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舒:"同情地发现每一个人"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章颖 时间：2008-07-21

薛舒，上海“70后”女作家，2002年开始文学创作，以中篇小说《暮紫桥下》、《鞭》、《阳光下的呼喊》、《天亮就走人》和《谁让你叫“叶尼娜”》诸篇步入文坛。这是一位尚未受到普遍关注的青年作家，但令人惊讶的是，《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近日专门为她举行了作品研讨会。这是何故？该刊社长章德宁解释了原因：“薛舒近年创作活跃，有艺术个性、艺术追求和创作潜质，《北京文学》愿意做这样雪中送炭的工作，帮助文坛的新面孔，同时，也为了倡导文艺界清新自由、无功利的文学批评空气。”

“每一部中篇都想要发现一个人”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说：“薛舒的作品没有写叱咤风云的人物，写的都是一些很边缘化的人物。她写出了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写出了他们幽深的情感世界。薛舒对都市人物的刻画，相对于她的小镇人物来说，就要弱一些，带有薛舒标志性的东西在这些作品中就看不到了，而只要回到刘湾镇，她就来了灵感了，人物就生动了，而且拿捏得很准。薛舒还在作品中努力表现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一种对众生的关怀，对被主流社会所遗弃的小人物的关怀。”

   批评家吴秉杰则指出，薛舒的每一部中篇都是想要发现一个人，进入一种个体的生命状态。归根到底，那些生活内涵与命运有很大差距的人物，都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她从来不采用歌颂或揭露的态度，批判或启蒙的态度，观察者或如新写实那种冷漠的态度，而是用同情的眼光来观照。她的写作姿态是“人所有的我都具有”(马克思语)   

关于薛舒小说的写法，批评家阎晶明指出，她的小说故事都比较淡，但结局一般都收束于一种突变，使作品避免完全散文化，也使故事走向极端，所以她的小说多写到死亡。这些故事能显示出作者的审美喜好和一些不由自主的选择。

批评家雷达、邵燕君和小说家李浩等人肯定了薛舒在语言方面的才华。雷达认为薛舒的语言有控制力，也有张力，有些比喻很精彩。李浩认为薛舒小说的语言是有味道、有汁液感的，她的长句子有一种回旋的、带有粘度的力量，而这些句子连在一起就组建起了氛围。同时他也指出她的语言经营还不够，缺少那种完全属于个人用法、凸显才智的妙笔。

“70后”作家是“过渡的一代”？

批评家贺绍俊认为，薛舒的小说大致上有两类，一类是小镇记忆，一类是当下都市生活，以前者为多。她因此有一个比较封闭的文学菜园子，这就是“刘湾镇”。他把薛舒放在“70后”作家的精神坐标中分析，指出：1970年代出生的人属于过渡的一代，断岩的一代，他们出生于计划经济时代，成长于市场经济时代，乡村文学精神和都市文明精神交织、孕育于他们的心灵之中，只要时机和条件成熟，它们就会成长起来。所以“70后”作家经历了两次崛起——第一次崛起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在市场化这只无形的手“拔苗助长”之下，他们身上的都市文学精神结果了，但果子结得有些青涩；第二次崛起是本世纪初到现在，他们身上的乡村文学精神成熟了，结果了，因此现在从他们的小说中所看到的多半是乡村和小镇的记忆。从第二次崛起看，他们身上更结实的还是指向传统的乡村文学精神。创造一个全新的文学世界，也许“80后”、“90后”比“70后”有更多的优势。但是，“70后”已将传统成功地引渡到了新的社会形态之中。

先锋文学的遗产与文学的过度社会化

邵燕君从薛舒对莫言腔、苏童腔的模仿，敏感地提出了如何继承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遗产的问题。她指出80年代的纯文学腔有一种强大的叙述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消解历史压缩时代的，叙述者十分强大。时至今天，青年作家面临着怎样继承和转化先锋遗产的问题——先锋语言和艺术如何内化成一种自己的东西，而不是仅仅成为一个文学序列的某种外包装？

李静则从薛舒的创作，谈到了“过度社会化”对文学造成的伤害。她说，近年文学又回到了“反映论”模式之下，1980年代的文学探索似乎没有走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复？因为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天空下，还没有发展出一种成熟的个人意识，作家在精神上还未获得充分而广博的自我对话。文学具有“忠于自我”和“渴求对话”的双重性，因为文学首先是一种非共性的经验，她才会如此渴求对话。而我们的当下文学更注重寻求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现象上的共同性，注重呈现群体的、阶层的、物质层面的共同性，这不是文学的使命。也许我们应该从艺术的层面想想文学能做的事——在文学领域中，不能让政治性或道德性的标准僭越艺术的法则。作家最该做的，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感受精神触角的内在延伸和震动，从自身天性的自我发现中摸索独具魅力的艺术形质。当下作品太多相似，不是因为作家“自我”太多，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普遍而深刻的个体觉醒尚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