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如猪——品评薛舒的《鞭》

肖涛

读了薛舒三个中篇：《哭歌》、《我青春的父亲》和《鞭》。感觉都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我认为薛舒不仅会讲故事，而且有剥开人性灵魂死角的力度。一种不造作的“海派”风格迥然与薛舒隔绝。薛舒的小说看似小而卑微的人物，其实是一种平民心态，一种拒斥华贵装饰的语言织体。

或许薛舒特意背反老海派或新人类美女的那种腐朽而颓靡、放荡而肆意的书写。因此，她的笔下，反倒是一个叫刘镇的地理，跃然纸上，烟火袅娜处，格外令人看好。我喜欢这种“小”说，倒不是它远离宏大和繁华，而是它骨子里是对人的照亮和抚慰。

从这个似乎与余华《兄弟》中同名的刘镇里，走出来的人，都是一些低俗角色，女性，老工人，抑或是残疾者。薛舒的目光温暖地看着他们辗转而挣扎却并不甘陷身泥沼中的命运，一些个令人惊悸的故事，也就有了小说式的发现。这种发现我认为在《鞭》中极具震惊色彩。

残疾者的书写，从《狂人日记》、《孔乙己》、《祥林嫂》中即已浮出历史地表。当然我所谓的“残疾”包含了一种灵肉、生活的缺失。言外之意，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不健全，按照阎连科所谓的就是不“受活”。这种书写本身就是要打开一些斑驳陆离的层面。一个囚犯、罪人、妓女、农民、乞丐、奄奄一息者，——残缺者，都有奇异故事。健康完美的英雄偶像，你怎么写，也就是那么回事。他们的故事，属于神话和传奇，属于革命历史演义，属于商场战场情场的常规单面模板。薛舒逆反式的写作，本身就是对底层人的厚爱。这种厚爱，无须以宗教的旨意来进行阐释，而仅仅是人之为人的平等姿态。

薛舒把一个手有残疾的人写活了。薛舒写出来的“手”感，带有萧红同名小说和鲁迅对于闰土或者罗中立对于《父亲》之手的美感、质感。牧羊人与羊之间的关系，似乎在新西兰的一个电影中有；而知青与牛马之间，于文革的禁欲时代，也屡有发生。现在薛舒却将一个人和一头母猪的故事，从才子佳人、浪漫抒情的想象界中，释放出了另类的异质性元素。它就是压抑。

残缺仅仅是肉体的，而未必是灵魂的。灵魂需要饱满和湿润，然而最大的残缺却是灵魂中的欲望诉求得不到满足。这种满足仅仅是一个人的正常诉求，一种非常饮食男女的本能需要。然而拐手却得不到——他怎么能得到呢？他凭什么得到？一个被凝视的人，一个贱民，一个下三滥角色，用阿Q的话来说“你也配……”？他的确配啊。薛舒也认为他配。薛舒以低视角、平行式的叙事镜头，一路跟踪着拐手和猪的行踪，穿插于三次给猪交配的轮回事节中，让猪的幸福释放造成对拐手压抑情结的巨大创伤。其实也是畜生性与人性的失衡。

我知道，我震惊了！一个带有知识分子面具的人震惊了！！因为拐手的震惊更直接。当读者与拐手的震惊形成了复调时，这个世界已经坍塌成了废墟，巴洛克般的寓言碎片，四下飞溅，溅起在你优雅而体面的西装革履之上。因为人性的复活其实也是死去一次。得不到情感滋润的心每一次的绝灭，都是死亡的喻照。薛舒写出了人之为人的正当性和扭曲感，二者之间的斗争，让文本充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灵辩证法。这个了不起的发现，让拐手成为我所认同的对象。此时，你的目光怎能不湿润呢？任何麻木的知觉，忽然产生了缠绵的蓝调。它就是哭泣。

所有杰出的写作，都包含着对人的发现和哭泣。而对人的发现，并不在于讴歌，也不在于赞美，而在于泪眼式的敞开。这种敞开，亦并非伪善的启蒙，更非旷野上约伯式的吁求，更非克尔凯郭尔式的致死的疾病，而在于敞开本身的对比装置。人和猪、失与得、缺与完……这诸种的对位法结构出来的小说，注定是超越恶和善的二元性，而由之也形成了歧异分裂的惊诧之声。它如同一枚枚尖叫的小刀子，飞来扎入人性中最柔软的一处，让之抽搐而不能自已。薛舒的词语之力，已经具备了对人发问的钥匙和对存在勘探的钻头。

薛舒的写作超出了常规对海派的鄙夷。我认为，她让现实主义获得了体面地应对危机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