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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洲上呼喊(发表于《上海文学》)
作者:薛舒    来源:薛舒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年07月24日 【字体: 】   

在沙洲上呼喊

发表于2003年第十期《上海文学》

 

载入上海青年作家小说佳作选《此岸,彼岸》

 

 

薛舒

一 葬礼

    六月天里,大伯母死了,死得很不安宁,她躺在黑布围绕的灵床上,身体萎缩成了一段枯木。一块鲜红的印着暗花的绸缎被面盖住了她的整个身体,面目的影子稍稍突出。我没有看到她的脸色,但是我能想象她的脸是什么样的,因为她的一只蜡黄枯槁的手伸在红绸被面外。那只手象树根一样筋骨肋肋,粗皱的皮肤几乎与树皮毫无区别。
   
我妈去掀开盖住大伯母的红被面的时候,我跟在旁边偷偷看了一眼,果然不出我所料,不要说她的脸色了,她根本已经面目全非。一个人闭着眼睛躺着和她醒着的时候是多么不同啊,那时候,我认识到一个道理,人是不能死的,人一死就不是这个人了,大伯母是这样的,我想任何人都是这样的。

   
大伯母死了,我听到很多人号啕大哭的声音,可是这些人我并不认识,他们一色地穿着没有肩章和帽徽的草绿色武警服,拿着小号大号、圆号长号,抬着爵士鼓进了灵堂,然后他们就开始吹奏丧乐。

   
灵堂很大,角落里停放着大伯母,整个屋子里到处插满了塑料花,插得多了,倒显得有了些庸俗的喜气,大伯母睡在这个热闹的房间里,孤单是一定不会的,但清净,那也是绝对不可能了。

    
红宝拖出一个拉二胡的人,塞给他十块钱:你给拉个伤心点的。

   
“《世上只有妈妈好》行吗?”

   
“行行行,拉吧拉吧”

   
拉二胡的端了个凳子往灵堂当中一坐,屋子里就响起了二胡那凄厉而催人泪下的曲调,大伯母就躺在《世上只有妈妈好》的乐声中了。

   
红宝是大伯母的大儿子,苏家的长房长孙,红宝的脸上有一块暗红色的胎记,生出来的时候,公公说:哎哟,得了个红宝啊。于是,红宝就叫红宝了。红宝人高马大可脑子常常被瞌睡虫蛀得空空的,凤英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凤英说:老娘偏袒新宝,买了对虾不给咱家琴吃,光给他们家军吃。红宝就冲到大伯母房里去闹,凶悍得厉害,到头来却只是为了他家的琴没有吃到奶奶的对虾。新宝就劝红宝:哥你就算了,别跟妈闹,要吃对虾我去买,叫你家琴来我这里吃。

   
这么一劝,凤英就生气了,她从屋里跳出来拍着大腿嚷嚷着:谁稀罕你的对虾了?我要讨个说法,军是老娘的孙子,琴是老娘的孙女,现在男女平等,凭什么军有的我们琴没有?我不稀罕对虾,我要个公道!什么世道了这是,还封建遗毒啊!

   
凤英喜欢讨说法,苏家人一不小心总是会亏待了她,最亏待她的就数大伯母,现在大伯母死了,亏待她的人总算归天了,凤英却又多了一个心眼,她跟红宝说:老娘的钱会不会都给了新宝了?可不能大意啊!我不稀罕她的钱,我是要讨个公道,他苏新宝是儿子,你苏红宝也姓苏,你也是她的儿子,凭什么给他不给你?

   
红宝一听就火了:我不穿孝了,她不把我当儿子我还不把她当妈呢。说着扯下包头白布摔在了地上。凤英说这可别,孝还是要戴的,要不你就连一块稠子被面都拿不到了。你不单单要戴孝,你还要哭,哭他个天昏地暗,哭他个五荤六素,这样我们就好说话了。

   
红宝想想娘子说得有道理,就又重新把白布扎上,象摸象样地操办起来。

   
军乐队开进苏家大门的时候,院子里的亲戚朋友开始围拢到灵堂门口来,谁都知道,后面该有戏看了。红宝第一个掏钱请人拉曲子,他找拉二胡的,他知道拉二胡的开价便宜,吹号的就贵。吹号的是要用元气的,伤元气的事情一般人是不敢做的,所以吹号人开价总是要比别的贵一点。因此红宝就拖出一个拉二胡的说给拉一个伤心曲子。

   
红宝娘子凤英在红宝背后骂他:你钞票长虫子了是不是?你花这冤枉钱吹什么丧。你听听我的:哎——呀,我的——妈——呀,你这一走,我们——可怎么办呀——啊……

凤英拖长了音节的号丧几乎掩盖了二胡带了点滑稽的悲苦音调,凤英哭得很好听,音质脆亮曲调婉转,并且常常发出一两下尖锐的类似刹车的声音。拉二胡的男人一边拉着一边皱眉头挤眼睛,他收了红宝十块钱他就得拼命地拉,可是凤英的哭声把他的二胡声掩盖了,于是他更加努力地拉着,拉得额角滴汗,直把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拉得粗犷而雄壮,边上的人隐约能听到,他拉的确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永梅看凤英这就嚎上了,有些着急起来,她把新宝拖到角落里说:可怎么办,他们已经开始拉上了。新宝剜了一眼老婆:稀罕什么?说着一转身走到堂屋里,掏出一沓钱,对着乐队领头的敲爵士鼓的男人吆喝着:吹起来吹起来啊!

   
那领头的把两根鼓棒在小鼓上敲了“嗒嗒”两下,小号大号、圆号长号就咕吧咕吧地闹腾起来,顿时,二胡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乐队吹奏的是一首《再见吧妈妈》,雄浑而充满了临别的悲壮。围观的人频频点头,一致赞叹这乐队的确要比一把二胡热闹得多。敲爵士鼓的男人眯缝着眼睛使劲儿地在一排大大小小的铝锅样的扁圆鼓上敲打着,他也不怕那东西被敲瘪了,只摇头晃脑地挥舞着手中的棒子。

   
凤英在乐队的号角声中哭着,显得很不划算,哭得再响亮也没人能听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她站起来,退到了角落里。一首《再见吧妈妈》刚吹奏完,凤英就把一个中年女人拉到了堂屋中间。女人端了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下,手里握着一个麦克风,她一张嘴,场院上的高音喇叭里就响起了《四季调》:

   
春季里来杨柳绿呀,姆妈侬背我磨麦冻呀,弯腰曲背侬直不起身,哎呀,我的亲娘啊;

   
夏季里来荷花香呀,姆妈侬帮我赶蚊虫啊,蒲扇拍拍侬抱着我困,哎呀,我的亲娘啊;

   
秋季到来菊花开呀,姆妈侬牵我学走路呀,大手搀着我肉肉小手,哎呀,我的亲娘啊;

   
冬季到来雪花飘呀,姆妈侬替我汰屎布唉,天寒地冻手上长冻疮,哎呀,我的亲娘啊————

   
女人哀哭着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传得很是悠远,因为加了一点混响,所以声音就显得更为空旷和悲怆,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开始抹起了眼泪,凤英更是和着女人的四季调哭得呼天抢地不可挽转。一曲哭完,凤英掏出一张大钞票塞到了中年女人的手里。

   
永梅一看凤英又占了上风,干脆拉了一个年轻女孩到堂屋中央,她长得很漂亮,长至肩膀的头发,白净的面孔上一双眼睛很灵活。她好象很有经验,对着乐队点点头,乐队就开始奏起了音乐,和着乐曲的点子,这年轻女孩就唱开了,不是四季调,是流行歌曲《烛光里的妈妈》,年轻女孩唱得很动情,好象大伯母就是她的亲妈一样,围观的人群不禁再次为新宝娘子压过了红宝娘子而稍稍有些骚动。一曲唱完,我看到她抹着汗下去,退出了堂屋。

   
堂屋里挤满了人,闷热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败的气味,丧礼几乎成了演唱会,灵堂也变成了舞台,但依然掩盖不了满屋子的死亡气息。琴挤在人群里看热闹,我拍拍她的肩膀说:琴,你怎么不哭,死的是你奶奶,你干吗不哭?

   
琴瞪我一眼:哭个屁,人老了总要死的,有什么好哭的,军也没哭,我干吗要哭,你是她的小侄子,你怎么也不哭?说完,琴一扭一扭地出了堂屋到井台边洗冷水面去了。琴那坐台小姐的屁股越来越浑圆突翘了,一看就是常被男人摸的。琴长得还挺漂亮,可就是那斜眼扭屁股的样子实在让我不敢恭维,她从小到大就没好好念过书,拖拉着鼻涕尽被同学欺负,长大了还是那德行,天天晚上坐在东亭镇上的新月舞厅里陪男人唱歌喝酒跳舞,天生的贱骨头。难怪大伯母喜欢军不喜欢琴,她是活该。

   
大伯母生前也许从未经历过如此热闹的场面,而这场面又是为着她而办的,这可真是一个天大的遗憾。大伯母的确是死了,要是她还活着,她真不知道要高兴到什么份上了呢。


二 童养媳

大伯母是我们家的童养媳,十二岁上,我爷爷就用二石米把她领进了我们苏家。大伯母叫李梅珍,梅珍小时候长得人高马大,干活手脚利索,很是讨我爷爷的喜欢,那时候,我大伯父也才十二岁。我爸说,大伯父和大伯母是同生肖的,属小龙。
   
那一年梅珍挎着小包袱进苏家门的时候,我爸正钻在我奶奶苏陆氏怀里吃奶。媒人把梅珍带了进来,我奶奶企图站起来客套寒暄一下,我爸用嘴巴叼住我奶奶的一只奶就是不放。苏陆氏没有站起来,她抱着她的小儿子阿富笑着对媒人说,坐吧坐吧,说着还用巴掌拍打了一下阿富赤裸着的屁股。那一年,我爸阿富三岁。

   
梅珍躲在媒人背后转悠着脑袋东看看西瞅瞅,发现苏家的两间草房还算不坏,就是屋里没什么家什。据媒人说,苏家的兄弟姐妹也还不多,两个儿子一个丫头,说给梅珍的这个是苏家的大儿子苏金根。梅珍的东张西望并不是有意在实地观察苏家的景况,十二岁的梅珍还不会有这样的精明和市侩,她是因为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即将开始崭新的生活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因此她在进入苏家的门后就不断地张望着这两间不大的草屋的每一个角落。那时候,苏金根正在场院里和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扔石子玩。苏老二并未在梅珍进苏家门的时候把大儿子阿根叫进屋来,梅珍只是来做童养媳的,也就是说,在梅珍和阿根还未圆房之前,她只是来做苏家的一个领养女儿,更有甚者,把童养媳当作小佣人,也是极其正常的一件事情。

   
苏老二在我大伯父阿根十二岁的那一年用二石米把梅珍领回了家,于是大伯父就有了女人了。十二岁的大伯父还不懂得怎样疼惜自己的女人,他常常骑在梅珍脖子里要她背着他去抓蛐蛐,梅珍经常被我大伯父用双腿夹着脖子一边弯曲着背脊走路,一边竖起耳朵听草丛里蛐蛐的叫声。一旦听到蛐蛐的叫声,她就忘记了背上还有一个小男人。她一抖肩膀,把象一只猴子一样瘦小的大伯父象扔一个面口袋一样扔在地上,然后自己以极其敏捷的动作扑向那发出叫声的草丛或者砖砾中。当梅珍嬉笑着拽紧拳头爬出草丛瓦砾时,阿根多半被她摔得坐在地上咧嘴哭泣着。然而梅珍把手里的那只蛐蛐交给阿根时,这个小男人就经常忘记了被摔下肩膀时的疼痛而破涕为笑了。

   
十二岁的女孩子比男孩子长得早,大伯父还是小猴崽子一个,梅珍已经胸是胸腿是腿了。梅珍身坯比大伯父整整大了一圈,看着挺聪明的一个女孩子,可脑瓜子却是瞌睡虫蛀过的一般,只晓得拼命干活,并不很懂人情世故,直到老了也还是这样。

   
梅珍有一个姨,打小就挺疼梅珍的。姨的儿子是个傻子,很小的时候梅珍去姨家做客,傻子看着梅珍就是笑,笑得口角的馋蜒水滴滴答答直挂。她姨就搂着梅珍说:梅珍给我家做媳妇吧。小梅珍爽脆脆地答“好”,她姨就笑着说:这丫头,以后可容易让婆家骗走。

   
梅珍的姨死后,她姨夫就想着要领梅珍到家里来做童养媳,一来可以照顾傻子,二来家里有个女人总是感觉上活泛点。可结果还是让苏老二抢了个先,苏老二以其农民的狡黠买通媒人,于是媒人在梅珍的娘家以她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苏家说得充满了温情和融洽,她只口不提苏家的贫富状况,梅珍那并不精明的老爹被媒人避重就轻的美妙描述深深打动,他甚至觉得不把女儿给苏家,将会导致一次严重的错失良机。于是,苏老二用二石米很轻易地把梅珍领走了。

   
梅珍的姨夫的确是有些不甘心的,要说米,她姨夫能拿出三石来换梅珍,可梅珍已经是苏家的人了,也就再也没有想头了。

   
梅珍并未觉得这于自己有什么不利,相反她在苏家受了委屈,就嚷嚷着要去找她姨夫,说她姨答应过她要娶她去做媳妇的。梅珍总是忘记了她已经是苏家的人了,她更没有好好想过自己日后是要给大伯父做女人的,因此当有一天她姨夫来看她时悄悄问她“梅珍,苏家对你好不好”时,她就声泪俱下地哭诉开了。

   
梅珍是苏家准备许给大伯父的童养媳,童养媳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谁家的童养媳是当宝贝养着的?因此我奶奶苏陆氏常常用笤帚抽梅珍的腿也是正常的,我奶奶也常常用笤帚抽我姑妈惠英的腿,梅珍就象苏老二和苏陆氏的另一个女儿。可梅珍并不这么想,梅珍受不了苏陆氏的笤帚。

   
苏陆氏边抽着梅珍的腿边骂着:我用二石米买你来,你就这样给我偷懒?我供你吃供你穿,你还给我偷懒?抽得梅珍乱蹦瞎跳着躲,梅珍喜欢躲我奶奶的笤帚,越躲,我奶奶抽得就越凶。惠英不躲,我奶奶抽几下也就罢休了。惠英教梅珍:以后妈打你你别躲,你就站着让她抽,她抽几下肝火就熄了,肝火熄了就好了。你要躲,她肝火烧得就越旺,知道吗?

   
梅珍很诚恳地点头,好似把惠英的话记得清清楚楚了,不再会忘记,可当苏陆氏的笤帚再一次落到梅珍的腿上的时候,她又开始哭喊着又是逃又是躲的,最终还是少不了挨更多的抽。

   
苏家穷,苏家只用了二石米就把梅珍带来了。当梅珍意识到苏家的贫穷后已经对自己的后半辈子无能为力了,可是苏陆氏总是说:梅珍啊,你看沙洲上哪家人家养得起一头牛的?也就咱家有啊。苏陆氏充满了自豪感的话语让梅珍又反过来认可了一个事实,在沙洲上的苏家的确不是最穷困潦倒的。梅珍就不断地对苏家进行着贫穷与不贫穷之间的来回考证,她常常困惑于苏陆氏的劝导和自己的观察,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让她对苏家的家境的判断一直不得要领不知所以。

   
可是不久以后,苏家仅有的一头牛也让一个骗子拐跑了,苏家还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我爸阿富提起那头牛,就发誓长大后要报仇,要找到那个骗子,牛是苏家唯一的巨额财产,可苏老二还是轻信了贩牛的那个面熟陌生的男人。那人说:苏老二,你是我远房表哥,我帮你把牛牵到南通,准卖个好价钱。买得了钱你再买头小牛,还有剩余的钱,划算透了。

   
苏老二心动了,于是他让贩牛的把我们家的那头水牛牵走了。贩牛的男人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他牵着我们家的牛一去不返,我奶奶苏陆氏在长久地等待牛贩子把大沓的钱带回来交给她的过程中一直充满了希望,她甚至想好了要买一头小母牛,然后把剩余的钱买一盏新式的煤油灯。那盏灯的式样的新异还在其次,主要是它能节省很多的油,散发出的光亮却远远胜于老式油灯。

   
我奶奶苏陆氏在对新式油灯那闪光的灯罩和一串黄亮的灯火的想象中耐心地等待了半年之久,终于等到深秋过去后快要进入年节的时候发现这种等待已经象盼望冬天枯死的草返绿一样毫无希望可言了。她气得指着苏老二的鼻子骂娘,她大声诅咒着牛贩子的整个家族并且不遗余力地把这一切罪过的发生怪罪于牛贩子的祖宗十八代。那段日子,梅珍没少挨笤帚疙瘩,于是她就自然地想着要往好地方去了。

 

三 圆房

 

梅珍看上了她姨家的二傻子倒不是真的喜欢他,傻子很傻,可姨家就这一个儿子,姨夫答应她嫁到那里后,就给她掌管家里的里外大事。比起苏家来,姨夫家富裕得多,不管傻子有多傻,至少梅珍对自己将在姨夫家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的日子是极其向往的。苏陆氏作为苏家女主人的形象给了梅珍过分强大的影响,她认为在苏家自己是没有说话的余地的,苏陆氏的声音经常响彻苏家的两间摇摇欲坠的草房,她迫使苏家其余的男人和女人几乎失去了语言的能力,而苏老二多半用他的沉默寡言向他的儿女和媳妇传达他的威严。在这样的环境下,梅珍对在姨夫家可以说话算数而不再会挨笤帚的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梅珍就这样开始梦想着做一家之主了,她做着梦就以为这是真的,于是她作出了一个决定,她要逃离苏家。

一个无风的清晨,梅珍忽然从苏家消失了。苏陆氏起床后在院子里没有看见梅珍喂鸡的身影,鸡棚边那棵发育不良的冬青树歪着脖子站在那里毫无动静,晨雾中远远的一望无际的水稻田泛着青黄色浅浅的波浪,稀薄的雾气在苏陆氏的视线所达范围内飘逸流动,她瞪大了眼睛观望,她没有看到梅珍的身影,于是苏陆氏拉直嗓门叫起来:梅珍—— 梅珍——,只有鸡们咯咯咕咕的叫声和拍着翅膀的扑棱声。苏陆氏就返回梅珍和惠英的屋子,惠英还睡着,梅珍却不见了。

苏老二被苏陆氏叫醒后坐在床沿边沉思了片刻,他明察秋毫的眼睛一转溜就猜出梅珍的去向,他一拍大腿吼出一句:给我拿绳子来!苏老二拍击大腿的脆响和中气十足的吼声把大伯父和我爸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

苏陆氏找出一捆麻绳,苏老二提起绳子拔腿迈出了苏家草房的门,口里狠狠地说:想逃婚,没门!

大伯父在苏老二屁股后面追着叫唤:爸我和你一起去,我要去把她抓回来。

大伯父睁开他惺忪的睡眼用他隔夜的思维了解了梅珍逃跑了的事实后迅速穿好衣服,他认为在这个家里,梅珍与他的关系和别人比起来是非同一般的,因此他觉得把逃跑的梅珍捉回来,于他而言是具有极强的必须性的。从他十二岁的那一年开始,苏陆氏就指着高大健壮的梅珍对苏金根说:这是你的女人!

现在,苏金根在梅珍逃离他的这个清晨责无旁贷地要求加入抢回梅珍的行列,苏老二却头也不回地骂到:没用的东西,你的女人自己看不住你还能把她抓回来?你给我在家等着!

中午时分,梅珍被几个男人五花大绑着回来了。大伯父看见男人们扛着梅珍进了门,梅珍被抽掉了裤腰带的黑布叠裆裤褪到了腰下,露出了白白的屁股沟,大伯父咧嘴笑起来,他拉着我爸叫我爸看:阿富你看,大白屁股露出来了。

我爸顺着他大哥手指着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见梅珍的屁股将露未露的样子,白灿灿圆滚滚一片,阿富就拍着巴掌唱起来:赤屁股喽,卖猪猡喽——大伯父在我爸的儿歌声中掩嘴偷笑。

苏陆氏狠狠地瞪了大伯父一眼:小心你爸揍你!大伯父就缩到角落里去不敢说笑了。

梅珍果然躲在她姨夫家,黄鱼脑子的梅珍根本来不及想想苏老二是一定会找来的,她一想着要离开苏家,就迫不及待地上路了,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她就提着小包袱开始走,日头刚露出云层,梅珍就踩着一腿的露水赶了二十里路,走到了东亭镇西她姨夫家。

苏老二率领着苏家的几个男人到达她姨夫家的时候,日头已经上了三竿,她姨夫远远地看见苏老二在河对岸黑着脸领着人来了,她姨夫就叫着:梅珍梅珍快快躲起来,你公爹来了。

梅珍身子一缩,钻进了里屋的床底下。苏老二踏进了她姨夫的家门时,看到她姨夫慌乱的神色,也就明白了一切了。苏老二说:她姨夫,梅珍可是我们苏家用二石米领来的,你可不能犯了老规矩啊。

她姨夫结巴着说:哪能呢?梅珍怎么啦?

苏老二鼻子里出气:哼哼!李梅珍小孩子一个,胆子哪里有这么大?你要心里没鬼,让我们搜搜屋子,找不到她,我向你陪不是,要找到了,可别怪我不客气。

她姨夫家的二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看到家里那么多人,他可高兴坏了,歪着脖子站在边上听了一会儿,听出来好象来的人在找一个叫梅珍的女孩子,二傻子就屁颠颠地跑上去拉苏老二的袖子,这一拉就拉慌了他爹梅珍的姨夫,他对着二傻子呵斥道:你滚边上去,傻蛋一个,凑什么热闹?

二傻子被他爸骂委屈了,哭着嚷嚷:里屋床底下有人,我看见的。

苏老二应声冲进里屋,把梅珍从床底下拖了出来,来人用麻绳把梅珍五花大绑,抽掉了她的裤带交给苏老二,裤带抽了就逃不脱了。

苏老二看了一眼筛糠一样发着抖的她姨夫说:饶了你这一回。然后,抬着梅珍出了那家人家。二傻子高兴得又是笑又是叫:“呕呕,走喽,走喽!”口角一路地淌下长长的唌水来。

梅珍看中的是二傻子的家境,可如今这么一看二傻子实在是傻的,也就死了心了。苏老二带领的一群人马扛着梅珍浩浩荡荡地回了沙洲,松着裤腰带的梅珍在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肩膀上被颠簸得晕晕忽忽,抬到了苏家后,梅珍已经没有理由不说服自己,她认定自己就是苏家的人了。

苏老二把梅珍往堂屋里一摔,叫嚷着:圆房圆房,今天就给他们圆房!

那一年,梅珍和大伯父都刚满十七岁,他们都是属小龙的,苏老二在他们满十七岁后的这个夜晚,帮他们圆了房。

苏家穷,苏老二对苏陆氏说:阿富妈,上街买个猪头,打斤酒,今天晚上吃顿好的,给他们圆房。

我爸阿富吵着苏陆氏说:姆妈我也要上街,和你一起去买猪头。

苏陆氏就带着我爸阿富,握着一张钞票上了街。苏陆氏会把家,她上街买了一个不是顶大的猪头,两斤土烧酒,剩下的钱还买了一张红色的喜娃娃年画,另外,给我大伯父买了一根猪尾巴,给我爸买了三块赤膊硬糖,我爸就在回家的路上开始舔起了那三块黑色的硬糖,等到了家,硬糖只剩下了一块。

当天傍晚,苏家的两间草屋里就飘满了肉香,我姑妈惠英对我爸阿富说:阿弟,去看看阿哥在做什么?

我爸就到处找大伯父,灶房门背后,露出了大伯父的半个屁股。大伯父躲在门背后咬着一条煮熟的猪尾巴,嘴角边油光锃亮。

看到大哥有猪尾巴吃,我爸就哭起来,姆妈,大哥有猪尾巴吃我怎么没有。苏陆氏抱起我爸进了灶房,掀开锅盖,猪头已经炖得酥烂,充满肉膻味的烟水腾起来,糊了苏陆氏一脸荤腥的水雾。苏陆氏在猪头脖子边撕了一小块滚烫的烂糊糊的肉递给阿富,苏陆氏说:大哥睡觉磨牙,吃了猪尾巴才能好,阿富吃猪头,不吃尾巴,乖啊!

猪头煮烂了,苏陆氏在灶间唏嘘着拆肉,直烫得手指发白,我爸阿富手里的那一小块肉已经啃完了,我大伯父的猪尾巴也啃完了,他们就那样站在苏陆氏的边上看她拆肉,看得满嘴的口水狠狠地朝肚子里面咽。

夜饭时分到了,苏陆氏摆弄了几样小菜上了桌,随着苏老二一起去绑梅珍的男人们入了座。煤油灯下,猪头肉的香味给苏家的两间不断有冷风灌进来的草房增添了许多暖忽忽的温情,阿根和阿富还有去抬梅珍的帮手们个个眼神闪亮精神振奋,当苏老二的一声“吃吧”说出口后,碗筷的碰撞和咀嚼的声音交织成了一部就餐交响乐,使这个晚上的苏家屋里,不断地弥漫出失而复得的幸福气氛。

梅珍也上了席,看上去她并没有因为出逃的失败而有什么沮丧,相反这天是她的好日子,因此她似乎吃得比谁都要欢,她也许已经忘了白天被公爹从床底下拖出来时的恐惧,苏家充满了肉香的暖融融的晚餐让梅珍感觉到一种未曾有过的满足,由此她更觉得今日的逃婚失败是自己的运气,如果真的嫁给二傻子,不知道日子会成了怎样。

光木板桌边坐着七八个人,三吃两吃的,一个猪头就没了,梅珍就被苏陆氏赶到了大伯父的房里等着。油灯被吹灭了,梅珍坐在黑暗中的大伯父的床上昏昏欲睡,从未有过的饱账感让她很想在这样的满足中沉沉睡去,于是她身子一横,倒在了大伯父铺着蓝条子新老布的床上。大伯父进房的时候,她睡得象一只硕大的绵羊一样瘫软而酥懒。大伯父被罐了一点酒,晕呼呼地一头钻到梅珍身边,在她温暖潮湿的呼吸中即刻间便也进了梦乡。

 

四 苏老二之死

 

梅珍就这样和大伯父圆了房,她该叫苏李氏了,可宅子上的人还是叫她梅珍,直到后来有了红宝,梅珍就成了红宝妈了。红宝吃奶的时候,我爸阿富依然在吃着我奶奶苏陆氏的奶,梅珍和我奶奶就象姐妹两个一样,各自奶着一个孩子。我爸阿富吃奶吃到十三岁,我爷爷在我爸爸十三岁那年死于肠梗阻,从此以后,我爸就再也没有吃过奶,他断奶了,在他十三岁上我爷爷去世的那个秋天。

我想我应该在这里介绍一下我爷爷,我常常在我奶奶的口述中听说他是一个拥有一副浓黑眉毛的高个子男人。我的爷爷似乎没有名字,我奶奶在对我讲述他过去的故事时总是说“老二”长,“老二”短地。我就问我奶奶,爷爷有没有名字,我奶奶就拉直嗓门说:你爷爷排行老二,都叫他苏老二。我又去问我爸,我爸尴尬地笑笑说:过去的人,没有名字是正常的,你爷爷叫苏老二,没错,就是这个名字,没别的了。

我的苍老瘦弱的奶奶并不清楚自己丈夫的名字,他在嫁给我的爷爷之后,也一直叫“苏陆氏”,一如任何一个中国旧时代的女人一样并不在意自己爹娘给的名字。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奶奶苏陆氏曾经断断续续住在我家有几年时间,后来终究放不下老家的两间房子和她的大儿子——我的伯父阿根而回去了。在那段日子里,我一直设法打听她年轻时到底叫什么名字,然而待我认真问起她时,她总是告诉我:我叫苏陆氏,我的娘家是姓陆的。我奶奶说话很响亮,她用我们的家乡口音说话的时候总是象唱歌一样绵长而延伸。

我从未见过我的爷爷,这个连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不记得他的名字的老人。确切地说,他不是老人,他是一个中年男人。因为,在我父亲十三岁的那一年,我爷爷死于肠梗阻,那一年,苏老二年仅四十二岁。其实苏老二并不是沙洲上的人,他在一次长江洪灾中举家从北岸漂泊到南岸,就在沙洲上安了家,娶了我奶奶苏陆氏。苏陆氏一连生了我大伯父,我姑妈和我爸。

一个叫阿富的十三岁男孩在没有月亮的午夜手拿一根木棍赶到二十里外的小镇上请郎中,因为他的父亲老二快要死了。

苏陆氏坐在床沿边看着丈夫老二痛苦翻滚而束手无策。她象任何一个农村女人一样在此种境况下只剩下了哭泣的能力,因此她不遗余力地用她仅有的能力去为自己的这个叫老二的丈夫哀号,这种哀号也许并不能挽救他的生命。那一夜,苏家的确充满了死亡前夕的黑暗,昏黄的油灯下,一个男人正在走进无边无际的死亡之路,这个夜晚,在苏陆氏的哭声中显得尤为恐怖。

那一年,苏老二的大儿子阿根已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壮年,他和他的女人梅珍已经生了两个儿子。非常不巧的是我的大伯父阿根随着建筑队去了北京,他自从在一九五四年被招去建造人民大会堂之后,就经常出入北京参加首都的一些巨大建筑的建造。我姑妈惠英也已经出嫁。因此当我爷爷苏老二肠梗阻发作的那夜,这个家除了我奶奶苏陆氏和我大伯母梅珍以外,只剩下了十三岁的我父亲阿富。二十多岁的梅珍站在苏老二的床边,以她轻弱的哭声在我奶奶惨烈的哀号中加入了一个和声旋律,使苏家那两间草房里传出来的浩大的哭泣显得富有层次地圆润与和谐。

写到这里,我想起有一年过年,我们举家回了沙洲乡下。那时候,我的奶奶也离开了人世。我的大伯母,成了一名历史最悠久的苏家女人。

梅珍对我父亲说:阿富,你是家里的小儿子,姆妈最疼你,你阿哥和我圆房的时候你还在吃奶,你吃奶吃到十三岁,你阿爹死后,你就不吃奶了。

这个苏家长房媳妇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不太会顾及苏家小媳妇,也就是我母亲的内心感受的。多半这种时候,我母亲会红着脸说:阿嫂又要胡说了。

梅珍并不是胡说,一般这种时候我的母亲是无法阻止梅珍的回忆的,因为现在她是苏家最古老的女人,她对往事的回忆具有绝对的权威。比如当我母亲说“阿嫂又要胡说了”时,梅珍就会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妹子我不会骗你。我是看着阿富长大的,记得那时候,姆妈在河浜东头种棉花,阿富肚子饿了,在河浜西岸撑起一条小船摆渡到对岸,闯进棉田,撩开姆妈的衣襟叼起奶头就一气猛喝……

十三岁的阿富还在吃奶,后来,这个还要吃苏陆氏的奶的我的父亲阿富,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午夜手拿一根木棍赶到二十里外的小镇上请郎中,因为他的父亲就要死了,他正在家里的那张稻草铺就的木床上痛苦挣扎。

阿富手里的木棍其实并不粗壮,但在他这样一个十三岁男孩的手里,这根木棍已经相当具有感官上的保护意义了。

阿富手持木棍走过三里河滩,五里松林,七里崎岖不平的田间小路,还有就是鬼火烁烁的坟地。每次我父亲在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总是咬紧牙关,脸上的肌肉稍显狰狞。我想我完全能够理解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在月黑风高的夜色里疾跑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黑暗的环境,更来自身后的那个家里他的父亲苏老二的痛苦呻吟。

天亮时分,郎中随着我父亲到达了。然而,苏老二,我的爷爷,却在一夜的疼痛中奄奄一息,气若游丝。他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奶奶苏陆氏的哭泣已经变成了一种号丧,也许在她的心里已经明白,老二今日必定会撒手离去了,因此,在她的哭泣声中反射出了一腔预知的天堂之声,悠转而诡异。

郎中对于苏老二的肠梗阻无能为力,我的爷爷在剧烈的疼痛中反复昏死过去,他在苏家宅众邻乡亲的注视下渐渐走到了黄泉路上,走进了阴曹地府。午饭时分,我爷爷死了。

那是一个有着明媚的阳光的秋天,屋外的棉田里的白色棉花在褐色枝干间闪烁着耀眼的光斑,秋风中瑟瑟抖动的绵软躯体挥舞出隐约的凄然。阿富说,阿爹是疼死的,苏陆氏用充满了音乐味道的哭腔诉说着:老二啊,你是给活活疼死的啊……

比起多年以后梅珍的葬礼来,苏老二的葬礼显得过分寒酸了,那时候,苏家既没有钱请规模庞大的乐队也没有色彩缤纷铺天盖地的塑料花为苏老二送行,更没有众多代为哭泣的专职送葬人的陪伴。梅珍作为大媳妇,在苏老二的灵床前以委婉的哭腔尽诉了这个故去之人生前所有的好,尽管这种哭诉是葬礼的一个程式,但梅珍的哭泣还是发自肺腑的,她和她的婆婆苏陆氏以简朴的仪式和真诚的哭声送走了苏老二,苏老二在众多亲邻的怀念中离开了他漂泊而至的这块沙洲安然长眠了。

苏老二,是梅珍在苏家送走的第一个故人。此后,梅珍便一个个地送走了他的男人苏金根和她的婆婆苏陆氏,还有她的另一个男人王老头子。

 

五 石匠大伯父

 

在我们苏家,大伯母的寿命算是挺长,大伯父早在十多年前就去世了。

大伯父是一个石匠,做石磨,凿石柱子是一把好手。五十岁那年,石匠大伯父的肺里弥漫了石粉,肿瘤应运而生,他死于肺癌。

石匠大伯父也有过走运的时候,一九五四年大伯父被招去北京造人民大会堂,他就开始了拿工资端铁饭碗的生活。

一九五四年石匠大伯父的工资有七十块,并不是所有的石匠的工资都可以拿到七十块,因为大伯父的凿子下的石块将成为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即将矗立起来的人民大会堂墙壁或者台阶上的千万石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伯父每天的挥手锤石的动作与任何一个石匠并无多大区别,但是在他的锤子或者凿子下生产出来的石块与巨大的宏伟建筑联系在一起,甚至与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和全国人民对新生活的热切期盼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大伯父的工资自然要拿到七十块,于是大伯父就是过上吃香的喝辣的好日子也并不为怪了。

那些年,大伯母一如她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一样,带着红宝新宝住在长江边的沙洲上。拿七十块工资的大伯父过年才回家一趟,回家也就带一包北京糖果和两瓶二锅头。

我爸阿富十三岁的那一年,我爷爷苏老二死于肠梗阻,我奶奶苏陆氏于是成了寡妇。那以后,梅珍与苏陆氏婆媳两人成了苏家的顶梁柱。苏陆氏依旧改不了用笤帚抽梅珍腿的习惯,梅珍却终于在苏老二死后的第五个星期对苏陆氏扬臂扫来的笤帚发起了激烈的反击。也许这应该叫反抗,过去梅珍在苏陆氏的笤帚面前是习惯于逃跑的,但在苏老二死后五七日的那天,梅珍却在苏陆氏因为她未及时把祭奠苏老二的酒盅拿上来时很顺手地取下挂在墙角边的笤帚扫向梅珍。梅珍竟然用她二十多岁年轻有力的手去握住了苏陆氏握着笤帚的手,并且大声说:我要去北京找金根,我高兴起来腿一抬就走了,一如她当年说“我要去找我姨,她答应娶我做媳妇的”一样没心没肺、缺乏思考但却勇敢而无畏。

苏陆氏终于在梅珍粗壮有力的手掌紧握下感觉到了长久以来赖以维持着自己威信的笤帚即将寿终正寝,因此精明的苏陆氏很快改变了与梅珍的交流方式。她丢掉笤帚,转而用挂着浅薄笑意的脸和委婉和蔼的声调劝阻梅珍:红宝还不懂事,新宝还要奶着,你就等等吧,金根是你的男人,这总逃不脱的。

梅珍在苏陆氏忽然转变的态度下感到受宠若惊,她不想立即拒绝婆婆一反常态的甚至是讨好的请求,她想长时间地享受因自己的反抗而得来的全新的待遇,于是她暂时放弃了要去北京找我的大伯父她的男人苏金根的打算。

然而,苏陆氏的那句“金根是你的男人,这总逃不脱的”还是让梅珍那简单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丝疑惑,这个长年累月不回家的男人在北京到底是怎样生活的?没有女人伺候的日子,他是怎么过的?尽管苏金根是梅珍的男人,这总逃不脱的,但常年不归家的男人悄悄地逃脱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点,梅珍还是想到了,沙洲上的男人出门做工,找个野女人在外面过日子的例子不是没有,梅珍看到过,想到自己的处境,就有些恐慌起来。尽管苏陆氏已经不敢再用笤帚抽梅珍的腿,并且自打苏老二死后,她也越来越感觉到苏陆氏对她的依赖,苏家是离不开梅珍这个壮劳力的,但梅珍想去一次北京的愿望还是与日俱增起来。于是,梅珍在对大伯父北京生活的怀疑以及对他那种城市生活向往的双重激励下,终于在新宝学会走路后的那一年冬天毅然不顾苏陆氏的劝阻而北上首都了。

那一次的北京之行让大伯母悲喜交加。

大伯父只身在外,果然如梅珍所想,有了一个女人了。这是梅珍一直暗暗担心着的事情,终于还是成了事实。那女人是工地上做饭的,女人长着个马脸,与梅珍比起来并不显得好看,可女人却使唤得大伯父服服帖帖。梅珍去北京的时候,女人就把屋子腾给了他们住,她自己还是回伙房。梅珍一走,她就搬回大伯父的屋子。

起初,梅珍还十分感激这个女人,因为每顿饭时,她都会殷勤地把饭菜送上门去,她特地为远道而来的梅珍做的饭菜让梅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礼遇。每次饭后,苏金根却总是不见了踪影,直到深夜才回来。后来梅珍才发现,自己的男人借口要把碗筷送回伙房而一去不返,他在工地上那间布满油腻充当厨房的简易屋里与那个马脸女人偷鸡摸狗打情骂俏,久别的老婆并没有让他收心。

一如沙洲上的任何一个女人一样,梅珍在知晓了自己的丈夫每天夜晚要去的地方后,她便在每天的晚饭后快速占领那扇紧闭的屋门,她用一只手撑在门框上以一种毅然决然的姿态阻止大伯父出门,男人推她搡她,她便一屁股坐在地下拍打着大腿哭喊起来,她以为她这是在沙洲上的家门口吵架,她全然不顾这里是首都北京,她哭着:我为你生了两个儿子,你在外面找野女人,你这个没良心的……她以为她这样堵在门口以她传遍整个工地的强有力的哭泣能阻挡大伯父已经出轨的脚步。可事实上,大伯父非但对此置之不理,相反他收工后连晚饭也不回自己的宿舍吃了,他直接去伙房吃饭,饭后的自由便轻易得取。工地上也有好心的多事人,他们劝梅珍:你去扇那个女人的耳刮子,你去伙房砸她的锅子勺子搪瓷缸子,给她点颜色看看,叫她偷别人的男人。

梅珍却终究不敢那么去做,大伯父于她而言,总是有些威严的,如若真的惹急了这个男人,对梅珍是没有丝毫好处的。可这的确是一件让梅珍伤心欲绝的事情,对此,梅珍似乎无能为力了。她在陌生而宏大的北京城里举目无亲,她明白她是不可能在北京城里长久地住下去的,她确信在她离开这里的那一天,马脸女人仍然会回到大伯父的怀抱里,或者说,在梅珍去北京探亲的日子里,那个女人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的风度来礼让梅珍了。因此梅珍回沙洲,女人回到大伯父的床上那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梅珍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已经对大伯父毫无作用了,大伯父也不是破罐子破摔,他也掏出钱来让梅珍去逛北京城,想以此来笼络梅珍。没有钱的时候,梅珍逛街只是瞎逛,好东西只能看不能买,有钱了就截然不同了,梅珍可以盘算着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钱可真是个好东西。因此,当梅珍兜里装着大伯父给的钱逛了几次北京城后,就不得不说服了自己,既然不能掌控男人的心,那么握住男人的钱总是没错的。

梅珍在她即将回沙洲的前一夜对大伯父提了一些要求,并且表示如果大伯父不答应,她将以自己会赖在这里不走为胁迫大伯父承诺的条件。大伯父在这种情况下一口答应了梅珍的要求。其实她的条件并不为过,她要大伯父以后每个月把七十块工资中的二分之一寄给她,因为她替他养育着两个儿子。另外过年必须要回家,别的,就什么也管不着了。

大伯父答应了她过年回家的要求,至于在二分之一工资上缴的问题上,大伯父竭力地为自己争取了一番,最后商定梅珍将拥有大伯父工资的三分之一的掌控权。梅珍也算是打了一场胜仗了,因为在她看来,日后她在回到沙洲的日子将会成为一个掌握了经济大权的女主人。于是梅珍在上火车回沙洲的这一天,特地到天安门广场前拍照留念。大伯母的那张在天安门广场前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的照片直到现在还在苏家客堂墙壁上的相框里占有一席之地,照片上,她的笑容憨厚灿烂,闪烁的眼睛仿佛看见了自己在老家翻身做主扬眉吐气的样子。

在我能记事起,就知道过年了,父亲会带着我们回老家,大伯父总是先我们几天从北京回了沙洲。我记得每次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大伯父就把他的二锅头凑在我鼻子上给我闻,问我:香不香?

我点头说香,他就让我尝一口那种很辣的酒。我的确只能尝到一小口,大伯父把小酒盅放在我嘴唇边缘微微倾斜,然后我的嘴唇上一凉,酒液沾了上去,我刚伸出舌头想尽情地舔一舔这种散发出发酵后冲鼻烈香的液体,大伯父就把小酒盅缩了回去,然后,我只能把已经伸出的舌头在我沾染了少许酒液的嘴唇上舔一舔,的确是辣的。

大伯父从北京带回来的二锅头,在春节期间大伯父的一日三餐中被慢慢地消磨一空,只剩下暗绿色的空瓶子。大伯父喝多了,就跟我吹,他总是问我同一个问题:你猜猜,毛主席纪念堂门口的台阶下,埋着多少块金砖?

他问了我一百遍,却总也没有告诉过我准确的答案,他咂吧着嘴喝一口酒,然后把两条手臂撑在方桌上,很象某一个伟人的动作。他大手一挥说:我就是造毛主席纪念堂门前的台阶的,我带领几十个人把金砖埋进去,黑天黑地的,抢时间,一个夜工,纪念堂的台阶就全凿好安上了。

我因此而极其崇拜这个亲手摸过沉甸甸的金砖的我的石匠大伯父,他不仅在他的青年时代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建造,中年时代,他又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建造。在沙洲人的眼睛里,他的见多识广是有目共睹众口皆碑的。尽管他并没有识过字念过书,但他在讲述金砖的故事的时候几乎学会了做一个睿智的长者,而在平时,他经常通红的酒糟鼻子让他的子女和我都一样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我总是盯在他屁股后面问他:大伯父,毛主席纪念堂门前的台阶下到底埋着多少块金砖啊?

大伯父叹一口气,然后把酒盅放到嘴唇边碰了一下,并且发出很响亮的吸吮液体的声音,然后在我极其期待的眼神注视下很神秘地说:小孩子,不能告诉你的,上面有命令,保密!

我的好奇心象黄昏的太阳花一样在大伯父神秘的回答后暂时闭合了,可我依然抱着这个疑问,希望能在某一次的晚餐后听到喝多了的大伯父嘴里说出一个金砖的确切数字来。可是一直到大伯父去世,我都没有得到过明确的答案。

大伯父去世了,我奶奶苏陆氏和我大伯母梅珍送走了他。他留给他的儿子或者侄子们一个秘密,毛主席纪念堂前的台阶下埋着多少块金砖,这也成了我在日后生活中一直想探询到答案的一个问题。即便是到了我成年后,我虽然开始怀疑大伯父所说的金砖事件的真实性,但我依然确信,大伯父在抢造纪念堂时的那种心情和日后他吹嘘自己业绩的骄傲决不过分,他用金砖来表示他的工作的举足轻重,对于一个石匠来说,这实在是无可厚非的。

我奶奶苏陆氏活了有八十二岁,她是在一个六月里因突发性的脑溢血而忽然死去的。我爸带着我妈和我回老家奔丧,他们在我的苏陆氏奶奶的床底下找到了她藏匿着的五坛子大米,她的破旧的衣服里,三百多元钱静静地躺着,这就是我奶奶苏陆氏生前为自己筹备的用来养老的所有家当。梅珍和我妈在收拾苏陆氏的遗物时,在苏陆氏的一个当年和她一起嫁到苏家的破箱子里找到一个贴身的小荷包,也许是她在婴儿时期佩带的吉祥物,上面绣着“汝娟”二字。自此,我们知道了,苏陆氏的真实姓名叫陆汝娟。

我的奶奶,在嫁给我爷爷之前,有过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充满了灵惠文雅之气的名字。从名字看来,我奶奶的出生,倒象是书香门第了,亦或,她的名字是请测字先生起的,与她的这个粗俗的人不甚相称,因此到后来,连她自己都忘记了,她还有过一个这样的名字。她习惯于说:我叫苏陆氏,我娘家是姓陆的。很响亮的嗓音,拉长了声调说着,使我们苏家的家乡话听来满含着古老而经典的音乐性。

 

六 再婚

 

我的大伯母又送走了她的婆婆我奶奶苏陆氏。那以后,大伯母梅珍开始了真正的孤独生活。

红宝和新宝都结婚生了孩子,大伯母一个人住在小偏房里扎鞋底,老手没了力气,扎不动了,也没有人穿她做的鞋子,于是她开始准备找一个愿意穿她做的老式布鞋的男人了。

大伯母真的找到了一个老伴,而且是城里人,梅珍终于离开了沙洲,她去的地方甚至连东亭镇都不能所及,她要嫁到南通去了。李梅珍在六十岁上远嫁城市使她本来贫困寒酸的生活轨迹在行将末尾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耀眼的高潮,这个高潮象黑夜里的天空中忽然闪烁的一块光斑一样绚丽华彩,然而却转瞬即逝。

那个男人姓王,红宝新宝都叫他王老头子。王老头子在南通街面上开了一版小店,日子过得滋润富足,只是王老头子有一个残疾女儿叫哇哇,半身瘫痪不能行动。王老头子找梅珍其实是看中梅珍还有一点精神气儿,来王家后可以帮着做做家务,照顾哇哇。梅珍也愿意离开沙洲,离开红宝新宝两家,随凤英永梅俩妯娌怎么闹去,眼不见为净。

红宝和凤英说老娘脑子昏掉了,跑去照顾一个半身不遂的瘫子,这里琴和军都要她照顾的,她却跑去王家照顾瘫子,老娘真正有病。新宝和永梅说老娘喜欢就让她去,不花我们的钱落得省事儿,有王老头子陪着她我们也轻松。

打那以后,大伯母就算是王家的人了,她和我们苏家没有了关系,她不能再叫苏李氏了,她该叫王李氏。可已经是八十年代末了,还有谁这样称呼来着?所以,大伯母还是被隔壁邻舍叫着梅珍。

梅珍每天早上起来后就把一张藤条椅子搬到太阳底下,再把哇哇抱上椅子让她坐着晒太阳,然后开始做一天的家务。梅珍边做着家务边和哇哇说:我是有孙子孙女的人,我老来也不怕没人养我,我现在到王家来,是觉得在沙洲上冷清。我的孙子孙女都大了,他们总是会来看我的,现在我是你们王家的人,可过去我是苏家的人,孙子孙女总还是我的,他们是一定会来看我的。

哇哇在日头下眯缝着眼睛看梅珍,梅珍忙碌的身影一忽隐没在黑洞洞的屋门里,一忽又出现在亮堂堂的阳光下。风吹来,有些凉,哇哇叫着:阿姨,我想进屋去。梅珍就去抱小得象个布娃娃一样的瘫子,瘫子用手臂搂着她的脖子,她哼唷哼唷地把她抱到了床上,放她坐下。放下了还要说:我连孙子孙女也没这样抱过,哇哇你现在可是我的丫头喽。

新宝家的军来南通学厨师,抽空子就到梅珍那里去吃饭,梅珍买对虾炖王八地让军吃。红宝家的琴在东亭镇新月歌厅坐台坐腻了,跑到王老头子家跟梅珍说:奶奶给我两百元钱,我要在南通城里逛逛。

梅珍说:逛什么呀老逛?

梅珍答应琴的要求时总是没有答应军的爽快,这谁都知道。

琴说:玩啊,吃啊,买衣服啊,还能干什么?

梅珍就掏钱给琴,嘴里还要说:以后找份正经活儿做,别老坐在黑洞洞的大屋子里和男人纠缠,这样子以后可怎么嫁人。
   
琴拿了钱说:奶奶你不也嫁了两个男人吗?你都那么大岁数了都有人要,我还怕没人要?说完不再理梅珍,一抬腿就出了门。

凤英知道了就说琴:你怎么就要了两百元,你奶奶现在和王老头子一起过,有钱着呢。

琴听明白了,下回就问梅珍要三百元,要三百梅珍就给三百。再下回,琴就问梅珍要四百元了。
   
王老头子派头不小,每个月给梅珍不少钱,梅珍过得忙碌但又满足,梅珍口袋里的钱比起在苏家的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梅珍也就和王老头子一样派头大起来了,掏钱给军和琴的时候也就不会心疼得发慌了。

梅珍经常怀里揣着不少钱出入在南通嘈杂繁华的自由市场里,过去的东亭镇已经不在话下。大街上汽车喇叭的鸣叫声也让梅珍常常怀念沙洲上破旧的苏家,三间草房,屋前一条宁静的河流只有在船只经过的时候才会泛起少许激烈一点的波浪。可梅珍依然是骄傲的,她在南通街面喧闹的王家屋子里想念沙洲上的草房子时的心情几乎带了一点炫耀的满足,尽管城市的喧闹经常让梅珍无法进入安静的睡眠,但她还是真诚地感谢王老头子带给她的充足无忧的生活,因此她也更为卖力地照顾着瘫子哇哇。

梅珍和王老头子过了五年富足的日子,一直到王老头子在一个半夜时分心肌梗塞突然死在麻将桌上。那一天和别的日子并无多大区别,王老头子在一副颇为激动人心的牌自摸胡下后忽然把眼珠定格在了眼眶的斜上角,然后,轰然倒下。自此,梅珍又成了寡妇,她带着瘫子哇哇,街面房子出租,她们就这样依靠王老头子留下的房子廖以度日。

梅珍终于过上了当家作主的日子,她没有嫁给她姨夫家的二傻子,她在六十岁的时候成了一家之主,这个家并不是苏家,而是王家。

王老头子死了,凤英们开始频繁地去南通看望她们远嫁的婆婆,晌午时候到达,梅珍就自然留他们在王家吃饭,一吃饭梅珍就买海鲜买水果。梅珍那被虫子蛀过的脑子没有在长久的生活中磨练得聪慧一点,相反她似乎变得越发糊涂了,她不能明白儿媳们的来意,她好饭好菜地招待他们是为了保住自己拥有经常热闹的生活或者说抵挡因王老头子的突然死去而造成的寂寞的恐慌。

她让凤英们吃了晌饭再吃夜饭,天黑时才回沙洲,回去时凤英们总要提了香蕉苹果梨子才走人。梅珍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相反她觉得儿子媳妇们变得孝顺了,因此而越发地愿意讨腰包花银子让他们“咱妈长”“咱妈短”地一个个脸蛋笑得象朵花一样灿烂。那段日子,没有人嫌梅珍买对虾给小孙子吃不给大孙女吃了,更没有人用笤帚疙瘩抽她的腿,没有了。

梅珍终归是有些老了,她喜欢热闹,谁来看她她都高兴,即便她们来一次把她的好吃的好用的洗劫一空,她也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她就用王老头子留下的一丁点儿产业笼络着她的儿子媳妇们以求得一点老年人需要的精神安慰,而这种安慰在她迟暮的岁月里,使她无法区分它是真诚的还是虚情假意。但于梅珍来说,这是她过得最为满意和富足的一段日子。

过了二十一世纪新年,梅珍收到了一张南通市某街道居委会发的奖状,上面写着:献给跨世纪老人李梅珍。梅珍成了跨世纪老人,她送走了我爷爷苏老二、我奶奶苏陆氏、还有她的两个男人——大伯父阿根和王老头子,在她独自照顾着瘫痪女孩哇哇的日子里,她愉快而充实地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可梅珍终归还是老了,老了就容易生病,而且一生就生出了个肿瘤。住进医院,动完手术后,新宝把梅珍接到了苏家,红宝硬要梅珍住他家,新宝不让,梅珍说:“别争了,你们都要接妈回家妈可真高兴,就住新宝家吧,既然新宝已经接我回来了”于是凤英把脸拉得象驴脸一样长,好似不能接梅珍住自己家就不能表示她的一份孝心一般。一转身凤英却对红宝说:“老娘还是重男轻女,军是孙子,她就住新宝屋里,老娘一定把王老头子给的钱都偷偷塞给军了。”

事实上,梅珍到底有没有钱,谁也不知道。梅珍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每天给凤英一百元菜钱,她的钱都是王老头子留下的,在凤英们眼里,每天能拿出一百元菜钱,那她袋袋里一定是装满了钞票的。凤英和永梅每天在梅珍的床前和她闲聊,她们想着法子探听老梅珍到底还有多少存款。可是直到梅珍死,她们都没有探听出一个虚实来。

跨世纪老人李梅珍,我的大伯母终于在一个六月天里死了,她的葬礼的隆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她的公爹苏老二和她的第一任丈夫苏金根,还有她的婆婆苏陆氏。贫困的苏家在操持梅珍葬礼的花销上竟然比王老头子死的时候更为奢侈,这让沙洲上的众多乡邻感觉到梅珍是抱着王老头子家的巨额财产死去的。

 

 

七 远离沙洲

 

灵堂里的人群忽然咋呼了开来,红宝率领着一队人马抬着一口红棺材进了堂屋。

抬棺材的人把那口巨大的家伙往地上一放,抬起大伯母的床板,往棺材里落好,然后一个男人从棺材边上拖出一个电插头,往拖线板上插好,然后,棺材发出了嗡嗡的制冷声。人群里再次发出赞叹声,原来这是一个冰柜式的棺材,六月天,大伯母已经在堂屋里停放了三天,没有冰柜怕是不行了,腐败的气味已经开始弥漫出来。红宝总算做了一件让宅子上的人都没有意想到的有份量的事情,尽管冰柜来得晚了些,但终归是让红宝想到了,红宝因此而再一次在新宝面前略胜一筹。

现在大伯母躺在了冰棺材里了,怕是凉快清爽了些。乐队还在继续演奏,号丧的人的声音几趋疲乏。天气闷热得异乎寻常,天边的滚雷远远地接近着,上午灿烈的日头此时被乌云遮挡了。出殡前一刻,暴雨终于没能憋住哭号,倾泻而下。

大伯母在大雨浇灌的塑料花丛中走向天国,出殡的队伍里,有两个男人抬着一架扩音机,两个女人拿着话筒号啕哭诉,一路走去,象在作忆苦思甜宣传一般孜孜不倦。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武警军服的乐队继续吹奏着极其现代的流行音乐,连《走西口》和《真的好想你》也不放过。他们的服装让这支送葬队伍显得极其正规化,尽管这些衣服并不是很合身,腹部的纽扣因为扣不上,里面的红色或者灰色汗衫露了出来,但葬礼还是因此而显得隆重了许多。沉重的铜管乐声和扩音器里尖锐的号丧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声浪,男人女