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故事
２００７年第９期《飞天》// 转载《小说月报》2007年增刊5(中篇小说专号⑤)
一
我敢肯定，我奶奶年轻时一定是刘湾镇上的一大美人。
现在她已经老得脸色发黄，整年戴着一只咖啡色的棉线帽，站在我家沿街的代销店的方格子玻璃窗里。棉线帽遮盖住了她少得可怜的几缕灰白色头发，她额角的皱纹象揉皱的牛皮纸，一抬头，就见得条条纹纹的电车路。她常常笑，有顾客来买东西，她便把她那张老脸往方格子玻璃外探去，然后一笑，笑得憋掉的嘴巴张开一个黑洞洞，丝丝地吸着凉气。她说：“桃酥饼要伐？五角洋佃一只。”漏风的嘴巴里吐出这么一句话，老而皱的脸上露出笑意，左脸颊竟还嵌着一个酒窝。那羞答答的样子，简直是把顾客当成了她的相好的，几乎要把桃酥饼白送给人家了，但毕竟后面带了一句“五角洋佃一只”，所以，终究还能显出一点做生意的样子。
之所以说我奶奶年轻时是大美人，是因为我常常看到爆米花的蒋老板提着一个瓶子来拷酱油，他总是说：三妹，我要一斤酱油。
对，我奶奶的名字叫秦三妹，老街坊都叫她三妹。听蒋老板叫我奶奶三妹，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一个梳着两条油黑的麻花辫子，一笑就露出一对虎牙的女子。叫三妹的女孩子多半应该是美貌的，所以我敢确信，我奶奶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大美人。
可是现在站在店堂里的我奶奶却老得牙齿都掉光了，不再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三妹已经满脸皱纹腰弯背驼，三妹的脸色灰暗憔悴，黑眼珠周围的眼白布满黄斑。可是蒋老板还是叫她“三妹”，我奶奶听了就笑，一笑就露了酒窝，一露酒窝，就感觉她是有些害羞的。我知道，也只有蒋老板来拷酱油的时候，她才会害羞，但我不敢肯定，蒋老板是不是我奶奶的相好。蒋老板有老婆，我爷爷却已去世了三十多年。
我奶奶接过蒋老板的酱油瓶子，满满地装了一瓶，然后笑着递给蒋老板，用漏风的嘴说：随便给吧。
那意思是说二角七分一斤的酱油装在这个瓶子里是可以随便给几个钱就能拿回家的。可那瓶子是一只深绿色的上海牌啤酒瓶，一瓶子酱油远远不止一斤。我奶奶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说“随便给吧”，蒋老板拿出一张五角的票子扔进玻璃小窗，然后“啊吭啊吭”地咳两声，一嗓子的浓痰在他几近高亢的咳嗽声中呼之欲出。蒋老板提着酱油瓶子转身走了，我奶奶的笑容却并未一下子收掉，她老脸上的笑纹挂了很久，我看到那个酒窝深深地嵌在她黑而粗皱的脸颊上。说实话，那时候我就开始有点妒忌我奶奶了，她是那么老，而我却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可我还是妒忌她，也许是因为她左脸颊上的那个酒窝的原因吧。
那一晚，我和姐姐就有猪油酱拌饭吃了。猪油酱拌饭，就是在刚煮好的大米饭里拌上猪油和酱油，油光红亮的一碗饭，飘着酱油香味。我最爱吃猪油酱拌饭，下饭菜都不要，呼噜呼噜就吃下去一碗，吃了还要，奶奶就再给我盛一碗。我看到她用一只瓷匙在洋瓷碗里挖了一小块冻结成乳白色固体的猪油搅进饭，然后又倒了一勺酱油进去，用筷子拌了几下，冒着热气的猪油酱拌饭就做成了。
我一边往嘴巴里扒拉着滚烫的饭，一边问：奶奶，为什么每次蒋老板来买酱油，晚上我们就有猪油酱拌饭吃？
我奶奶支吾着回答：毛头你又瞎三话四，你记错了吧，上个礼拜六也吃过猪油酱拌饭，蒋老板可没有来过。
我的确记不清楚了，可我看见奶奶的脸颊上，那只酒窝露了出来，那张老黄脸上竟然又带了笑。她干吗老这么笑？我一边吃饭一边想着，我恨透了她那只酒窝，可我又很希望自己也有那样的酒窝，那分明是美的，可长在奶奶脸上，就是那么不合适，要长，也应该长在我脸上。
我用筷子往自己脸蛋上戳，狠命地戳，据说每天这么戳，就会点出酒窝来。我在昏黄的灯光下用一双油腻的筷子戳着脸蛋，我的脸上因此而涂了些许褐色的酱油。我奶奶和我姐姐都笑我，说我“吃饱了撑的”。
我歪着嘴说：你们懂什么，懒得和你们说。
我用筷子戳了三个星期脸蛋，没有长出酒窝来，后来我就不再坚持了，可我却对我奶奶的那个酒窝越发地反感起来，就好象我与她的酒窝有仇一样。我就不爱看她站在店堂里伸出脑袋对着人家笑，尤其是对那个爆米花的蒋老板笑。我最讨厌蒋老板那双金鱼样的水泡眼，每次来买酱油，他常常死盯着我看，就好象我的脸上开着花一样吸引他的注意。我不敢对他使脸色，我还要去他那里爆米花，我喜欢那种用晒干的年糕片爆出来的米花，指甲盖小的一片会变成栀子花瓣那么大，用牙齿咬，咔嚓咔嚓的，又香又脆，那是我最喜欢的零食。
二
我常常到刘湾镇西街蒋老板的小土屋里去爆米花，我奶奶会给我一角钱，一角钱可以爆一次，我就提着晒干的年糕片去了。奶奶还会给我一勺子猪油，爆年糕片的时候加猪油，爆出来更香更好吃。蒋老板的土屋里总是塞满了人，都是象我这般大的孩子，提着蓝色或者白色的土布袋子排着队等着轮到自己。那袋子里多半装着玉米粒或者黄豆，象我这样带着年糕片去的很少。年糕是要凭粮卡买的，我爸爸妈妈在市区工作，他们节余下来的粮食就买年糕带给我奶奶，我奶奶把年糕切成薄片晒干，有时候煮年糕汤给我和姐姐吃，加一勺酒酿，真甜啊！一到星期天，我就吵着要去爆年糕片，奶奶总是答应我的，我就提着一小兜年糕片和一小勺猪油去蒋老板那间狭小的土屋了。
那间土屋里总是弥漫着煤渣和爆米花的焦香味，歪歪斜斜的窗框上落满了黑色的煤灰，屋子的墙角落里挂着一个黑色的木柜厨。我常常看见蒋老板的老婆打开柜厨拿出一小包糖精片，数出几颗，用发黄的黄糙纸包好了丢给蒋老板。一爆米花里，总是要放一颗糖精片，米花才会甜甜的好吃。蒋老板的老婆，我们都叫她蒋老太婆。蒋老太婆瘦高个子，长着一双精明的三角眼，她穿着一件蓝土布衫，腰里永远扎着一片破旧的围裙。她不象蒋老板那样沉默寡言，她总是吆喝着小孩子“排好队，排好了，不要跑来跑去，踢翻了炉子要你陪”
小孩子们在她的恐吓声中停止了嬉闹，刹时安静下来，规规矩矩地排着队。
我和很多小孩子一起排在队伍里，看着蒋老板一手摇着那只黑色沉重的象个大葫芦一样的米花机，一手拉着风箱。煤炉里的火舌高高地窜起来，舔着团团转的黑铁葫芦。风箱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煤块爆裂的“筚拨”声不时地响起，土屋里暖和极了。蒋老板一手抡圆，一手前后拉，那动作笃定而富有节奏感。他就那样一边忙活着，一边用他那双水泡眼看着周围的小孩子。他看见了我了，就对着里屋轻吼一声：老太婆！
蒋老板对着急匆匆走出来的老婆嘟哝了几句话，然后蒋老太婆就走到我身边，笑呵呵地说：毛头，来，给我。
我手里的年糕片袋子和一勺猪油被她接了过去，她把年糕片放在蒋老板身边，然后把盛着猪油的勺子摆进了那只柜厨里的一只蓝边汤盅里，啪地一声关了柜厨门，我的那只白瓷勺子和那一勺子猪油就锁进了这只高高吊着的黑色柜厨了。
我并不着急，我知道蒋老太婆只是帮我看管一下那勺猪油，等到我的年糕片轮着爆的时候，她会拿出来的。
蒋老板站起来，那只黑铁葫芦被他一提，竖了起来。我们赶紧捂住了耳朵，黑铁葫芦竖起来，大伙儿就知道，一爆米花要出炉了。蒋老板佝偻着背脊，大棉鞋踩住黑铁葫芦口上的把手，“嘭”的一声巨响过后，我们在一片烟雾中睁开眼睛，爆米花的香味顿时弥漫了整个土屋。玉米花花灌进了一只网筐，又倒进一个小孩的布袋子，那小孩付了一角钱，提着满登登的布袋子，一边从袋子口里伸进手抓出米花来吃，一边出了土屋门。
那时候，我就看见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在已经空了的网筐里兜底地找着剩下的米花，还真能找出几颗，他就忙不迭地把那几颗米花塞进嘴巴，咕哝着嘴巴走了。下一爆米花出炉的时候，他又会应声而来，从不落下一回。我听到蒋老太婆在里屋叫他“钢钢，过来，帮我穿穿引线”，那是蒋老板的孙子，大名叫蒋小钢，可我老听到有人叫他“酱缸”，想想那一定是人家替他起的绰号，叫起来倒爽口响亮，他也总是大声地回答“唉——”，就好象酱缸本来是他的名字一样。
轮到爆我的年糕片了，蒋老太婆从里屋出来，打开柜厨门，把那只蓝边汤盅里的猪油勺子取出来，一边还用手指把勺子里的猪油刮下一些来，那么一抹一刮，满尖的猪油就只剩下平平薄薄的一层了。蒋老太婆手指上的猪油都刮回了那只蓝边汤盅，她把勺子递给蒋老板，嘴里说着：这猪油多好啊，是板油熬的吧。
蒋老板把我袋子里的干年糕片倒进黑铁葫芦，把猪油也刮进去，然后打开黄糙纸，拣了一颗糖精片扔进去，再拣了一颗扔进去。别人爆米花只用一颗糖精片，我的要用两颗，我心里挺满意的，可脸皮依旧紧蹦着，蒋老太婆揩油我的猪油，多放一颗糖精片又有什么了不得？
回家后，我就向我奶奶告状，我说蒋老太婆刮我的猪油，我奶奶笑笑说：随她去吧，刮点就刮点，刮那点猪油也发不了财。
可偏偏，蒋老板的儿子就叫蒋有财，发财的财，他们是做梦都想发财呢。我还知道蒋有财的老婆叫王桂香，蒋有财和王桂香的儿子叫蒋小钢。这些我全知道，屁大点的刘湾镇，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
三
只是我不知道的事情还真有不少，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和蒋小钢做了同桌。那一年，我升了刘湾镇中学。我被老师安排在一个男生的旁边。一看到他那张瘦脸上的一对水泡眼，我就脱口叫了出来：酱缸！
酱缸笑了笑叫我：毛头。
我厉声回答：我叫舒畅，我才不叫毛头。
他即刻反驳我：那我也不叫酱缸，我叫蒋小钢。蒋介石的蒋，大小的小，钢铁的钢。
我捂着嘴巴“切切”地笑，我说：蒋介石的蒋，还好意思说出来，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名字。
酱缸被我说得红了脸，他低头不说话了，从此以后，我们就象结了仇一样，谁都不理谁。我还在我们的课桌上画了一条三八线，酱缸的臂肘子要是超过三八线，我就猛捅他的手臂。他常常埋头写着功课，就忘了那条用铅笔画的不怎么明显的三八线，被我这么一桶，他的笔就在本子上哗啦一下划出了一条长长的线，有时候连本子都划破了。可他却从不还击，只那样瞪着眼睛狠狠地看着我。那双眼睛是有些吓人的，我不敢那么近地直视酱缸的眼睛，它让我想到了他爷爷蒋老板的水泡眼。
我奶奶的代销店开得大一些了，货品从原来的烟杂点心扩展到了日用品家常用具。那扇玻璃小窗也被一大排玻璃柜台取代，现在她不用把她那只苍老的头颅伸出小窗外去看人了，她就站在柜台里面，一味地憨笑着招呼来往的顾客。我越来越讨厌我奶奶的那个酒窝了，看她右半边脸，我就感觉她就是我奶奶，看她左边的脸，我就特别不舒服。她几乎连一颗牙齿都没有了，还依然露出近似少女的微笑，尤其是蒋老板来的时候，她就越发地笑得厉害，满脸的皱纹象是开了一朵千丝万缕的菊花。酱油已经五角四分钱一斤了，涨了一倍，桃酥饼也要八角钱一只了，只有那种椒盐耳朵饼依然保持着一角一只。这种饼有鞋底板那么大，不规则的椭圆型，薄薄的，就象一只耳朵，甜甜咸咸倒也香脆好吃。
蒋老板来买酱油的时候，总是说：三妹，再给我拿一块洋佃耳朵饼。
我奶奶就给蒋老板打好满满一瓶酱油，再拿出一只自己粘的纸袋袋，装了一叠饼进去，然后送到蒋老板面前说：随便给吧。
那一叠饼，厚厚沉沉的，远不止十个。我横了蒋老板一眼，他正看着我，水泡眼直直地亮着，象两盏永远都亮着的灯，闪着黄色刺眼的光。我赶紧调头，我奶奶正笑得象个羞涩的姑娘一样，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有什么好笑的”我嘀咕了一句，对着我奶奶瞪了一眼，我奶奶看见了，她咧嘴一笑，接下蒋老板扔在柜台上的一张两元钱的钞票说：再来啊！
蒋老板低着头拎着酱油瓶和一包耳朵饼“啊吭啊坑”咳喘着走了，他的咳嗽病多少年了还是老样子，怎么就不见好。耳朵根不得清净，烦他来买东西，顶顶烦他该一块五角的货给两块，好似要我们全家都感激他一样。我奶奶对他笑得那么暧昧，就是为了这多给的几角钱？
说实话，我是有些恨我奶奶的。不仅因为她常常笑出一个酒窝让我心烦，更让我生气的是，她还常常去拣那些鱼贩子又丑又烂的带鱼来吃。
夏天快要来到的光景，刘湾镇西街上拥挤的矮房子门前的栀子花已经开得有些颓败，香气也被炎热的风吹散。那天我放学回家，经过西街口的鱼行。鱼行门前总是弥漫了海货的腥气和腐烂的饲料鱼臭味，我看到有几只破旧的篮子和几块青色的砖头在鱼行紧闭的排门前列着队。有一只很瘦的黑猫鬼鬼祟祟地凑到篮子里闻着气味，它的眼睛很亮，让我想到了一个词汇“贼亮”，那是北方人用的词，刘湾镇人不会用。那黑猫肚皮上的肋骨条条毕露，可肚子却其大无比。我猜想黑猫怀孕了，我看到过怀孕的女人，除了肚子大，别的都瘦，就象得了血吸虫病一样。这和多年以后不用排队买鱼买肉后我看到的那些腆着肚子的孕妇是多么不同，三十年前的孕妇，就象那只黑猫一样，而后的怀孕女人，简直越来越向企鹅和北极熊靠近了。
这个傍晚，鱼行门前排列着的篮子让我猜测到，该是有鱼卖了。一回到家，我奶奶就递给我一个竹篾篮子说：毛头去鱼行排队，今天来了三筐花鲢，一会店里生意清淡些了，奶奶来接你班。
我很不情愿地提着那只六角型的篮子出了门，我不喜欢去西街，我怕碰到酱缸，要是让他看见我拎着一个破篮子挤在人群中排队，那才叫难为情。可我喜欢吃鱼，想着晚饭有鱼吃，我就提着篮子加紧了脚步。
西街口的鱼行还没有开门，篮子和砖头的队伍已经排到了拐角，我数了一下，我排在第二十个。如果每人买两条鱼，轮到我就是第四十条鱼，三筐白鲢一定远不止四十条，我心里便笃定下来。我拎着篮子低着头，就怕酱缸看见，他们家的爆米花小土屋就在鱼行隔壁。我看到白色的烟雾冒出土屋的窗户，偶尔传来“嘭”的一声巨响，爆米花的香味混杂在鱼腥味里飘到我的鼻子跟前。我想吃爆年糕片了，我又想吃红烧鱼，我排在越来越长的队伍里急切地希望我奶奶快来，可是等到鱼行那些暗黄色的排门板“噼噼啪啪”地卸下来，人群轰地一下涌了上去，只听见鸡飞狗跳喊妈叫爹的声音，三筐花鲢已经开卖，我奶奶却还没有来。
我还是让酱缸看见了，他也提着一个篮子，挤在人群中笑嘻嘻地看着我，在学校里与我怒目对视的那双水泡眼竟然露出笑盈盈的光。刹那间，血液往我的脸上涌去，我感觉到了我的脸很烫，便低下了头，捏着篮子柄在拥挤的人群中随波逐流。我听到女人的尖叫和男人的喝骂声，鱼行门口的人象潮水一样挤着往前涌动。我的脚下踢到了好多块刚才还当作人口排着队、现在象被遗弃的野狗一样散落在人群中的黑不溜秋的砖头，脚指头踢得好疼好疼，我奶奶居然还没有来。
酱缸在我前面不远处，他张开嘴巴大声喊我：毛头，侬买几条鱼？我帮侬买好伐，侬要几条？
我不知道我要几条鱼，我奶奶没对我说过要买几条，我急得要哭出来了，可我还是紧闭着嘴巴不说话，我就那样在人群中踉跄着往前挤，我不想搭理酱缸，我讨厌蒋老板，讨厌我奶奶看着蒋老板时左脸颊笑出一个酒窝的样子，所以我就是不想和酱缸说话，不要他替我买鱼，即使今天买不到鱼我也不想和他套近乎。
鱼行门前的人群一哄而散的时候，我终于看见我奶奶颠着小脚急匆匆地来了，她远远地对着我喊：毛头，排到了伐？
我气鼓鼓地把篮子往地上一扔，扭头就走。走到拐角口，我还是忍不住回头去看。我看到我奶奶拾起篮子走到人头寥落的鱼行门口往里张望着，她问那几个戴着皮围裙五大三粗一身臭气的男人：鱼还有伐？
“没有了没有了！”男人们吆喝着，很不耐烦地回答。我奶奶转过身子，神色有些黯然，她提着篮子往回走，忽然眼睛一亮。有几个小伙子挑着一担担臭带鱼来了，他们是海边打鱼人家来鱼行交饲料鱼的，看他们穿着坎肩挽着裤腿光着脚，就知道他们是常年在海里劳作的。他们哼唷哼唷地挑着臭带鱼来了，我奶奶追上去，小脚跨着碎步竟然很是利索。她一边跟上挑担子的人，一边伸手在他们的筐里挑拣，冷不防地就拎出一条银黑色的小带鱼丢进自己的篮子。那群挑鱼担子的人骂着：“死老太婆，走开走开”，脚步却并未停下，等到那些人把担子挑进了鱼行的侧门，我奶奶的篮子里，已经躺着四五条两指宽的烂带鱼了。
我奶奶喜滋滋地向拐角边走过来，佝偻着身子，简直就象那只黑猫，在野外觅到了一条臭鱼而兴高采烈地衔着回家。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升起一丝委屈，我有点可怜我奶奶，可我却发现我恨她比可怜她更多。
我看见酱缸远远地站在他们家的土屋门口，手里捧着一把米花正往嘴巴里塞，他一定看见了我奶奶拿人家的饲料鱼，他正对着这边看，一边吃着米花，腮帮子鼓得圆圆的，象一只充气皮球，一挪一挪地，似笑非笑的样子。
那一晚，我没有和我奶奶说话，我也没吃她煮的红烧带鱼。饭桌上，我机械地往嘴巴里扒拉着白饭，眼泪憋不住地想往下掉。我气我奶奶，在酱缸面前丢我的脸，我想着明天去学校后，酱缸一定会说“毛头的奶奶拣烂带鱼吃”，那样，我就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学校后，悄悄地擦掉了那根铅笔画的三八线，很用力地擦，把我妈妈给我买的那块苹果香味的橡皮擦掉了好大一个角，三八线就被擦得看不清楚了。我很怀疑这种做法是否奏效，我希望我退让的举措能让酱缸原谅我过去的蛮横无理，我想以此封住他的嘴，好比我擦掉了三八线，就等于和酱缸站在了一条战壕里，我们就是战友了，战友是不能相互出卖的，他也就不会把我奶奶捡烂带鱼的事儿说出来了。
酱缸来上学了，他好象没有发现三八线擦掉了，他依然缩着手臂写字，连袖子边边也不越过来。我故意在写字的时候把手肘超过中线，抵着他的手肘，他只是往自己那边缩了一下，并不象我那样及时还击，真让我丧气。可他居然也没有提到我奶奶拣烂带鱼的事情，我有些庆幸，却还是抱着一点怀疑，怕一不小心他就脱口而出：毛头的奶奶拣烂带鱼吃。
这一天，可真是折磨死我，结果到了放学，酱缸也没有说过什么。
四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奶奶开着一家小杂货店，却从来不允许我和姐姐吃店里的零食，哪怕是一块耳朵饼。我常常看见我奶奶把橄榄、话梅或者彩色的弹子糖称好份量包成三角包，然后一角钱一包放在柜台里卖，那种三角包做得极其精致，放在有盖子的玻璃瓶子里，象一只只小脚粽子。隔壁人家小孩子来买，花一角钱捧着粗纸包的小脚粽子，小心翼翼地打开根部的折口，然后举着漏斗样的纸包从里面掏出杨梅干、弹子糖来吃，把我眼馋得心里直泛酸。
可奶奶给蒋老板拷酱油的时候，却大方得很，好象那酱油是我们家自己生产的一样。我们家不生产酱油，我们家只在夏天的时候腌制一缸酱瓜，晒在后院里的三角木架子上，我掂起脚尖就能看见缸里黑糊糊的酱和横七竖八躺着的老长瓜。我常常乘奶奶不在的时候伸出手指到缸里挖出一小掘酱，然后把蘸着酱的手指塞进嘴巴，咋吧着尝那很咸的味道。真咸，真好吃！
夏天老要下雨，一阵雷打过，我奶奶就急急地往后院跑，小脚一颠一颠，边跑边念叨：落雨喽，马桶打翻喽，夜壶氽脱喽，酱缸发霉喽……
我听着就笑，奶奶唱酱缸，我就想起了蒋小钢，放暑假了，好多日子不见他，也有多少时间没去爆年糕片了，冬天的年糕片都爆完了，我就一直没去过西街蒋老板的土屋，我发现我在暑假里常常会想到酱缸，不知道为什么，奇怪！
我也跟着我奶奶唱着：落雨喽，打佯喽，小八拉子开会喽……
我奶奶就骂我：死毛头，也不帮奶奶把衣服收进来，开会开会，开什么会啊，小八拉子！
这时候，我发现我奶奶还是挺可爱的。她穿着一双自己缝的软布拖鞋，白色对襟衬衣上居然还镶着深紫红的绸边，只是颜色已经褪了，立领口也起了碎毛毛。我奶奶不象煎油条的张阿太那样，长着一个巨大而肥壮的肚子；我奶奶也不会象做糯米糕的李婆婆那样，穿着有破洞的汗背心把竹椅子搬到街上去乘凉。
有一天晚上，我看见我奶奶在后院里擦澡。月光下，院子里的那株夜饭花开得正旺，飘着淡淡的香气。我奶奶站在一个方凳子边，凳子上是一只红漆脚桶，脚桶里是温热的水。她正用一块破旧的毛巾往身上撩水擦洗，那条很大的花布兜兜裤衩挂在她腰间，隐约闪耀着旧棉布暗淡的光泽。她光着上身，胸前的两个乳房象布袋子一样晃来晃去，几乎垂到了腰际，乳晕都已经发灰，乳房周围的皮肤皱巴巴地爬着许多条纹。
我轻轻走到奶奶身边问：奶奶，你的奶奶头里有奶水吗？
我奶奶用湿毛巾撩了一下我的脸蛋说：老早就没有了，以前有的，养你爸爸的时候，不用挤，一涨奶，奶水就会迸出来，常常弄得衣衫前胸口湿漉漉的。
我嘻嘻笑着说：奶奶，我爸爸是吃侬的奶长大的吗？
她一边用毛巾用力擦着她那身老皮肉一边回答：可不是吗？你爸爸就是吃我的奶长大的，长得多高多壮啊！
我想象着年轻时候的奶奶，一定是纤俏的样子，胸前那两块疙瘩也一定是挺立着的。月光下的奶奶弯腰搓着毛巾，腰间松松垮垮地垂着些许褶皱的皮肉，绝没有一点点美人的迹象，可我还是相信，我奶奶年轻时一定是美的，只有那么美的女人，才会有饱涨的奶水喂养自己的孩子。
那么想着，我就悄悄伸出手轻轻地拨了一下我奶奶的布袋子，沉甸甸的，有些粗糙，象是装了两口袋米。她伸手要打我，我笑着逃进了屋。
天可真热，热得直冒汗，可我却觉得挺开心，后院里的奶奶要比站在店堂里的奶奶让我喜欢多了。
很多时候我不喜欢我奶奶，其实不是真的讨厌他，而是讨厌象蒋老板这样的人一来，我奶奶就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了。她常常轻声地和他们说着话，然后象个年轻女人那样捂着嘴巴笑，还笑出“咯咯”的声音。我在里屋写作业，一听到那笑声，我就知道一定是蒋老板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看不得我奶奶和蒋老板的那种黏糊劲儿，我老觉得他们这样子是会让人笑话的。
我常常和我奶奶作对，尤其是蒋老板来买酱油的时候，如果我奶奶在后院里，而我恰恰在店堂里，我就会不动声色地接过蒋老板的酱油瓶子，我知道他接着要问我了：毛头，你奶奶在屋里厢伐？
我很镇定地回答他：我奶奶刚出去。
蒋老板就没话可说了，他“啊吭啊吭”地咳嗽几声，好象要用这沉重的咳嗽把我奶奶呼唤出来一样，而我奶奶也总是在这种时候会应声而来，她有着敏锐的听觉，她与蒋老板之间有一种默契，一个来了，一个就适时会出现，即便有好几次我奶奶的确上街买菜去了，但蒋老板一来，她就会因为忘了带钱或者鱼票肉票什么的中途回来。我一概把这原因归结于蒋老板那几声充满了痰气的咳嗽，这咳嗽声就象电影里地下党的接头暗号，就那么两声，我奶奶就急匆匆地来了，而且一边往店堂里跑一边就在脸上堆起了笑。
蒋老板瞪着水泡眼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我奶奶说：三妹，这一腔里侬好伐啦？
我奶奶带着腼腆的笑回答：蛮好蛮好，侬好伐啦，爆米花生意哪能？
我横了一眼这两个头发都已经白花花的人，他们对我的白眼不屑一顾，继续在那里窃窃私语着。直到蒋老板提了酱油瓶扔下几张破旧的钞票踱着老迈的步子离开我家小店，我奶奶依然伸头张望着，好似蒋老板这一走，就是出远门了，不再回来了一样。
最让我生气的一次，是我和姐姐去刘湾镇镇影剧院看电影。那个电影的名字叫《苗苗》，晚上七点半开始，看到结束已经9点多了。我和姐姐一路回家，东街上的电影院到我家才十分钟的路程，可一走出东街，熙熙攘攘的人群就分散了，忽然之间，夜色就排山倒海地覆盖了下来。刘湾镇上的路灯昏暗得简直象一盏盏鬼火，我和姐姐的影子忽长忽短地紧跟着我们的脚步。我们一开始还在讨论着要是我们的班主任也象苗苗老师那样就好了，可是不一会，我们就开始沉默了下来，只听见踢踏踢踏的脚步声，还有深秋的风吹着老榆树发出“呜呜”的轻吼。我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那十分钟路程并不长，可是莫名其妙的恐惧让我们感觉那条刘湾镇南北向的主干道分外漫长，最后，当看到我奶奶的小店门口橘黄色的灯火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奔跑了起来。
我奶奶的杂货店一共有十一块排门板，一大清早，我奶奶就会把排门板一块块卸下来，晚上，我奶奶就把排门板一块块扣上去，十一块长木板，把店堂封得严严实实，连一条缝都几乎找不见。可是这天，我奶奶却只上了九块排门板，留下两块，透露出店堂内明亮的灯火，只见得窄窄一条货架上的香烟老酒蜡烛火柴，分明知道店里有人，可从店外却偏偏看不见店堂里的人影子。我和姐姐跑到门口就大声尖叫起来：奶奶开门，奶奶快开门！
排门边上刷着桐油的本色木门“吱呀”一声开了，我奶奶一边把我和姐姐让进屋，一边拍着胸脯说：哎哟小祖宗，吓死我了，半夜三更的叫那么响寻作死啊！
我奶奶的脸色居然有些红润，比白天看上去好看多了，我想也许是灯光的缘故吧。我和姐姐从门缝里争先恐后地挤进屋子，我们的脸被夜风吹得有些白寥寥凉冰冰，可只要一踏进家门，我们就开始嘻嘻哈哈地打闹起来。可是我们推推搡搡地走进店堂时，我们却同时发现，店堂边的一张竹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蒋老板。
我和姐姐顿时停止了嬉闹，姐姐看了一眼蒋老板，不动声色地进了里屋。我却很不甘心，我就那么站在店堂边的走廊上，看到垂着眼皮喝着一杯橘子水的蒋老板，那橘子水分明是我奶奶店里卖的那种果子露冲出来的，那是我平时一直垂涎欲滴却从未有机会品尝过的东西，可我奶奶冲给蒋老板喝了，她居然冲这种很贵的果汁给他喝。
蒋老板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那双水泡眼立即瞪了出来，可是他脸上却露出了歪歪斜斜的笑容，他笑了笑说：毛头回来了？电影好看伐？
蒋老板的笑比哭还难看，他难得笑，可一笑起来竟然如此丑陋，几乎让我想起了有一本连环画里被革命群众拉出来批斗的老地主，居心叵测无比险恶的样子。一种无法说清楚的委屈和愤怒，我忽然之间爆发出一阵巨大的哭声，我边哭边大喊着：我要喝橘子水——
我不知道蒋老板是什么时候离开我们家的，我只听到我奶奶在我耳边呵斥着：你这个小人怎么一点也无么规矩，人家蒋老板难得来坐坐的，你吃的猪油酱拌饭里的猪油是哪里来的你晓得吗？人家蒋老板省下的猪油都送给我们家了，我请他喝一杯橘子水也不冤枉的，你这个小人哪能介样子不懂事！
我奶奶一边喋喋不休地数落着我，一边急急地把那两块没有上好的排门板扣上门闩。大街上墨黑的夜色被关在了门外，我却哭得更响亮了，我大声哭诉着：我去爆年糕片的时候，蒋老太婆把我的猪油刮在自家碗里，我看见的。你给蒋老板拷酱油的时候总是多给他，你收他钱的时候干吗要说“随便给”……
我把平时不敢说的话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我奶奶无话可说了，可我看见她一屁股坐在那张刚才蒋老板坐的竹椅子上，开始抹起了眼泪。
奶奶的眼泪让我刹那间止住了哭闹，我收起眼泪，悄悄地进了里屋。我看到姐姐已经躺在了被窝里，蒙着脑袋，好象睡着了，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我忽然想起了我爷爷，我不记得我爷爷长什么样，在我爸爸还很小的时候，我爷爷就去世了。我只看到过挂在我奶奶房里的我爷爷的画像，一个有着一双细抽抽的眼睛的清瘦男人，他在画像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每天都这样看着我们。他和蒋老板的样子是多么不同啊。尽管我不认识我爷爷，但我还是在这种时候分外想念他，他要还在，那有多好！
五
九月天的时候，太阳还依旧毒辣，开学了，我已经上了初中二年级。第一个礼拜，老师就重新给我们安排了座位，我的同桌不再是酱缸，我长高了，位置调到了最后第二排。酱缸还是个小男孩，咧嘴一笑，露出满嘴雪白的大牙齿，水泡眼变弯了，成了双眼皮的月牙儿。现在，穿着一件红色丝绸衬衣的张晓丽成了我的同桌。张晓丽的爸爸是刘湾镇政府的干部，她妈妈是镇办企业丝绸绣衣厂的质检工，张晓丽的衬衣上绣着漂亮的葡萄串，她悄悄地和我说，那是她妈妈从丝绸绣衣厂里拿出来的。
我很诧异，“拿”是什么意思？我常常想拿我奶奶店里的那种彩色弹子糖吃，可是我不敢拿，我看到过我奶奶用一个沉重的箱子去批发部把桃酥饼耳朵饼辣酱味之素背回家，她把那些东西整齐地叠在货架上或者摆放在柜台里，我和姐姐是不能动的。我们连自己家的东西都不能拿，为什么张晓丽的妈妈能拿绣衣厂的衬衣？
那件衬衣真好看，凤仙花一样的桃红，胸口的葡萄一颗颗玲珑剔透，分明是用白丝线绣出来的，看上去却晶莹透明，水晶一样好看。张晓丽还悄悄地跟我说，酱缸的妈妈在绣衣厂医务室工作，就是以前很出名的那个叫王桂香的女人。
我认识王桂香。王桂香的确是很出名的女人。
好多年前，我还在刘湾镇上那所尼姑庵改造的幼儿园里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之所以说度日如年，是因为自从我被我奶奶押着送到幼儿园之后，我象一只野狗一样快乐而自由的放逐生活从此不复再现。我每天要在七点半前准时去幼儿园，并且胸前必须别一块洁净的小手绢，太阳热辣辣的午后时光，我一定要在幼儿园里的一张张大竹榻拼起来的地铺上闭着眼睛煎熬两个半小时。我常常在这样的午睡时光里幻想我长上了一双翅膀，偷偷地飞出原本供着菩萨老爷的、现在变成了教室的窗户。我要飞出去干什么呢？对，我要去西街的点心铺子看张阿太炸油条，戴着油腻腻的围裙的张阿太把两根湿哒哒的生面棍绞在一起丢进油锅，白白的面棍刹那间氽了起来，变成一根又粗又壮的黄棍子。油条出锅了，真香，闻着那味儿，就知道好吃。我喜欢看炸油条，象变戏法一样令我神迷陶醉。或者，我可以悄悄飞到做糯米糕的李婆婆家后院，看穿着老蓝布袍子的李婆婆舂糯米粉，笨重的石臼里是浸得白花花胖乎乎的米粒。李婆婆一只脚踏在一跟木棍子上，舂榔头就一上一下的颠簸起来，发出“咚咚咚”的声音，缓慢的节奏，煞是好听。我就站在旁边看她舂米，那些白色的糯米粒子变成了细腻的粉末，然后再用这些舂好的糯米粉做锅盖那么大的糕，撒上桂花糖，蒸熟了，切成一片一片，吃起来又甜又软。我吃过一回李婆婆做的糯米糕，还想着什么时候再吃一回。即便吃不着，看看李婆婆做糕也是很开心的事情，远比在幼儿园里睡午觉好。
我发现我喜欢的，都和吃有关，我断定童年时候的我，是一个馋嘴的小姑娘。我奶奶从不让我吃她小店里的零食，但我总是想象着什么时候可以吃上那些彩色的弹子糖，或者那种叫“万年青”的葱油饼干。吃不着，我就看，看蒋老板爆米花，看张阿太炸油条，看李婆婆做糯米糕……看着看着，我就睁开了眼睛。老师发现了，就把一块白手绢蒙在我的眼睛上，眼前顿时一片朦胧的白光。眼皮开始感觉到了沉重，然后，我就渐渐把自己丢进了梦里。做梦也是在吃，也许是奶奶小店里的某一种零食，也好象是在咬一截很老很硬的甜芦粟，总是咬不断，着急地咬，一不小心咬到了手指，好疼好疼，可还是拼命咬。“叮叮叮”的小铜铃响起来，午睡时间过去了，真是讨厌，都已经把那段甜芦粟的皮撕咬了下来，还没尝到甜味就醒了，我的嘴里，只有一根自己的手指头，一点也不甜，还有些疼。
那段日子，我们常常被老师带领着在尼姑庵场地上练习跳一种舞蹈，老师说那叫忠字舞，是因为中央首长要来刘湾镇考察参观了。我们将一边跳着忠字舞一边挥舞着彩带在县城通往刘湾镇的十二里路上夹道欢迎，那条路两边种满了榆树，这个季节，正是榆钱飘飞的时候。
一九七五年春末，刘湾镇忽然成了全国瞩目的普及农村医疗典范区，这要归功于一个叫“王桂香”的赤脚医生。那些年，她背着一个咖啡色的，盖子上用油漆涂了一个红十字的药箱走遍了刘湾镇周边的所有田间村头。这是一个热衷于树典范抓榜样的年代，王桂香有幸被层层推荐，最后周总理要接见她了。那是无上的光荣，所有的刘湾人也把这件事情作为自己的荣耀。我也高兴，那是因为我不用整天坐在教室里念“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农民”，或者唱“社员都是向阳花”那样的歌了。我们手里捏着红的黄的绿的彩带，那种用皱纸做的彩带容易褪色，我就专挑红色的，排练一结束，我就用口水沾湿红色皱纸，然后往嘴唇和脸蛋上擦，小嘴就象涂了唇膏，脸蛋象擦上了胭脂，真美，真好看。
我盼望着中央首长快快来刘湾镇，那样我就可以擦上真的唇膏和胭脂做一回象《红色娘子军》里的琼花或者《红灯记》里小铁梅那样漂亮的女孩子了。
听说王桂香要出国访问了，还据说走访的国家是与中国有着兄弟阶级感情的亚非拉国家，这于小小的刘湾镇来讲，实在是一件天大的事情，连象我这样的幼儿园小朋友都关心而相互传说着这有史以来刘湾镇上将要发生的最重大最光荣的事情。王桂香更是春风满面得意洋洋，贫下中农的得意是可以写在脸上的，只有“地富反右坏”才要把好气色藏着掖着。我奶奶说，即便今天吃了红烧肉也要把嘴巴上的油揩干净了苦着一张脸才能出门，不能露富，不能得意忘形，不能忘了阶级仇民族恨。我不知道什么是阶级什么是民族，我只晓得有肉吃就高兴，擦干净嘴就擦干净，我也不会告诉人家今天我们家吃肉了，连吃了猪油酱拌饭我也乖乖地擦净嘴巴才出门，吃在我的肚子里，高兴的是我自己，我才不说呢。
刘湾镇上沸沸扬扬了好一阵，据说整年背着药箱挽着裤脚管露出一截黑而结实的小腿的王桂香在丁裁缝那里做了一条料子裤和一件深蓝色军便装。丁裁缝就住在我家隔壁，王桂香去他那里做衣服，丁裁缝逢人便说：“看看，王桂香都来做衣服了。”那种骄傲是任何人都认可的。王桂香都来做衣服了，她是要穿着这套衣服出国访问的，丁裁缝的手艺还会差吗？
王桂香来试衣服的时候，丁裁缝的门口围了好多人，我和姐姐也混迹其中。我们在人群中跳脚探头，急得满头大汗，依然没有看见著名的王桂香赤脚医生，我奶奶已经挤在丁裁缝那间充满化纤和糨糊气味的小作坊里，只听见奶奶和一帮女人大声赞叹的声音传来：哎呀桂香，迭套衣服着在身上就不是赤脚医生了，十足的医生样子啊！
人们尽管羡慕王桂香，对“赤脚医生”这一称谓，却依然是不屑的，骨子里还是看不起赤脚医生，并不把她当作真正的医生。我却对这个将要被中央首长接见的赤脚医生充满了崇敬，我想象着她一定如电影《春苗》中的那个短发阿姨一样英姿飒爽，健康漂亮得令人羡慕。
那天，我终于幸运地看到了王桂香。人群散去时，我和姐姐看到一个短发健壮的女人，黝黑的皮肤，五短身材，结实得象一袋二百斤的谷子，直统统地迈着大步在雀叫般的人声中气宇宣昂地走远了，她身上穿的是一件靛蓝格子土布衫，裤腿一如既往地挽起来，露出一截黑而粗壮的小腿。
我看着王桂香的背影不敢确认，那是王桂香吗？怎么长得不象赤脚医生呢？为什么和电影里的赤脚医生春苗那么不一样？直到后来看了电影《孔雀公主》，我才知道，原来扮演赤脚医生春苗的那个演员还可以演漂亮的仙女“孔雀公主”。怪不得王桂香长得不象春苗，不是王桂香不象赤脚医生，是春苗不象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就该是王桂香那样子的，春苗不是，春苗是孔雀公主。
王桂香果然穿着丁裁缝做的新衣服出国访问了，不知道她在外国看到了什么，只见着她回来后，全国的农村医疗同行都要向王桂香学习了。那些日子，全国各地到刘湾镇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王桂香的脸更黑了些，也许是去过了非洲国家的缘故。非洲的太阳果然是毒辣的，王桂香去了才几天就晒黑了，那些住在非洲的人难怪要晒成煤炭团一样了。
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尼姑庵改建的院子里加紧练习跳忠字舞，中央首长就要来刘湾镇视察、开农村医疗现场会了，我们将在种满榆树的十二里路上挥舞彩带，一展刘湾人热情质朴的风采。
那是一个暮春季节，我们在五月底的日头下眺目注视，从太阳出来开始，一直到午后。
临近下午三点的时候，太阳开始消失，乌云遮盖了天幕，我们正庆幸可以避免太阳的爆晒，却见榆树成林的路尽头，大队的红旗牌轿车缓缓驶来，大雨也在这刹那间倾倒了下来。
我们在暴雨中挥舞彩带，我们用嘶哑的嗓音叫唤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脚下的舞蹈步子凌乱而踉跄。
红旗牌轿车的白色窗帘并未因此而掀开过一个角，它只是很慢地开过，这缓慢，也许正表示中央首长是已经看到也接受了我们的盛情的。
这一刻间的热烈，在暴雨的冲刷下显得更为壮烈而充满加倍的热情。红旗牌轿车渐渐驶远后，雨也逐渐停止了。我们被晒了一整天，黑红着脸又遭到了巨大的阵雨的袭击，我们象一只只刚从河浜里爬起来的小狗一样，身上粘着被雨淋碎化开了颜色的皱纸彩带，五彩斑斓地抱着老师发给我们的一个圆形面包回了家。这个面包于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奶奶的小店里没有这种喧腾喷香的面包，这在幼儿园里也是吃不到的，幼儿园的点心，最多是一块苏打饼干。并且，这个圆形的有着红亮色泽的散发出烤炙过的香气的面包，让我为之有着隆重而严肃的荣誉感，这种荣誉感是没有参加过欢迎中央首长仪式的人所不拥有的。因此我抱着面包回家后，迟迟不肯吃掉它。
我捧着面包用鼻子凑近了去闻，起初是香的，后来就觉得有些发酵过头的酸，再后来，我觉得我不用吃这个面包也已经饱了，面包里散发出的酸香是一种令我满足的气味，我不用吃饭了，我用我的鼻子闻饱了我的肚子，可见，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面包。
事实上，我在那天回家后，就开始发烧。我的心理因素让我对面包爱不释手，充满了幻想，而我的身体，却在拒绝面包，我吃不下任何东西，我病了。在我昏昏然睡去的时候，手里依然抱着那个圆面包。等我醒来时，我发现，我的圆面包一在我手上，它已经被我姐姐吃掉了。
王桂香成为刘湾镇上的大名人，我托了王桂香的福，得到了一个圆面包，而真正得到实惠是我姐姐，她品尝了面包，而我，连续高烧了三天，在那三天里，我暂时忘记了面包的可爱。
当我的身体恢复到有食欲的时候，我为我姐姐独自侵吞了面包而耿耿于怀，我觉得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我付出了体力，我承受了烈日和暴雨，面包是我的奖章，可姐姐却享受了我的付出得来的成果，我已经无法去挽回，我因此而黯然神伤了很多时日。
我奶奶乘我姐姐不在的时候骂我说：毛头真是个馋佬胚，好了好了，下趟拨侬吃耳朵饼，不拨姐姐吃。
我说我不要耳朵饼，我要吃弹子糖。于是，奶奶悄悄地塞了一包彩色的弹子糖给我，那包弹子糖在我的口袋里藏了好多天，终于在姐姐的眼皮底下消耗光了。尽管弹子糖在我心里的份量远不及面包，但我心里还是平衡了一些，感觉与姐姐差不多扯平了。
那个王桂香，就是张晓丽说的在绣衣厂医务室工作的女人，酱缸的妈妈。多年以后的现在，酱缸的妈妈好象不再出名，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厂医，她似乎更胖了些，依然是直统统装满粮食的口袋一般的身材，黝黑而健壮。
六
初中二年级开学后的第二个礼拜，我们班的男生和女生分开上了一堂生理卫生课。男生去体育室，女生留在教室里，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老师，那女老师平时总呆在卫生室里，第一次听她说话，一开口就是：请已经来过月经的同学举手。
竟然没有一个人举手，我听到有人在“吃吃”地笑。我知道张晓丽已经来过月经了，上次还看见她裤子上沾染了一块血迹，放学的时候，我还走在她身后档住她的屁股为她做掩护，直到把她送到家门口，看她飞奔进家门，我才离开的。她管那东西叫“老朋友”，“老朋友”每个月都要来找她，她还说，以后老朋友也会来找我。我有些害怕老朋友来找我，但看到张晓丽有了“老朋友”之后不无得意的神色，我又有些羡慕，知道来了老朋友的人，才真正算得上是女人。既然我生就是一个女孩子，我总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正常的女人的，比如将来可以正常地生孩子，做妈妈。有一回，张晓丽对我说：我妈妈说，肚脐眼下边有一条暗黑色竖线纹的女孩子，将来是生得出小孩的，没有那条线，就生不出。她还很得意地告诉我：我肚子上那条线可清楚了。
听了张晓丽的话，我就心不在焉了。我从未注意过我的肚脐眼以下部位，好象从没看见过那条线，如果没有，将来生不出孩子，可怎么是好呢？担心了一整天，回家之后立即躲进马桶间里撩起衣服褪下裤子察看了一下我的肚皮，我庆幸地发现我的肚脐眼下边也有一条竖线纹，尽管并不很清晰，但的确存在。这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因为想到将来的某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或者多个孩子的妈妈而感觉羞涩和兴奋不已。
可做女人必要伴随着“老朋友”的来访，这也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妙的事情。
那一堂生理卫生课，我不知道听了些什么，高个子老师的授课始终在吃吃的笑声和嘈杂的议论声中进行。而我，却总是回忆着张晓丽血迹遗漏在裤子上的尴尬情形。我知道，尽管那是众所周知的很正常的事情，但也实在是一件并不体面和光彩的事情。
我们的课还没完，老师还在唠叨着怎样清洗沾染了血迹的裤子，男生们已经从体育室回来了。他们聚集在教室门口，有人在吹着口哨，外面一片嘻嘻哈哈的起哄声。等到女生的课一结束，他们一涌而入，然后爆发出一阵巨大的哄笑，嘴里还发出“嗷嗷嗷”的喊叫声，就象一群刚学会捕食的野兽，兴奋得异乎寻常。女生们就那样坐在位子上低着头面红耳赤，好似被男生发现了天大的秘密一样羞涩难堪。我偷偷看了一眼从我身边走过的酱缸，他也看了我一眼，竟然脸一红，似笑非笑的表情。我忽然感觉浑身腾然一热，我猜想那时刻，我的脸一定是红到了耳根。我把我的头埋得更低了，几乎抵到了课桌边沿。
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等待着“老朋友”的来临，象一个孤儿等待着传说中的生身母亲一样急切而充满好奇，那种神秘的东西与我的身体有着一种鬼魅的联姻，它让我想到，它是跟着我与身俱来的，只是我们失散了十几年，然后，她在我青春将至的年月里如约而来，她会在某一天来认领我，给我一些恐慌和快乐，也会给我带来一种羞涩和美丽，那一天，我才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而现在，我只是一个小孩，小孩是不分男女的，只有老朋友来了，才开始有了男和女的区别，那是毋庸置疑的。
初中三年级开始，我的“老朋友”终于来找我了。我等了她好久，当别的女同学都欢天喜地或者哭天抹泪地迎来她们的“老朋友”的时候，我却焦急万分地发现我的“老朋友”迟迟不来。那段时间，我有些伤心，我时刻发现着我身体的女性特征日益明显，却久久不能盼来我的“老朋友”，我几乎失望了，我怕我也许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了。然而就在某一个毫不特别的清晨，我的“老朋友”却忽然来临，她把我的床单渲染得赤红一片，把我惊得大叫“奶奶，奶奶，你快来啊！”
我奶奶神色镇定地拿出她为我准备的所有预备迎接“老朋友”的家什，教我一切该做的事情，然后，我带着我的“老朋友”小心翼翼紧张不已地去上学了。那一天，我在上学路上碰到了酱缸，他居然对我笑了笑说：毛头，你一向上学早的，今天怎么那么晚？
我面红耳赤地回答他：你不也晚了吗？
说完，我就撒腿就飞奔起来。可我分明感觉我奔跑的脚步依然是胆怯而不敢使大劲儿的，那种奔跑是多么不自然，多么尴尬，令我在酱缸面前几乎无地自容。可我心里，却有着一丝莫名的甜蜜，我一边迈着奇怪的脚步跑着，一边想象着酱缸在我身后惊厄的表情。我发现，我现在好象不讨厌酱缸了，我甚至有些盼望能和他有机会说说话，或者，下次我再去排队买鱼或者去他们家那间土屋爆米花的时候，我还可以和他讨论一下新教的几何题目。可我却十分清楚，我是不会再去他们家爆米花了，我奶奶倒贴我钱我也不愿意再提着一个白布袋拿着一勺猪油到西街蒋老板的那间土屋去了。
七
初中毕业那一年，刘湾镇开始大兴土木旧貌改新颜，镇上几乎所有临街的房子都轮到拆迁。我奶奶不能再开杂货店了，蒋老板也不能再做爆米花老板了。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家竟然和酱缸家搬在了同一幢居民楼里。我记得，我在一篇作文里这么写道：……三中全会以后，刘湾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连我家的房子都从矮平房搬到了镇上的新楼房里去了。新楼房有三层高，我家住在顶楼，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远远的稻田里，农民们正在快乐地收割，到处是一片金灿灿的丰收景象……
老师在班上朗读了我的作文，那篇作文的批语是：语句通顺，感情真挚，把小镇的变化描写得入木三分，深刻体现了三中全会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作文本子上，用红笔写着一个潦草的“90”。得了九十分的作文，在我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因此而得意非凡。尽管那个阿拉伯数字“90”是十分潦草的，但越是潦草，越显得成熟老练，老师的批分，如果毕工毕正，那才没有足够的威力和分量呢。
自从和酱缸家住进了同一幢居民楼，我和他就开始讲话了，天天要碰面，不讲话也不行。我们家住三楼，酱缸家住一楼，相比之下，我们家人少，我爸爸妈妈周末才回刘湾镇一次，只有我奶奶我姐姐还有我。酱缸家却是一大家子人，所以每次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酱缸总是会跑到三楼来找我，或者干脆就在我家做功课。我全然忘记了几年前因为课桌上超过了三八线而暗暗算计酱缸的事情，只感觉那么静静地面对面坐在一张八仙桌上写作业，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
和酱缸从敌对变得友好起来，让我对蒋老板也不再如过去那样仇视。每次经过一楼楼梯口，我都会听见103屋里传来蒋老板“啊吭啊吭”的咳嗽声，早晨时分那咳嗽声是最响亮而急迫的，好似一口气咳下去就缓不过来的样子，常常让我听得提心吊胆。我的确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蒋老板走出屋子了，都说自从蒋老板不能爆米花以后，身体有些每况愈下的意思。有一阵子酱缸很少来我家，我却不愿意去一楼找他，在学校，我们是决计不会搭话的，让同学看见了会笑话我们。
那天早晨去上学，我没有听见蒋老板照例充满了痰气的咳嗽声，只看见昔日的赤脚医生王桂香肥胖的身材忙碌着进进出出，有些神色凝重的样子。下午，我看见酱缸的左臂戴着黑袖章出现在教室里，我才知道，酱缸的爷爷蒋老板去世了。我忽然很是可怜那个长着一双水泡眼的爆米花老头蒋老板，我也有些想念他那架黑乎乎的铁葫芦里爆出来的香甜的年糕片，我不再恨他瞪着眼睛叫我奶奶“三妹”，弄得我奶奶左脸颊上露出一汪深深的酒窝。人一死，什么怨恨都没有了，心里只有一种捎带着恐惧的可怜，同情着一个已经消失的生命，而那些并不深刻的恨意，早已被同情掩盖，没有了踪影。
我奶奶并没有去参加蒋老板的追悼会，她只是去一楼看了看，回来的时候眼圈红红的。蒋老板大殓那天，酱缸没有来上学。一整天的课，我一直心猿意马地注视着酱缸那张空缺着的课桌，我知道，这段日子他没来我家，是因为他爷爷蒋老板病重了。现在他爷爷去世了，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我家。我有些担心，却依然期待着这一段时间过去后，酱缸还会象以前那样笑嘻嘻地出现在我家门口轻轻地敲门，他会问：毛头，数学作业做完了吗？练习三的第五题你是不是用反证法做出来的？
我升入了刘湾镇中学的高中，整个高中时代，我和酱缸依然是的同班同学。蒋老板已经不在人世，我倒开始经常去酱缸家了。王桂香对我和我奶奶都很好，我奶奶有些头疼脑热的病，她会从绣衣厂的医务室里拿些药来给我奶奶吃。每次我去他们家找酱缸，她那张黑胖的脸总是笑着，她对我说：毛头，我们家小钢说要考军校，我劝伊考医学院，可伊说什么也不答应。侬帮我劝劝伊吧。
我的个头已经超过了酱缸的妈妈王桂香，我站在她身旁，可以看见她圆润肥硕的脖子后一块壮实的肌肉，想必那是在做赤脚医生的时候参加农务挑担子练出来的。王桂香想让酱缸考医学院的心愿，其实是希望实现她自己多年前的梦想吧，那时候，她是多么辉煌，几乎是刘湾镇家喻户晓的名人。如今，她却仅仅是一家镇办企业里的医务室职工，连医生的上岗证书都没有。
酱缸依然决定要考军校，没有人能让他改变主意。再去酱缸家，王桂香就开始游说我：毛头，侬预备考什么大学？
我总是对自己的前途很茫然，我不象酱缸那样意志坚定，有着远大的理想，我一直在师范大学和文学院之间举棋不定，我只能对着王桂香摇头傻笑。然后王桂香就开始对我说：毛头，我看侬心挺细的，是做医生的好料子，考医学院吧，做医生多好啊，白大褂一穿，神气得不得了。
王桂香做了那么多年赤脚医生，却从未穿过真正的白大褂，那也一定是她的心愿，我知道。然而我却无法认同做医生穿白大褂很神气的说法。那些日子，每次去酱缸家，王桂香总是要向我劝说一遍做医生的好处，直到高考结束，我进了师范大学中文系，她才带着一脸失望笑着对我说：做老师也是很好的，毛头有出息，不象我们酱缸。
酱缸没有如愿考上军校，他的分数只够进一所中专。头一年，我们还常常各自在学校里相互通信，酱缸有些自卑，我却一直劝他别气馁，中专毕业了还可以考大学，可他分明是没有了信心，直到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酱缸毕业进了刘湾镇的银行里工作，我们就再也没有用书信的方式交往。
我已经很少回刘湾镇上去了，我奶奶被我爸爸妈妈接到了市区，我只是偶尔回一次刘湾镇。那幢三层居民楼看起来已经破旧不堪，酱缸一家还住在那里，似乎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一次，我帮我奶奶去刘湾老屋子里取一条她以前很喜欢的狗皮褥子。我奶奶说：那条狗皮褥子是你爷爷去世那一年蒋老板送给我的，那个冬天冷得出奇，你爷爷手一撒走了，你爸爸还很小，蒋老板送了我那条狗皮褥子，还借给我钱让我开了一家供销社的代销店，后来，代销店越开越大了，直到侬读书后，代销店就变成了我们家自己的杂货店了……
我不知道我奶奶年轻的时候到底和蒋老板之间有过什么渊源，但我的确因为奶奶的回忆想起了小时候每次蒋老板来拷酱油时的情景。蒋老板来的时候，我奶奶总是笑得很甜，简直象个少女。而我，却常常在一旁怒目横视，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年幼的毛头哪里会懂得成年人之间的感情？
我去刘湾镇取那条狗皮褥子的那天，特意去了酱缸的家。王桂香看见我，惊喜得搂住我的肩头叫着：毛头啊，侬有多半年没回来了吧？快进屋快进屋，我们家小钢要结婚了，这是伊的新房，侬来看看。
王桂香那张黑胖脸老了许多，笑容却灿烂得象秋天的太阳下盛开的木槿花，条条纹路清晰闪亮。她一味快乐地和我说着：小钢的新娘子是伊银行里的同事，下礼拜过元旦的时候就结婚，你奶奶还好吗？元旦来吃喜酒，叫你奶奶一起来……
我来不及回答她的问题，心里却稍稍有些吃惊，我大学还没毕业，还没有过真正的男朋友，可酱缸却要结婚了？我是该为酱缸高兴的，心里却有些说不出来的滋味，我从没有过与酱缸站在一起走进婚礼殿堂的幻想，可我听到酱缸要结婚的消息的时候还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委屈，想到酱缸挽着他的新娘子进到这间我以往常常来的屋子里，我心里酸酸的，可脸上，依然愉快地笑着，只是笑容一定生硬。
那间酱缸以前的卧室已经装修一新，红漆地板，木纹家具，三人沙发，落地台灯，还有一台凯歌牌十四寸彩色电视机，决不豪华，简直有些寒酸。但十平方的屋子里，也挤得满满的，一派簇新，贴着红喜字，洋溢着充足的温暖和喜气。
酱缸中午下班回家吃饭，他看见我，欢叫一声“毛头！”
酱缸似乎没多大变化，一笑，眼睛弯成月牙样，敦厚健壮的身材，并不十分高大，却象个大男人的样子了。看见他，我就想到那个把爆米花塞得满嘴鼓鼓囊囊的小男孩，我就笑了，我笑着叫他：“酱缸！”
然后我们彼此看着呵呵傻笑起来，我说：我不叫毛头，我叫舒畅！
酱缸立即还击我：我也不叫酱缸，我叫蒋小钢，蒋介石的蒋，大小的小，钢铁的钢！
不知道为什么，酱缸说完这些话，我的眼睛竟有些酸痛起来。我赶紧对酱缸和他妈妈说，我要上楼去打理一些我奶奶的旧东西，然后急急地上了三楼。走在狭窄的楼梯上，感觉我的眼角有几滴生涩的眼泪流出来，我甩甩头，快步朝三楼我们家那间旧屋子走去。
我把我奶奶的狗皮褥子从老樟木箱子里取出来，褥子上已经有许多虫蛀的洞，破旧得简直有些支离破碎。蒋老板送给我奶奶这条褥子的时候，一定还年轻，现在他都去世好多年了，这褥子也确是该坏了，人总是要老的，东西还能不旧？
我把狗皮褥子拿回市区的家，我奶奶看见褥子坏得这么厉害，很是伤心。我爸爸说，奶奶老了，就容易怀旧，乘她还走得动，叫妈妈带她出去旅游一回吧，她活到现在还没有出过我们这个城市呢。
刘湾镇是坐落在东海边的一个现代化大都市边缘的小镇，那里是长江三角洲的平原地带，那里没有山。我奶奶说：我没见过山，这回带我去看看山吧。
我妈妈带着我奶奶跟随旅游团去了一趟浙江的临安，那是一个丘陵地带，那里布满了绿色的小山丘，在我奶奶眼里，那些山却是高不可攀的了。
旅游回来后，我奶奶对我说：毛头，奶奶我这一回可是认识了什么叫山了，扯那娘的冬菜，这山可真高啊！
说这话的时候，奶奶笑眯眯的，左脸颊上的酒窝赫然呈现。我爸爸和我姐姐听了却大笑起来。我惊诧极了，从小到大，我从来没听见奶奶有过脏口，她什么时候会说“扯那娘的冬菜”的？
那时节，正是一九九零年繁花似锦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