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辈立照（作者：DISDANS YANXIANG）浏览文章薛舒文集

为父辈立照——读薛舒的《我青春的父亲》

DISDANS YANXIANG

早年看过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并不觉得有多好。在我看来，要不是该片起用了新人章子怡，她的清纯、美丽和本色的表演令观众眼睛一亮，这部电影在当时不会引起多大轰动。其实，父母的生活很大一部分是在儿女的视线里，写父母或者父辈的生活，对于为人子女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当然要写得好，也非易事，需要拥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和对上一代浓烈的感情，才可能有优秀的作品问世。薛舒的《我青春的父亲》^①无疑是一部为父辈生活立照的好作品。

《我青春的父亲》是以苏雪的口吻叙述的。苏雪的父亲苏金富本是一个健康的农村少年，十六岁那年，在上海做工的亲戚给他大哥找了一份工作。他哥刚相过亲，很满意女方，就不想离开家乡到上海。苏金富觉得机会难得，就鼓动母亲苏陆氏，让他去上海。

苏金富背着母亲准备的老蓝土布包袱，到了上海刘湾镇农具厂。面对熊熊燃烧的炉火，他挥动着沉重的打铁榔头，成了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员。他所处的车间党支部书记看苏金富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纯朴老实，在夏天接近尾声的时候，借给他一顶旧蚊帐。这个书记人势利、投机，借出一顶蚊帐，还挂在嘴上，要苏金富不要忘记他的好。他要苏金富入团，写入党申请书，成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都是有目的的。他有个女儿和苏金富年龄相当，苏金富人帅气，也机灵，他是怀着要把女儿嫁给苏金富的心理，接近这个小伙子。

苏金富在婚姻问题上是有自己的考虑，女方不中意，他是不会接纳的。他母亲怕他在上海成家，就给他在老家找了个姑娘，他不同意，母亲就绝食。为了母亲，他表面上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和女方在照相馆照了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他看上的是同在一个工厂工作的林文芳。林文芳是上海人，出生在资本家家庭，人白皙，打着麻花长辫子，还有文化。她看苏金富用三十二只口罩缝成一顶蚊帐，就感受到这个小伙子的心灵手巧和勤俭节约，便芳心已许。

苏金富解除了与乡下订婚的那个姑娘的关系，女方要他买百雀灵雪花膏和女式套鞋作为补偿。苏金富买女式套鞋的事情被书记知道了，他大为恼火。他已经请了苏金富到他家中过中秋，还介绍女儿和苏金富谈话。在他眼里，苏金富已经是个准女婿了，没想到他还和乡下姑娘纠缠在一起。书记很气愤自己看人看走了眼，不仅不再打把女儿嫁给苏金富的注意，连带着再也不提苏金富入党的事了。

推掉了乡下的对象和书记的女儿，苏金富和林文芳的感情大有进展。1964年，苏金富当兵了，别人都送他笔记本，林文芳送的是几乎可以买一把口琴的钱，而且在信中明确地说是要他买一把口琴，这礼物的精神意义和情感价值在那个时代，的确是很重的。

苏金富在浙江杭州当兵，他和林文芳鸿雁传书，俩人在书信中大谈革命大好形势，字里行间也透露着互相爱慕和发展个人感情的意味。苏金富看火候差不多了，就邀请林文芳到部队和杭州来玩。林文芳谎称要陪同厂女工沈善弟到杭州探望她姨妈，骗取了父亲的信任，才有了杭州定情之旅。

在部队，尤其在柳枝吐绿、桃花盛开的苏堤以及美丽的西湖的游览中，他们真的情定终生了。苏金富这时已是班长，作为多年的入党积极分子，他成为共产党一员的希望也一天比一天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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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了，林文芳的父亲受到批判。有个当兵的做女婿，能提高他们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他自然非常乐意这门亲事。可林文芳是资本家出身这一条也给苏金富入党带来了麻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苏金富手下一个叫武宝玉的士兵出事了。此人来自秦岭山区，也是贫苦人家的孩子。他不讲卫生，孤僻，与大家谈不到一块，玩不到一块，军事素质也很差，很多规定的动作都完成不了。战士们都鄙夷他，有的老兵故意逗他，常常使他出丑。在极度的心理扭曲中，他精神失控了，开枪打死了好几个战士。危急关头，苏金富将他扑倒在地，武宝玉扣动了扳机，误杀了自己。

武宝玉被定为反革命，苏金富尽管应急处理有功，但有重大责任。入党、提干只能搁置起来，他复员了。

苏金富和林文芳结婚了。苏金富只提供了一辆凤凰自行车（还找林文芳要了三十元，她给了五十元），其他一应家具和花费都是林文芳出的。尽管外面乱得很，林文芳出身剥削家庭，但有苏金富复员军人这个牌子罩着，他们的婚姻还是甜蜜的，生活是安定的。很快，他们有了苏雪这个可爱的女儿，苏金富不在原来的农具厂，在一个新的工厂当宣传干事，深得领导赏识，调查夏玲娜是否为国民党特务，是大特务还是小特务这样机密的事情也交给他办，虽然他只是协助，主办者是老党员李大树，但信任是明摆着的。

这个夏玲娜，苏金富第一天到农具厂就认识了。那天，他人生地不熟，非常担心找不到去农具厂的路。在路上，他碰到了夏玲娜。巧的是夏玲娜的家正是农具厂所在的镇，两人同行。到了农具厂的大门口，两人分手告别，苏金富只看了夏玲娜一眼，就惊艳无比，他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漂亮的女人。从此，上海在他心中美丽起来，这份美丽是与夏玲娜这个女人分不开的。可现在，他才知道，她居然是特务。这么多年，从见夏玲娜第一面起，他再也没有遇过她，但内心深处，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再见面，是在苏雪出生那天，夏玲娜独自一人前来县医院生产，那时，她的羊水已破，苏金富帮助了她，她才顺利到了产房，生下了孩子。仅仅隔了两个月，他就要参与外调夏玲娜特务案的工作，他感情上难以接受，但一想到是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便严肃起来，全身心投入其中。

他和李大树两个人跑了全国很多地方，也没有查到什么新东西。所有得到的信息都是夏玲娜交代过的，她真的是只是特务外围组织的成员，并且在配合解放军抓获特务的战斗中有立功表现。尽管这样，厂里在他们回来后，还是决定召开斗争夏玲娜的批判大会，苏金富将在大会上讲他们调查到的事实。革委会主任拍了拍苏金富的肩膀，郑重地把这件事托付给他，那情形是不言自明的，只要苏金富控诉夏玲娜的罪行生动有力，入党就毫无问题。

在这次批判会上，苏金富犯了大错误。他在台下看到夏玲娜低垂的脑袋，隐约露出的惨白面孔，就想起夏玲娜曾经鲜活美丽的容颜。上台后，一时情不自禁，就举起了拳头，大喊一声，“夏玲娜是好人”，大家都跟着举起拳头，喊出这样的口号，虽然苏金富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言，随即补了一句“实际上是个坏人”，可纰漏已经出了，入党基本没戏了。而批判会结束后，他又做了一件更危险的事，彻底地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

开完批斗会，苏金富骑着自行车往家赶，还没到家，天就黑了。在寂静的夜色中，听到了婴儿的哭声，他在站牌下看到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男孩，也见到远方夏玲娜急速闪过的身影。他叫她，追她，都没有用，只好把这个孩子抱回家，一开始他和林文芳都没有打算把这个孩子带下去，只想尽快把孩子还给夏玲娜。可第二天，就发生了夏玲娜自杀事件，虽然人被救过来了，但事已至此，孩子就不好还给她了。他们夫妻二人只好冒着政治风险，继续把孩子带下去。为此，他们请来了苏金富的母亲苏陆氏，让苏陆氏白天带孩子，他们夫妻二人白天照常上班，这样还可以掩人耳目，说另一个孩子是苏金富哥哥的。

经此风雨，苏金富的政治地位每况愈下。养国民党特务的孩子暂时还没有暴露，他就成了工厂一名普通的油漆工。这孩子在两个月后，被他父亲夏世钢接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私下给女特务养崽的事情，上面还是知道了。他们已经是最底层了，也没有什么政治光环需要除去了，再说他们也只是立场不坚定，还不至如劳改或者遣送到农村，只是这下当油漆工是板上钉钉了。好在苏金富是苦出身，不怕吃苦，任劳任怨，肯钻研，不长的时间就成了油漆这行的高手。空闲时间，他揽下了邻居、朋友、熟人或者熟人的熟人的活。那年月家具是由木匠打，做成后都要油漆，所以苏金富活儿不断，虽不能收钱，但人们出于感激，也会给他一些副食品或粮食，这使苏金富的家庭生活大大有所改善，他自己也在被人需要、被人尊重中得到了自我实现的满足感。他的政治诉求中断了，可在劳动、抚养孩子，与林文芳相敬如宾中体会到人生的幸福。

到了二十一世纪，苏金富所在的工厂改制，大批工人下岗。在家人的建议下，五十七岁的苏金富干脆提前退休。此时苏雪大了，苏雪的弟弟苏峰也挣钱了，并为父母在市区买了一套房子。苏金富和林文芳离开了刘湾镇，搬进了市区的新家。苏金富是一个容易知足，懂得感恩的人。他从一个吃不饱饭的农民变为每月拿固定工资的工人，而且成了上海这样繁华城市的市民，还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一个温暖的家，他打心眼里高兴。这么多年，共产党没有向他敞开大门，他自然有委屈，但他仍然把自己目前的幸福生活看成是党的英明、指挥有方的结果，因此，他总是要孩子写入党申请书，要求进步。他自己也在夏世钢的介绍下，在退休后，还圆了入党梦。在这件事上，姐弟俩虽不能迅速认同父亲的价值观，也越来越理解父亲。他们认为，父亲所处的时代，人往高处走，只有入党，当干部。他们这一代，是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入党，在仕途发展，固然是好事，可在商界成为成功人士，在知识界成为精英人物，也会令世人瞩目。小说就在两代人观念的和解中结束。

《我青春的父亲》是一部叙述平民生活的小说，是后代试图理解父辈生活的小说。可贵的是，作为第二代的作者，他没有高高在上，嘲弄父辈的价值观和处事方式，而是在回望父辈的生活中，看到了他们的闪光点，比如追求爱情，忠诚爱情，善良待人，在政治和人性冲突中本能地立足人性，就像我“父亲”对待夏玲娜，“我”父母不顾时代的疯狂，照顾特务的孩子。这些所作所为超越了时代，成了“我”也即“作者”从父辈身上挖掘到的丰富的人文内涵，有了这些人文内涵，新一代就会建构出更加坚实，更加灿烂的精神大厦。

薛舒是70年代生人，她思想成型应该是90年代中后期，那是解构、否定、讽刺艺术和思想走红的时代，典型的代表是王朔和卫慧、棉棉等一些先锋作家，在这种思潮洗礼下长大下的薛舒能够用建构的笔墨书写父辈生活，发现平凡中的崇高，肯定父辈精神，殊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