，随风扭动了几下，翻转了几次，最后，是叶柄或是叶尖先接触地面的，在地面上砸出了怎样的一个小洞，或者地面上没有显示出被它砸出的任何痕迹，扬起了几公分的尘土，都要一点点地写清楚。最后还要写写它的颜色在飘落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它是怎么由绿变黄的，经过了几个季节，几场风雨和冰雹，有没有虫子在它上面蛀洞，是什么种类的虫子，几只虫子，蛀蚀了几个洞，那洞的边缘呈现什么样的形状等等，等等。但读得多了，就会发现，在这样的文字里，得不到阅读兴奋的享受。因为这个树叶飘落的过程，与作者讲述的人物遭遇和故事情节，没有必要的关联。这片树叶的直接落地和在空中翻斤斗，与打工仔、农民工讨不到薪水，与国企职工下岗，与爬行在煤窑里的矿工们，与贪婪腐败的官员们，与残忍的房地产商人们，与无奈而卖身的小姐们，与彷徨的失业者们，与孩子们逐渐扭曲的心灵，与自愿被包为二奶奶的大学生们，甚至与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过程，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这些作品给读者的印象是，好像把小说情节写得越腻味，越迷离，就越能体现创作技巧，把故事写得越简单，越冗长，就越能说明作者的叙事手段成熟，把人物行为写得越放荡，越怪异，就越能证明写作者融入了生活。其实，在这种叙事层面上的小说，恰恰忽略了文本的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也减低了它的阅读价值，因为这样的小说，除作品名称、著作者不同外，内容往往会大同小异，失去了作品的文学个性。
具体到文本上，从我们选发过的作品看，有很多不错的中篇小说，譬如：李肇政是个特例，他的《永远不说再见》《姐妹》《傻女香香》等作品，为读者提供了，对当代一种死灰复燃的生活的审视，面对他描绘的那样的人群，那样的生活，是感官刺激还是心理刺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这位作家英年早逝，使我们没能看到他更多的作品。
前些年值得提起的好作品中，还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哑炮》、杨争光的《符驮村故事》、鲁敏的《镜中姐妹》、葛水平的《甩鞭》、秦岭的《绣花鞋垫》；有劳马的《抹布》、曹征路的《那儿》、罗伟章的《我们的成长》；有王瑞芸的《姑父》、熊正良的《姐夫》、蒋韵的《心爱的树》、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钟晶晶的《我的左手》、何存中的《洪荒时代》；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王松的《福升堂》、须一瓜的《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陈源斌的《拷打春天》、梁志玲的《突然四十》、姚鄂梅的《妇女节的秘密》、孙春平的《预报今年是暖冬》；张学东的《坚硬的夏麦》、张翎的《余震》、薛舒的《鞭》、叶广芩的《三击掌》、袁劲梅的《九九归原》、王手的《本命年短信》、阿真的《小八村的秘密》、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的等作品，都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现在的文学作品，对社会上正在发生的重大问题或者说大众的真实生活现状，几乎没有介入，或者说没有察觉。也许正是这种看似无碍宏大叙事的细微偏差，使当代文学作品遭遇了逐渐的边缘化和被边缘化。这种被边缘化事实的产生，与广大读者对文学的情感投入的降低，没有任何直接的责任。你不关注我的存在，不关注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我凭什么还要爱你？我能在你的故事里读到什么？难道仅仅是看一看些酒吧里放荡的大腿、官员们貌似公正的嘴脸、蒸一锅馒头的细致经过？如果仅仅是表层的描写，那么，真不如去看电视画面，那要直接得多，也省劲得多，有声音有色彩，质感得多。文学作品，没有关于人的，人性存在的探索，文本似乎仅仅是一堆文字而已。这是不是文学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呢，我以为是。
我们看到的中篇小说，很多作品或多或少地应和着流俗，写的是歌舞厅里的消费；写的是城市人、乡村人的外遇，甚至连早饭、中饭都没吃，晚饭也仍然没有着落的人，也会端着“人头马”酒在外遇；写任何一个故事的具体过程，也一定要有女人挺着的胸脯，摇晃摇晃修长的大腿，不管这些与主题有否联系；写小姐们理直气壮地卖身表演；甚至有借小姑娘被强奸而赞美强奸犯的等等。这样，读者在作品里看到的就都是作家浓缩了的，集中提取的社会渣滓们的犯罪罪行，而看不到人性中真正的善与恶。有的作者为了自己的小说好看，还要绕着圈在文本里加进一点黄段子，好像这样就是贴近了生活。可是没有黄段子的叙事语言就不生动了吗？许多阅读正是在有黄段子的地方卡壳，因为它与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无关。私秘性语言与具有文学性的叙述、叙事和文本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上海有个作家薛舒，她写了篇小说《鞭》，整个故事很简单，写一个已经中年的男人，养了头种猪，以给别人家的母猪配种为生，他没接触过女人，更没有性的接触。在他赶着公猪，去为需要的母猪配种的过程里，他的人性因此萌动，但却被自己狠狠地压抑着，他没有机会。他就是这样活着。当他爆发的时候，瞧瞧他的行为吧，瞧瞧他的心理吧，充满了人性的躁闹。却没有任何犯罪的行为。这是什么？这是人性的展示，更是人性的无奈。当然也是文学的魅力。
我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惊诧于作家的描写，整篇文字干净利索，简洁却充满细节，她的叙事，文本结构，对人物的心理把握，行为处理，恰倒好处。
袁劲梅的《九九归原》，直逼我们人性里痼疾。杨争光的《符驮村故事》就不仅仅是叙事语言和情节了，他给我们带来的思索超出幽默本身。
可惜的是，目前这样的小说不多。期望能有更多的作家，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2008年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